紅學研究的最佳境界,應該是將作者、時代、版本、本事的考證,同《紅樓夢》文本的詮解有機地結合起來。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無論是舊紅學的索隱,還是新紅學的考證,卻有將二者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的通病,以至于使讀者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考證也好,索隱也好,對于閱讀小說文本不僅沒有幫助,有時反倒是足以妨礙鑒賞文本的東西。改變這種不正常的現(xiàn)象,恐怕是推動紅學事業(yè)進一步發(fā)展的關鍵所在。 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作者“有所為而為”的產(chǎn)物。詮釋作品的文本,離不開對于作者的創(chuàng)作內(nèi)在驅力的探索,而這又離不開對創(chuàng)作時的文學氛圍的了解。曹雪芹為什么要創(chuàng)作《紅樓夢》?歷來的研究者一齊將眼光投向開卷時作者的自白:“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黨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馀,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樗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guī)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對這番表白的不同理解,劃分出“舊紅學”和“新紅學”兩大營壘。 “新紅學”的核心是“自傳說”:“《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自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歷史。”當年胡適論證的思路是: 曹雪芹“生于極富貴之家,身經(jīng)極繁華綺麗的生活”; “但后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生活非常貧苦,他因為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chǎn)傾家之后,在貧困之中做的”; 所以,“《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里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則是當日曹家的影子”(《全編》第108頁) 早在1904年,王國維就針對“《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的說法發(fā)表了精辟的意見:“其說本于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信如此說,則唐旦之《天國喜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一語道破了“自敘傳”的最大失誤,是將“親見親聞”機械地理解為“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在于將《紅樓夢》狹隘地看成作家個人經(jīng)歷的刻板記錄。 “自傳說”的最大弊病,在于它無助于《紅樓夢》文本的詮釋。胡適從此點出發(fā),推出了“《紅樓夢》的真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全編》第108頁),固然是很煞風景的;“自傳說”的繼承者們,雖然聲稱要發(fā)掘出“《紅樓夢》具有高度概括的政治歷史價值”,竭力強調(diào)曹雪芹的貴族家庭衰敗對他的影響,甚至把它看成《紅樓夢》成書的內(nèi)在驅力之所在。但是,出身“包衣下賤”的曹家,因充當皇室的親信和耳目而過上“飫甘饜肥”生活,并無多少令人歆羨的光輝;曹家的得罪抄沒,算不上真理和正義的失敗,世人不值得為之灑下同情之淚。有人覘曹雪芹由于從貴墜人困頓,因而接觸到包括被壓迫被剝削}j人民群眾,并將其镕鑄在《紅樓夢》的藝術形是之中,則完全是臆想之辭,亦與作者自云小談昕寫“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不相一致。 “舊紅學”也有“必規(guī)規(guī)焉求個人以實之”的偏向,所論更多穿鑿附會者。它的最大毛病,是與直接與小說,本的詮釋相對立,他們只關心從《紅樓夢》的宇里行間去“猜謎”,去“破譯”,卻將作為小說的形象與情節(jié)拋棄在一邊,因而走向了文學的反面,同樣是不可取的。 但是,要將作者、時代、版本、本事的考證,同《紅樓夢》文本的詮解有機結合起來,又不能割斷歷史,不能脫離新舊紅學所開辟的工作平臺,不能忽視新舊紅學所提供的信息和資料。 比如“索隱派之所以產(chǎn)生,不但源于中國古代引史解經(jīng)和索求微言大義的經(jīng)學傳統(tǒng),也由于《紅樓夢》'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寫法本身所提供的暗示。即是說,索隱派的某種合理依據(jù),正存在于小說自身?!?/span>(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第7頁,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剔除其牽強附會的成分,我們就將發(fā)現(xiàn),在領悟把握《紅樓夢》產(chǎn)生的時代氛圍和文人心態(tài)方面,比起新紅學的簡單比附來,舊紅學家們可能要貼近得多。其中最可注意的是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的見解: 書中最重命名之義,一僮一婢,姓名皆具精心,況全書總名,更非漫然著筆,其關合事實,得弦外音。如是書原名《情僧錄》,天下因情而僧者,本不一一,若出之富貴之家,金玉之質,則古今曾有幾人,此一可思也。其書又名《石頭記》,夫寶玉本無其人,通靈安有其玉?石頭一說,更從何來?其稱石頭者,大抵為石頭城之事,此二可思也。又名《金陵十二釵》,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釵,則地屬江南,人為閨閣,本有其事,實有其人,更為明確,此三可思也。又名《風月寶鑒》,言“風月”則非閨門之常度可知,言“寶鑒”則寓箴規(guī)之大義可想,孰能當此,事甚離奇,此四可思也。其通稱之名則日《紅樓夢》,“紅樓夢”三字出之太虛演曲中,實括全書大旨,故以為名。是名殆有二說;自情僧言之,羅綺幾時,黃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蕪,此專重一夢字對事實而言,一說也;自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青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又一說也。兼采二說,則事在其中矣。本此五說求之,于全書大旨,思已過半。(載1914年《中華小說界》第一年第六至七期,《紅樓夢卷》第295頁) 在對《紅樓夢》“之命名五說”一一索解的基礎上,王夢阮提出《紅樓夢》是寫順治皇帝與秦淮名妓董小宛愛情故事的著名觀點: 至于董妃,??人人皆知為秦淮名妓董小宛也。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愛重,適大兵下江南,辟疆舉室避兵于浙之鹽官,小宛艷名夙熾,為豫王所聞,意在必得,辟疆幾頻予危。小黨知不免,乃以計全辟疆使歸,身隨王北行。后經(jīng)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廢后立后時,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賤,持不可,諸王亦尼之,遂不得為后,封責妃,頒恩赦,曠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發(fā)為僧,去之五臺不返。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小宛既北,辟疆慮禍,托言已死,著《影梅庵憶語》以思之,故人多不知小宛之在世。(《紅樓夢卷》第298頁) 據(jù)孟森《董小宛考》,可知《紅樓夢》之敘順治帝與董小宛事與史不符,但周汝昌先生卻看出其中蘊藏的另一層意思:“清代的第一朝皇帝順治,就是一位情癡情種。他的法名叫做'行癡’,而自號叉.日'癡道人’。順治酷愛漢文化與漢字,能背誦《西廂》。他對董鄂妃用情至篤,為了她幾乎以身殉情,又割發(fā)出家,被阻未遂。……這樣,我們就要十分細心體會早先'索隱派’附會說芹書所寫乃是順治的故事,其原因即是順治本人正是一個'賈寶玉型’的'兩賦’人物。識得了這一要義,不但理解了'索隱派’的真正涵義,而且也就明白了雪芹'大旨談情’與情癡情種’的提法應當從中華文化的歷史大脈絡中去尋認。”(《(紅樓夢)與“情文化》,《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1期)撇開王夢阮的穿鑿附會成分,應該承認:他憑著某種直覺,確實悟到《紅樓夢》素材同秦淮名妓的關系:“自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青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敏銳地捕捉到了《紅樓夢》成書時代的文化氛圍。 董小宛與冒襄的愛情故事,在當時已廣為流傳,播在人口。冒襄(1611—1693),字辟疆,晚明參加廣業(yè)社,論文議政,才氣縱橫,與侯方域、陳貞慧、方以智合稱“四公子”。曾列名《留都防亂公揭》,聲討阮大鋮。明亡后,隱居不出,閉門著書,康熙十二年(1673)拒絕朝廷詔征山林隱逸之聘,十八年(1679)又拒絕應博學鴻詞科。他對董小宛的真情,在《影梅庵憶語》小序中有酣暢淋漓的傾述: 愛生于昵,昵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天下鮮有真可愛者矣。矧內(nèi)屋深屏,貯光闐彩,此憑雕心鏤質之文人,描摩想像,麻姑幻譜,神女浪傳;近好事家,復假篆聲詩,侈談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閣中有之,此亦閨秀之奇冤,而瞰名之惡習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復字青蓮,籍秦淮,徒吳門,在風塵中雖有艷名,非其本色。傾蓋矢從余,人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凡九年,上下內(nèi)外大小,無忤無間。其佐余著書肥遁,佐余婦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遘疾,莫不履險如夷,茹苦若飴,合為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煢煢粥粥,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nèi)外大小之人,成悲酸痛楚,以為不可復得也。傳其慧心隱行,聞者嘆者,莫不謂文人義士難與爭儔也。