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開始，疫病就始終貫穿其中。

人類的“抗疫史”幾乎可以等同于人類歷史的長度。

最早，人們將瘟疫視之為鬼神，求神拜佛，希求上天庇佑；后來，人們從死亡中總結出經(jīng)驗，開始嘗試著與之戰(zhàn)斗。

在中國人民與瘟疫作斗爭的歷過程中，有三次十分著名的大瘟疫，造成了難以數(shù)計的死亡。

但同時，它們也為后世抗擊疫情留下了珍貴的經(jīng)驗，在我們面對新冠病毒時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這三次大瘟疫分別為我們留下了什么？古代人民抗爭瘟疫的結果如何？

東漢末年傷寒病

在東漢末年，曾有一場瘟疫綿延不斷五十多年，造成了當時超過3000萬人的死亡。

這場瘟疫的源頭已經(jīng)不可考證，在曹植所作的《說疫氣》中可以知道，爆發(fā)的時間大約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前后。

彼時，家家戶戶都有人承受著病痛的折磨，悲哭哀嚎聲日夜不絕，甚至出現(xiàn)了整戶人家都因這個病而死的慘狀。

當時的人稱這種病為“傷寒”。

不同于我們現(xiàn)代人所以為的傷寒只是個普通感冒，在當時所流行的瘟疫“傷寒”，往往會導致患者高燒、咳嗽、喘不過氣。

并且發(fā)病速度很快，大多數(shù)患者還沒來得及得到醫(yī)治就病故了，死亡率極高。

其實，早在公元171年，漢靈帝即位之初，同種癥狀的病就已經(jīng)流行過多次，只是當時靈帝耽于玩樂不思政務，并未應對瘟疫的蔓延作出什么有效的應對措施。

不過在交通極其不發(fā)達的古代，瘟疫傳播的速度也受到限制，哪怕在靈帝時期有很多地方因傷寒疫情而民不聊生，但也并未引起全國大范圍內的影響。

這種情況持續(xù)到了建安初年，隨著朝廷內部斗爭愈發(fā)激烈，官員腐敗日益嚴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卻也沒能平復諸侯割據(jù)引發(fā)的連天戰(zhàn)火。

饑荒、瘟疫、戰(zhàn)爭，迫使百姓們開始逃亡，并在流動中將傷寒病帶到了各地，最終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傷寒病毒的肆虐。

傷寒病終于不只是在普通百姓之間流行，而是逐漸蔓延至了軍隊和世家大族之中。

跟隨曹操父子的七位著名文學家，并稱為“建安七子”的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中，除了早逝的孔融和阮瑀，其余五個人都紛紛先后死于傷寒病。

其中王粲與曹丕私交甚好，他因傷寒病去世后，曹丕十分悲傷。

而因王粲本人有愛聽驢叫的小嗜好，身為朋友的曹丕招呼著一群人一起，在他的葬禮上發(fā)出陣陣驢叫聲，向年紀輕輕就病死的好友王粲表達哀思。

這便是著名典故“鳴驢送葬”，滑稽奇葩的背后，潛藏的是人們對于天災瘟疫的無能為力。

甚至，傷寒疫情的肆虐還影響著三國的時局。

在著名以少勝多的赤壁之戰(zhàn)中，劉備與孫權大敗曹軍，奪取荊州，三國鼎足之勢由此而定。

在《三國志》的記載中，曹操的軍隊失敗的一大原因，正是瘟疫在他的軍隊中蔓延，兵將的戰(zhàn)力大幅度削弱，不戰(zhàn)自潰，曹操不得已退兵。

當時在各地流行的瘟疫，正是傷寒病。

而到了東漢滅亡時，漢靈帝時期所統(tǒng)計過的逾5500萬的人口，已經(jīng)只剩不足1500萬，人口大幅度銳減。

在著名中醫(yī)藥學家張仲景的行醫(yī)筆記中，寫道：“我張家宗族勢力很大，曾有近二百人，自建安初年以來，死了三分之二，而死者中，死于傷寒病的人占了十分之七?！?/p>

短短十數(shù)年，一個鼎盛的家族，因為瘟疫而變得七零八落。

身為醫(yī)者，都不能挽救自己家人的生命，更遑論那些窮苦無依的病人。

張仲景醫(yī)者仁心，懷著對掙扎在苦難中的勞苦大眾深切的同情，他下定決心要與這傷寒病毒斗爭出個高下。

此后，張仲景以棉布蒙住口鼻，深入疫區(qū)，親自對患者的病情望聞問切，給予他們救治和幫助。

并在期間參考各種醫(yī)書古籍，將行醫(yī)過程中總結的經(jīng)驗，與針對傷寒病有效的藥單記錄下來，總結成一本《傷寒雜病論》，挽救了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命。

