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均田制”——特定時期的成功土地政策，封建經濟的重大改革

思明居士 2023-01-24 發(fā)布于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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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傳說中的西周“井田制”，北朝隋唐時期的“均田制”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土地制度。不過在北魏開創(chuàng)這個制度的時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應急的措施。

自從西晉末年以來，北方久經戰(zhàn)亂，史稱“天下大亂，生民道盡”。人民死于戰(zhàn)亂及戰(zhàn)亂帶來的饑饉，使人口減少了一多半，再加上大批百姓被迫流徙，造成耕地被大量拋荒。按照傳統(tǒng)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這些無主的土地都被認為是國有的。

北魏入主中原，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糧食問題，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下令把原有的鮮卑部落解散，“分土定居”，把原來從事游牧的鮮卑族迅速轉變?yōu)槎ň拥霓r業(yè)民族。北魏朝廷還奉行中原漢族皇朝傳統(tǒng)的“重農”政策，經常發(fā)布“勸課農桑”的詔令，要求地方官督促百姓盡力農耕，為朝廷提供盡可能多的糧食及紡織品之類的物資，還把一批又一批的被征服地區(qū)的人民強行遷徙到京城平城附近，“計口授田”，按照人口撥給無主荒田，由政府督促耕種，然后收取租稅，供給京城朝廷百官及禁衛(wèi)軍隊。

盡管采取了歷史上中原漢族皇朝曾經采取過的種種措施，可北方農業(yè)的恢復過程仍然不夠快，尤其是朝廷所收獲的財富物資總是遠遠滿足不了需要。國家實際控制及名義上國有的荒地有很大一部分尚未開墾，而因為頻繁的戰(zhàn)亂、災荒，使流離失所的農民得不到土地耕種，即使已經“計口授田”的農民生產積極性也不高，也不能為朝廷提供更多的收入。

漢族世家大族和鮮卑族的貴族豪強控制著大量的土地及蔭附的人口，同時還巧取豪奪，兼并土地，和朝廷爭奪剝削對象，造成社會動蕩。北魏統(tǒng)治者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加重賦稅剝削，有權有勢者自然不受影響，可普通的農戶就無法承受，不是逃亡，就是淪為豪強的蔭戶，甚至鋌而走險造反。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朝廷控制的農民越來越少，社會越來越動蕩，朝廷的收入越來越低，控制能力也就越來越差。

為了解決這個對于維持統(tǒng)治利害攸關的問題，北魏朝廷在馮太后、孝文帝統(tǒng)治時期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時，實施了被后世稱之為“均田制”的土地制度?！熬镏啤钡脑O想是由漢族大臣李安世提出的，他在北魏大規(guī)模改革開始后向孝文帝上了《請均田疏》，正式提出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建議。

在疏文中他先是引經據(jù)典，按照儒家經典中西周實行“井田制”的說法，強調國家應該限制私有土地的數(shù)量，使得無地的農民能有一定數(shù)量的耕地；對于私有土地的糾紛，要設定年限，以保護現(xiàn)耕種人利益為原則；應該按照土地占有人的耕種能力來重新平均分配土地，讓貧民也有“資生之利”。

孝文帝接受了李安世的建議，于太和九年（485年）發(fā)布了“均田詔書”，在北魏全國推行均田制。李安世的建議是要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孝文帝的均田詔書也有抨擊土地兼并的內容，可是真的要搞土地重新平均分配是絕對不可能的，漢朝的王莽搞復古“王田”的結局是誰也不想重復的。所以均田詔書中說的是“均給天下之田”，即由國家平均給予農民土地，所給的土地雖說是“天下之田”，其實只能是國家實際控制或名義上國有的荒地而已。和原來“計口授田”不同的是，授給的土地中的大部分在受田者死后是要還給政府的。

制度具體內容是：凡15歲以上的成丁男子，每人授給40畝“露田”，同年齡段的婦女授給20畝“露田”。到了70歲以上或死亡時，露田必須歸還政府。所謂“露田”是因為這類土地上只能種莊稼，不得種樹，土地裸露的意思。

