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們講了古人從宇宙的觀察和認知中，發(fā)明了陰歷、陽歷。這一篇重點談談天干地支與紀年法。

三代歷法

古人通過對宇宙天體的觀察，以地球為觀測點，即認為地球是恒定的，而太陽是移動的，那么一年內太陽繞地球運行一周的天體軌跡，就稱為黃道。

古人還發(fā)現(xiàn)，當?shù)厍蚴呛愣顟B(tài)時，北極星也是不動的，所以北極星就被認為是天之極，自北極星延伸出來的虛擬軸線，就是天軸，實際上也就是地軸的延伸。

那么與黃道垂直的虛擬線，與天軸并不重合，于是古人就提出了赤道的概念，這里的赤道與地球的赤道概念不同，而與現(xiàn)代天文學的天赤道概念更為接近。

黃道與赤道之間存在著夾角，當太陽運行到黃道與赤道的交點時，就是春分和秋分。

由于北斗七星的斗柄在一年的周期內不斷變化，古人便將黃道附近一周天劃分為十二等分，斗柄指向這十二個對應的區(qū)域，其變化大致也是一個月。所以古人以十二地支對應十二等分。

歲首，即一年的首月首日，代表著一年的開端，古人稱此月為“正月”。而夏歷中的正月，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寅，稱為建寅，此時就是一年之初，因此寅稱為攝提格。

根據(jù)《說文解字》，攝，引持也。因此攝字的本意，就是引領，帶頭。攝提格的意思，就是月次的循環(huán)在這一點開始。也有說法是認為攝提即是歲星的別稱。

按《史記.歷書》：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秦朝）正以十月。

商朝的殷歷，其歲首為夏歷的十二月，即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丑，稱為建丑；周朝的周歷，則以夏歷十一月為歲首，稱為建子。所謂建，即北斗星斗柄的指向。因此夏商周三代的歷法正月，被稱為“三建”或“三正”。

而秦朝至西漢武帝時期的顓頊歷，歲首又前移到了夏歷的十月，所以漢武帝太初元年重新修訂歷法，將歲首確定回歸到了夏歷時期的建寅之月，一直延續(xù)到了現(xiàn)在。

關于夏朝歷法的記載不多，我們能夠了解并推測到的，是夏朝就出現(xiàn)了天干地支的概念，那么黃道的概念也應該出現(xiàn)了，說明夏朝時期在天文學、歷法學已經(jīng)有了比較成熟的發(fā)展。

《爾雅》釋天對地支的記載，我們可以推斷并繼續(xù)推論，至少十二地支是可以與黃道、歲星聯(lián)系起來的，但是十天干也即歲陽，歷史記載比較有限。

因此我個人的推斷，在天皇氏時期，古人對太陽和月球的運行是有概念的，但是對于時間的測定不夠精準，因此最開始古人將黃道劃分為十區(qū)域，分別對應十天干。

但是隨著對宇宙天文現(xiàn)象的觀察和傳承，更準確的觀察出現(xiàn)了，于是歷法發(fā)生了變化，在地氏，或者是地皇氏時期，十二地支取代了十天干對黃道的劃分。

天干失去了對年、月的劃分，但卻發(fā)展出了另外的干支紀年法、紀月、紀日法。干支紀年被認為起源自黃帝時期，但有記錄的歷史萌芽于西漢初年，王莽建立新朝之后進行推廣，到了東漢章帝時期，正式通過詔書的形式頒布實行，并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

干支紀月大約出現(xiàn)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按隋朝蕭吉所著《五行大義》，發(fā)明之初，天干用于紀日，地支用于紀月。根據(jù)前文的論述，地支的確是用來紀月，那么我們姑且也認為天干的確是為紀日而發(fā)明的吧。

根據(jù)我國現(xiàn)已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以及《尚書》等的記載，至少在周武王伐紂的時候，干支紀日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比如《尚書.周書.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這里的甲子，就是干支紀日。

然后又發(fā)展到了干支紀時，天干地支與五行、陰陽、方位、時間結合乃至外延到各種領域，可以說是中華文明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是相當特殊、區(qū)別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那一部分。

三代的紀年方式

商朝以前的紀年方式，我們已經(jīng)無法確定，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商朝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干支紀日，比如我們此前論述過的商朝國君以天干為名，天干名字的來歷或許是在國君、大臣死后由巫師占卜給出的。

周朝時期，諸侯國中周禮最為堅定的支持者和執(zhí)行者就是魯國，魯國記史的紀年方式，是以國君在位來確定的。

比如《左傳.隱公三年》：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意思是：魯隱公在位的第三年春天，周歷二月初十，有日食。