余業(yè)為哀辭數(shù)千言哭之,格于聲韻不盡悉,復約略記其概,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與偕姬九年光景,一齊涌心塞眼。雖有吞烏夢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區(qū)區(qū)淚筆,枯澀黯削,不能自傳其愛,何有于飾。矧姬之事,余始終本末,不緣狎昵。余年已四十,須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一笑瞠若,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譜情艷,以欺地下。儻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異,賜之鴻文麗藻,余得藉手報姬,姬死無憾,余生無憾。 序中一則說小宛“在風塵中雖有艷名,非其本色”;二則說自己對于小宛,“始終本末,不緣狎呢”,且其時“年已四十,須眉如戟”,之所以撰寫《憶語》,決不是要“效輕薄子漫譜情艷,以欺地下”,亦堪稱是一位“賈寶玉型”的“兩賦”人物。《憶語》敘二人經(jīng)歷種種風波,終得結合,相互愛敬,甘苦共之,小宛謂冒襄日:“我人君門整四歲,早夜見君所為,慷慨多風義,毫發(fā)幾微,不鄰薄惡,凡君受過之處,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實逾于愛君之身?!睆埫麇龇Q其“相得之樂,兩人恒云天壤間未之有也”(《冒姬董小宛傳》),是真實的。 冒襄與董小宛的感情經(jīng)歷,在當時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正如陳寅恪所說:“夫金陵乃明之陪都,為南方政治之中心,士大夫所集萃,秦淮曲院諸姬,文采藝術超絕一時。??明季黨社諸人多文學名流,其與當時聲妓之關系,亦有類于唐代者。”(《柳如是別傳》上冊第328—3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其時和董小宛齊名的有馬湘蘭、柳如是、李香君、顧橫波、卞玉京、寇眉、陳圓圓等,號為“秦淮八艷”,都是勵名節(jié)、重道義、解音律、富文彩、工詩詞、擅書畫的“樂籍中奇女”(張明弼:《冒姬董小宛傳》),與她們交往的有錢謙益(1582~1664)、張岱(1597—1684)、陳貞慧(1604—1656)、吳偉業(yè)(1609—1671)、方以智(1611—1671)、龔鼎孳(1615—1673)、余懷(1616—1696)、侯方域(1618—1655)等,都是當時的名士勝流。陳寅恪論柳如是(河東君)道: 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妹,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詩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于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一時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柳如是別傳》上冊第75頁) 正因為秦淮名姝“非閨房之閉處”,故能不受禮法綱常的拘牽,與黨社勝流建立起“男女之情兼詩友之誼”。他們志趣相投,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認同,談詩論文,談燕唱酬,優(yōu)游容與,“在總體不自由的處境中享受一種近乎藝術的人生,盡管時間可能十分短暫,但在此期間,她畢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選擇伴侶,可以無拘無束地從事文學藝術活動,可以較為充分地以一種接近理想的女性角色優(yōu)游于黨社名流之間?? 由于享有一定的遴選物色的自由,而且還有一段如切如磋的戀愛過程,所以部分江南名妓從良以后的婚姻生活也具有理想化的色彩?!?/span>(陶慕寧:《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第182—183頁,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可以設想,千古名著的《紅樓夢》,正是孕育于秦淮名姝所釀造的文學氛圍之中的。從作者的表白可以感知,《紅樓夢》創(chuàng)作的意緒發(fā)端,并不起于家庭敗落之后對“繁華舊夢”的懷念,而起于“歷過夢幻”之后對“所有女子”的追憶。在《紅樓夢》的全部存在中,充溢著作者強烈的自譴自責,這種心緒既來自對自己的不滿之意,更來自對女子的敬佩之情: 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后,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日“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馀,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棒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guī)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并使其泯滅也。 作者在這里,鄭重地回答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亦即小說的所取題材問題:《紅樓夢》寫的是“當日所有之女子”、“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試想,小說如果寫的真是家庭生活的經(jīng)歷,以“當日所有之女子”稱呼自家姊妹親戚,顯然是不恰當不適宜的;“一一細考較去”,尤其不像是對待朝夕相處的親人的口吻。這就不能不涉及書名何以稱《紅樓夢》的問題了。 王夢阮的意見是:“'紅樓夢’三字出之太虛演曲中,實括全書大旨,故以為名。是名殆有二說:自情僧言之,羅綺幾時,黃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蕪,此專重一'夢’字對事實而言,一說也;自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青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又一說也。兼采二說,則事在其中矣。”是很有見地的,只是他以為“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并不準確因為紅樓向來就是妓院的別稱。 晚唐韋莊《浣花集》補遺《長安春》云:“長安春色本無主,古來盡屬紅樓女。”《薔薩蠻》亦云:“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卷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人和淚辭?!痹~中的“紅樓女”、“紅樓美人”,分明都是妓女。晚明方汝浩《禪真逸史》第十三回,敘酒生兒陳阿寶因出首林澹然,領得一筆賞銀,喬裝混進妓館,被土妓媚春看出破綻,慢敲檀板,唱了一出北調(diào)《江水兒》:“你可也辦著青州從事,紫府真誥,改衣裝來混取?翠館莫冠笏,紅樓不用呼?!痹谶@妓館小曲中,“紅樓”、“翠館”都是妓院的代稱。 明清時期的南京,妓女喜名其居日“樓”,“紅樓”遂為秦淮曲院之別稱。曹大章《秦淮士女表》云:“當時胭脂粉黛,翡翠鴛鴦,二十四樓,列秦淮之市?!庇鄳选栋鍢螂s記序》云:“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風流,甲于海內(nèi),白下青溪,桃葉團扇,其為艷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曾納秦淮名妓顧眉生為側室的龔鼎孳有《小重山·重至金陵》云:“長板橋頭碧浪柔,……烏衣燕,飛人舊紅樓?!蓖跏康潯稇浨囟?/span>.憶秦淮》云:“秦淮水,紅樓一帶波如綺(注云:“歌樓下臨秦淮,波如綺羅皺紋”)?!背蓵诳滴跞四?/span>(1699)的《桃花扇》,第二出“傳歌”李貞麗上場所唱《秋夜月》,第一句是“深畫眉,不把紅樓閉?!钡诙觥凹纳取保钕憔侗毙滤睢?,有“凍云殘雪阻長橋,閉紅樓冶游人少”之句,楊龍友登場詩,有“認得紅樓水面斜,一行衰柳帶殘鴉”之句。第二十四出“罵筵”,李香君所唱《忒忒令》,有“下紅樓殘臘雪滾,過紫陽早春泥凍”之句。第二十八出“題畫”,侯朝宗所唱《破齊陣》,有“巷滾楊花,墻翻燕子,認得紅樓舊院”之句,下場詩又有“重到紅樓意惘然”之句?!凹t樓”,就是李香君的媚香樓。柳如是早年與陳子龍同居于松江之南樓,陳子龍《春日早起》七絕云:“獨起憑欄對曉風,滿溪春水小橋東。始知昨夜紅樓夢,身在桃花萬樹中?!币苍S是“紅樓夢”三字的首次連用。 有人要問,《紅樓夢》中的“紅樓”,會不會另有所指呢?按,“紅樓夢”三字,出第五回“賈寶玉神游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紅樓夢引子]日:“開辟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秉c出了“紅樓”與“風月情”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大觀園的少女,除了林、薛、史外,馀者不是寶玉的姊妹,就是府中的丫鬟,寶玉和她們之間的感情,是不能稱作:“風月情”的。 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事實:在書名的改定過程中,將其題為《金陵十二釵》的,恰是曹雪芹本人。按,“金陵十二釵”的提法,亦出現(xiàn)在“賈寶玉神游太虛境”一回。寶玉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么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女孩兒。”警幻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痹掚m說得不錯,但落實下來,“金陵十二釵”偏偏都生活在賈府之中,那么,為什么不索性叫“賈府十二釵”呢? 關于“十二釵”的典故,最早出梁武帝《河中之水歌》:“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形容頭髻飾物之辭;其后,白居易《酬思黯戲贈》有“鐘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之旬,黃庭堅《夢中和觴字韻》有“何處胡椒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之句,湯顯祖《邯鄲記》中的盧生,一生“列鼎而食,選聲而聽”,“軒昂,氣色滿華堂,立宮花濟楚珠佩玲瑯,謝夫人賢達,許金釵十二成行”,都是形容豪貴人家姬妾眾多之辭。王夢阮所說“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釵,則地屬江南,人為閨閣”,與古人的理解相近。只是他未曾想到?!笆O”前頭冠以“金陵”二字,與“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可能還有某種內(nèi)在聯(lián)系。按,《情史》卷七“情癡類”《老妓》(敘馬守真故事)篇后之評語,錄有明末名士王百谷的一段話: 嘉靖間,海宇清謐,金陵最稱饒富,而平康亦極盛。