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指導案例：被告人對事實性質的辯解不影響“如實供述”的成立

春秋3fydj4bfwx 2022-12-19 發(fā)布于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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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點

對行為性質的辯解，不能認定為翻供，如實供述與被告人行使辯解權并沒有根本的沖突。無論被告人將其犯罪行為辯解為無罪或將此罪辯為彼罪，都屬于對行為性質的不同認識和理解，不能因此而輕易地認定其翻供。

悔罪表現(xiàn)與被告人行使辯解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被告人悔罪與行使辯解權同屬行使刑事訴訟權利的范疇，兩項權利之間并不互相排斥。如果以被告人行使了辯解權就認為其無悔罪表現(xiàn)，無疑是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變相剝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姜方平，男，1978年1月6日出生，漢族，初中文化，無業(yè)。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于2001年7月21日被取保候審，同年12月19日又因涉嫌犯私藏槍支罪被逮捕。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qū)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姜方平犯私藏槍支罪、故意傷害罪，向柯城區(qū)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柯城區(qū)人民法院經(jīng)公開審理查明：

1997年6月21日晚6時許，被告人姜方平與葉小明、葉春古（均在逃）在航埠鎮(zhèn)姚家村姚水良供銷店門口遇到與其有宿怨的姜志清，雙方發(fā)生爭執(zhí)。姜方平即拔出隨身攜帶的刀朝姜志清左、右腿、腹部等處連刺數(shù)刀。經(jīng)法醫(yī)鑒定，姜志清所受損傷屬輕傷。

2001年7月15日晚，被告人姜方平得知與其有過糾紛的鄭水良當日曾持鐵棍在航埠鎮(zhèn)莫家村姜金木家向其父姜良新挑釁后，便前往鄭水良家滋事。因鄭水良不在家，姜方平便返回，并從路過的葉小飛家的廚房內取了一把菜刀藏于身后。當姜方平行至該村柳根根門前路上時，鄭水良趕至并持鐵棍打姜方平，姜方平即持菜刀與鄭水良對打，并用菜刀砍鄭左手腕關節(jié)，姜方平也被隨后趕至的鄭水良之女鄭華仙砍傷。經(jīng)法醫(yī)鑒定，鄭水良所受損傷屬輕傷。2001年7月17日，被告人姜方平在醫(yī)院治療期間，委托其姐姜素芳代為向公安機關投案。

2001年11月初，被告人姜方平從其朋友處拿了一把自制左輪手槍及改裝的子彈6發(fā)，并將之藏于其借住的衢州市區(qū)崔家巷2號305室的廚房內。同月11日夜11時許，柯城公安分局下街派出所民警在檢查出租私房過程中，將該手槍及房內的大量自制刀具等查獲。經(jīng)鑒定，該槍支系發(fā)射彈藥的槍支。

一審庭審中，被告人姜方平對公訴機關指控其私藏槍支和傷害姜志清的事實沒有異議，但辯解其傷害鄭水良是在受到被害人鄭水良一家圍攻毆打時才拔刀還擊的，屬正當防衛(wèi)。

裁判結果

柯城區(qū)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姜方平違反槍支管理規(guī)定私藏槍支，其行為已構成私藏槍支罪。姜方平故意非法損害他人健康，致兩人輕傷，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公訴機關指控成立。因被害人鄭水良在本案中亦有較大過錯，可相應減輕姜方平的罪責。姜方平雖然在航埠莫家村傷害案件中能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在庭審時翻供，不能認定為自首。姜方平犯有數(shù)罪，應數(shù)罪并罰。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六十九條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四）項之規(guī)定，于2002年4月22日判決：被告人姜方平犯私藏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八個月，決定執(zhí)行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一審宣判后，姜方平不服，向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稱原判認定事實有誤，其是在被鄭水良、鄭華仙等人圍打時，出于自衛(wèi)才用菜刀砍鄭水良的。辯護人認為上訴人姜方平是在鄭水良先用鐵棍打其時，為避免自己遭受進一步傷害才用菜刀砍傷鄭水良的，其行為應屬正當防衛(wèi)，且有自首情節(jié)。請求對其從輕處罰。出庭二審的衢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認為，原判認定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但原判對上訴人姜方平非法持有槍支的犯罪行為的定性有誤。建議依法判處。

