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耕是在農業(yè)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它的起源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節(jié)點，在此意義上牛耕起源與早期牛耕是同一范疇內的問題。牛耕始于神農、叔均之說不必多論。過去著眼于對文獻記載的分析，大都持牛耕春秋說?！秶Z·晉語》：“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春秋是牛耕應用的時期，但遠不是起源的時期。牛耕問題關系到牛和駕牛的方式、方法，還涉及耕具和與其相適應的耕作制度與種植技術。討論牛耕的起源不妨換一種思路。錢小康認為，與入土性能、強度、耐磨性相關的犁的結構、動力的控制方式、聯(lián)接方式以及理論總結與指導是產(chǎn)生牛耕的制約因素①，他注意到犁架和牛的聯(lián)連問題，是很有見地的認識。我認為，探討牛耕的起源問題時，有幾個要素是必須要強調的，第一是牛，經(jīng)人工馴養(yǎng)并已為人所役使的牛是牛耕問題的主要因素；第二是犁具，也就是犁架，犁頭只是整具犁架上的一個重要部件，不管是石犁、木犁還是鐵犁，光有犁頭沒有犁架也不能形成犁具；第三是駕牛和牽引的用具或稱畜力用具，也就是套駕和牽引的方式、方法問題。只有同時具備了這三大要素后，牛耕才可能實現(xiàn)。牛和石犁在史前時期就已多見，但犁頭即使安裝犁柄或犁架，也可能只是人力牽引。因此我認為，用來把牛套在犁架之上的畜力用具也是牛耕問題的關鍵，沒有畜力用具，就不會有牛耕。牛耕應是在經(jīng)過很長時期的人力牽拉、解決了牛的駕套問題以后才出現(xiàn)的。而從牛的駕馭、犁架的應用和套駕的可能三方面進行分析，我認為牛耕起源于商代應是比較可靠的。

　　一、牛的駕馭

　　雖然我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有牛骨的遺址遍布南北各地，但目前能夠確認的明確屬于家養(yǎng)黃牛的骨骼只發(fā)現(xiàn)于新石器時代末期的晚段，出土地點有甘肅永靖大何莊、秦魏家墓地，河南淮陽平糧、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柘城山臺寺等。也就是說，在黃河上游的齊家文化和中下游河南龍山文化的分布范圍內有了馴化的黃牛②。這一時期也可以說是銅石并用時期。山東大汶口文化的王因遺址出土黃牛和水牛的遺骨③，屬于龍山時代的河北邯鄲澗溝村④、陜西長安客省莊⑤等遺址也都出土水牛骨骼。長江流域出土牛骨以水牛居多，如下游地區(qū)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各遺址多有水牛遺骨出土，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大批骨耜就是以水牛的肩胛骨制作的，遺址還出土了16個完整的水牛頭骨⑥。但以上發(fā)現(xiàn)都未經(jīng)科學鑒定，不能確定其是否家養(yǎng)。

　　對史前時期牛的馴化的研究都是基于骨骼分析之上的。家養(yǎng)的不一定就是馴順而可供役使的，它可以仍是人們食用的對象，沒有證據(jù)說明史前時期的牛與牽引有何關聯(lián)，但畢竟牛只有在馴化和家養(yǎng)以后才有被役使的可能，也就是說牛耕不可能突破新石器時代末期。

　　有關對牛的拘系方法能夠說明人類對牛的駕馭和利用情況。俗語說，牽牛要牽牛鼻子，在普遍使用牛耕或牛車的時期，穿牛鼻也是最為普遍的。牛不穿鼻是很難駕馭的，故《晉書·食貨志》說：“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于老不穿鼻者，無益于用，而徒有吏士谷草之費?！痹谵r耕區(qū)，小牛生長到半歲多，就要像舉行成年禮一樣穿牛鼻。穿牛鼻的做法肯定是牛耕出現(xiàn)以后或伴隨牛耕出現(xiàn)的，是牛耕問題的比較直接的說明。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穿牛鼻的事例是1976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一件墨綠玉雕臥牛，臥牛長11、高5.8、厚1.5厘米，兩個鼻孔間有一小孔相通⑦，與后世牛鼻穿孔的位置相符，給人以牽牛鼻子的聯(lián)想。過去我曾認為，玉雕牛是一件藝術品或裝飾品，用于懸掛時在牛身上穿孔，牛鼻是最適合的地方，系繩懸掛用的孔只是根據(jù)需要在飾件上穿制的，并不一定說明現(xiàn)實中牛的穿鼻問題。但是該墓同出的玉雕動物多有穿孔，如玉虎口前、口兩側和下頜各有一孔，玉狗上唇與前足上各有一孔，玉兔前足與后腿上各有一孔或口與前腿各有一孔，馬耳后有小孔，而玉臥牛偏偏要在鼻孔間穿孔，這一定是受了現(xiàn)實生活中穿牛鼻習慣的影響，這個穿孔與穿系牽牛繩有關。《世本·作篇》：“相土作乘馬”、“胲作服牛”，“服?！庇蟹拍林?，也有馴服、駕馭的意思。聯(lián)系《尚書·周書·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管子·輕重戊》：“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边@對認識婦好墓出土玉雕上牛鼻孔的用途便有了一定的基礎。而對殷墟黃牛骨骼的研究發(fā)現(xiàn)，牛掌骨遠端和第二節(jié)趾骨等骨骼部位有因勞役造成的病變現(xiàn)象⑧，也為研究商代對牛的役使提供了證據(jù)。