諸姬著名者,前則劉、董、羅、葛、段、趙、后則何、蔣、王、楊、馬、褚,青樓所稱“十二釵”也。馬姬高情逸韻,濯濯如春柳聞鶯,吐辭流盼,巧伺人意。諸姬心害其名,然自顧皆弗若,以此聲華日盛。凡游閑子、沓拖少年,走馬章臺街者,以不識馬姬為辱。油壁障泥,雜沓戶外。池館清疏,花石幽潔,曲室深閨,迷不可出。教諸小鬟寧梨園子弟,日為供帳燕客。羯鼓、琵琶聲與金纓紅牙相間。北斗闌干掛屋角,猶未休。雖纏頭錦堆床滿案,而鳳釵柳裙之屬,嘗在子前家,以贈施多,無所積也。 俞樾《茶香室三鈔》引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云: 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先后齊名,所謂“十二釵”也。 戴不凡先生《(紅樓夢>詮釋·金陵十二釵》,據(jù)明萬歷初期戲曲評論家潘之恒《亙史》引錄嘉隆間金壇曹大章《秦淮仕女表序》云 : 曾見《金陵名妓分花譜》,自王室奴以下凡若而人各綴一詞,切而不雅;《十二釵女校書錄》差強人意,未盡當家。 又清初人所作的《秦淮見聯(lián)錄》云:“萬歷問有《十二釵女校書錄》,可考為??(下列名妓馬守真等人名,略)”戴不凡先生在引用蔣士銓(1725——1784)《忠雅堂詩集》卷二十《李園高詠樓銷夏十二首》之四(作于壬辰1772):“芙蓉臉際美人多,十二金釵值幾何”、“卷二十六《雜感十九首》之十四:“何取十二釵,媚我分尹刑”、《銅弦詞》卷上:“中年絲竹,列金釵十二,司空見慣”后,評論道:“這里引用以上詩詞,只是想用以證明:曾經(jīng)寫守妓女戲而且在南京揚州一帶居住過的蔣士銓,之所以愛用'十二釵’一詞,該是他知道南京有個掌故的緣故:有一部品題妓女的書就是以'十二釵’命名的。??原來,早就有一部品題金陵名妓'十二釵’的書在流行了。因此,這位愛收羅掌故的方志編纂家兼劇作家的蔣士銓,在詩詞中雖常應用'十二釵’一詞,但總是對它每露微詞,而不把它當作為姬妾或丫環(huán)的代名詞。蔣士銓對'十二釵’每有不屑一顧之意,可是曹雪芹卻偏偏把自己的作品題名為《金陵十二釵》,從這個對比中,可以說明雪芹對金陵文士們所津津樂道的掌故并不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原先竟采用品題妓女掌故來用作為自己的書名了。他后來沒有堅持采用自己所題的書名,原因恐怕很多,但極可能也是由于他發(fā)現(xiàn)了上述問題的結果。”(《紅學評議·外編》第349頁) 從以上材料可以得知,“金陵十二釵”或“曲中十二釵”,指的就是秦淮青樓的名姬!余懷《板橋雜記》卷下敘秦淮名姬的盛況云:“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于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馀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又云:“孫武公“于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于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聞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huán)列舟航如堵墻,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馀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边@里所說的“定花案”,頗有公眾評選的意味。又云:“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斗勝夸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滟滟,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甲煎,馨聞數(shù)里;入夜而厭笛縐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卞為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睂嶋H上是對于“秦淮八艷”的評定。“金陵十二釵”與“秦淮八艷”相仿,大約也是“花案”的產(chǎn)物,頗有商業(yè)廣告的性質,猶如今日之“四大天王”、“十大巨星”然。 戴不凡先生以為曹雪芹把自己的作品題名為《金陵十二釵》,是因為他對金陵文士們所津津樂道的掌故并不是很熟悉,所以竟采用品題妓女掌故來用作為自己的書名,其實是一個誤解;事情恰好相反,曹雪芹之所以把自己的小說題名《金陵十二釵》,就是因為《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的原型,為秦淮的“曲中十二釵”之故。有何為證”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敘雨村大發(fā)“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的高論,以為“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兇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tài),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偶生于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為奇優(yōu)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稽康、劉伶、王謝族、顧虎頭、陳后主、唐明皇、米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官、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仉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在賈雨村所開列的一批“偶秉此氣而生”的名單中,男性中有高人隱士、風流天子、詩人畫家、名優(yōu)樂伎,而女性中除卓文君外,幾乎都是歷代名娼,其意豈非暗示書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紅拂、薛濤、崔鶯、朝云之流”么? 作者一再申說道:“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并使其泯滅也?!痹囅耄骸拔抑撟锕潭唷迸c“閨閣中歷歷有人”,本是不同性質的事情,為何一定要說“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并使其泯滅也”?原因就在二者確有內(nèi)在的聯(lián)系。為了理解類似的心態(tài),只要讀讀余懷所作的《板橋雜記》就清楚了。他在動筆之時,首先顧慮的是人們對“惟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自序)的責難,甚至“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幸,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尤侗:《題板橋雜記》)的嘲諷;沒有這樣的精神準備,是下不了寫作這類作品的決心的。“狹邪之是述,艷冶之是傳”,向被視為不光彩、不正當?shù)墓串?,而《紅樓夢》作者之負罪,恰在“錦衣紈禱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guī)訓之德”,沉緬于狹邪之游。但是,作者若不綢繆北里,何能結識“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呢?如果出于“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的考慮,將此事隱而不言,豈不使“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的當日所有之女子”,一并泯滅了么? 論者多說《紅樓夢》是“情場懺悔”之作,但在封建社會里,到哪里去找這樣的“情場”呢?第六十六回敘寶玉回答柳湘蓮“你既不知他(指尤三姐)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時,說:“我在那里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边@番說話頗不合寶玉的性格,但在情節(jié)上又非如此不可,恰好泄露了賈府的“情場”性質,非怪湘蓮要跌足道:“你們東府里,除了那兩個石獅子干凈罷了!”沈蝥(笠湖)《石頭記序》說:“《石頭記》一書,味美于回,秀真在骨,自成一子。陋搜神志怪之奇,不仿秘辛;軼飛燕太真之傳,其日可讀。久而聞其香,惟目亦然,無不知其佼,耳食者方諸南柯諸記,目論者訾為北里之編,檻矣?!?/span>(《香艷叢書》十九集)從時人“訾為北里之編”的信息看,彼時確實已經(jīng)有人察知《紅樓夢》與《北里志》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了。 如果拋充那種“必規(guī)規(guī)焉求個人以實之”的、穿鑿附會的作法,將《紅樓夢》看作和“雕刻與繪畫家之寫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王國維語)的藝術創(chuàng)作,我們就會強烈地感受到書中所寫的許多人和許多事,確實很像當時秦淮舊院的某些人和某些事,但又不等于那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王夢阮說得好:“不看《板橋雜記》,不可讀《紅樓夢》,不知諸人來歷,從何說起,直夢中夢。”(《紅樓夢》隱提要,《紅樓夢卷》第301頁)如果以《板橋雜記》所記情事與《紅樓夢》作一比對,就會有許多驚人的發(fā)現(xiàn)。 《板橋雜記》對舊院的環(huán)境、居室、陳設、飲饌、習俗等等,都有詳細記載。如云:“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后門在紗庫街。妓家鱗次,比層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銅環(huán)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渦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庇幸晃恢猩焦有烨嗑?,“家資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則,樹石亭臺,擬于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珠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與“原為才子佳人而設”的舊院相仿,《紅樓夢》寫了一個獨特的女兒國——大觀園,以賈寶玉所居的怡紅院為中心,眾多氣質品調(diào)各異的妙齡女子,分住在蘅蕪院、瀟湘館、綴錦樓、秋掩齋、蓼風軒、稻香村,如眾星拱月般地圍繞著他,演出種種“情癡情種”的故事,簡直就是徐青君所造園林的變形。 