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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需 要 9 min 位于北京紫禁城東北方的雍和宮，以其多民族建筑風格融合的皇家宮院氣派，佛寺叢林的莊嚴肅穆和精美神秘的藏傳佛教藝術珍品，吸引著五洲四海的香客賓朋。雍和宮曾為雍正皇帝的行宮，將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是乾隆皇帝繼位后的一大舉措。那么，乾隆帝為何要將先帝的行宮改為寺廟呢？這背后是清代“大一統(tǒng)”的抱負，蘊藏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故事。據(jù)《清宗人府事例》記載：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皇帝諭宗人府給諸位太子冊封分府，當時皇四子允禎（胤禛）按照貝勒身份，分得了一處明代內(nèi)宮監(jiān)房作為“禎貝勒府”。15年后，允禎晉升為“和碩雍親王”，貝勒府隨之升格為“雍親王府”。又過了13年，皇四子繼承皇位，是為雍正皇帝，他原來的親王府改為行宮，賜名“雍和宮”。而由行宮改為寺廟，則是乾隆皇帝即位后的一大舉措。▲雍和宮匾額用滿、漢、藏、蒙古等文字書寫。（石建杭 攝） 乾隆為什么要將先帝的行宮、自己出生的地方改為寺廟？這還得從康熙說起。康熙皇帝8歲即位，在位達61年，前所未有。其間三征噶爾丹，牢牢守住新疆；進兵西藏打敗準噶爾部，維護了西南邊疆統(tǒng)一；進剿臺灣、激戰(zhàn)澎湖，完成統(tǒng)一臺灣大業(yè)；收復東北雅克薩，鞏固了東北邊疆。大一統(tǒng)是中華文明延續(xù)千年的天命，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是中國歷代政治家的至高追求。對于怎樣維護大一統(tǒng)的局面，康熙自有獨到見解。▲康熙帝提出，以長城內(nèi)外為一家。（董耀會 供圖） 康熙三十年（1691年），古北口總兵蔡元提出維修長城，但康熙認為：“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筑長城。我朝施恩于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徹底否定蔡元的提議，并將這個道理“諭九卿知之”：長城延袤萬里，養(yǎng)多少兵，花多少錢方能守??？“明末我太祖統(tǒng)大兵，長驅(qū)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服，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笨滴醴艞壟d工勞役修筑長城，以長城內(nèi)外為一家，以人心為屏障，構筑鞏固的疆域。同樣，在西南邊疆加速與內(nèi)陸的“一體化”進程，形成大一統(tǒng)的“因俗而治”、治國與治邊一體的方略。上奉天道、下順民心，無隔夷夏、柔服四裔，是歷史上成功治理的經(jīng)驗。承德避暑山莊及外八廟的建立，雍和宮由行宮改建為皇家寺院，都是康熙 “不修長城修關系”理念的體現(xiàn)。正如康熙皇帝的詩句所寫：“天下一家無內(nèi)外”“內(nèi)外綏懷一體中”。（《出塞》《賜宴諸蒙古》）十地圓通：中央政府聯(lián)結蒙藏地區(qū)的樞紐 乾隆皇帝繼位的第九年（1744年），雍和宮正式改為藏傳佛教寺院。清廷撥國庫巨資，由雍正皇帝諭封的國師三世章嘉活佛主持宮改廟的建設。乾隆在《雍和宮碑文》寫道：雍和宮是先帝登極前居住的福地，也是自己降生、進用、繼承帝業(yè)的地方，按祖制：帝王成大業(yè)后的行宮多應尊奉為佛地。▲雍和門。（石建杭 攝） 清廷用了幾年的時間完成了雍和宮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的基本建制。中路六進大殿，殿門楣之上的匾額均由乾隆親筆所書。宮改廟后的大門不叫山門，而稱“昭泰門”；天王殿不稱天王殿，而稱“雍和門”；大雄寶殿也不依佛寺稱號，仍稱為雍和宮；三座牌樓上也有乾隆御筆牌匾，上書“寰海尊親”“十地圓通”等。雍和宮行政管理規(guī)格也很高，直屬理藩院，官員稱“領雍和宮事務大臣”，清政府在雍和宮設有文案房、經(jīng)壇房和造辦房3個機構，城內(nèi)八旗軍則承擔雍和宮的保衛(wèi)工作。可見宮改廟不只是為崇奉先父，而是更大的手筆，承載著治國安疆的政治抱負。▲雍和宮一角。（石建杭 攝） 乾隆繼帝位時，雖然大規(guī)模軍事斗爭已結束，但清王朝仍面臨鞏固邊疆、維持政權統(tǒng)一的嚴峻考驗。當時西藏政局仍時有不安，地區(qū)治理中許多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沒有解決。對此，乾隆給予極大的關注，耐心地處置有關西藏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一是始終強調(diào)“衛(wèi)藏久隸版圖”，西藏是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二是“衛(wèi)藏為黃教興隆之地，內(nèi)外諸蒙古，無不以是為宗，所關事體大?！彼?，“興黃教以安眾蒙古”成為當時清中央政府對廣大邊疆民族地區(qū)“因俗而治”的重要方略。施策需要人才，滿漢官員遠遠不夠，就需要一批在京聽命于朝廷，赴蒙藏地區(qū)能為朝廷辦事的高層僧人，他們“尊國政、諳例律、知舉止”，又能在民族地區(qū)影響廣大信眾。所以雍和宮第一任主持是國師章嘉活佛擔任，僧人導師則從拉薩三大寺選18位高僧擔任，僧人從蒙古四十九旗、喀爾喀七部及漢藏地區(qū)挑選。