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后認為：上訴人姜方平為報復而持械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兩人輕傷，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辯護人認為上訴人姜方平2001年7月15日的傷害行為屬正當防衛(wèi)，根據(jù)本案的事實，上訴人姜方平在得知原與其父有過糾紛的鄭水良對其父親實施挑釁后，即四處尋找鄭水良并準備菜刀蓄意報復，其事先就存在著斗毆故意，之后亦積極實施傷害行為，故上訴人及辯護人就此所提的辯解、辯護意見與法律規(guī)定的正當防衛(wèi)不符，不予采納。但被害人鄭水良在本案起因上有較大過錯，可據(jù)此對上訴人姜方平的故意傷害犯罪酌情從輕處罰。上訴人姜方平違反槍支管理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擅自持有槍支，其行為又已構成非法持有槍支罪。原判對上訴人姜方平的該犯罪行為定性不當，應予改判。上訴人姜方平犯有數(shù)罪，應依法并罰。上訴人姜方平在委托其姐就2001年7月15日的故意傷害事實代為向公安機關投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的兩次故意傷害犯罪，在一審庭審時，雖對2001年7月15日故意傷害他人的原因有不同供述，但其對實施傷害的時間、地點、手段、后果等犯罪構成要件的事實仍予供認，可認定其系自首。上訴人姜方平及其辯護人關于此的辯解、辯護意見成立，予以采納。上訴人姜方平在1997年10月1日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實行前后分別實施故意傷害犯罪，系連續(xù)犯罪，應適用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其一并處罰。原判認定事實清楚。審判程序合法。據(jù)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款、第六十九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第一款第（一）項、第八條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guī)定，于2002年7月8日判決如下：

1.維持柯城區(qū)人民法院（2002）衢柯刑初字第101號刑事判決的第一項中對上訴人姜方平故意傷害罪的定罪部分；

2.撤銷柯城區(qū)人民法院（2002）衢柯刑初字第101號刑事判決的第一項中對上訴人姜方平私藏槍支罪的定罪及量刑，對上訴人姜方平故意傷害罪的量刑以及對上訴人姜方平的決定執(zhí)行刑罰部分；

3.上訴人姜方平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犯非法持有槍支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zhí)行有期徒刑三年。

主要問題

1.如何區(qū)分私藏槍支罪與非法持有槍支罪？

2.基于斗毆故意反擊對方的是否屬于正當防衛(wèi)？

3.被告人對事實性質的辯解是否影響如實供述的成立？

裁判理由

（一）不符合配備、配置槍支條件的人員，違反槍支管理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擅自持有槍支的行為應定非法持有槍支罪

在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guī)定中，非法持有槍支與私藏槍支是選擇罪名，兩種罪名既有相同點又有區(qū)別。相同之處是：1.兩者都是違反槍支管理法律、法規(guī)的行為；2.行為人都是沒有資格配備、配置槍支的人員；3.行為人都持有槍支。但兩者之間的區(qū)別也是明顯的，主要是主體資格不同。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第二、三款的規(guī)定，非法持有槍支指不符合配備、配置槍支條件的人員，違反槍支管理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擅自持有槍支的行為；私藏槍支指依法配備、配置槍支的人員，在配備、配置槍支的條件消除后，違反槍支管理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私自藏匿所配備、配置的槍支且拒不交出的行為?？梢?，私藏槍支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行為人先前具有配備、配置槍支的資格，而非法持有槍支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兩者的區(qū)別還在于，根據(jù)司法解釋的精神，私自藏匿槍支者如果事后能主動交出或經(jīng)教育后即主動交出的，一般不定罪，而非法持有槍支者無論是否主動交出均構成犯罪。本案中，被告人姜方平屬于一般主體，其先前并無配備、配置槍支的資格。故對姜方平的行為應以非法持有槍支罪定罪處罰。

（二）基于斗毆故意實施的反擊行為不能認定為正當防衛(wèi)