同時，《傷寒雜病論》也為中醫(yī)藥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中的一些藥方，直到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

東漢末年是神醫(yī)輩出的年代，除了張仲景，我們所熟知的神醫(yī)華佗、董奉也生活于那個年代，三人并稱為“建安三神醫(yī)”。

其中張仲景因其以身犯險抗爭瘟疫，并著有《傷寒雜病論》，而被人譽為“中華醫(yī)圣”，為建安三神醫(yī)之首。

筆者以為，東漢末年之所以會盛產(chǎn)神醫(yī)，乃是因為在瘟疫帶來的絕望之中，這些治病救人的醫(yī)者帶去的是希望。

這場瘟疫最后伴隨著新朝代的建立而漸漸平息。

戰(zhàn)事的減少、世道的相對穩(wěn)定，再加上以張仲景為首的醫(yī)者們盡心竭力，最終在那個醫(yī)療技術極度落后的時代，讓許多人免于再遭受傷寒病的侵襲。

張仲景應該是中國記載中最早用衣物掩住口鼻隔斷病毒從呼吸道傳播的人，蒙口的棉布正是后世口罩的雛形，并在多年后的另一場瘟疫中得到完善，最終成為應對新冠的首要預防手段。

清朝天花病毒

天花病毒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古老的傳染病毒之一，也是唯一一種真正被人類所消滅的傳染病毒。

它的出現(xiàn)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兩千多年前，且因為具有潛伏期等特點，極難遏制它的傳染性。

得了天花的人，會在7到10天左右出現(xiàn)發(fā)熱、頭痛、背痛、乏力等癥狀，并隨著病毒傳至全身而長出皮疹。

如果到了這一步，有幸活下來的人會在身體上留下永久性的皮疹疤痕。

但在醫(yī)療技術不發(fā)達的時代，能從天花這樣的烈性傳染病中活下來的人少之又少。

1649年，滿族人入主北京城后的第五年，城內上至皇家下至百姓都是慌亂不已。

并非是有敵人兵臨城下，而是天花來了。

對于滿人來說，天花病毒實在是一種“亡族滅種”的可怕災難。

自明朝末年，戰(zhàn)亂中大批關內農(nóng)民移居遼東，與關外少數(shù)民族混居，就將中原流行的天花病毒也一同帶了去。

滿族人對于天花的抵抗力極弱，患了天花能活下來的人只有十之一二。

清朝共12任皇帝，其中4個人得過天花，有2個死于天花。

如此高的中招率，如何應對天花成為當時清皇室一個十分迫切的難題。

當時的清朝制定了一套嚴格的“避痘制度”。

“痘”即得了天花后生出的皮疹，“避”就是逃避。

當遇到天花肆虐較為嚴重的時段，無論遇到多么重大的集會，沒有得過天花的人都可以避不參加。

而靠近都城的人，都要經(jīng)過嚴格的盤查，從八旗子弟到普通庶民，一旦查出天花，立刻驅逐出城。

清朝的皇帝們甚至為此建造了多個“避痘所”。

一旦城中有什么風吹草動，立刻奔去避痘所內居住，直到外面天花暫時消停為止。

彼時的天花病毒，簡直是無比耀武揚威，讓皇帝都忙不迭地退避三舍。

順治皇帝去避痘所躲避天花，在記載中就有五次之多。

然而，不幸的是，他仍然沒能逃過天花的毒手。

在他最寵愛的董鄂妃因感染天花去世后，傷心之下竟忘了出城避痘，年僅24歲的順治很快就不治身亡。

順治因為感染天花而死，而玄燁卻因感染天花而幸存得到皇位。

天花是一種感染后一旦活下來，就會終身免疫的病毒。

玄燁幼時曾感染天花，但幸運地活了下來，只在臉上留下了一些疤痕。

到了順治皇帝選繼承人的時候，在玄燁與福全之間徘徊不定。

這時，順治很信任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向他建議選擇玄燁，理由令人無法辯駁：玄燁得過天花。