　　商周時期銅器附鋪首銜環(huán)的例子較多，尤其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銅壺為多，仿銅陶壺上也貼塑鋪首銜環(huán)，有的“獸鼻突起，貫之以環(huán)，像牛穿鼻形”⑨，鋪首之怪獸雖不是牛，也有可能是受到牛穿鼻做法的影響或啟示?！恫┕艌D》卷十六收錄的犧首尊，為一牛首的形象，以牛頸為容器，牛角向內側彎曲，牛鼻穿環(huán)，環(huán)連一長鏈，牛頭上還有穿過牛鼻和牛角的繩索籠絡著。犧首尊的時代大約也在春秋時期。《左傳·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颗Ｒ怎枵咝庞凶镆?，而奪之牛罰已重矣。”用“牽?！倍皇恰膀屌！钡绕渌恼f法，這或許是說穿牛鼻而牽。當然拴牛角或牛頸也不是不可以，那樣顯然沒有穿牛鼻便于控制?！盃颗Ｒ怎枞酥锒鴬Z之?！背蔀楫敃r人用以說明道理的俗語，說明春秋時期可能穿牛鼻做法已較通行。1923年山西渾源縣李峪村晉墓出土一牛形銅尊(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器高33.7、長58.7厘米，背上三口，中間一口內嵌一釜。牛鼻上穿有一大銅環(huán)，環(huán)上有繩索紋，兩牛角向下彎卷。牛尊的時代為春秋晚期到戰(zhàn)國早期⑩。

　　最早用到“牽?！钡氖恰渡袝ぶ軙ぞ普a》，周公對康叔的誥詞說：“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yǎng)厥父母?！薄对姟ば⊙拧ご髺|》：“維天有漢，監(jiān)亦有光。……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边@里雖然不是牽牛以耕，但反映了人們對牛的駕馭。只有穿牛鼻才是駕輕就熟的服牛方式。這只是推測。

　　戰(zhàn)國文獻開始對穿牛鼻有了明確的記載?！肚f子·秋水》：“牛馬四足是謂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薄秴问洗呵铩ぶ丶骸罚骸笆篂醌@疾引牛尾，尾絕力殫，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睏ㄍ穑墩f文》：“桊，牛鼻環(huán)。”

　　漢代穿牛鼻更已成為很普通的事?！痘茨献印ぴ烙枴罚骸敖j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庇帧吨餍g訓》：“今使烏獲、藉番從后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庇帧墩f山訓》：“髠屯犁牛，既?？埔耘Ｐ蓿瑳Q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齋戒，以沉諸河?！睕Q鼻就是穿牛鼻，穿鼻之牛不用作犧牲。廣州西漢早期墓(M1170)出土銅瓿的肩部兩側對稱的鋪首銜環(huán)(11)，明確表現(xiàn)了牛首的形象，是牛首銜(穿)環(huán)。東漢畫像石上牛耕圖，牽牛韁索的一端皆引自牛鼻端，有的牛鼻上的環(huán)清晰可見。

　　僅就以上關于牛的馴化和駕馭上看，新石器時代晚期是役使牛的上限，商代是一個重要的時期，有了在農耕中役使牛的較大可能，而春秋時期的材料已與牛耕的聯(lián)系較為密切。

　　二、犁架的使用

　　石犁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即已使用，良渚文化出現(xiàn)了較為輕便的三角形分體石犁，發(fā)現(xiàn)數(shù)量較多。學術界對于石犁的作用多有懷疑(12)。謝仲禮認為，史前的三角形石器難以勝任犁地的功能，只有發(fā)明了冶鐵術之后，才能制造出器形輕薄又能承受巨大阻力的犁，人們還是相信春秋時期首先在中原地區(qū)發(fā)明犁的觀點(13)。從西南民族地區(qū)的調查資料來看，人類確實經(jīng)過以石犁耕田的時期。四川普米族流行二牛抬杠式犁地，在犁床上有夾銎以安裝石犁或木鏵，下田犁地時“往往須攜帶若干石鏵犁或木鏵犁，以備損壞時更換”(14)。過去齊思和、徐中舒等也認為，有鐵犁而后才有牛耕。徐中舒說：“鐵器出現(xiàn)以前，是不會有犁的，也不會有牛耕的。”“春秋以前沒有鐵器，也就沒有牛耕了”(15)?，F(xiàn)在看來，鐵犁不能成為牛耕的必要條件，事實上，早期人們還可能使用木犁耕種。木犁較石犁輕便，有些硬木不見得比石犁脆弱，前述普米族就以木犁耕地。可見，犁頭的材質與是否使用牛耕沒有關系，關鍵還要看有無犁架。為了便于理解犁架的形成過程，我們先看一下漢代完善的框形結構的笨重犁。以下是甘肅武威磨咀子西漢晚期墓(M48)出土的木犁(圖1)(16)，與漢畫像石牛耕圖中的框形犁完全一致，只是缺失轅前的橫杠(衡)。