根據(jù)刑法第二十條第一款的規(guī)定，正當防衛(wèi)是指為了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chǎn)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正當防衛(wèi)是合法行為，防衛(wèi)人在實行防衛(wèi)行為時主觀上必須具有正當防衛(wèi)的目的，即必須是為了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chǎn)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實施。防衛(wèi)目的的正當性是確保防衛(wèi)行為合法性的要件之一。理論上，根據(jù)行為人是否具有正當防衛(wèi)的目的，一般都將防衛(wèi)挑撥、互相斗毆等情形排除在正當防衛(wèi)行為之外。所謂互相斗毆，是指雙方都有非法侵犯對方的意圖而發(fā)生的相互侵害行為。由于互相斗毆的雙方主觀上都有加害對方的故意，都是不法侵害，所以不存在侵害者和防衛(wèi)者之分。同時，由于雙方都不具有正當防衛(wèi)的目的，因而無論誰先誰后動手，都不能認定為防衛(wèi)行為。本案中，鄭水良向姜方平父親姜良新挑釁，顯然是不當行為。但此挑釁行為尚未形成實在的對姜良新的不法侵害。姜方平在此時尋找鄭水良并準備好菜刀，反映了其滋事斗毆的故意。在斗毆中，雖然鄭水良先動手打姜，該行為顯系不法行為，但姜方平后動手打的行為也并不是防衛(wèi)行為，而是斗毆行為的另一組成部分，因而也是不法行為。即使如被告人姜方平在一審庭審時所說的，其傷害鄭水良是在受到被害人鄭水良一家圍攻毆打時才拔刀還擊的，也不能認定姜方平的行為屬正當防衛(wèi)。因為，斗毆并不是一定要雙方一對一的，一方人員多一些，另一方人員少一些，仍可以構成斗毆。關鍵是姜方平是主動地去與鄭水良方對打，還是被動地在其受到鄭水良毆打時進行還擊。顯然，姜方平主動尋找鄭水良，反映了其內心的斗毆故意，而藏匿菜刀更是其主觀故意的進一步彰示。換個角度看，姜方平到鄭水良家未找到鄭而走開，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其放棄斗毆的故意，此時，如果其受鄭水良等人的毆打而還擊，則可認定為正當防衛(wèi)；二是存在繼續(xù)尋找鄭水良以進行斗毆的故意，而后來其到葉小飛家取菜刀的行為則是這種故意的表現(xiàn)。因此，鄭水良的先行毆打行為雖是非法的，但卻只是斗毆實際發(fā)生的直接條件，并不違背姜方平的斗毆意愿。因此，姜方平的行為性質系斗毆而非防衛(wèi)。

（三）自動投案后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的，應認定為自首

案發(fā)后，被告人姜方平因其被鄭水良之女砍傷而去醫(yī)院治療，委托其姐代其向公安機關投案，這一行為，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guī)定，應當視為自動投案。對此，一、二審法院都作了相同的認定。

歸案后，姜方平在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對于案件的事實均作了與指控一致的供述，而在一審庭審中，卻辯稱，其用刀砍傷鄭水良，是在受到被害人鄭水良一家圍攻毆打時才拔刀還擊的。而在此之前，其一直供稱是在受到鄭水良一人的毆打時就拔刀還擊的，鄭水良家人鄭華仙是在其砍傷鄭水良后才趕到的。據(jù)此，一審法院認定被告人姜方平的行為系翻供，因而不能認定為自首。這里存在三個問題，一是如何理解翻供，二是如何理解如實供述主要罪行，三是如何理解翻供與正當辯解的關系。

認為姜方平對其砍擊鄭水良的原因作不同供述就是翻供，屬不如實供述的理由是，如果其在一審庭審中的辯解成立，那么，因姜方平在一人受到多人的毆打時才還擊，就應當認定姜方平的行為系正當防衛(wèi)。這種理解是混淆了斗毆的實質內涵和外在形式的關系。對此，前面已作了分析，認定是否屬于斗毆，不能僅以人數(shù)來判斷，而應看雙方的主觀故意。實際上，無論是否采信姜方平在一審庭審中的辯解，都無法認定姜的行為屬正當防衛(wèi)。因此，姜方平的供述變化并不影響對案件主要事實的認定，也不影響對姜方平行為性質的認定。而所謂翻供，應當是就犯罪構成的主要事實先前作了承認而后進行否認的行為，對不影響犯罪構成的次要事實先后作不同的供述不能認定為翻供。本案中，姜方平砍擊鄭水良是因鄭水良一人毆打姜方平還是鄭水良一家毆打姜方平，并不影響對姜方平故意傷害罪事實的認定，姜方平對此作不同供述，是非根本性的，不能認定為翻供。

