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2年十月，時任朔方節(jié)度使、河北副元帥的名將仆固懷恩與河東節(jié)度使、河南副元帥李光弼統(tǒng)率數鎮(zhèn)兵馬進攻洛陽城，叛軍首腦史朝義親率十萬精銳與唐軍在昭覺寺一線展開決戰(zhàn)。在此戰(zhàn)中，安西四鎮(zhèn)名將馬璘率安西軍大放異彩，攪亂了史朝義叛軍的陣型，使得叛軍防線在唐軍后續(xù)跟進的進攻之下迅速崩潰，十萬叛軍精銳死傷殆盡，史朝義僅以身免，唐軍收復洛陽城。

在此戰(zhàn)之后，得到了唐代宗授權的仆固懷恩與李光弼等人對史朝義部將進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攻勢。次年年初，坐鎮(zhèn)莫州的史朝義部將田承嗣、坐鎮(zhèn)范陽的李懷仙先后獻城而降，導致史朝義走投無路，最終于林中自縊而死，歷時近八年的安史之亂由此宣告結束。

可是，我們都知道，在安史之亂平定之后，唐朝并未如愿的解決藩鎮(zhèn)割據這一問題，反而因為此前對叛軍作戰(zhàn)的需要，導致藩鎮(zhèn)割據在唐朝此后的歲月里愈演愈烈，最終使得唐朝中央政府在黃巢之亂中耗盡了最后一絲元氣，亡于朱溫之手。

這邊不禁讓后人產生疑惑——在安史之亂中深受藩鎮(zhèn)割據毒害的大唐王朝，為何沒有吸取教訓，一舉解決藩鎮(zhèn)割據問題，加強中央集權，反而還深陷藩鎮(zhèn)割據之中呢？

其實，這一切還要從安史之亂說起……

我們都知道，在安史之亂前期，因為唐朝形成了外重內輕的軍事布局，河南、關中等地防守力量空虛，使得安史叛軍很快便席卷了這些地方，幾乎攻占了唐朝的半壁江山。

在面對咄咄逼人的安史叛軍之時，唐肅宗君臣為了保證作為朝廷財源的東南等地不失，便開始在江淮地區(qū)大肆設立節(jié)度使，命其自行編練將士，阻止安史叛軍席卷東南。不僅如此，為了分化矛盾重重的安史叛軍內部，唐肅宗以及此后即位的唐代宗皆采取的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的平叛方針，只要安史叛將能夠迷途知返，皆授予高官厚祿，不予問罪。

在安史之亂平定后，此前的如此做法便給唐朝統(tǒng)治者帶來了藩鎮(zhèn)數量激增與安史叛將處置的兩大問題。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唐朝的平叛方針是“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因而在昭覺寺之戰(zhàn)后投降的田承嗣、李懷仙、張忠志等人被唐代宗分別封為了魏博節(jié)度使、平盧節(jié)度使、成德節(jié)度使，形成了在此后百余年時間里唐朝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河北三鎮(zhèn)。

在安史之亂后，唐代宗君臣認為不能如同此前一般，將國家絕大部分的武裝力量皆部署在邊境，必須抽調其中部分精銳部署于中原大地，以避免重蹈安史之亂的覆轍。

于是，唐代宗在河南、關中等地設立大梁、蔡州、汝州、河陽等藩鎮(zhèn)，以良臣猛將坐鎮(zhèn)，以期起到“控扼河朔，屏障關中，溝通江淮”的作用。至此，唐朝內部形成了以河北三鎮(zhèn)、朔方為核心的邊鎮(zhèn)集團、以江淮藩鎮(zhèn)為核心的東南藩鎮(zhèn)集團和以蔡州、大梁等藩鎮(zhèn)為核心的中原集團。這三大藩鎮(zhèn)集團相互制衡，相互牽制，同時又各司其職，為唐朝在安史之亂后能夠度過一段相對平穩(wěn)的時光提供了堅實的軍事基礎。

可是，藩鎮(zhèn)之間的矛盾剛剛得以緩解，藩鎮(zhèn)與宦官之間的矛盾又得以激化了……

在安史之亂中，因藩鎮(zhèn)叛亂與武將派系之爭，唐肅宗父子開始疏遠邊鎮(zhèn)將領，轉而寵信宦官李輔國等人。而后，坐視他們誣陷平叛功臣李光弼、仆固懷恩、來瑱等人，使得李光弼抑郁而亡、來瑱被下詔賜死，而仆固懷恩因李、來二人的凄慘下場最終選擇了起兵自衛(wèi)，引起了朝野間的軒然大波。

在唐德宗即位之后，這一矛盾更是到達了頂點。

公元781年，因唐德宗展開了一系列針對河北三鎮(zhèn)的強硬削藩手段，成德、魏博、平盧三鎮(zhèn)不愿束手待斃，遂選擇復叛唐朝。唐德宗聞訊后抽調中原藩鎮(zhèn)兵力平定叛亂，在平叛之初，因三鎮(zhèn)節(jié)度使不得人心，唐軍很快便收復了河北絕大部分領土?？删驮诖藭r，幽州節(jié)度使朱滔、淮西節(jié)度使李希烈突然叛亂，給了唐德宗一記重拳。

但是，彼時的唐德宗還是那個熱血青年，他下詔將在朝中的朱滔、李希烈等人的親屬一律投入大牢，這其中便就有涇原節(jié)度使朱泚。

說起這個涇原鎮(zhèn)，它的最初組成部分便就是在安史之亂中奉命東調平叛的安西北庭行營，在平叛過程中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尤其是在香積寺、昭覺寺兩戰(zhàn)中，更是起到了決定勝利的作用。因此，在平定安史之亂后，唐代宗將這些不遠萬里東調平叛的將士視為帝國的忠義之士，曾賞賜給了這些將士足足幾十車的金銀珠寶，又將他們安置在了涇、原二州，肩負起了在河西、隴右失陷后，抵御吐蕃的重任。

可是，到了唐德宗年間，這些以忠義之士組成的涇原軍卻染上了其余邊鎮(zhèn)驕橫跋扈的作風。

唐德宗起初本不打算調動這支驕橫跋扈的涇原軍，但是隨著李希烈的叛亂，在河北平叛的李晟、馬燧等人無暇顧及遠在淮西的李希烈，無奈之下，唐德宗只能啟用涇原軍，命其東進平叛。

可是，此時的涇原軍正因節(jié)度使朱泚被囚禁而憤憤不平，再加上路過長安之時，陰雨連綿，朝廷不僅賞賜這些千里平叛的將士，而且為涇原軍提供的飯菜都是涼的，還不夠涇原軍將士吃飽肚子。如此一來，忍無可忍的涇原軍發(fā)動了叛亂，一舉攻陷長安城，唐德宗被迫逃往奉天，史稱“涇原兵變”。

在“涇原兵變”后，因唐德宗身邊兵力不足，涇原軍多次進攻奉天，使得唐德宗一日三驚，而后所幸李晟等人平叛有力，迅速平定了朱泚、朱滔以及河北三鎮(zhèn)，收復了長安城，迎回了唐德宗。

奈何，經此一事后，唐德宗胸中的熱血徹底涼透了，不再強硬削藩，而是選擇了與父親一般，對藩鎮(zhèn)姑息的政策，導致藩鎮(zhèn)割據愈演愈烈。不僅如此，終唐德宗一生，不再信任任何武將，而是轉而寵信宦官，并且將禁軍兵權交給了宦官們，這也就為此后唐朝宮廷政變不斷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