圖1 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木犁模型

　　框形犁架便于犁轅與整個犁架更加穩(wěn)固的結合，也有利于畜力的套駕，目前所見的漢代畫像中的犁架多是框形結構?？蛐卫缬衫缟?扶把)、犁底、犁箭和犁轅組合形成牢固的框形結構，犁底前端套裝犁頭、安放犁壁。木犁模型在犁底前端涂黑以示鐵犁頭。梢、底、箭、轅是犁架的基本要素，但早期的犁架并沒有這樣齊備?？蛐谓Y構的犁不是牛耕的起點，它是在牛耕過程中形成和不斷完善的，至于其利于調節(jié)入土深淺等優(yōu)點，又是遠在牛耕出現(xiàn)以后才考慮的事。框形犁已比較完善和成熟，原始犁架的形成應在更遠的時期。

　　牛不能拖著犁頭耕地，犁頭必須裝在一定結構的犁架上才能正常工作。孫常敘在20世紀50年代發(fā)表《耒耜的起源及其發(fā)展》(17)，文中附有從人力耒耕到以牛犁耕演變的示意圖(圖2)，從圖上我們體會到了從耒耜到犁具的演進過程。人力操持耒耜，耒或耜的頭是向下直刺或斜刺入土的，入土后，持耒耜者握柄后拉以發(fā)土，或者由一人與持耒者相對以繩拴在耒耜的下部拽拉配合發(fā)土。后來耒耜頭裝在曲柄上，入土時完全是斜刺，有了直接向前拖行的可能，耒耜的頭就具有了破土劃溝的功用。再到后來，斜度更趨減小，耒耜也演變?yōu)槔珙^，犁頭向前，與地面近乎平行，拖行向前便是犁耕了。在這個過程中，犁架的變化引人注目，最后一階段中犁頭裝在了貼地的犁底木板上，完成了由耒耜到犁具的過渡。成熟的犁架便是以犁底板或具有犁底功用的部件的出現(xiàn)為標志的。

　　良渚文化的平湖莊橋墳遺址出土了安裝在犁底板上石犁，三角形分體石犁貼附在一較寬厚的木板上，木板的后端正中連一短的細柄。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帶底石犁，可惜犁底以外的犁架結構無法揭示。根據(jù)圖片所顯示的出土情況，似可有以下兩種理解：第一，短木柄直連木板，后端大部殘缺，長度不明，可復原為類似馬王堆三號墓所出土的鍤的形式(圖1-10，19)。第二，木板后端的短柄作為凸出的卯頭，與豎向或斜的犁柄(扶手)通過榫卯接合，形成類似孫常敘描繪的第三階段的犁。第一情況顯然不能稱為犁，使用這樣的尖頭工具似乎便于刺土，但附在石片附在木板上連同木板一起豎向或直向或斜向入土實在是無法想象的事，并且其后展的兩翼更不便于插土和起土，操作起來還不如尖頭木耒和木耜來得方便和有效，所以這樣的工具形式是不存在的。第二種情況則具有合理性。將犁底后端與犁柄相連處做適當抬高(或由扶犁人提柄來實現(xiàn))，使犁底形成一定的斜度，便于石犁斜刺入士，將繩索或用木桿連在犁柄的下部位置，就可以牽引前行了，當然不一定是畜力。

圖2 牛耕演變示意圖

　　在由犁底和犁柄兩部分組裝形成犁架以前，還應有一種借助自然形態(tài)的樹木加工的底、柄一體的犁架。圖2所示，耒耜頭斜度的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第二階段上，可能使用了一端略有彎曲的木材。這種柄、底一體或者說底還沒有完全分離的犁架直至漢代仍然存在，畫像石牛耕圖上就有這樣的犁架，不過漢代一體犁從犁底位置向上有了犁箭，固定犁轅，形同框形犁，如江蘇睢寧雙溝畫像石(18)和山東滕州黃家?guī)X畫像石(19)。但一體犁不是漢代犁的主流形式，在與兩種犁架并存的地方，一體犁架往往表現(xiàn)出的是一種簡單和落后的特點。