也有的說法是，因為這種土地是要歸還政府的，如同露水朝結午消，所以叫露田。還授給15歲以上的男子每人20畝“桑田”，初次接受桑田者必須在3年內至少栽種50棵桑樹，5棵棗樹，3棵榆樹。如果當?shù)夭灰朔N桑樹，每個男子授給10畝“麻田”，婦女授給5畝。麻田和露田一樣要還官，桑田作為受田人的“世業(yè)”，可以被繼承，也可以在允許的限度以內買賣。

此外還規(guī)定擁有奴婢的人戶每個奴婢按照平民的數(shù)額同樣授給土地，有耕牛的人戶每頭耕牛授給30畝露田，最多授4頭。新遷居的每3人授給1畝宅地，奴婢每5人授給1畝宅地。15歲以上的男女每人另給五分之一畝的菜地。在需要土地休耕的地區(qū)，露田加倍授給，稱之為“倍田”。如果一戶人家老的老、小的小，沒有授田年齡段的人口，11歲以上的授給半額的土地，70歲以上的所授田無須還官。

均田制并不觸及原有的私有土地?！熬铩币辉~早在漢朝就有，原來是指公卿貴族官員各按等級規(guī)定可私有的土地面積，并不具有將天下所有的土地全部平均分配的詞意。桑田一詞在當時也具有私有土地的含義，如“桑梓”指家園故鄉(xiāng)，當時的襄陽一帶民間習慣在自己的土地邊界上種植桑樹作為私有權的標志。

北魏均田的法令規(guī)定私人占有的桑田再多，也不得作為露田還官給授，默認私人桑田可以合法存在，只是另外授給露田，如果私有桑田的數(shù)額按人口計算超過了應授給的露田數(shù)額，就不再授給。按照均田的法令，授給土地的原則是“先貧后富”，輪到富戶時政府已無田可授，也就不給了。

而且均田的法令規(guī)定：凡是被流放的罪犯沒有子孫的，或者是家中無子“戶絕”的，其原來私有的土地沒收為“公田”，但在進行授給時優(yōu)先授給其親屬，如果還沒有到給授的時間（北魏均田法令規(guī)定在每年的正月集中進行露田的還官及給授），可以由其親屬以借的名義進行耕種。

可見均田制對于私有土地仍然是注意保護的，并不像李安世建議的那樣平均天下所有的土地，只不過是平均地授給國有土地而已，均田詔書中有關要抑制土地兼并的內容并沒有實際操作的可能。

均田制所規(guī)定的授田數(shù)額也只是一個理論上的平均數(shù)。均田法令規(guī)定凡地廣人稀的地方，名義上國有的荒地可以讓私人“隨力所及”地進行開墾，算是國家借給他們的，后來的定居者再按均田的方法授給。而在人多地狹的地方，鼓勵人民“樂遷”到“空荒”地區(qū)去，如果不愿樂遷，授給的土地可以打點折扣。土地足夠的地方，老百姓就不能無故遷徙。

北魏朝廷推行均田制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抑制兼并，而在于保證政府獲得穩(wěn)定的剝削對象。土地當然不是白白授給的，與均田制配套的“租調制”就在均田詔書公布后一年頒行。其中規(guī)定：每一夫一婦，每年向政府繳納1匹帛、2石粟。以此為標準，15歲以上還沒有結婚的，每4個人繳納1匹帛、2石粟；能夠進行耕織生產的奴婢，每8個人繳納1匹帛、2石粟；每20頭牛繳納1匹帛、2石粟。出產麻布的地方，則改帛為布，每一夫一婦繳納1匹麻布，未婚者、奴婢、耕牛都按上述同樣方法折算。

原來北魏的租調是按戶征收的，當時的“宗主督護制”（參見“空前的改革”一章）下，大多是幾十戶，甚至幾百戶為一戶的大戶，每戶的租調高達粟22石9斗、帛7匹。逼迫平民百姓只能投靠大戶，以躲避政府的租調?，F(xiàn)在實行的新的租調制，改為按勞動力征收租調，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使大戶蔭庇的農民有可能重新成為自耕農，擺脫宗主豪強的剝削控制。

