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從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傳來意料之中的好消息：杭州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成為中國第55項世界遺產(chǎn)，中國的世界遺產(chǎn)總數(shù)躍居世界第一（與意大利并列）。對于杭州而言，良渚申遺成功還有一層特別的意義：杭州從此擁有了西湖、大運河、良渚古城三處世界文化遺產(chǎn)，成為國內(nèi)省會城市中擁有世界遺產(chǎn)數(shù)最多的城市（僅次于北京的七項）。

△良渚古城

得知消息我的心情格外激動。我一直有著深深的良渚“情結”。在我30年的文博工作生涯中，雖然并沒有從事過一天野外發(fā)掘，但我卻與良渚遺址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有不少難以忘卻的故事。事實上，在申遺結果揭曉的前一夜，我就應“杭州體驗”公眾號之約，寫了一篇文章，原題目是“良渚：記憶中印象深刻的三個片斷”（發(fā)表時題目改為“用83年，挖掘一個5000年的故事”），記述了我個人與良渚結緣的一些經(jīng)歷，為良渚申遺預熱、造勢，不過后來《杭州日報》副刊刊登我這篇文章時，還是用了原先的標題。

與“玉琮王”的親密接觸

我和良渚的結緣，要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那時我還是個在廈門大學考古專業(yè)讀書的學生。

1986年、1987年，在當時的余杭縣良渚鎮(zhèn)附近的反山、瑤山先后發(fā)現(xiàn)了良渚文化大墓和祭壇遺址，出土近兩千件造型各異、雕琢精美、內(nèi)涵豐富的玉禮器，這一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堪稱石破天驚，轟動天下。

我當時在《廈門日報》上看到了轉載的新華社消息。作為一個浙江人，又剛好是考古專業(yè)的學生（當時我正讀大二），得知自己家鄉(xiāng)有著這樣驚人的考古發(fā)現(xiàn)，心下很是自豪。當時就萌生了強烈的念頭：等我畢業(yè)了，也要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說不定我也有機會參加良渚遺址的發(fā)掘，還會發(fā)現(xiàn)更多重要文物呢！

△神人獸面紋樣

可是天不遂人愿。1989年我大學畢業(yè)，同班有兩個浙江學生，因為是隨機分配，我的同學去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卻被陰差陽錯地分到了西湖邊的浙江省博物館，從此步入了與古物為伍的職業(yè)生涯，跟自己心心念念的田野考古失之交臂。

但我內(nèi)心的考古情結始終縈繞不去。那時單位給我安排的工作是在“河姆渡文化陳列”展廳當看管員，每天開門關門，打掃衛(wèi)生，沒事就看著展柜里那些陶器石器發(fā)呆，委實有點氣悶。

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我偶然得知早我一年畢業(yè)的丁品師兄正在良渚附近發(fā)掘一個叫廟前的遺址，好像有重大收獲。我忽然就來了興致，于是干了一件現(xiàn)在想來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的事情，在下班之后騎了一輛破自行車，到良渚鎮(zhèn)找這些考古隊員去了，我要去考古現(xiàn)場看看！

那時候剛畢業(yè)沒多久，人年輕，體力也好，雖然餓著肚子，但興致仍是很高。在這之前我從沒去過良渚鎮(zhèn)，只知道它在杭州城的北面，于是沿著莫干山路一路往北，邊騎邊問路，走走停停，騎了近兩個小時，一直到天色擦黑，才找到了良渚鎮(zhèn)。

在考古隊的臨時工棚里，我見到了當天剛剛挖出的器物，有陶器，有石器，還有半塊玉器。當我抹去那件玉器殘件上面的泥巴，看到露出的殘破的獸面紋樣時，不知怎的心里還挺激動。那天晚上，跟考古隊的一幫哥兒們一塊喝酒，還打了麻將，不勝酒力的我很快就有了醉意，麻將也輸?shù)靡凰?，但心里還是很快樂。

之后沒多久，北京亞運會要開幕了。國家文物局在全國范圍內(nèi)征調(diào)近年出土的珍貴文物，要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現(xiàn)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一個“中國文物精品展”，良渚反山大墓出土的“玉琮王”赫然在列。七月底的一天，天特別熱，“玉琮王”和另幾件被選中的文物一起送到了省博物館那座古董建筑“紅洋房”里會合。

△良渚“玉琮王”

我當時是剛畢業(yè)不久的小年輕，因為還沒成家，就住在孤山的集體宿舍里，于是就被單位領導派了一個差事：跟另兩個同事一起晚上在“紅洋房”值班看守這些珍貴文物。天氣很熱，“紅洋房”里沒有空調(diào)，晚上又有蚊蟲叮咬，本來是件苦不堪言的差事。但看到平時只能聽聞，或是只能在圖片上看到的“玉琮王”，竟然就在眼前了，可把我們這幾個被派來跑腿打下手的小年輕樂壞了。夜深人靜之時，我們幾個戴上白手套，將“玉琮王”從錦盒中取出，“上下其手”，把它摸個了遍。