　　日本江戶時代以前的犁都是犁底、犁壁為整塊木板的一體型長底板犁，到江戶時代(1603-1867年)才使用犁底與犁梢分離的短底犁，以便于控制耕垡的寬窄(20)。大約在公元6世紀由朝鮮半島移民帶入的一種無底板犁，稱為“子日手辛鋤”或“無床持立犁”(21)，與漢畫像上表現(xiàn)的一體犁架基本一致。這種犁結構簡單，順勢利用自然形狀的木材，制作加工較易，但由于沒有較長的犁底起穩(wěn)定作用，犁地時不易保持較好的平衡性。日本無底犁常用于江戶時期的旱地作業(yè)，但相對于已有的長底板犁，無底板犁并不十分普遍，只在福岡、長崎等西日本地區(qū)有零星發(fā)現(xiàn)。我國良渚文化時期出現(xiàn)了柄、底組合的犁架，反映出了犁架的進步性。這樣的犁架結構的形成必經(jīng)歷了較長的時期，如果在犁柄下部向前引出一個長轅，就是一具完備的犁了，山西壺關犁(當?shù)胤Q鏹犁)就是直接從犁柄引出長轅的(圖3，上)。類似壺關犁的犁架雖然簡單原始，但是便巧實用。山東文登的“二人抬”也是人力犁，壺關犁拉犁人面向扶犁者向后倒行，“二人抬”的拉犁人則將套在轅桿上的短木卡在肩頭上與扶犁人同向前行(圖3，下)(22)。拉和扶的人共同操控著犁架，自然比直接用繩索牽拉方便多了。二者區(qū)別在于，前者無底，后者有底。早期無底犁多是由人退行牽拉的，它更適于人力，而有底犁則利于直接向前拖曳連續(xù)行進，除使用人力外，也適合用畜力。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墓出土的三角形銅犁，后端有三角形的銎，必須套裝在木底上才能使用，有了組裝犁架的可能，至于是一體犁架還是犁底與柄榫接的犁架還不得而知。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M2)出土

子分襠鼎一件(M2：2)(23)，銘文記述了“

子”為其母作器之事，

字不識，李天虹以為與甲骨文、金文中的“耤”字所從“耒”相近，或即“耒”字(24)。但耒字歧頭分叉，也沒有向前伸出的一畫。仔細辨認，可以發(fā)現(xiàn)字形與今日還在使用的山西壺關犁頗為相似，只是曲柄向后，犁頭朝下。前伸的一畫指示轅以及與轅相交的杠(衡)，有點類似漢代二牛抬杠的架式。犁頭朝下是不合理的，字形可能反映的不是使用時的狀態(tài)，拉犁時，轅稍抬起，犁頭自然就傾斜了。同篇銘文中同一人名又作

形(據(jù)照片描摹)，由于剝蝕等原因，犁架下方漫漶不清，有的可能并不是字的筆畫中物，應以第一字為據(jù)。漢畫石上表現(xiàn)的曲柄一體犁，梢把(即柄)多數(shù)向后彎曲，只有滕州黃家?guī)X一例向前曲。葉家山銅器銘文上有轅、有杠(衡)，未表現(xiàn)犁底。良渚文化的石犁已使用犁底，到西周時期設置犁底也應該不算是新事物，因此，我推想西周時期已經(jīng)有了比較成熟的犁架了。

　　新石器時代晚期，良渚文化的石犁頭裝在木犁架上，可以拖拉向前。商周時期，流行曲柄犁，并且出現(xiàn)銅犁，套裝在犁底上，造就了較為成熟的犁架。到漢代流行穩(wěn)固的框形犁，已進入犁架更加完善的時期。

圖3山西壺關犁和山東文登“二人抬”

　　三、牛的套駕

　　架牛方式及相關的套駕用具與牛耕密切相關。明清以至近世方志將套駕用具稱為服牛用具或畜力用具，并將它們列為農具類別的首位，說明它們在當時大田生產(chǎn)中所占的突出地位。這些畜力用具常見的有木、麻或皮質的革骨、鞊、靽牛鞅、夾板、纼、紲、羈、縻、套盤、套滑、牛桿、摟肚、搭背等等。畜力與犁架的聯(lián)接件我們統(tǒng)一稱為套駕用具。在牛耕的早期階段肯定沒有這樣細致和復雜，但簡單的相關用具是必需的。人力牽拉要比套牛簡單得多。過去在討論牛耕起源時，人們只關注犁和牛，對于如何將?；蚱渌男罅?如馬)與犁聯(lián)接在一起則往往避而不談，似乎有了牛，有了犁，二者就可以很自然地結合了，就一定開始了牛耕。其實牛的早期本來用途是祭祀和食用，《國語·晉語九》“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也說明這一點。有了牛和犁，沒有合適的東西將它們聯(lián)接起來，仍然不能進行牛耕，只能是人力牽拉。因此我認為，將犁架套在犁轅之上的畜力用具才是牛耕問題的關鍵，沒有畜力用具，就不會有牛耕。目前學術界研究我國牛耕起源的論文很多，卻很少關注到這一點。錢小康談到牛耕的制約因素時注意到犁的結構以及動力和犁的聯(lián)接件的重要性(25)。后世所見的套駕用具都很簡單，但在牛耕早期，將牛有效地套在犁架前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二牛抬杠是漢代牛耕的普遍形式，其時尚不見有軛，軛最早使用在馬車上?！尔}鐵論·散不足》：“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馬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就犁?！毙蟹?，止就犁，對于如何就犁沒有說明，但也透露出駕犁是不用軛的，也可能是抬杠一類?！尔}鐵論》說的是“古者”之事，它說的情況又能追溯到什么時期？《尸子》：“夷逸者，夷詭諸之裔?；騽衿涫耍唬?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為牲?！?26)該句輯自明代董斯張《廣博物志》，《莊子·列御寇》云：“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牲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比∑┡c《尸子》同，但無牛耕之事，疑《尸子》中所見之牛軛當系后人之篡入。