《板橋雜記》所記諸姬的居處,如李十娘之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幾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shù)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鳖櫭闹樱凹矣忻紭?,綺窗繡簾,牙箋玉軸,堆列幾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緣繞,檐馬丁當?!倍讋t“慕吳門山水,徙居半搪,小筑河濱,竹籬茅舍,經(jīng)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日:'此中有人?!薄遒愔踊⑶穑跋婧燀鄮?,地無纖塵?!迸c瀟湘館、蘅蕪院諸處的境界,堪為伯仲之間。最可注意的是《紅樓夢》中秦可卿的臥房,壁上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對聯(lián):“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籠人是酒香”,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著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nèi)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于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連珠帳,襯的是西子浣過的紗衾,枕的是紅娘抱過的鴛枕。周春《紅樓夢約評》云:“秦可卿房中陳設種種,便覺詫異?!币驗樗衽f院中的陳設了。 《板橋雜記》又云:“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云,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瑟琴,并皆上品”?!坝绕G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白”,附錄沈周的《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yōu)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為手帕姊妹,每上節(jié)以春檠巧具,肴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為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紅樓夢》之敘飲饌、品茗、聽琴、賦詩,皆非憑空生發(fā),俱有根由可循?!栋鍢螂s記》又敘李三娘于辛丑中秋之際,庭蘭盛開,置酒高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zhàn),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藉,唯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豈不正是《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的情景么? 《板橋雜記》還活生生地描畫出賈寶玉型的人物。有張魁者,少美姿首,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日:“張魁官來,阿彌陀佛?!睆埧拼岛嵍惹?,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偶。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轱爐香,洗介片,拂拭琴幾,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仆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其后張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于門日:“革出花面蔑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笨龖M恨,遍求奇方灑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己。整衣帽復至眉樓,日:“花面定何如?”一個在女兒堆中“廝混”,喜歡對女兒“作小服低”、“陪身下氣”的“寶貴閑人”、“無事忙”的人物,躍然紙上。而《紅樓夢》之“茉莉粉替去薔薇硝,玫瑰露引出茯苓霜”的典故,于此竟亦得其出處也。 最值得注意的是《板橋雜記》中卷“麗品”,純是當時名妓的小傳。余懷所著意的不是品評她們的容貌和技藝,而是以充滿同情和敬重的態(tài)度,表彰她們的修養(yǎng)品種、瑰節(jié)奇行。如尹春,姿態(tài)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無抹脂障袖習氣;顧媚,莊妍靚雅,風度超群,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為南曲第一;董白,天姿巧慧,容貌娟妍,性愛閑靜,遇幽林遠澗,石片孤云,則戀戀不忍舍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閡,心厭色沮,意弗屑也;卞賽,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裊娜,一落筆畫十馀紙;范玨,廉靜,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瀹茗,相對藥爐經(jīng)卷而己;頓文,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學鼓琴,雅歌三疊,清泠泠然,神與之浹;顧喜,性情豪爽,體態(tài)豐華,趺不纖妍,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非籬壁間物也;米小大,頗著美名,纖妍俏潔,涉豬文藝,粉滔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寇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李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須眉丈夫之氣,得“俠妓”聲于莫愁桃葉間,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不知喔喔雞嗚,東方既白矣,日:“世有游閑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齪齪倚門市倡,與人較錢帛哉?”其中寫得最生動的是李十娘。按冒襄于崇禎三年(1630)赴南京鄉(xiāng)試,即與之相識,稱道她“與人靜對茗香,如賓如僧,不可狎”(《(和己巳夏桃葉渡口即事感懷)原韻》自注),《板橋雜記》更有傳神的描寫: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動。生而婷婷娟好,肌膚玉雪,即含睇兮又宜笑,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群”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夢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幾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shù)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倚硯席,磨俞麋,髖都梁,供茗果。暮則舍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于亂。于時流寇訌江北,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眾,莫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概勿與通。唯二三知己,則歡情自接,嬉怡患倦矣。后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日“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日:“美則有之,貞則未也?!笔锲眨骸熬獌赫?,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撿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茍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恐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毖砸哑抡唇?。余斂容謝之日:“吾失言,吾過矣?!?/span> 《情史》卷五“情豪類”有《謝希孟》,敘陸象山門人謝希孟,與妓陸氏狎,復為其造鴛鴦樓。象山責之,希孟日:“非特建樓,且為作記?!逼湮氖拙湓疲骸白赃d、抗、機、云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鐘于男子,而鐘于婦人。”曹雪芹之作《石頭記》,其心理契機,豈不是與謝希孟如出0轍乎?我們雖不能指實《板橋雜記》中的哪一位是林黛玉的原型,哪一位是薛寶釵的原型,'哪一位是史湘云的原型,哪一位是王熙鳳的的型旭我們確實看到了林黛玉、薛寶釵、史湘云、王熙風們的身影在眼前晃動。我們也不能斷定《石頭記》中所寫的紅樓女子,就是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就是李湘真、顧媚:但可以相信,曹雪芹確是冒襄、余懷,甚至孔尚任一類的人物,他所“親見親聞”的紅樓女子,就是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李湘真、顧媚同一類型的人物,如許好女,就是他創(chuàng)作《紅樓夢》所取資的對象,“天地英靈之氣,不鐘于男子,而鐘于婦人”,就是他所要傾訴的心聲。 有著“紅樓”經(jīng)歷的體驗,品味過那“江左之風流,六朝之金粉”的盛況,能寫出《影梅庵憶語》、《板橋雜記》類型作品的,可以是冒襄、余懷,也可以是錢謙益、張岱、陳貞慧、吳偉業(yè)、方以智、侯方域直到孔尚任中的任何一位,以及其他具有類似感情經(jīng)驗的人。但不是他們中間的誰,而是曹雪芹,最終寫出了不朽巨著《紅樓夢》,這決不是偶然的。 曹雪芹成功的奧秘,在于他開筆的時候,就沒有打算將《紅樓夢》寫成實錄式的“自傳”,而是一心一意要奉獻給讀者一部真正的藝術創(chuàng)作。當年為胡適所贊揚的錢靜方的話,已經(jīng)將這個意思傳達出來了:“《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茍細按之,終覺貌是而神非也。”亙古罕有的藝術大師曹雪芹,以自己在那特定時代特定境遇中培育蓄識起來的特定心緒特定經(jīng)驗為根基,充分繼承和發(fā)揚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采用了將真事隱去、假語村言的文學手法在處理“紅樓”題材時,實現(xiàn)了將其幻化、凈化、詩化的三大飛躍,從而賦予《紅樓夢》文本以真正藝術品的品格和無窮的、多義的、流動的思想內(nèi)涵。 