后來朋友們聽說我曾與“玉琮王”有過這般親密接觸，都艷羨不已。不過，這種際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后來這件“玉琮王”被正式調(diào)撥給浙江省博物館，還成了省博的十件“鎮(zhèn)館之寶”之一。陳列布展之時，我們也曾多次和這件“玉琮王”打過照面，但卻再也沒有“上手”的機會，只能隔著玻璃柜跟它遙遙相對，“可遠觀而不可近玩矣”。

跑遍杭嘉湖，找尋良渚古玉

不曾想到，沒過幾年，我又有了跟良渚玉器有更近一步親密接觸的機會。

1995年，我當時在浙江省博物館擔任館長業(yè)務秘書。當時兼任省博物館館長的省文物局陳文錦副局長籌劃編寫一本全面系統(tǒng)介紹良渚玉器的讀物，為來年良渚遺址發(fā)現(xiàn)60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做準備。為此還專門成立了由牟永抗、王明達、陳文錦、王肇達、曹錦炎和我組成的六人編寫小組。牟永抗和王明達兩位先生分別是瑤山、反山遺址的發(fā)掘領隊，王肇達是負責出版畫冊的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畫冊室主任，曹錦炎時任省博副館長，我一個小年輕居然也有機會忝列其中，心情自是特別激動。

△反山遺址

在此之前，關于良渚玉器的圖錄只有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兩木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一本《良渚文化玉器》，主要收錄了良渚反山、瑤山遺址的發(fā)現(xiàn)，資料價值雖然很高，但因為比較專業(yè)，可讀性并不強。所以陳文錦局長提出，在寫作思路上，要走專業(yè)結合文學的路子，在保證科學性的同時，又要做到文采斐然。

△《良渚文化玉器》

當時為了搜集最新的考古發(fā)掘資料，陳文錦局長帶著我差不多把杭嘉湖地區(qū)藏有良渚玉器的博物館都跑遍了。記得我們先后去了余杭市文管會（當時余杭博物館還沒有建好）、嘉興市博物館、海寧市博物館、桐鄉(xiāng)市博物館、海鹽縣博物館、平湖市博物館、德清縣博物館等，好多最新出土的良渚玉器都一一上手看過（甚至在畫冊出版之后的1997年，還專程趕到浙南的遂昌縣考察，當時那里正在發(fā)掘一個好川遺址，其中也發(fā)現(xiàn)了良渚風格的小件玉器）。對我來說，這是非常難得的開眼界的機會，我可能比那些在良渚遺址考古一線的同行們看到的實物都還要多。

△良渚文化雙孔玉鉞

在六人編寫小組中，牟永抗、王明達兩位老師主要是擔任畫冊的編寫顧問。記得我當時經(jīng)常捧著厚厚的一沓文字稿跑到朝暉九區(qū)省考古所宿舍牟、王兩位老師家中，向他們請教一些問題。牟、王兩位先生都非常健談，有時談完稿子的事，他們還會興致盎然地回憶起當年發(fā)掘反山、瑤山遺址時的種種往事，以及他們對于良渚玉器、良渚文化的獨特見解。這種當面請益的機遇，對于我這個小年輕來說恐怕比起前面提到的親手摸“玉琮王”還要難得?。?/span>

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在牟永抗老師家里，老先生開玩笑地說起，你這個小家伙，前幾年好像老是跑到環(huán)城西路20號的考古所來玩的嘛，好像很無所事事嘛，是不是？其實還真有這回事。記得有一回好像還被牟先生不客氣地批評了幾句，說是小年輕應該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不要總是這樣到處游蕩。其實這話我還真聽進去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沒事就往考古所跑了。

這本畫冊最終定名為《良渚古玉》，收錄了110余件（套）良渚文化玉器精品，以良渚反山、瑤山出土玉器精品為主，同時也收錄了當時在浙江省其他地縣發(fā)現(xiàn)的良渚文化玉器精品，有不少是首次發(fā)表。在畫冊前附有長達數(shù)萬字的文論，除“緒論”外又分為六章，分別是“源遠流長的玉文化傳統(tǒng)”“良渚玉器的重大發(fā)現(xiàn)”“璀璨多姿的良渚玉器”“原始的信仰崇拜”“不可思議的琢玉工藝”“良渚玉器的深遠影響”。這樣的編撰體例，在當時的良渚文化玉器研究中堪稱一股清流。