于是，玄燁——后來的康熙帝，成為了清朝歷史上第一位麻子皇帝。

天花的影響力竟然動搖著國家的根本，這讓清朝統(tǒng)治者意識到必須要找出真正能應對天花的計策。

“人痘苗”的說法就是這個時候出現(xiàn)的，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疫苗。

但“人痘苗”的出現(xiàn)其實要更早，大約在北宋時期，就有人提出用天花患者身上的痘痂磨成粉，讓健康的人吸入鼻子，獲得免疫力。

但由于天花在漢人中的致死率大約只有30%左右，使用這種方法卻有5%的致死率，在僥幸心理的作用下，這種方法并沒有真正傳開。

直到清朝統(tǒng)治者開始嘗試“種痘”。

在宮人身上試驗成功后，清朝的皇子宮人們都開始紛紛“種痘”。

自康熙二十年以后出生的皇子，活下來的幾率大增，20人里竟有17個人逃過了死于天花的厄運。

于是，“種痘”開始被推廣向全部八旗子弟，以及更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

我國是第一個運用“人痘苗”有效地抑制了天花肆虐的國家。

在17世紀，俄國人聽聞了“種痘”技術，專程派使者來學習，此后又經(jīng)俄國傳向土耳其、英國，乃至日本。

但天花在中國真正被消滅，乃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八旗子弟出身卻一生潛心對抗傳染病的專家齊長慶，在動物身上研究出一個穩(wěn)定的天花毒株“天壇株”，從而徹底消滅了肆虐數(shù)千年的天花。

比世界衛(wèi)生組織宣布全球范圍消滅天花，還要早上11年。

清朝的天花瘟疫時期所大力推行的“人痘苗”，以及皇家“避痘所”和盤查隔離制度，正是早期的疫苗與隔離防護舉措，都為我們對抗新冠留下了寶貴的經(jīng)驗，成功挽救了無數(shù)人的生命。

東北肺鼠疫

1910年，清王朝已經(jīng)茍延殘喘到了最后時刻，此時任何一點細微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將這個朽邁的國家推向深淵。

可惜屋漏偏逢連夜雨，當年年底，清政府收到東三省突發(fā)瘟疫的消息。

短短幾天內，出現(xiàn)大量相似病例，都是發(fā)燒、呼吸困難、咳血后突然死亡。

報向朝廷的奏折里稱其為“似火燎原”，瘟疫正像燎原大火一般吞沒整個東北三省。

此時的東北，作為俄國與日本搶奪瓜分的對象，在政治與經(jīng)濟上都擁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超過三十個國家在哈爾濱設立大使館。

疫情剛一出現(xiàn)，就有來自國外的醫(yī)學專家第一時間震驚地宣布：“這是鼠疫！”

什么是鼠疫？

鼠疫，別稱“黑死病”，曾在十四世紀的歐洲泛濫，造成了長達數(shù)百年的災難，死亡人數(shù)高達2500萬，曾將歐洲人的平均壽命降低至20歲。

在西方，鼠疫有“一號病”之稱，甚至在全世界，鼠疫都是傳染病中最危險的存在。

而此時，鼠疫來到了中國東北。

二十世紀初的東北擁有著全中國最發(fā)達的鐵路交通網(wǎng)絡，作為全國的工業(yè)中心，更是與北京只隔著一道山海關。

一旦東三省淪陷，全國失守只是片刻之間。

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尚且在鼠疫中飽受摧殘，日薄西山的清政府與在壓迫中求生的中國老百姓如何承受得起鼠疫的肆虐？

民眾們開始恐慌，謠言四起。

有人說鴉片有用，于是煙館爆滿；有人說貓尿有用，于是貓尿難求；有人說爆竹有用，于是爆竹脫銷。

清政府派去的官員們對病理一竅不通，只能一個又一個淪為鼠疫的受害者。

一直虎視眈眈的諸國列強，紛紛借此機會以保護本國僑民為由，向清政府提出要求接管東三省。

時任天津陸軍醫(yī)學堂副校長的伍連德，就是在來自兩方的壓力中，臨危受命趕赴東北，成為解決這次東北瘟疫的全權負責人。

然而抵達東北后，伍連德卻沒能第一時間接手整個東北的防疫情況。

東北的抗疫情況正被西方專家們指揮著，他們用以往西方應對鼠疫的方式，撲殺全城的老鼠，企圖用這種方式中止病毒的傳播。

可是伍連德卻對此表示質疑。

他認為，西方的傳統(tǒng)鼠疫是腺鼠疫，極易在濕潤溫熱的環(huán)境中生存?zhèn)鞑?/strong>，可是當下的東北正值寒冬，冰天雪地，與腺鼠疫的生存環(huán)境有著顯著的差別。