曹雪芹的“紅樓”題材進行藝術處理的第一個飛躍,就是將它充分的幻化。 “真”、“幻”,是中國古代小說獨創(chuàng)的理論術語,也是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中最常采用的藝術手法。明代的張無咎提出:“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好的小說應當“備人鬼之態(tài),兼真幻之長”。他評論道:“《西游記》幻極矣,所以不逮《水滸》者,人鬼之分也;鬼而不人,第可資齒牙,不可動肝肺。《三國志》人矣.描寫亦工,所不足者幻耳然勢不得幻,非才不能幻,其季孟之間乎?!?/span>(《(平妖傳)敘》)袁于令則更強調(diào)“幻”的作用:歐陽健“文不幻不文,幻不極不幻。是知天下極幻之事,乃極真之事:極幻之理,乃極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span>(《(西游記)題辭》)“真”的含義是真實,真切;“幻”的含義是虛幻,奇幻。二者表面上似乎處于對立的地位,但在古代小說創(chuàng)作中,卻獲得了奇妙的統(tǒng)一?!都t樓夢》之“兼真幻之長”,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二知道人所說:“盲左、班馬之書,實事傳神也;雪芹之書,虛事傳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實事,罪花業(yè)果,欲言難言,不得已而托諸空中樓閣耳。”(《(紅樓夢)說夢》,《紅樓夢卷》第84頁)曹雪芹意中固有其“紅樓”生活經(jīng)歷的實事,但由于“欲言難言”,不得已而托諸空中樓閣,以極幻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第一個突出表現(xiàn)是:《紅樓夢》又名《石頭記》,作者講避了一個貫串全書的關于石頭的奇幻故事。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人和大自然的萬事萬物,是相互溝通,甚至相互變化的。石頭和人也是這樣。在一定條件下,人可以變成石頭,石頭也可以變成人。現(xiàn)存最早關于人變石頭的故事,大約是《漢書·武帝記》顏師古注引《淮南子》中大禹的妻子涂山氏變化為石的事,后來又有“望夫石”的傳說。至于石頭變化為人的故事,較早的有劉義慶《幽明錄》,敘陽羨縣小吏吳龕,“嘗以一日乘掘頭舟過水,溪內(nèi)忽見一五色浮石,取內(nèi)床頭,致夜化成一女子”。《西游記》開頭說:在“十洲之祖脈、三島之來龍”的東勝坤州傲來國,有一座花果山,山頂之上,有一塊仙石: 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圍圓。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歷二十四氣。上有九竅八孔,按九宮八卦。四面更無樹木遮陰,左右倒有芝蘭相襯。蓋自開辟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nèi)育仙胎。一日進裂,產(chǎn)一石卵,似圓球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全,四肢皆備。便學爬學走,拜了四方,目運兩道金光,射沖斗府。 毓秀鐘靈的美妙環(huán)境,孕育出通靈石猴孫悟空,這是先人關于人與自然之物相感相通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對于神秘的覆載群生的大自然的美好頌歌。稍后的《西洋記》,寫了一個金蓮寶象國的羊角真君,他也是從石頭中爆出來的: 這個師父沒有爹,沒有娘,原是一塊石頭。自從天地未分之先,頑然為石。后來盤古分天分地,這塊石頭也自發(fā)莖,羔篥一聲響,中間爆出一個人來。這個人出來時,頭上卻有一雙羊角,那時節(jié)不曾有書契,不曾有姓名,人人叫他做羊角真君。羊角真君生在這個石頭里面,長在這個石頭里面,饑餐這個石頭上的皮,渴飲這個石頭上的水,年深日久,道行精微,德超三界,傳至唐、虞、夏、商、周,有了文字,有了書契,人人叫他做個羊角道德真君。那塊石頭有靈有神,能大能小,羊角道德真君帶在身上做個寶貝。 《紅樓夢》所寫的石頭,分明是從《西游記》、《西洋記》那里繼承演變來的?!段饔斡洝穼懙氖^是天然的。“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圍圓。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圍圓,按政歷二十四氣”;《紅樓夢》寫的石頭是女媧煉就的,是“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中的一塊。十二,二十四,三百六十五,這些數(shù)字,都含有神秘的色彩,所以為古代小說家所樂用?!段餮笥洝分械难蚪钦婢?,留有上接石猴孫悟空、下啟“石兄”賈寶玉的痕跡:他是從石頭中爆出來的,與孫悟空一般無二;而那“有靈有神,能大能小”、“饑餐??,渴飲??”的句式,則為《紅樓夢》所襲用,其間演進之跡甚明。 但是,《紅樓夢》所寫的由石頭幻形人世的人,并沒有沿著“神力”“神技”的舊軌道前行,卻朝著世俗的、平凡的“人情”方向發(fā)展:從石頭的來歷講,它是女媧煉就的頑石,本來是可以承當起“補天”的重任,發(fā)揮巨大的作用的。然而純粹出于偶然的原因(“天才”只是一種委婉的托辭),不得人選,遂自怨自艾起來。但它畢竟受過女媧神火的“鍛煉”,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便來到警幻仙子處,充當了赤霞宮的神瑛侍者。因了自己的特殊遭遇,神瑛侍者尤其富有悲憫同情之心,因而絳珠仙草生得可愛,遂以甘露灌溉,使其得換人形,修成女體。后來石頭下凡,投胎為賈寶玉,絳珠也同去走一遭,投胎為林黛玉,終于兌現(xiàn)了她“還淚”的心愿。最后,歷劫完畢的石頭復歸大荒山,將自己經(jīng)歷的故事鐫寫在石上,這就是《石頭記》。這種“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深有趣味”的悠謬之言,將作者在“紅樓”生活體驗到的種種離合悲歡與興衰際遇,說成是由警幻所一手導演的“造歷幻緣”,巧妙地將真實性寓于奇幻性神秘性之中,從而賦予飾品以極大的藝術魅力。 第二個突出表現(xiàn)是:“賈寶玉神游太虛境”一回,以濃墨重彩所描繪的太虛幻境的奇幻世界。 從文學的淵源上講,太虛幻境的創(chuàng)意,實脫胎于唐代張鶩的《游仙窟》。張鷥這篇賦體小說,以第一人稱(或自稱“仆”,或自稱“下官”)自敘其旅途中的艷遇:因奉使可源,日晚途遙,馬疲人乏,行至一所人跡罕至,鳥路才通,香風觸地,光彩遍天的神仙窟。忽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便告其“欲投娘子、片時停歇”之意。神仙窟之主人崔十娘,生得弱體輕身,千嬌百媚。她先是以詩書相酬,調(diào)笑戲謔,下官見之日:“向見稱揚,謂言虛假,誰知對面,恰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笔锎鹑眨骸跋蛞娫娖?,謂非凡俗。今逢玉貌,更勝文間:此是文章窟也》?遂相邀登堂人室。但見白銀為壁,照耀于魚鱗;碧玉為階,參差于雁齒。十娘喚侍兒取酒,金盞銀杯,江螺海蚌,竹根細眼,樹癭蝎唇,皆極精美。十娘親彈琵琶,為之送酒。十娘喚侍兒盛飯,下宮日:”向來眼飽,不覺身饑。“十娘欲與賭酒,答以欲與賭宿:“十娘輸籌,則共下官臥一宿;下官輸籌,則共十娘臥一宿?!笔镄θ眨骸皾h騎驢則胡步行,胡步行則漢騎驢:總悉輸他便點。”于時月臨東渚,五嫂引之向十娘臥處,備極綢繆,止宿而別。學者指出“在唐代,'仙’一般是指艷冶女子,'游仙’,也就是艷遇或逛妓院的代名詞。作者以當事人的身分直敘其風流韻事,并把妓女十娘冠以'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舊族’的崔氏高貴門第,把妓院虛構成'神仙窟’,那統(tǒng)統(tǒng)不過時'假語村言”’(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史稿》上冊第21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紅樓夢》則寫寶玉夢中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里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愿意?!焙雎犚娚胶笥腥俗鞲?,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來,原來是“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的警幻仙姑。寶玉隨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宮門上橫書“孽海情天”,又有大書一副對聯(lián)云:“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睂氂窨戳?,心下自思道:“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隨了仙姑,先至“薄命司”游玩,又來至后面,但見珠簾繡幕,畫棟雕檐,仙花馥郁,異草芬芳。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末了,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一名癡夢仙姑,一名鐘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如秋月。警幻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警幻言此香系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制,名為“群芳髓”;捧上茶來,香清昧美,迥非常品,警幻言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名日“千紅一窟”;又有美酒,香冽異常,警幻言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曲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飲酒間,警幻命將新制《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凈末之則。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詠嘆一人.喊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人管弦。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歌畢,寶玉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中,早有一位女子在內(nèi),其鮮艷撫媚,有似乎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警幻言此人乃其妹兼美,表字可卿,許配于他,今夕良時,即可成姻。