　　再看馬車。有學者根據(jù)河南偃師二里頭夏代遺址發(fā)現(xiàn)的銅鈴、圓泡形器、牌飾、海貝等推測它們可能是馬和馬車上的飾物(27)，而二里頭宮殿區(qū)南側大路早期路土上也發(fā)現(xiàn)一段長5米、寬1米的車轍(28)，似乎也印證了我國夏代馬車的使用問題。早商時期的偃師商城也發(fā)現(xiàn)車轍的痕跡，車轍長14米、寬1.2米(29)。商代的馬車已比較多見，從甲骨文“車”字和殷墟車馬坑我們清楚地看到，其時的馬車為獨轅車，有衡有軛，所見多為兩軛，也就是兩馬駕車，軛在轅與衡相交處的兩側，對稱附在衡上。

　　在馬車流行的時期，馬的套駕方式不可能不對犁耕或牛車產(chǎn)生影響，或者說它們難分先后，馬車上的衡不就是漢畫牛耕圖上常見的二牛所抬的杠嗎？將杠用繩索系縛在牛頸上簡單易行，這在漢畫像石牛耕圖上是常見的做法，早期牛耕是否也采用類似的做法解決套駕問題呢？

　　與馬車一樣，我國夏商時期也使用牛車?！妒辣尽ぷ髌罚骸半茏鞣！！鄙倘讼裙鹾ィ格{牛拉車?！渡袝ぞ普a》：“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yǎng)厥父母?！边@是周公對康叔的誥詞，為周初事。這些文獻的傳述由于有上述馬車的佐證變得更加真實。牛車的駕法與馬車應無根本的區(qū)別。

　　現(xiàn)在有一種觀點認為，馬車是夏代以前由西亞地區(qū)傳入我國(30)，而西亞又恰是二牛抬杠耕作出現(xiàn)較早的地區(qū)，這種牛耕的方式是否與馬車的傳入有關？如確系傳入，傳入的時代與馬車一樣也應在我國的夏代以前。也就說，牛的套駕本是在夏代以前就已解決了的。

　　為什么到漢代牛抬杠而耕還只用衡杠而不見軛？杠又是怎樣與牛頸結合的？這個問題與牛耕的起源關系不大。

　　四、牛耕起源的分析

　　從牛的馴養(yǎng)、犁架的形式和畜力用具三方面綜合考慮，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夏代可能已經(jīng)具備了牛耕的基本條件，商代則有較大可能開始使用牛耕，西周以降，牛耕技術逐漸走向成熟。我比較傾向于商代牛耕的看法。

　　早在上世紀30年代，郭沫若考甲骨文

(勿)“實為犁之初文”，“其字從刀，其點乃象起土之形。其中物作

若

者亦即犁字從牛之意，字稍后起?！薄白窒笠岳鐔⑼林疇睢?31)后來他又明確指出：“卜辭已有犁字，而且已引申為黎黑之黎，可見牛耕的使用已久。殷人能發(fā)明牛耕，正是殷代農業(yè)能夠發(fā)達的一個重要的因素?！?32)徐中舒亦以“勿”為起土形，但釋本義當為土色，經(jīng)傳多借“物”為之，訓為相、為色，物地、物土即相土色、地色。又引申之為雜，色不純故需物色之?！吨芏Y·司常》“雜帛為物”。又訓雜毛牛(33)。卜辭“貞，尞十勿牛又五鬯”(前4·54·4)。《詩·小雅·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编嵐{：“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彪s色、雜毛之義皆由起土引申而來，其起土之具即犁。從牛從勿之形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收作“犁”(34)。楊升南考察江西新干大墓出土銅犁，認為商代農業(yè)生產(chǎn)中確已使用了犁耕技術，甲骨文“物”還應釋為“犁”字為妥(35)。犁字從牛，顯然是牛耕的會意。上世紀40年代，胡厚宣推測，殷代北方多牛，殷人種田，已知用牛耕(36)。錢曉康也說，在沒有更加充分的史料證明我國牛耕起源于夏代前，牛耕始于商的論點是可信的(37)。