在一番觀察研究后，伍連德在一些皮草制品中檢測出了大量的鼠疫病毒，于是他做出大膽地判斷：此時在東三省蔓延的鼠疫乃是一種通過空氣傳播的新型鼠疫。

伍連德立刻向清政府提出封城隔離的建議，卻遭到西方醫(yī)學專家們的拒絕和嘲笑。

一位名叫梅尼的法國專家對此種說法尤其不屑，以他作為清政府外聘專家的身份表達了對伍連德的不滿。

并為了證明伍連德的錯誤判斷，他以腺鼠疫絕對不可能傳染的方式，親自接診了四名病人。

然而出乎梅尼意料的是，四天以后，他開始產(chǎn)生不適，迅速出現(xiàn)了那些病人的癥狀，短短兩天后，就不治身亡。

此時距離他親自接診鼠疫病人，才僅僅六天。

梅尼的死震驚了海內外醫(yī)學界人士，也為伍連德接手東三省實行封城隔離推了一把手。

東三省在伍連德的要求下正式封鎖山海關，切斷了東三省與外界的聯(lián)系，連太子太傅也不允許通行。

他用“肺鼠疫”為這種新型鼠疫命名，將雙層棉紗布和沾了藥水的藥棉一起做成簡單的口鼻遮掩物，大量制作生產(chǎn)后分發(fā)給市民。

這被后人叫做“伍氏口罩”的東西，就是如今口罩的前身。

而此時，肺鼠疫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極其可怖的程度，僅僅是哈爾濱的一個城區(qū)，每日的死亡人數(shù)就高達183人。

尸體來不及掩埋，在城外堆積如山，東三省一派人間地獄的景象。

伍連德卻絲毫沒有畏懼，他要求醫(yī)院對肺鼠疫病人進行隔離治療，在醫(yī)院病房不夠的情況下，還向俄國借用了一千多節(jié)火車車廂，用作病人的隔離。

而后，伍連德發(fā)現(xiàn)，活人的救治有了章法，死人的隱患卻沒有解決。

城外堆積如山的鼠疫病人尸體，將會成為巨大的隱患。

可在中國數(shù)千年入土為安的傳統(tǒng)觀念影響下，焚毀尸體這一措施剛一提出來就遭到了民眾強烈的反對。

此時僅僅是東三省總督的批準已然不足以讓民眾們接受，不得已，伍連德只能向朝廷上報，并最終得到了攝政王的批復。

辛亥年的大年初一，市郊墳場濃煙滾滾，幾千具尸體在大火中化為灰燼。

此時哈爾濱每日的死亡人數(shù)仍在上漲，疫情的轉機看似遙遙無期。

但是，僅僅是20天后，東三省所有隔離疫區(qū)的死亡人數(shù)都首次出現(xiàn)了下降！

1911年3月1日，哈爾濱市的最后一例肺鼠疫死亡病例，也成為了此次東北鼠疫的最后一例死亡病例。

此時，距離伍連德抵達東北，僅僅過去了67天。

在最后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中，此次東北鼠疫至少掠奪走了超過6萬人的生命。

伍連德這一次領導的成功抗疫，挽救的遠不止東北三省的生命，更是挽救了在懸崖邊岌岌可危的中華民族的存亡。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科學抗疫的例證。

伍連德在此次抗擊肺鼠疫的過程中，運用到的封城、隔離、佩戴口罩等措施，最終得以戰(zhàn)勝疫情。

而在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面前，他留給我們的這些科學的舉措一直發(fā)揮著無比重要的作用。

結語

瘟疫的流行是醫(yī)學性的，也是社會性的。

從古至今，中華兒女經(jīng)歷過數(shù)百次不同種疫病的流行，可以說得上是“五年一小疫，十年一大疫”。

這些瘟疫都或多或少影響著歷史的進程與走向。

而我們其實就身處歷史之中。

在與瘟疫作斗爭的過程中，勤勞智慧的中國人民一直在努力探索。

公元前6世紀，人們就會用驅趕狗的方式避免狂犬病的蔓延；周朝甚至就有了定期消毒預防疾病的手段。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發(fā)展，防疫、抗疫手段也在不停的演化革新。

筆者認為，我們現(xiàn)今面對新冠疫情所施行的措施之中，口罩、疫苗、封城、隔離，全部都在總結著前人的智慧。

但同時，無數(shù)日夜奮戰(zhàn)在一線的醫(yī)護工作者，以及無數(shù)在生物醫(yī)藥領域努力的研究專家，仍沒有止步于此。

他們制作出了防護更為嚴密的口罩，生產(chǎn)出來足以挽救更多人生命的特效藥物，在疫苗的研究道路上夜以繼日地奮斗。

過去的人面對瘟疫，只有張仲景與簡陋的“人痘苗”，但我們現(xiàn)在擁有的更多也更可靠。

筆者相信，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疾病終將被戰(zhàn)勝，寒冬之后必是暖春。

讓我們一起齊心協(xié)力，共克時艱。

參考文獻

【1】《中國古代疫情流行年表》

【2】《伍連德自傳》

【3】《清史稿》

【4】《漢書》

【5】《周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