說畢,便秘授以云雨之事,推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 《游仙窟》與太虛幻境,二者皆以“幻”的面目,寫真實的世間故事,其本源皆取資于妓院的現(xiàn)實,揭去縹緲奇幻的神話外衣,與《板橋雜記》所述,幾無二致。二者不同的是,《游仙窟》所演之艷遇,為全部故事的主體,其主人公是偷香竊玉的老手,通篇充溢著世俗庸俗之氣;太虛幻境只是《紅樓夢》故事的隱括,其主人公是情竇未開的童稚,蘊涵的是生活哲理的意趣。 至于“孽海情天”中的“薄命司”等,從事物發(fā)生講,可能起于現(xiàn)實世界的教坊司。據(jù)《板橋雜記》載:“樂戶統(tǒng)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署衙,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簽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睆男≌f的源流講,則可能借鑒了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二《群玉峰仙籍》的構思。這篇宋人小說敘進士牛益出都東門,息柳陰之下,忽然困息,夢至一處,高門大第,朱檻碧楹,房殿勢連霄漢,問其吏,乃云:“群玉宮也?!庇謫枺骸熬哟藢m者何人也?”答日:“此宮載神仙名籍。”因懇求人宮,門吏不許。少選,有掌此宮至,見之,乃故人吳臻,便提出要求道:“聞此宮皆神仙名氏,可一見乎?”于是便攜其步過三門,方見大殿九楹,堂高數(shù)丈,殿上皆大碑,壁蒙以絳紗。吳臻升殿舉紗,牛益望之,白玉為碑,朱書字其上,上有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其數(shù)不啻數(shù)千。其中惟識數(shù)人,乃丞相呂夷簡、丞相李迪、尚書余靖、龍圖何中立。參觀以后,吳臻命吏送至河邊,吏引其觀之,推墮其下,益乃覺身坐古柳下。所述與《紅樓夢》警幻仙姑道:“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寶玉則一心揀看《金陵十二釵正冊》的意境,極為相似。 《紅樓夢》所造的兩個幻化的故事,自有其不同的命意。石頭的故事,特別是神瑛與絳珠的灌溉與還淚,“苦絳珠魂歸離恨天,病神瑛淚灑相思地”的結局,尤能賦予主人公以“天人”的圣潔秉賦和品格;太虛幻境則主要是出于結構上的需要,以便縱覽全局,提挈大綱。既是幻化,自然都是假的。但石頭的故事是假中之假,在現(xiàn)實世界絕對不可能存在的;太虛幻境則是假中之真,不過是將現(xiàn)實中的“紅樓”搬遷到了天上。作者一面強調(diào)“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一面又老老實實地說是“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本旨”,以提醒讀者:這是一紙荒唐,言是一篇夢話癡語,不可信、也不必信。正如方玉潤所說,《紅樓夢》“特拈出一'情’字作主,遂別開出一情色世界。亦天地間自有之境,日太虛幻境,日孽海情天。以及癡情、結怨、朝啼、暮哭、春感、秋悲、薄命諸司,雖設創(chuàng)名,卻有真意。又天日離恨,海日灌愁,山日放春,洞日遣香,債日眼淚,無不確有所見。蓋人生為一情字所纏,即涉無數(shù)幻境也?!?/span>(《星烈日記》),《紅樓夢卷》第375頁)“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而皆歸結于作者所要表達的“情”,這就是文學,這就是曹雪芹為我們創(chuàng)造的文學。 曹雪芹對“紅樓”題材進行藝術處理的第二個飛躍,就是試圖將它充分的凈化。 由于傳統(tǒng)的、世俗的、道德的、心理的諸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人們對于出身紅樓的風塵女子,難免懷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冒襄對董小宛的真情,可算是真忱之極,并且在當時似乎也得到社會輿論的認可,但他在《影梅庵憶語》小序中,還是得一再聲明:董小宛“在風塵中雖有艷名,非其本色”,直到“傾蓋矢從余,人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并誠懇表白道:“矧姬之事,余始終本末,不緣狎昵。余年已四十,須眉如戟,麓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一瞠若,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譜情艷,以欺地?!敝砸f這番不算多馀的話,為的是擔讀者的誤解。但不論冒襄如何稱美董小宛的慧心隱行,是如何的讓“文人義士難與爭儔”(這也就是《紅樓夢》所謂“我堂堂須眉,誠不若彼裙釵”的意思),但讀者的心理障礙仍是難以克服的,猶如閱讀白行簡的《李娃傳》時,人們可以對長安倡女李娃的“節(jié)行瑰奇”表示稱贊,但讀到“前與通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時對于她的敬重總不免要有所保留。 有鑒于此,曹雪芹采取了將秦淮舊院的所有痕跡統(tǒng)統(tǒng)抹掉(亦即“真事隱去”)的辦法,并虛構了一個“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的賈府取而代之,竭力將它寫得出處磊落,光明正大:又調(diào)動自己的生活蓄積和藝術才能,使之在社會生活的軌道中運轉,“自敘傳”的錯覺之所以發(fā)生,“索隱派”的興趣之所以被勾起,“社會分析”之所以盛行,都與此密不可分。但正如解T所說:“吾謂《紅樓》一書,盡教發(fā)明家搜出底里,決不能如斯之艷麗纏綿,反不如就此飾辭,認假為真,反覆尋繹,悱惻而有味也。故董白自董白,黛玉自黛玉,歷史自歷史,《紅樓》自《紅樓》,發(fā)明自發(fā)明,批評自批評,離之俱美,合之兩傷,知言者當不斥吾為謬論也?!?/span>(《小說話》,《紅樓夢資料匯編》第889頁)解T提醒讀者:應當忘卻作品真實的背景和素材,將《紅樓夢》看成是虛構的小說,是閱讀時的最佳選擇。_只是我們應當注意,與太虛幻境在字句的層面看上是假的、幻的,而在事實的層面上卻是真的、實的,是秦淮舊院在“天上的搬演”相反,賈家的寧榮二府在字句的層面上看是真的、實的,但在事實的層面上卻有不少假的、虛的成分。賈府者,“假府”也。賈府之假,在曹雪芹為人物的取名中,已經(jīng)透露了明晰的信息;寧國公名賈演,長子名賈代化,長孫名賈敷,三世人名中,“衍”(演)、“化”、“敷”都有了,隱含演化、敷演(衍)、敷化的意思,暗示所敘俱是“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當不得真的。幾乎所有的讀者都注意到:《紅樓夢》所寫賈府這樣的世家大族,經(jīng)常出現(xiàn)與實際生活相矛盾的現(xiàn)象。須知這不是曹雪芹的疏忽精心。而是由于他在凈化處理的過程中,不甘心過于徹底地清除了題材固有的、亦即他本心所要表述的真實性的緣故。索院派將這種心態(tài)概括為:“一念惟恐人不知。又一念惟恐人易知”,究其本源,都是由于它是秦淮紅樓的變形這個特點派生出來的。 比如賈府的地點,小說的交代就是自相矛盾的。從一方面看,賈雨村問冷子興“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方引出賈府之事,元春省親,當天就到了榮國府,可見賈府確在北京;但雨村又明明說“去歲我到金陵,因欲游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jīng)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眲t又像是在南京。書中寫賈府有竹子、苔蘚、芭蕉,純是南方的景象,但人又睡在炕上,則又是在寒冷的北方。俞平伯說:“從本書中房屋樹木等等陪來,也或南或北,可南可北,毫無線索,自相矛盾?!?/span>(《紅樓夢辨》第116頁)如果想到作者既要寫賈赦、賈政在京做官,以便使故事能夠正常演出,賈府應當建在北京;但又不能拋失特意要寫的“金陵十二釵”,則又必須時時強調(diào)賈府地處南京才行,這種矛盾就完全可以解釋了。 再如人物的稱謂、美、年齡等等,小說的矛盾就更多了。從賈府的世系看,賈母是賈赦、賈政的母親,是賈寶玉的祖母,是林黛玉的外祖母,第三回回目“接外孫賈母惜孤女”,相對于黛玉稱呼她為“賈母”,就有點說不通。賈母第一次登場,寫黛玉眼中見到一位鬢發(fā)如銀的老母,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摟人懷中;但作者敘述故事第一次直接點名,卻寫道:“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也用得不當。周汝昌先生早就覺察到,賈赦與賈母相互間冷淡得可怕,懷疑“賈政是過繼的兒子,賈赦連兒子也不是”(《紅樓夢新證》第73-73頁)。其實,從其原型看,賈母本來就不是誰的生母。賈母者,乃“假母”的諧音?!侗崩镏尽吩疲骸凹酥付嗉倌?,亦妓之衰退者為之。諸女自幼丐有,或傭其下里貧家,??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之為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nèi)。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為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span> 賈母之“假”,派生了賈府一個顯著特點——男性的弱化。寧國府輩份最長的貢敬,如今一味好道,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馀者一概不在心上。其子賈珍,只一味高樂不了,把寧國府競翻了過來。榮國府的賈赦不管事,賈政也不理家,王夫人頭胎生的賈珠,也一病死了,以致全家大權,統(tǒng)統(tǒng)掌握在賈母、王夫人、王熙鳳三代女性的手里。不但賈府,賈府的親戚皆是如此。王子騰是很顯赫的人物,但小說偏偏不讓他登場,寶玉到舅舅家拜壽,也從不介紹王家的情況。史湘云的父親忠靖侯史鼎,是賈母的親侄子,一次也不曾看望姑媽,對他自己的千金小姐史湘云,也毫無父女之情,弄得她只有常常無緣無故跑到賈府來尋找溫情。林黛玉之父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升至蘭臺寺大夫,還點為鹺政,小說不僅讓他早早死了,使林黛玉不得不投奔外祖母家,好像寄人籬下的景況,以致涂瀛產(chǎn)生了“林黛玉數(shù)百萬家資盡歸賈氏?(《紅樓夢問答》,《紅樓夢》卷第143頁)的懷疑,仿佛賈璉、王熙風吞沒了林家的大筆遺產(chǎn)。薛寶釵的父親是皇商,也早早死了,薛家舉家北遷京城,目的是為了寶釵待選才人贊善,但住進賈府以后,大家就把這件事忘得一千二凈,一心一意寄居下來,甚至滿心覬覦寶二奶奶位置的樣子。 書中“夫人”的稱呼,也與通常正規(guī)的用法不同。夫人者,或為天子之妾,皆以其本姓稱之,如漢武帝之有李夫人:或為平人之妻,則以其夫姓稱之?!都t樓夢》中邢夫人、王夫人不從夫姓,而冠以己姓,蓋襲自秦淮舊院“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而來者。由此派生出了賈府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家族世系的極端混亂賈府中的女兒,皆是按年齡排次的,這是從舊院“呼以女弟女兄為之行第”那里襲來的;但男子卻各房另排,且多是一筆糊涂帳。