　　徐中舒不贊成春秋以前有牛耕的觀點，因此他設問，《禮記·樂記》、《史記·周本紀》和《呂氏春秋·慎大覽》等說，周武王克殷之后，放馬于華山之陽示不復乘，散牛于桃林之野而弗服，“如果西周以前就有了牛耕，為甚么這些牛馬不用來耕田，而要放之于華山之陽和桃林之野呢？”(38)《尸子》卷下文曰：“武王已戰(zhàn)之后，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39)如果我們拘泥于字面意思當然也會有這樣的理解，但這里周武王只是以此表示順應民意渴望太平而不復戰(zhàn)爭的一種姿態(tài)，就算他真的放走了牧野之戰(zhàn)中參戰(zhàn)的部分牛馬，那也是宣示這種態(tài)度和決心的一個儀式而已，如何想到農耕的問題？即使沒有農耕的事，那他為什么不留作百姓日常的駕車之用？或是宰殺了食其肉、衣其皮呢？《老子》：“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碧煜绿?，戰(zhàn)爭不再，戰(zhàn)馬的用處只體現(xiàn)在積糞肥上。這同樣也是以此表達天下有道之意，如硬要問馬駕車或拉犁的作用會更大，為什么只是讓它去積糞肥？就不免太過迂腐了。

　　同時也應該認識到，牛耕的出現(xiàn)是一回事，使用初期和廣泛使用又是一回事。卜辭中經(jīng)常以牛祭祀，也不乏一次用到上百的例子，如：

　　“貞……牛三百。”(《前》4.8.4)

　　“乙亥……丙

大口五百牛，伐百……”(《庫》181)

　　“丁巳卜，爭貞，降，

千牛。不其降。

千牛、千人。”(《合》301)

　　卜辭也有用馬為祭的，但為數(shù)甚少，馬多見于殉葬和車馬坑中，這恰好說明馬車在商代已經(jīng)比較多見，而牛耕和牛車并未普及，是牛耕技術尚不十分成熟的反映。秦漢牛耕推廣以后就有了專門的保護耕牛的法律，如秦律中的《廄苑律》，祭祀用牛的情況也大大減少。

　　綜之，我國商代已有了牛耕，但并未普及，牛最大的用途還主要體現(xiàn)在祭祀、宴享等方面。

　　五、早期牛耕的反映

　　商代已有牛耕，戰(zhàn)國至秦開始推廣，戰(zhàn)國以前是我國牛耕的早期階段。

　　春秋始見與牛耕相關的文字。《論語·雍也》：“犁牛之子骍且角”，這是最早牛、犁聯(lián)言的文字。受何晏“犁，雜文”解的影響，或不將此條與牛耕相聯(lián)系，如徐中舒說：“物訓雜毛?！迸c《論語》何注“犁雜文”、《淮南子·說山訓》高注“牛不純色”等義又正相應(40)。但犁牛為耕牛，清儒劉臺拱、劉寶楠父子辯之綦詳，綜見齊思和《牛耕之起源》所引(41)，而楊伯峻《論語譯注》徑釋“犁牛之子”為“耕牛的兒子”(42)。

　　持牛耕春秋說者多引述與牛、耕相關的人物的名、字為據(jù)?！妒酚洝ぶ倌岬茏恿袀鳌罚骸叭礁植！?；“司馬耕字子牛”。《論語·顏淵》：“司馬牛問仁”，何晏集解引孔安國：“牛，宋人，弟子司馬犁?！笨鬃拥茏铀抉R牛又名司馬犁，名牛字犁。古代有身份的人有名、有字甚至還有號，名、字在意義上是有內在聯(lián)系的，字由名滋生，名字相應，二者同義或是同一意義范疇。字多是對名的解釋或補充，與名互為表里，但多為外部使用，故又稱表字。孔子弟子中，“冉求字子有”，“宰予字子我”，端木賜“字子貢”，“卜商字子夏”，“樊須字子遲”，“梁鳣字叔魚”，“申黨字周”，“燕伋字思”，“施之常字子恒”，“步叔乘字子車”，“狄黑字皙”?？鬃拥膬鹤映錾鷷r，魯昭公派人送鯉魚以示祝賀，孔子高興之余給兒子取名鯉，字伯魚?！短接[》引《風俗通》：“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嘉以為瑞，故名鯉，字伯魚。”其他如屈原，名平字原，《爾雅·釋地》：“廣平曰原?！崩献有绽蠲竹?。耳長而大曰聃，《說文·耳部》：“聃，耳曼也?！睎|漢班固，字孟堅；三國諸葛亮，字孔明，等等，多為名、字同義的例子。即使是反義，也是同一范疇下有關聯(lián)的意義，如“狄黑字皙”，又唐代韓愈，字退之。犁字入人名也自春秋始，如莒國君主犁比公、楚國大夫伯州犁等。

　　孔子弟子的名、字中牛與耕或犁對應，其意義關聯(lián)正來自當時之牛耕的存在，又寓耕讀之意。《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迸Ｗ痈谴呵飼x國大力士，姓牛，名或字為耕，也顯然是刻意為之。只有在牛耕已是較常見之事并且人們充分認識到牛在耕田中的作用和意義之后，才會在當時人的名、字中有所反映。從“犁牛”和幾例有身份的人物的名、字看，春秋顯然遠不是牛耕開始出現(xiàn)的時期，商代、西周牛耕的使用是春秋牛耕發(fā)展的基礎。目前所見還只限于孔子弟子三人和晉國的牛子耕，因此，肯定春秋有牛耕的同時，也應對其在農業(yè)生產(chǎn)的使用情況有正確的估計。