均田制、新的租調制的實施，改變了西晉末年以來北方土地及賦稅制度的混亂情況，調整了生產關系與階級關系。廣大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能夠獲得一些國有土地進行生產，所受的租調剝削也有很大的減輕，尤其是均田制規(guī)定農民有可能獲得并保有一小塊私有的桑田，這些都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北方的農業(yè)經濟得以比較快速地恢復和發(fā)展。均田制與新的租調制實施后，大批農民有可能從宗主豪強的控制下擺脫出來，恢復平民的身份。

均田制實施后，北魏朝廷又一再派出大臣赴各地“括戶”（檢查戶口），政府控制的戶口數(shù)目有了很大的增加，到孝文帝去世的時候，全國的戶口數(shù)目比西晉全盛時的戶口數(shù)目增加了一倍，達到約500余萬戶。北魏政權由此得到了穩(wěn)定的剝削對象，增加了財政收入。史稱在這以后北魏朝廷“府庫積盈”，孝文帝有一次曾因為倉庫里的物資堆積過多，下詔將倉庫里大部分物資賜給文武百官及京師的百姓、六鎮(zhèn)軍人、全國的孤寡老人、殘疾人及貧困者。

北魏政權與世家大族勢力形成了新的平衡格局。朝廷的政治力量得以加強。北魏均田制的成功，對于以后的朝代有著直接的啟示作用。北魏瓦解后，繼承者的東魏與北齊、西魏與北周都繼續(xù)推行均田制。

高歡在執(zhí)掌東魏大權后不久，就下令繼續(xù)進行均田，當時很多勛貴乘機大量攫取國有良田，而貧民只得到荒地。高歡接受功臣高隆之的建議，進行了一次均田的補正，略微調整了土地關系。北齊建國后仍然實行均田制。公元557年，北齊朝廷打算以“樂遷”的名義把冀、定、瀛3州的無地農民遷到北方幽州地區(qū)去，激起農民的反抗，只得作罷。到了北齊河清三年（564年），又公布了新的均田令，對北魏的均田制進行了較大的修改。

河清三年均田令與北魏均田制主要不同之處是：百姓受田的年齡提高到18歲，還田的年齡降低到66歲；不再考慮土地休耕的問題，每個男子授給露田的數(shù)目提高到80畝，每個女子授給露田的數(shù)目提高到40畝；授給每個男子的桑田數(shù)目仍然是20畝，明確稱之為“永業(yè)”，確認農民對于桑田的私有權，而且在不宜種桑的地方，授給和桑田同樣數(shù)目、同樣性質的麻田；

奴婢與平民同樣受田，但對于受田奴婢的數(shù)量加以限制，親王300人，嗣王200人，庶姓王150人，正三品以上的官員100人，正七品以上的官員80人，八品以下的官員以及庶民60人，超過這些限制數(shù)額的奴婢不得授給；每頭耕牛的授田數(shù)目增加到60畝，仍然限制只授4頭牛；還田、授田的時間從正月改為10月。

宇文泰控制的西魏割據(jù)關中地區(qū)，地狹人少，而且在宇文泰擁立西魏文帝后的第二年，關中地區(qū)發(fā)生空前的饑荒，餓死的人口據(jù)說占了全部人口的“十之七八”。高歡乘機大舉進攻，幾乎滅亡了西魏。為此宇文泰高度重視農業(yè)生產，544年發(fā)布“六條詔書”的第三條就是“盡地利”，規(guī)定各地地方官在春耕開始的時候要巡視鄉(xiāng)間，凡能夠操持農具的男子一律到田間耕種，有早歸晚出的就要處罰。

然而西魏一北周的均田制度在歷史記載中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北周正式建國的前一年（556年）曾公布過均田制的法令。其內容是有家室的人戶授給田140畝，未結婚的成丁男子每人100畝，至于這些授給的土地性質，史無明文。另外又規(guī)定，人口在10人以上的人戶授給住宅地5畝，7人以上的授給住宅地4畝，5人以下的授給住宅地2畝。從敦煌出土的西魏大統(tǒng)十三年（547年）的戶籍殘卷中可以看到，當時敦煌地區(qū)確實是實行均田制的，殘卷中的7戶人家全都領受了正田（露田）和麻田，但沒有倍田的名目。實際受田的數(shù)額比原來北魏初年的規(guī)定數(shù)額要低，7戶平均每戶少受田24畝多，但麻田都已受足，而且受田的年齡已經提高到了18歲。