稱寶玉為“寶二爺”,是因為他前頭有一個賈珠;稱賈璉為“璉二爺”,就很為不通:他的哥哥是誰?書中并未說明。賈璉、迎春都不是邢人人所生,而邢夫人又好像不是賈赦的繼室。尤氏是賈珍的繼配,卻不是賈蓉的生母;尤老娘是尤氏的繼母,尤二姐、尤三姐卻是尤老娘改嫁尤家前所生,與尤氏毫無血緣關系。尤氏和王熙鳳關系特別好,好到鳳姐害死了尤二姐,在她心頭竟然沒有留下一絲一毫的怨憤和不平。秦鐘靠了秦可卿的關系,才得進賈府讀書,但秦可卿的死,他意毫無悲切之意,反在出殯的饅頭庵和智能兒大調(diào)其情。平兒、襲人是賈璉、寶玉的通房丫頭。她們未來的“前程”,充其量不過爬到“姨娘”的位置(這在邢夫人勸說鴛鴦時說得特別清楚:“你這一進去,就開了臉,就封你做姨娘,又體面,又尊貴”),在賈府中極有體面;相比之下,那已經(jīng)爬到了輩分更高的賈政的姨娘地位的趙姨娘,卻好像特別的卑下,隨便什么人都可以、都敢于去作踐她,而一家權威賈政卻居然l不倆不問,從來沒有想到要出面干預一下。 賈府中人還有一個特點:既喜歡過生日,又常常將生日記錯。如薛寶釵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一日,賈母要給她過生日,風姐已經(jīng)錯記為二月二十一日:但第六十二回探春歷數(shù)各人的生日時卻說:“過了燈節(jié),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狈路鹳Z母與寶釵的生日是同一天,但賈母當時并沒有提到要也為自己過生日,且第七十一回明明說賈母的生日是八月初三。第二十六回說薛蟠的生日是五月初三,古董行程日興卻送來了鮮藕和西瓜,時間與節(jié)令又對不起頭來。不止是生日,人物年齡上也有許多矛盾。據(jù)冷子興介紹,元春生在大年初一,次年又生下寶玉;但第十八回又說“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教了幾本書,識了數(shù)千字在腹中;雖為姊弟,有如母子”,又寫元春將寶玉攬于懷內(nèi),撫其頭頸道:“比先長了好些”,顯然都是錯的。程乙本改為“不想隔了十幾年”,這一頭矛盾解決了,但元春的年齡又太大了。林黛玉進榮國府時只有六七歲,住了三年、到第四十五回對寶釵說是“今年十五歲”。姚雪垠先生說:“《紅樓夢》中被著力描寫的幾個人物,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云等,他們的學問修養(yǎng)同他們的年齡、學歷都不相稱。一個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為什么筆下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致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的賀信》(《北方論叢》1980年5期)如果我們了解:“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知道過壽是最好的宴請借口,就不會對于生日和年齡的混亂發(fā)生疑問了。 如果轉換一個角度,將賈府看成秦淮舊院的變形,我們就會看見小說中紅樓格局的諸多殘留,最突出的一條就是大觀園的設置?!吧鐣治觥迸蓪氂竦淖罡咴u價是“封建叛逆”,持這種觀點的人忘記了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寶玉的一切“離經(jīng)叛道”的行為,恰恰是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他的“自由”是環(huán)境賦予的;他的任性,是環(huán)境造成的。他的最大的保護傘,就是被視為“封建勢力總代表”的賈母與元春,是她們憑著自己的意志,讓寶玉住進了大觀園這一女兒國。省親是《紅樓夢》的大事,這一情節(jié)的設計,就是為了給建造大觀園鋪平道路。眾所周知,歷來并無皇妃省親此項制度。《紅樓夢大辭典》在“省親”條中,只引了《新唐書·陽城傳》敘陽城“下遷國子司業(yè),引諸生告之日:'凡學者。所以學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親者乎?”’的話,解釋為“探望問候父母及長輩尊親”。甲戌本有一條批語說:“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多少憶昔感今”,實際上也等于承認此一制度是出于杜撰。二知道人說:“寶玉與姊妹同居園內(nèi),遵元妃命也?!抖Y》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櫛?!?。云:'男女不通衣裳。’亦圣人杜漸防微之意也。寶玉其能畏圣人之言乎?”(《紅樓夢說夢》,《紅樓夢卷》第84頁)涂瀛說:“《紅樓夢》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則《紅樓夢》可不作矣。且即以法論,寶玉不置之書房而置之花園,法乎否耶?不付之阿保而付之丫鬟,法乎否耶?不游之師友而游之姐妹,法乎否耶?”(《紅樓夢問答》,《紅樓夢卷》第145頁)都是窺破了大觀園實質的睿知之言。 在“男女不雜坐”的封建時代,青年男女沒有自由交往的機會,所以“一見鐘情”式的愛情故事特別多;而紅樓翠館,本來是充滿商業(yè)氣息的淫欲場所,但確也提供了男子與女性無拘無束的交往,甚至建立某種親呢關系的可能?!都t樓夢》通過凈化,對紅樓里艷女們的生活進行徹底改造,將大觀園變成了青年男女的天國。二知道人說:“雪芹所記大觀園,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記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于榮府中別一天地,自寶玉率群釵來此,怡然自樂,直欲與外人間隔矣。”又說:“《紅樓》情事,雪芹記所見也。錦銹叢中打盹,佩環(huán)聲里酣眠,一切靡麗紛華,雖非天上,亦異人間,深山窮谷中人未之聞也。設為說雪芹之書,其人必搖首而謝日:'子其愚我也!子其盲我也!子其聾我也!人世間何能作如是觀哉?”’(《紅樓夢說夢》,《紅樓夢卷》第84頁) 凈化的另一層涵義是,將大觀園中的女性寫成與“淫”徹底劃清界限的冰清玉潔的天人。第三十七回諸人所詠之海棠詩,有“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元痕”、“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愁易斷魂”等句,都是對她們最好的頌歌。當然,在《紅棱夢》中,還是留有不少青樓生涯的殘馀,作者還有意無意地將春光泄露,致使小說中時有“風月筆墨”存焉。如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敘黛玉做了一首《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脾。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誰舍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 據(jù)考,百花洲、燕子樓之典,均出于金陵。百花洲近處小西湖、鈔庫街,離媚香樓不遠;燕子樓即媚香樓之別稱,《檔花扇》第十七出“拒媒”,有“留著他燕子樓中晝閉門,怎教學改嫁的舊文君”之旬,第二十二出“守樓”,有“燕子樓中入臥病,燈昏被冷有誰知”之旬,第二十三出“寄扇”,有“那關盼盼也是煙花,何嘗不在燕子樓中關門到老”、“新書遠寄桃花扇,舊院常關燕子樓”之句(參見嚴中《林黛玉與李香君》,《紅樓夢學刊)1992年第4期)。明白了百花洲、燕子樓的出典,再來品味自號瀟湘妃子所作的《唐多令》,被“隱去”了的紅樓真相,不是清楚地殘留著么? 再如第十五回說智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知,常與寶玉、秦鐘玩笑,如今長大,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鐘人物風流”。按,秦鐘之人賈府不過一年光晃,此與他玩笑。同回寶玉對秦鐘說:“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里,一個人沒有,你摟著他作什么?”亦很不合情理;賈母房中既然無人,秦鐘、智能兒是不可能進去,更不敢大膽調(diào)戲的。又如第四十九回敘薛蝌與寶琴、李紋、李綺、邢岫煙等一同來到王夫人的上房,薛蝌是賈府很遠的親戚,怎么可以胡亂直入王夫人的上房,和黛玉、探春等姐妹混在一起?(參見何心:《(紅樓)抉誤》)這些矛盾,既是敷衍情節(jié)的需要,也可能是不經(jīng)意間殘存下來的。但曹雪芹完全沒有忘記,對他所要張揚的最主要的女性,一定要徹底凈化才行。所以要寫晴雯臨死列對寶玉道:“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并沒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貍精!我今生既擔了虛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后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便將兩根蔥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交給寶玉,將貼身穿的舊紅綾小襖脫下,寶玉忙將自己的襖兒褪下,卻把這件穿上。晴雯哭道:“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所以要寫黛玉臨死,對紫鵑道:“我這里并沒有親人,我的身子是干凈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庇辛诉@樣的筆墨,那種“在風塵中雖有艷名,非其本色”的交代,就完全沒有必要了。 曹雪芹對“紅樓”題材進行藝術處理的第三個飛躍,就是將它充分的詩化。 《紅樓夢》第一回敘空空道人聽完石頭的自白以后,將《石頭記》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實錄其事”,便抄寫回來,聞世傳奇?!按笾颊勄椤迸c“實錄其事”,便成了《紅樓夢》研究的兩大著眼點。本來,情與事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但紅學家之所謂“事”,卻不是小說的故事情節(jié),而是情節(jié)背后之所謂“本事”。在這點上,王夢阮也頗多拘泥之論,他說:“其書大抵為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為時所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假設家庭,托信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是純用借賓定主法也。”(《紅樓夢索隱提要》,《紅樓夢卷》第293頁) 大約是《紅樓夢》的內(nèi)涵太豐富了的緣故,諸如政治小說、社會小說、倫理小說、愛情小說之類單一的答案,總是不能令人滿意,所以,“多義性”的提法才越來越受器重,雙重主題說、三重主題說,反映了人們在各種特定背景下對于《紅樓夢》的接受。但是,我們還是得承認,從根本上講,《紅樓夢》的主旨確是“情”,而且這“情”和“事”是緊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才使得通部小說成了對于“情”的真忱歌頌和深刻思考的詩化了的杰作。