　　《國語》卷十五《晉語九》記晉大夫竇犨對趙簡子說：“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雖然不是專為牛耕問題的論述，但它是文獻關于牛耕最早的確切記載。這段話的意思是，牛本來的用途是宗廟中用作供奉、祭祀的犧牲，宗廟是它體現(xiàn)價值的地方；如今淪落為耕田的畜力，受人驅使，本是不該出現(xiàn)的狀況。竇犨以此為喻，說范和中行氏為趙氏所敗，子孫流落齊地耕作以謀生。用作犧牲到耕田的畜力的變化比喻貴族的沒落，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于牛的價值的認識?！蹲髠鳌こ晒辍贰皣笫拢陟肱c戎”，牛因為是祭祀用的犧牲(太牢之首)而受到重視，可以理解，但是，西周以來重農抑商自上而下已有牢固的社會基礎，春秋戰(zhàn)國進一步形成系統(tǒng)的農本思想，竇犨絕不會有貶低農業(yè)勞動的意思，合理的解釋是，牛耕還未十分普遍，或者由于犁具結構或套駕方式的問題，人們尚未從牛耕中看到明顯的效益對比，也由于當時普遍的祭祀風尚的影響，人們還無法把牛在農耕中體現(xiàn)的真正價值理清。這種狀況同秦漢基于農耕意義保護耕牛的做法大不相同。

　　牛耕推廣同大量的祭祀用牛是相矛盾的?！吨芏Y·地官·牛人》：“牛人掌養(yǎng)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喪事共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任公器。”《周禮》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而以戰(zhàn)國說影響最大，其時牛的主要用途是獻神(享牛)，求福(求牛)、宴享(積膳)、喪奠(奠牛)及駕兵車和轅外挽車(牽傍)，尚未提及耕牛。這種情況既是牛耕尚未形成大勢的表現(xiàn)，也與人們祭祀觀念沒有發(fā)生大的變化有關，同《國語·晉語》的所述應做相似的理解。雖然戰(zhàn)國時期在耕具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使用一定數(shù)量的鐵犁，但牛耕的推廣仍受制于人們傳統(tǒng)的祭祀觀念等方面的影響，加上駕耕技術的限制，進展較慢，直至戰(zhàn)國晚期，秦律中才有了明確的田牛，有了專門對馬和田牛進行保護和飼養(yǎng)管理的《廄苑律》。

　　另外，牛耕的使用也存在地區(qū)間的差異，秦國可能是牛耕使用較多的地方?！稇?zhàn)國策·趙策》趙豹語：“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zhàn)?！薄妒酚洝ぺw世家》所記略同。河南內黃三楊莊發(fā)現(xiàn)的戰(zhàn)國晚期到西漢中期的田壟寬70厘米，與西漢晚期以大鐵犁進行牛耕形成的代田形式十分接近(43)，間接反映了戰(zhàn)國晚期牛耕在中原地區(qū)推廣的情況。

　　漢代鐵犁多出土于陜西、河南、山東等地，陜西關中地區(qū)早就有戰(zhàn)國秦的良好的基礎。漢代牛耕雖然已經(jīng)稱得上普及，但在孔子300多年以后的漢武帝時期，三輔等地區(qū)才在搜粟都尉趙過指導下學習牛耕，甚至到東漢時期，廬江人仍不懂用牛耕，廬江太守王景始“教民牛耕”(44)。任何事物都存在地區(qū)發(fā)展的不平衡性，這同事物的最早起源是不同的問題。

　　牛耕問題是古代農業(yè)發(fā)展中的大事。耕種的方式反映著史前農業(yè)發(fā)展的階段性，新石器時代，農業(yè)由刀耕火種到耜耕、鋤耕最終過渡到犁耕。其時犁耕并不普遍，只是代表先進生產(chǎn)力要素出現(xiàn)于局部地區(qū)。犁耕也不等同于牛耕，史前時期的犁耕以人力為動力，犁具只適合進行簡單的劃溝。

　　在牛耕起源問題上，與實現(xiàn)牛耕相關的牛、犁以及牛和犁的套駕問題是三個密切相關的要素。三個要素不能單獨發(fā)揮作用，只有駕牛技術成熟、有了犁架并且能將牛成功地套架在犁架上才會有牛耕。這三個要素也不會同時出現(xiàn)，牛耕是在最后成熟的要素之后發(fā)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有了比較簡單的犁架，至遲到商代，成功地實現(xiàn)了對牛的駕馭和役用，然后借鑒夏代即已使用的馬車套駕技術把馴服的牛套到犁架上，開始了牛耕。