▲雍和宮內(nèi)景。（石建杭 攝） 雍和宮改建藏傳佛教寺廟后，即在西藏引起強烈反響。七世達賴喇嘛不惜重金從尼泊爾購得整根白檀木運往北京，由皇宮造辦處雕制成總高26米（地上18米，地下8米）的站立式彌勒大佛，現(xiàn)存于萬福閣大殿，是游覽雍和宮必看的“三絕”之一。六世班禪上書乾隆皇帝，感謝建立雍和宮寺廟，并在扎什倫布寺舉行盛大法會，誦經(jīng)祈禱。乾隆心愿符切，為雍和宮賜藏語名稱：“甘丹金恰林”，意為壯麗輝煌之兜率宮，人間之天上宮殿。▲雍和法輪殿。（石建杭 攝） 雍和宮地位顯赫，在蒙藏地區(qū)形成很高的聲望，在內(nèi)陸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紐帶，管理京師、承德、五臺山政教事務的中心，也成為朝廷培養(yǎng)民族宗教人才的基地。如公元1777年，八世達賴喇嘛年幼，攝政第穆活佛圓寂，乾隆即欽派當時的雍和宮堪布策默林回西藏接任攝政之職，歷時9年。所謂“十地圓通”既有佛教的寓意，也是雍和宮聯(lián)通清中央政府與蒙藏地區(qū)、交互四面八方的寫照。雍和宮大殿前有一碑亭，亭內(nèi)立一高6.2米、每面寬1.45米的方形石碑，四面分刻滿、漢、蒙古、藏四種文字的碑文《喇嘛說》，碑文漢文正文加上夾注雙行小字共2400多字?！独镎f》碑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碑刻漢字是乾隆本人的工筆楷書。此碑至今保存完好。乾隆撰立此碑時，已年過八旬，“近歸政之年”，刻碑立宮是為了警示后人后世：“安藏輯藩，定國家清平之基于永久”。▲碑亭。（石建杭 攝） 乾隆即位不久就決心：“夫開邊黷武，朕所不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虧尺寸?！鼻∈迥?/span>（1750年）西藏生亂，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被害，乾隆派兵入藏，他抓住這個“處置轉關一大機會”，廢除藏王制設，立四噶倫（三僧一俗）分理政務，加強駐藏大臣權力。乾隆五十三到五十六年（1788-1791）廓爾喀兩度入侵西藏，乾隆再度派兵進藏，擊退侵略者，并對里應外合的僧人首惡，對眾“剝黃正法”，其余押解京師治罪，顯示“依法治教”，同時抓住這個契機大力整頓藏政，使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制度更加完備。▲《喇嘛說》石碑。（石建杭 攝） 《喇嘛說》即寫于這個背景下，成為之后制定頒布治藏章程的依據(jù)。特別是活佛轉世的金瓶掣簽制度設計，碑文作了論述：“佛本無生，豈有轉世”，但若沒有轉世，廣大信眾無所歸依，所以“不得不如此耳”。這就是將百姓的信仰、宗教的傳承與社會的穩(wěn)定綜合在一起考慮，在大一統(tǒng)下實行“因俗而治”。一方面對“惑眾亂法者，仍以王法治之，與內(nèi)陸齊民無異”；另一方面，“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宏宣德化以盡懷柔之道”。《喇嘛說》還進一步分析道：活佛轉世制本是宗教制度，但蒙藏地區(qū)許多宗教領袖又管理世俗事務，背后還有政治勢力的活動，在派系眾多等復雜情況下就產(chǎn)生嚴重弊端，政教勢力操縱，出現(xiàn)“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的作弊私授現(xiàn)象。對此碑文一針見血地指出：“是乃為私，佛豈有私！故不可不禁”。乾隆皇帝還想了一個辦法：由朝廷特制兩個掣簽金瓶，一個送拉薩，置放在大昭寺，用于西藏的活佛轉世；一個放在北京雍和宮，專為蒙古及青海、甘肅等地活佛轉世之用。碑文還具體寫明：西藏活佛圓寂要選轉世靈童，仍按宗教儀軌進行，但要將各方面尋訪到的候選兒童的名字，用藏、滿、漢文寫在簽上，每童一簽，貯于金瓶內(nèi)，由在世大活佛會同駐藏大臣，在僧眾面前舉行掣簽儀式，選出一名作為轉世靈童。雍和宮的金瓶掣簽，由理藩院官員會同雍和宮扎薩克喇嘛共同舉行。最終選出的轉世靈童，要報請中央政府批準。▲雍和宮藏金奔巴瓶。（雍和宮管理處 供圖） 《喇嘛說》撰文立碑后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制定出全面管理西藏的章程和實施細則，即《欽定藏內(nèi)善后章程二十九條》，第一條就是確立金瓶掣簽制度。時間已經(jīng)過去了200多年，金瓶掣簽確定轉世活佛已成“歷史定制”。歷盡歲月滄桑，雍和宮已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歷史見證。今天的雍和宮作為北京地區(qū)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和旅游景區(qū)，繼續(xù)在增進民族團結、宗教和諧上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作者簡介： 牛頌，北京雍和宮管理處原主任、雍和宮藏傳佛教藝術博物館原館長。曾任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宗教事務局副局長，正局級專職委員，北京民族電影展主席、藝術總監(jiān)。著有《中國全史·元代軍事史》《中國藏傳佛教著名古寺雍和宮》《全球化與民族電影》《大于電影的電影》。主持項目：《北京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古籍珍本叢書》總主編，北京《民族志》《宗教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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