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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間，我們的《中國書法史》通讀，已經(jīng)讀到了第三本，也就是《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這一卷的作者是劉濤，同樣是一位理論水平非常高的書法家。 
先說點歷史，讀過《三國演義》的朋友一定對東漢末年的歷史非常熟悉，在東漢末年，東漢王朝先后經(jīng)歷了兩次大的動亂：1、體制之外的“黃巾起義”；2、體制之內(nèi)的“董卓之亂”。由此，接續(xù)而來的是大小軍閥各為方伯，各路豪杰稱雄一方，“名教”政治業(yè)已崩潰，統(tǒng)一格局不復(fù)存在。到公元220年，曹丕建國稱帝，劉備、孫權(quán)相繼效仿，這就有了“三國”時期，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魏晉南北朝時期。這一篇，我們先對魏晉南北朝書法做一下概述：先說魏晉南北朝書法的發(fā)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為重要的時期，但書法與人文關(guān)系緊密，關(guān)于這一點，作者第9頁的小注釋說得很對：魏晉士人的這些做派，后人欣賞為高逸和闊氣，贊頌為任誕和自然，而不知道名士們的內(nèi)心世界懷有深深的痛楚和百般的無奈。……名士們對生命懷有深深的憂慮，對人生寄以深深的眷念。 其實，這是魏晉時期書法成為中國書法巔峰的原因，因為在這動亂頻仍的三百年里，政治分裂、政權(quán)頻繁更迭，政治的約束力相對松弛，為學(xué)術(shù)思想的活躍留出了空間；經(jīng)常性的社會動蕩又強烈震撼了人們的心靈，促進了人性的覺醒，激活了人們的思考力。但如上所說，這個時期的人們常常懷有悲涼的心態(tài)，你看，就連記敘行樂的《蘭亭序》中，王羲之也流露出悲觀的情懷。
魏晉時期，文學(xué)藝術(shù)已經(jīng)進入自覺的時代，曹丕《典論·論文》所說：“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有了藝術(shù)作品，就足可以“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魯迅在《而已集》里認為文學(xué)已經(jīng)入“自覺的時代”）也就是說，在魏晉時期，藝術(shù)越來越脫離實用，開始走向“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階段，也正是這個原因，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文字書寫藝技的“書法”得到了高度的重視，也同時呈現(xiàn)前所未有的繁榮。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以魏晉最為輝煌。但是，魏晉與東漢的書風有著一脈相承的關(guān)系。魏晉大為流行的新書體——草書、行書、楷書，莫不肇始于東漢。被奉為“草圣”的張芝，“行書之祖”劉德昇，都是東漢人，而被稱為“正書之祖”的鐘繇，雖然由漢臣而魏相，而一生的活動主要在東漢。
可以說，新書體是東漢書家留給魏晉書家的一份寶貴“遺產(chǎn)”，而曹魏、西晉書家無不是東漢書家的傳人。在魏晉時代，新書體的地位、人們的書法觀念，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作者羅列了五種變化：1、新體的草、行、楷書為士族階層所接受，成為士流私人間書寫交流的時調(diào)，這是魏晉書風形成的重要標志。2、行、楷、列入課吏之列，成為被社會廣泛承認的書體。在漢朝，課吏制度以“秦書八體”與“新莽六書”為規(guī)范（這兩個概念具體見前面的文章，也可以見下圖），后起的行、楷、草不在課吏之列，趙壹《非草書》說：“鄉(xiāng)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課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征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逼鋵?，就是整個社會都不重視行、楷、草。
但到西晉時，秘書監(jiān)立博士，置弟子教習(xí)行書、楷書也成為“傳秘書，教小學(xué)”的書體，正式進入“課吏”系統(tǒng)。3、兩晉時期，新書體具有了合法地位，楷書成為正體（要注意，之前的正體是篆書和隸書，而且楷書是在兩晉就成為了正體，并非到了唐朝）。4、“銘石書”也受到影響，楷書進入“銘石書”。公元6世紀前期，南北的碑志都普遍采用楷書，梁朝的碑額也作楷書。5、以篆書為基礎(chǔ)的字學(xué)理念不再是書法的唯一科律。人們在書寫實踐中改造、完善新書體的樣式、建立新書體的技法規(guī)范，而新書體的“今體”體勢已經(jīng)完全是抽象的“符號”，書寫方法與古體大不一樣。簡言之，“新書風”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為主流書風，并且，其發(fā)展壯大的演進過程，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1、形成階段：這一階段的發(fā)生發(fā)展地，主要在北方。時期則主要在曹魏、西晉時期。新書風肇始于漢魏之際，漸盛于西晉，這一階段，新書風的中心在中原的洛陽、穎川（河南許昌，曹操定都許昌是其原因之一，鐘繇、劉德昇均此地人是原因之一）一帶。
2、新書風的變革與發(fā)展階段：這一階段，發(fā)生地在南方，時期在東晉時期。新書風的中心由原來的洛陽轉(zhuǎn)移到了江南的建康（今南京，原因也簡單，東晉定都在這里）一帶。代表人物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
在這一階段，新體書法掩壓舊體，居于主導(dǎo)地位，世為書風的主流。當然，這一階段，北方書風仍然延續(xù)西晉的風尚，南北書風形成了“今妍”與“古質(zhì)”的分野。3、新書風北傳階段：這一階段的書風中心，從南方到北方。時期則是南北朝時期。至孝文帝遷都洛陽時，北方與南方書法形成了師承關(guān)系，北朝出現(xiàn)了效慕南朝書風的第一個主潮，南北書風的差距大大縮小。至隋文帝取代北周八年之后的公元589年，隋滅陳，結(jié)束了長達三百七十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這一階段，江南書法名家歐陽詢、虞世南都北遷仕隋，新書風的中心遂由江南北移到長安。
當然，伴隨著新書體的盛行，古體的篆書、隸書由盛轉(zhuǎn)衰。另外，魏晉南北朝書家喜好精良的書寫器具和材料，一些書家是制造筆墨紙張的高手。曹魏書家韋誕曾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勁丈之勢，方寸千言。”他自制的墨，“一點如漆”；他還能制筆，所著《墨方》《筆方》記錄了制造筆、墨的過程和方法。
此外，東晉韋昶亦能制筆；南朝劉宋書家張永自制的紙也“緊潔光麗，輝日奪目。”總之，魏晉南北朝的書體樣式、技法手段、書家流派都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展開了它的輝煌和博大，影響深遠。我們再說說書法家的社會地位魏晉南北朝時期，作為社會性的角色，“書家”受到人們的尊重，勝手如云；士族書家領(lǐng)導(dǎo)著書法潮流；開風氣、立法度的大書家，都是“魏晉”時代的書家。至南朝劉宋時代，虞龢對漢末到東晉的書法歷史有過總結(jié)：“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边@是南朝書家公認的書法“四賢”。即：鍾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他們?yōu)槿朔Q道的書體，主要是魏晉以來大行其道的草書、行書、楷書。其實，他們也是新書風的代表人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不再是“小學(xué)”的附庸，士族書家不僅將書寫作為藝能來展現(xiàn)，作為獵取聲名的方式，而且將書法人格化。實際上，在魏晉南北朝時，書法才真正成為“書法藝術(shù)”。如果將中國書法史劃分為古體的篆書、隸書階段，新體的楷書、行書、草書階段，魏晉時期恰恰是這兩個階段的轉(zhuǎn)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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