這本畫冊也給我?guī)砹撕眠\。兩年后我申報文博副高級職稱，這本《良渚古玉》畫冊就是我申報的主要材料，非常順利地全票通過了評審。

終于等來給良渚“作傳”機會

我跟良渚的故事，仍在沿續(xù)。

可能是因為我參與編寫了《良渚古玉》這本書，加上我本身有考古學的背景，2002年浙江大學出版社策劃出版一套“長江文明叢書”，叢書主編陳剩勇和叢書策劃黃寶忠把我也列為作者之一，初定的選題就是寫關于良渚的一本。

我非常高興地接下了這個任務，并開始準備編寫提綱。但不巧后來出了點變故，有另一位作者也提出想寫良渚這本，出版社出于某種綜合的考慮，決定讓我改寫另一本關于四川三星堆遺址的《三星耀天府》。雖然有些不舍，但我也只好顧全大局。就這樣，我挺遺憾地錯過了一次給良渚作傳的機會。

2010年，我調(diào)到浙江農(nóng)林大學茶文化學院工作，跟著王旭烽老師去研究中國茶文化了。我本以為自己從此要跟考古文物漸行漸遠了，誰知其實不然。我在學校開了一門公選課《考古探秘》，不曾想很受學生歡迎，成了全校最火爆的公選課之一。那時在快結課時，我經(jīng)常會包一輛大巴，帶同學到附近的考古發(fā)掘現(xiàn)場觀摩。而去的最多的地方，竟然就是良渚文化遺址（因為離學校最近）。

記得2014年5月，我?guī)W生到曾獲當年國內(nèi)十大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榮譽的臨平玉架山遺址發(fā)掘現(xiàn)場。那天考古人員剛剛清理出一座小墓，隨葬有一件玉鐲、一柄石斧和一個黑陶罐。遺物雖然不多，但巧的是良渚文化遺物的三個主要品類（黑陶、石器、玉器）竟然都齊全了，讓同學們看得很是過癮。后來我征得現(xiàn)場領隊樓航兄的同意，讓同學挨個用考古小鏟在一個已清理完畢的探方內(nèi)試著掘掘土，我跟她們說，不要小看這塊土，這可是五千年前的土??！

時光到了2016年，這一年杭州要舉辦G20峰會，為了向來自世界各地的嘉賓介紹杭州，杭州出版社邀請文史專家編寫一本《杭州簡史》，我被選中撰寫其中“文明曙光”和“夢啟錢塘”兩章。

為撰寫這本書稿，這年3月我?guī)е业膬蓚€研究生劉方冉和尤含悅，再次來到良渚八角亭考古隊駐地采訪劉斌所長。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良渚考古又有了重大的突破：經(jīng)過近十年不斷的勘察、考古發(fā)掘，2006年底發(fā)現(xiàn)的良渚古城得以確認。這是長江下游地區(qū)首次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城址，因其面積巨大，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將其譽為“中華第一城”。

而到我此次來訪時，省考古所又向外界發(fā)布了一個更加重磅的消息：在勘探調(diào)查的基礎上，考古人員最終確認了分布于良渚古城西北部規(guī)模宏大的水利系統(tǒng)。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壩系統(tǒng)。

超大規(guī)模的古城遺址和世界最早的水利設施的發(fā)現(xiàn)，足證良渚這塊“水中的美好陸地”的確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我把這些重大發(fā)現(xiàn)盡數(shù)寫進了《杭州簡史》一書。后來聽出版社編輯說，在當年秋天召開的G20峰會上，這本《杭州簡史》（中英文版）被銷售一空。

△《杭州簡史》

事實上，我一直還想找個機會專門寫一本關于良渚的科普讀物。到2018年，機會果然來了。杭州出版社擬出版一套《印象杭州》叢書，共有五本，其中一本就是良渚選題。出版社和良渚管委會找到我，正式邀請我來執(zhí)筆。但沒有想到的是，等我書稿就快完成之時，出版社遺憾地通知我，因為種種緣故，這套叢書暫緩出版。我又錯過了一次給良渚作傳的機會。

有道是念念不忘，必有回響。良渚申遺成功之后，良渚的話題熱度并沒有減弱。2019年5月，杭州市委正式啟動一套“杭州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叢書”編撰工作，擬分十個系列，準備以輕閱讀、易傳播的定位，面對青少年、文史愛好者推出，其中第一個選題赫然就是“良渚古城”！我在參加作者座談會時，跟杭州出版社的尚佐文總編開玩笑地說，這一次，我可是當仁不讓了。

事實上，因為這個選題的特殊性，的確也沒有別的作者來跟我競爭，這個選題最終果然是確定由我來執(zhí)筆。2020年3月，我正式跟出版社簽訂了編撰協(xié)議，書名暫定為《神秘的良渚王國》。多年的夙愿，終于得以實現(xiàn)，這距離我第一次參與編寫有關良渚玉器畫冊的1995年，已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了。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會理事、浙江農(nóng)林大學文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