這是全世界有歷史記錄的第一次日食，發(fā)生在公元前720年。

在這里，魯國采用的紀年方式，即是以國君在位多少年來確定的，而紀日則采用干支法。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周朝施行的是年次紀年法。

但是周天子和諸侯國皆用年次紀年法，某一年某國發(fā)生的大事件，史官在記錄或者查詢的時候，就會發(fā)現(xiàn)同一年有諸多不同的以國君年次的紀年，這很容易造成混亂，因此大約在春秋末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了星次紀年法。

《左傳.襄公三十年》記：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

《國語.晉語. 秦伯納重耳于晉》篇：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君之行也，歲在大火。

《左傳》的“歲在降婁”，《國語》的“歲在大梁”、“歲在大火”，就是星次紀年。

我們前文說過，至少在夏朝時期，古人就將黃道附近一周天劃分為十二等分，這個劃分是為了根據(jù)北斗七星的斗柄在一年內不同指向對應十二等分區(qū)域的變化，從而確定十二個月。

也就是說，此時的十二等分，是為了區(qū)分月份的，并且以十二地支對應分配。

而木星也就是歲星在黃道面的運行方向是自西向東的，并且其圍繞太陽一周的時間大約是十二年，在十二年的時間內，歲星每年運行十二分之一，而每年歲星運行的軌跡區(qū)域，就是一個星次。

那么自西向東，這十二星次就分別是：星紀、玄枵（xiao一聲）、諏訾（zouzi一聲）、降婁（jiang四聲）、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

那么星次紀年就是以十二年為一輪回，當歲星運行到“星紀”區(qū)域時，紀年方式就是“歲在星紀”。

但是十二星次的區(qū)域，古人在確定月份的時候已經(jīng)按照自東向西的方向分配給了十二地支，既然有星次紀年，那么也可以有地支紀年。

考慮到星次與地支分配的方向相反，為了方便，于是假想了一個天體，稱之為太歲，太歲的運行方向與歲星相反，是自東向西的，由于十二星次與十二地支的對應關系，當歲星運行到星紀區(qū)域時，太歲就運行到丑的區(qū)域。

那么星次紀年為“歲在星紀”，而太歲紀年就是“太歲在丑”。

屈原在《離騷》寫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我們再次引用《爾雅.釋天》篇：歲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zhí)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xié)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那么屈原使用的就是太歲紀年法，太歲臨攝提，即“太歲在寅”，這一年的正月庚寅日，屈原出生。

介紹了星次紀年和太歲紀年法，大家會發(fā)現(xiàn)，華夏古人對星次的劃分，與黃道十二宮的概念如此相似。

實際上黃道十二宮一般認為起源于古巴比倫文明，劃分方法與星次類似，是以春分點為起點，太陽在黃道每轉30度即為一宮。傳到希臘，又演變成了黃道十二星座，但其主要用于占星術而非紀年方法，這是二者之間最大的區(qū)別。

則十二星次與十二地支、黃道十二宮的對應關系如下：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由于地球自轉，引起春分點沿著黃道向西移動，就使得太陽連續(xù)兩次通過春分點的時間間隔，也就是一個回歸年，是要小于地球公轉一周的真正周期恒星年的。

這種天文現(xiàn)象叫作歲差，也就是說，2000年前十二星次與十二宮的對應關系并非如此，而在未來仍有可能發(fā)生變化。

北齊天保七年，公元556年，一個名叫那連耶舍的北印度僧人來到中國，被安置在北齊國都鄴城的天平寺。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僧人去世。

他翻譯了諸多佛教經(jīng)書，其中有一本《大乘大方等日藏經(jīng)》，被認為是提供了希臘黃道十二宮的最早漢文譯名。

而西方黃道十二宮的占星命理學說也隨著唐朝不斷對中亞地區(qū)的開拓而傳入中國。

蘇軾在《東坡志林.學問》篇寫到：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蘇軾的偶像就是唐朝的韓愈，他認為自己和韓愈都是摩羯座，摩羯座命運坎坷，所以他和韓愈是同病相憐！

實際上中國的十二星次，與古人對恒星的觀測以及進行的星座劃分聯(lián)系在了一起，也即十二星次與二十八星宿的星象學有了聯(lián)系；并且與華夏大地的地域也有了聯(lián)系，即“分野”現(xiàn)象；甚至與二十四節(jié)氣有了聯(lián)系，彼此之間都能夠找到對應關系。

起源于中亞、壯大于古希臘、現(xiàn)如今仍舊盛行于西方乃至世界的的黃道十二宮，走向了占星術的命理分析道路；而中國的十二星次對應的十二地支，則以天干地支的名義，在命理學廣泛使用，我想，這大約就是古人仰觀天象，出于對未知的敬畏，進而產(chǎn)生的神秘向的“積極”聯(lián)想，不用刻意區(qū)分東西文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