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花月癡人《(紅樓幻夢)自序》對于《紅樓夢》之為“情書”,作了淋漓痛快的論述: 本乎心者謂之性,發(fā)乎心者謂之情。作是書者,蓋生于情,發(fā)于情;鐘于情,篤于情;深于情,戀于情;縱于情,囿于情;癖于情,癡于情;樂于情,苦于情;失于情,斷于情;至極乎情,終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舉一動,無在不用其情。其情之中,歡洽之情太少,愁緒之情苦多。何以言之?其歡洽處,如花解語、玉生香、識金鎖、解琴書、撕扇、品茶、折梅、詠菊等事,誦之爽脾,不過令人嘆艷;其悲離處,如三姐戕、二姨殃、葬花、絕粒、泄機關、焚詩帕,誄花、護玉、晴雯滅、黛玉亡、探春遠嫁、惜春皈依、寶玉棄家、襲人喪節(jié)各情,閱之傷心,適足令人酸鼻。凡讀《紅樓夢》者,莫不為寶、黛二人咨嗟,甚而至于飲泣,蓋憐黛玉割情而天,寶玉報情而遁也。(《紅樓夢卷》54頁) 從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演變看,《紅樓夢》前的作品,所關注的主要是“義”(“忠”是連帶而及):《三國演義》的主旋律是桃園三結義,“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只有貂蟬與呂布的故事中,呂布一方似乎還有點“情”,但并不高尚,而貂蟬則純是政治工具;《水滸傳》鼓吹見義勇為、仗義疏財,對女性是排斥的,偶爾涉及,也是貶低的,真正動“情”的是潘金蓮,卻當作了邪情來處理,由此轉化成了《金瓶梅》中的欲;《西游記》中的石頭,變成孫悟空之后,崇尚的是“力”和“勇”,根本是與“情”絕緣的。清初以《平山冷燕》、《玉嬌梨》為代表的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說,反映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青年男女愛情婚姻觀念的覺醒。費孝通在《重刊潘光旦譯注靄理士(性心理學)書后》中說:“人類必須依賴兩性行為的生物和心理機能來得到種族的延續(xù),社會結構的正常運行,以及社會的發(fā)展,但是又害怕兩性行為在男女心理上所發(fā)生的吸引力破壞已經(jīng)形成的人際關系的社會結構,不得不對個人的性行為加以限制。這就是社會對于男女關系態(tài)度的兩重性?!睆倪M行的角度講,異性的相吸和交合,最終是為了種族的繁衍,因此,擇偶的標準,必須有利于種族群體的優(yōu)化。試看各種動物,不論飛禽、走獸、昆蟲,莫不以“力”和“美”為爭取異性的主要手段;惟獨人這種社會動物,卻另外添加解決出“勢”和“利”的標準,對于門第與金錢的要求,有時往往成了起決定作用的因索。有鑒于此,才子佳人小說破天荒地提出了“天下才子定當配佳人,佳人定當配才子”的理想。實際上就是對于傳統(tǒng)的“勢”“利”觀的否定?!安抛蛹讶恕钡臉藴?,在于“才”、“貌”兩端。貌,是外在的美;才,才是內(nèi)在的美。內(nèi)美與外美結合,方構成完美的境界。但是,這類小說所標榜的“才”,一般不超出吟詩作對的樊籬,“才”的內(nèi)涵的褊狹性,反映了才子佳人小說愛情觀的局限性;一對男女,似乎只要詩才高妙,人物出眾,就一定會成就美滿的姻緣,“情”在這類小說中,是沒有多少地位的。 《紅樓夢》的出現(xiàn),顯然有一種對此予以反拔的自覺意識。第一回寫石頭答空空道人道:“至于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出一小人拔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笑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理,自相矛盾?!痹凇都t樓夢》中,賈寶玉當然是才子了,“大觀園試才題對額”,就是為了痛快淋漓地展示他的才華,但曹雪芹偏偏說他“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賈寶玉絕不像以往的才子那樣,孜孜珠豫熱衷于舉業(yè),以博金榜題名、花燭洞房為人生第一要務。林黛玉自然堪稱佳人,她的詩才,連賈寶玉也自愧弗如,但林黛玉也不像以往的佳人那樣通體剔透,完美無缺,“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善疑和多病,構成了她兩大致命的弱點。寶黛之間的愛情故事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值得人們反復咀嚼品味,就是因為“曹雪芹發(fā)現(xiàn)了感情宇宙,感情的天地,感情的海洋,化生出感情的肉體來?!?/span>(端木蕻良:《說不完的紅樓夢》第92頁,上海書店出版杜1993年版)他將“情”推到了小說的中心,使他筆下的人物“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舉一動,無在不用其情”。而其最集中、最富于詩化的體現(xiàn),就是驚世駭俗的“意淫”觀。 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時,警紀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污紈挎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 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丑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云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睂氂衤犃耍5拿Υ鸬溃骸跋晒貌盍?。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小,不知'淫’為何物?!本玫溃骸胺且?。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diào)笑無厭,云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span> “意淫”的概念,為《紅樓夢》所首刨。它的真義何在?按“淫”字的本義,主要是指多、濫,指事物超越正常的范圍和程度。體現(xiàn)在兩性關系上,就是“悅容貌,喜歌舞,調(diào)笑無厭,云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而“意淫”,則是排除了“皮膚濫淫”、“惟欲是圖”的“純情”。陳寅恪1919年曾對“情”進行過一番頗為獨特的思考: 陳君又論情之為物,以西洋所謂Sexology(性學)之學,及歐洲之經(jīng)歷參證之,而斷曰:(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識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度,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無外遇者。(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情矣。(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l5頁) 賈寶玉的“意淫”,用警幻的話說,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對于女子的“癡情”,魯迅釋為劉少女“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勞”,最為確解賈寶玉對于女子的“用情”,是建立在對于女子的尊重、體貼、至愛、平等基礎之匕的: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丁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闭鐚氂裾f:“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凈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稀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紅樓夢》借助賈寶玉的眼睛,展現(xiàn)了眾多女子的群像,探索諸多女性的心靈秘密,一一予以品評,抒發(fā)由衷的贊美和歆羨,并愿意為之盡心效力,這就是“意淫”的實質。如第四十四回“喜出望外平兒理妝”,敘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鳳姐的心腹,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深為恨事,不想平兒因受了賈璉鳳姐惡氣,自己竟在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第六十二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敘寶玉見香菱弄臟了石榴裙,怕辜負了送她裙子的寶琴的心,惹薛姨媽說話,便主動提出將襲人的裙子給她換下,心下便胡思亂想:“可惜這么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這個霸王!”寶玉對平兒、香菱發(fā)自內(nèi)心的體恤,絲毫沒有玷污、占有的邪念,堪稱“閨閣良友”,是意淫的典型表現(xiàn)。 涂瀛說:“寶玉之情,人情也,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適寶玉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生死死中排側纏綿固結莫解之情,此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圣人為能盡性,惟寶玉為能盡情。負情者多矣.微寶玉,其誰與歸!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讀花人曰:'寶玉,圣之情者也。”’(《紅樓夢論贊》,《紅樓夢卷》第127頁)情之圣者的寶玉,他身上的“情”.經(jīng)歷了一個由泛愛到專一的發(fā)展過程,而這又純是以詩化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的。按照寶玉的身份和地位,本來是難免要成為紈挎膏粱子弟的一員的,但他以“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的忠貞和專一,選擇了林黛玉。他們的愛情,是建立在共同志趣亦即對人生道路抉擇的完全一致的基礎之上的。蔣和森說:“在這兩種美之間,應該選擇何者,一?林黛玉是真正的美;因為損害了這種美,尤豫茍安的賈寶玉,對封建貴族家庭作了徹底的決裂。薛寶釵是虛假的美,因為與這種美同居在一起,嬌養(yǎng)尊寵的賈寶玉寧愿去過著冰冷的寺院生活。”(《紅樓夢論稿》第95頁)《紅樓夢》的歷史地位和獨特價值,就體現(xiàn)在它將“紅樓”生涯詩化了,從而為愛情主題增添了新的色彩,灌注了新的靈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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