　　牛耕問題不但關系牛和駕牛的方式、方法，還涉及耕具和與其相適應的耕作制度與種植技術。它反映了人們對特種生產(chǎn)工具駕馭能力的提高，也反映了耕作技術的進步，可以說，牛耕的發(fā)生和發(fā)展過程就是農業(yè)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技術不斷提高的過程。實現(xiàn)牛耕以后，勞動強度、勞動效率和耕作技術等都伴隨和適應著農業(yè)的發(fā)展在改善。我國牛耕雖然在商代即已出現(xiàn)，但西周春秋時期仍是使用牛耕的早期階段，到戰(zhàn)國時期才見推廣的跡象。漢代是牛耕技術進一步完善的時期，也主要表現(xiàn)在犁具和駕牛方法的改進上面，這也啟發(fā)我們從牛、犁具和駕牛方法是牛耕密切關聯(lián)的要素這一理念去探討牛耕的起源。

　?、馘X曉康：《關于我國牛耕的一點看法》，《農業(yè)考古》1995年第1期。

　?、趨矽i：《試論中國家養(yǎng)黃牛的起源》，《動物考古》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52-167頁。

　?、壑袊鐣茖W院考古研究所：《山東王因——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145頁。

　?、芎颖笔∥幕治奈锕ぷ麝牐骸逗颖焙悵緶洗骞胚z址發(fā)掘報告》，《考古》196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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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拚憬∥奈锟脊叛芯克骸逗幽范伞率鲿r代遺址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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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嵝熘惺妫骸豆糯鳙C圖像考》，《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中華書局，1998年。

　?、鈪⒁姉顚挘骸稇?zhàn)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7頁。

　　(11)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30頁。

　　(12)季曙行：《石質三角形器、三角形石刀用途考》，《農業(yè)考古》1993年第1期。

　　(13)謝仲禮等：《史前農業(yè)考古學研究述評》，《農業(yè)考古》1991年第3期。

　　(14)牟永抗、宋兆麟：《浙江的石犁和破土器——試論我國犁耕的起源》，《農業(yè)考古》1981年第2期。

　　(15)徐中舒：《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源》，《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中華書局，1998年。

　　(16)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12期。

　　(17)孫常敘：《耒耜的起源及其發(fā)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18)夏亨廉、林正同主編：《漢代農業(yè)畫像磚石》，中國農業(yè)出版社，1996年，第22頁。

　　(19)夏亨廉、林正同主編：《漢代農業(yè)畫像磚石》，中國農業(yè)出版社，1996年，第24頁。

　　(20)[日]和野通明撰，錢文忠、張合旺譯：《日本犁中所見的朝鮮犁、中國犁及混血犁》，《古今農業(yè)》2009年第4期。

　　(21)[日]山田龍雄等編：《日本農書全集》卷15《農具便利論》，農文協(xié)，1977年，第208頁。

　　(22)雷于新、肖克之主編：《中國農業(yè)博物館館藏中國傳統(tǒng)農具》，中國農業(yè)出版社，2002年，第33、176頁。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fā)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1期。

　　(24)李天虹等：《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年第11期。

　　(25)錢曉康：《關于我國牛耕的一點看法》，《農業(yè)考古》1995年第1期；《犁》，《農業(yè)考古》2002年第1期。

　　(26)[戰(zhàn)國]尸佼：《尸子》卷下，華東師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9頁。

　　(27)鄭若葵：《論中國古代馬車的淵源》，《華夏考古》1995年第3期。

　　(28)杜娟：《二里頭遺址發(fā)現(xiàn)夏代車轍》，《光明日報》2004年7月21日。

　　(29)王學榮：《商代早期車轍與雙輪車在中國的出現(xiàn)》，《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學出版社，1999年。

　　(30)龔纓晏：《車子的演進與傳播》，《浙江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31)郭沫若：《殷契粹編·考釋》，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66頁。

　　(32)郭沫若：《奴隸制時代》代序，人民出版社，1954年。

　　(33)徐中舒：《耒耜考》，《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中華書局，1998年；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03年，第83頁。

　　(34)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2·0317。

　　(35)楊升南：《新干大洋州商墓中的銅鏵犁、商代的犁耕和甲骨文中的“犁”字》，見其《甲骨文商史叢考》，線裝書局，2008年。

　　(36)胡厚宣：《卜辭所見之殷代農業(yè)》，《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上冊，1945年。

　　(37)錢曉康：《關于我國牛耕的一點看法》，《農業(yè)考古》1995年第1期。

　　(38)徐中舒：《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源》，《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中華書局，1998年。

　　(39)《尸子》卷下，第54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40)徐中舒：《耒耜考》，《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上)》，中華書局，1998年。

　　(41)齊思和：《牛耕之起源》，《中國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2)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57頁。

　　(43)劉海旺：《三楊莊漢代農業(yè)聚落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中國農業(yè)歷史學會2013年年會暨第二屆中華農耕文化研討會”論文，2013年10月，河南鄭州。

　　(44)[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卷76《王景傳》，中華書局，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