和北周比較，北齊的均田制似乎更健全一點，所以隋朝建國后，盡管其政權是從北周脫胎而來，可是均田制卻主要是沿襲北齊的制度，受田的年齡，露田、永業(yè)田的數(shù)額等等都和北齊制度相同，只是在住宅地方面沿襲了一點北周的制度，規(guī)定每3人授給園宅地1畝，奴婢每5人1畝。唐朝正是在隋朝的基礎上制定了更為完善的均田制。

自戰(zhàn)國時期開始，土地私有制已成為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的主流，而封建皇朝的統(tǒng)治者從未正式確認農民的土地私有權，最多不過是在賦稅制度方面通過設定農民的某項義務來默認農民的土地私有權，統(tǒng)治者公開談論的總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傳統(tǒng)說教，統(tǒng)治者總是企圖用土地的國有制來包容農民的土地私有制。

北朝均田制的實質可以說是這種傳統(tǒng)做法的典型代表，它實際上是將小部分國有土地分期分批授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轉化為農民的小片私有土地。而國家保留著大部分土地的處分權，可以從農民那里收回，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國有荒地被農民開墾為良田，國家從農民身上獲得租調收入，實現(xiàn)國有土地的收益。

在三國時期的屯田及北魏初年的“計口授田”制度下，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并不是契約關系，農民接受了土地也就成為國家的農奴，農民對于國家授給的土地只有使用權，土地收益的大部分都被政府收取，農民沒有生產的積極性。北魏開創(chuàng)的均田制使得農民對于國家授給的土地有了真正的占有權，對于露田有一定期限的占有權，對于桑田則擁有永久性的占有權和有限的處分權。

尤其到了北齊時，明確規(guī)定桑田的“永業(yè)”性質，并規(guī)定不宜種桑地區(qū)授給的麻田與桑田同樣數(shù)額、同樣性質，實際上已承認了農民對于這部分土地的私有權。這樣農民才有進行墾荒和土地投資的積極性。政府收取的租調是固定的，

稅收的性質大于地租性質。農民有可能保留土地收益的相當部分作為自己的生活資料，提高了進行農業(yè)生產的積極性。中國古代的土地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兼并問題，秦漢以來，豪強兼并土地的同時也控制了農民的人身，造成與國家爭奪剝削對象的局面。然而統(tǒng)治者要真正限制土地兼并就要冒和豪強階層開戰(zhàn)的巨大風險。北魏開創(chuàng)的均田制通過有限地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防止了更多的農民淪為豪強的蔭戶農奴，從側面對土地兼并進行了抑制，又回避了與世家大族的沖突。

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國家要擁有較大數(shù)量的國有土地、無主的荒地。北魏、北齊、北周實行均田制的時候都處在大亂之后，地廣人稀，有條件對農民進行授田。可是當和平時期豪強瘋狂進行土地兼并，國有土地被豪強權貴巧取豪奪，政府就很難繼續(xù)按照定額授給農民土地，均田制也就無法維持下去了。不過盡管如此，北朝的均田制畢竟對土地兼并有所抑制，畢竟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對于緩解社會矛盾有積極作用。相比之下，東晉、南朝政權幾乎沒有采取任何積極的措施來設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南遷的及土著的士族豪強瘋狂地進行土地兼并。

西晉時曾頒行“占田制”，規(guī)定平民每人占田70畝，而官僚貴族按照品級占田，一品占田50頃，以下每品差5頃，至九品為10頃?？蓪嶋H上這個限額毫無作用，東晉南朝時士族豪強所占的耕地田園數(shù)量之多難以想象，如東晉時京口的豪強刁氏占有田地競達上萬頃。

東晉南朝時豪強兼并的象還擴展到了山林水面，東晉在336年曾頒布“壬辰詔書”，禁止豪強封禁山澤，劉宋時又曾再次強調這項禁令，并允許按照官員品級占山，一品可占3頃，以下以50畝為級差，至九品及百姓可占1頃?？墒沁@項禁令和西晉的占田制一樣不起作用，如南齊時竟陵王蕭子良把3個縣交界處方圓幾百里的山澤當作自己的私產加以封鎖，禁止百姓上山砍柴打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