本案中，被告人姜方平自歸案后到二審庭審結束，對其于2001年7月15日在航埠鎮(zhèn)莫家村用菜刀砍傷鄭水良的事實，一直沒有否認。而這一事實則是確認其行為是否構成故意傷害罪的基本事實、主要事實。不能因其對非重要案件事實的供述有變化就否定其如實供述主要案件事實的實質。對本案之所以會在姜方平是否構成自首的問題上作出不同的認定，不僅反映出對翻供與如實供述的不同認識，也反映出在司法實踐中，對待被告人的正當辯解權問題的不同理解。

首先，對行為性質的辯解，不能認定為翻供。在現(xiàn)代訴訟注重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賦予和保護被告人的辯解權，既是各國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國刑事司法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應當認識到，現(xiàn)代訴訟文明中，如實供述與被告人行使辯解權并沒有根本的沖突。那種將兩者對立起來的認識，乃是觀念上的緣由，也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qū)?！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在解釋何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時指出：“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動投案后，如實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實”。這里之所以規(guī)定是主要犯罪事實而非行為性質，其原因在于對行為性質乃至對法律的認識是因人而異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無論被告人將其犯罪行為辯解為無罪（認識上的無罪而非事實上的無罪）或將此罪辯為彼罪，還是將其行為辯解為正當防衛(wèi)、緊急避險等，都屬于對行為性質的不同認識和理解，不能因此而輕易地認定其翻供。實際上，是否屬于正當防衛(wèi)，最終是司法裁定的問題。合議庭討論時，也未必意見相當?shù)慕y(tǒng)一，因此，要求被告人對自己的行為性質作出與判決結果一致的判斷，確實是勉為其難。法官對法律的理解，之所以有效力，從理論上說，源于法官的理解，是憑著對法律精神和社會價值取向的誠摯理解；從實踐上說，源于法律賦予法官的權力。而這兩點，被告人都沒有。

其次，被告人對司法機關作了前后不同的供述，也不能輕易地認定其翻供。這里涉及到對客觀事實的認識是否正確的問題。被告人對事實的認識，雖為自己所親歷，卻未必完全客觀正確。這一點，已為審判實踐和多個學者所進行的試驗所證實。就本案來說，姜與鄭是一種互毆行為，雖然證據(jù)表明發(fā)生斗毆是鄭水良一人先動手而不是鄭和其家人一起先動手，但姜方平基于一種對法律的膚淺認識和樸素理解，認為鄭先動手，其家人又參與對其毆打，自己后動手就屬于正當防衛(wèi)。沒有認識到斗毆人數(shù)的多與少以及誰先動手并不必然地影響到其與鄭水良的行為系互毆的性質。盡管可以根據(jù)相關證據(jù)確定姜方平對這一非主要事實的辯解系狡辯，但實際上也不能徹底排除其在記憶上的誤差，畢竟，姜方平砍擊后，鄭水良的家人鄭華仙用菜刀砍傷了姜方平，而這一切都是在瞬間發(fā)生的事情。我們不能以姜方平對法律、對事實的認識有差異，就認定其翻供。

再次，一般來說，投案自首、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確實體現(xiàn)了被告人的悔罪心理，但是，悔罪表現(xiàn)與被告人行使辯解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具有悔罪表現(xiàn)，表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有所減小。在審判實踐中，有種認識將悔罪視為被告人的一項義務，這仍然屬于將被告人作為訴訟客體和對象的觀念下所形成的一種認識上的誤區(qū)。在權利社會的結構狀態(tài)下，應當認為，被告人表示悔罪，其實質也是行使權利的一種方式，是被告人意圖通過實施“悔罪”而達到從輕處罰的目的，因而可以視為“請求從輕處罰權”的內容之一。而被告人行使辯解權，不僅僅是在行使刑事實體上的權利，更是在行使刑事訴訟上的權利。因此，被告人悔罪與行使辯解權同屬行使刑事訴訟權利的范疇。兩項權利之間并不互相排斥。如果以被告人行使了辯解權就認為其無悔罪表現(xiàn)，無疑是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變相剝奪。

綜上所述，衢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改判是正確的。

（本案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第221號指導案例：姜方平非法持有槍支、故意傷害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