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中國古典詩歌，論對后世影響深度，杜甫與李白實在難分仲伯。而與李白夸張豪邁的詩風(fēng)不同，杜甫的詩風(fēng)沉郁頓挫，得后世多家詩派崇拜模仿，故此被后人稱為“詩圣”。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而其“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fēng)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一句更得到許多憂國憂民者激賞，詩歌卒章顯志，表達詩人的心系蒼生的理想和愿望。

 與李白相同，杜甫也沒有中過進士。但李白之所以未得進士，是因為他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因為在唐代商人和罪人的后代是不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的，而李白的祖先曾經(jīng)被流放到碎葉，后輾轉(zhuǎn)到了四川，開始經(jīng)商。 和李白不同，杜甫是名門之后， 他出身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近祖便是晉代大學(xué)者、名將杜預(yù)，祖父便是初唐時期赫赫有名的文章四友之一杜審言。而杜甫自己也是讀書人，根正苗紅，所以完全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杜甫在參加科舉考試之前還在外地游學(xué)了幾年，所以，憑借杜甫的學(xué)識和閱歷，參加科舉考試應(yīng)該是很有希望金榜題名的。

 杜甫一生參加過兩次科舉考試。第一次是開元二十二年 (735) ,時年 24歲 ,地點為東都洛陽。落第后，杜甫其時年輕氣盛 ,對考試失敗滿不在乎 ,他認為落第的原因 ,不過是文章不合時宜、不合考官的口味罷了。杜甫第二次參加科舉考試是天寶六年 (747) ,時年36歲 ,地點為京城長安。這一年唐玄宗下詔 :“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span>這對于杜甫來說是一次好機會，可惜偏偏在那一年，主持科考的是妒賢忌才的李林甫，李林甫向唐玄宗匯報“野無遺賢”，于是那一年的科舉考試宣布無疾而終，沒有一個人被錄取，于是杜甫的“致君堯舜上”的理想宣布破滅。

不過，在唐朝，從政還有另外的一條路，即通過達官貴人的引薦。到了755年的10月，除去中間回了幾趟洛陽，他在長安已經(jīng)整整九年，也許是他上左丞相韋見素的詩發(fā)生了作用，被任河西縣尉，自此杜甫才走上了他的官宦生涯。這一年，他已經(jīng)43歲了。

 然而，這位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早年即已嶄露頭角、中年時期名滿天下、日后更成為千古詩圣的大詩人，他的仕途卻那么蹭蹬，一生擔(dān)任過的最高實職不過是一個八品的左拾遺。這難免讓后世為杜詩圣郁郁不得志的命運而惋惜。而唐之后的宋朝為何那么多文人為何都可以位居高位？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等人都得以高舉宰相，就連堪稱赍志以歿文人典型的陸游，也做過地區(qū)級長官（知州）。文名最大、一生坎坷的蘇軾蘇東坡，做過好幾個地方的地區(qū)級長官之外，最高職位是兵部尚書、禮部尚書！

這首先與唐重武輕文，而宋代重文輕武有關(guān)，大唐開疆拓土，帝王們大量使用勛臣后裔和武將擔(dān)任朝廷或地方軍政要職，對于文人并不特別眷顧，自然武人地位在文人之上。而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是軍人出身，他的天子寶座是從后周幼兒寡母那里奪來的。他深知軍人對于皇帝寶座的危險性，因此，他登基不久便來了個“杯酒釋兵權(quán)”，將武將排除在最高統(tǒng)治集團之外。同時立下規(guī)矩，不準其繼任者隨意殺害文人。從此，趙宋王朝的政府基本上由文人組成，武將的地位、級別受到嚴格限制。宋朝文人不但生命有保障，整體身份也空前高貴。  

 其次，跟唐宋不同的科舉取士規(guī)模有相當(dāng)關(guān)系。唐朝雖然號稱科舉取士，其中最為顯赫的是進士科。但實際上，每科及第進士非常少，最少的一科只有三五個人，最多也不過四五十個人。宋朝的情況完全不同，每科取士規(guī)模多在二三百人，多的時候有五六百人。數(shù)量上的差異，對文人的命運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唐代進士科，考中者固然占了入仕的先機，但是，對大部分人而言，基本上就是一種人生的搏擊過程，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一種“跳龍門”的游戲。即使是非常優(yōu)秀的文人，也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在進士考試上。孟郊《登科后》的“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傳趙嘏所作詩句“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科得之艱難，其有老死于文場者，亦無所恨，故詩云?！倍际翘瞥婆e弊病很好的寫照?？紓€進士，要扒掉三層皮，花掉幾年乃至幾十年的時間，哪里還有時間精力，去從政，去飛黃騰達？杜甫的考試、求官經(jīng)歷，就很有代表性。唐代進士科這座獨木橋，浪費了太多優(yōu)秀文人的才華和生命！

 最重要的原因，是唐宋文人思想觀念不同。比起宋朝文人，唐朝文人思想更自由，價值觀念更多元化，人生理想追求上更加散漫隨性。這方面，李白是一個典型。青少年時代，除了讀書之外，他還學(xué)劍、學(xué)游俠、學(xué)道、期盼成仙，后來甚至成為正式加入道籍的道教信徒，“五岳尋仙不辭遠”。李白有遠大的政治理想，也曾積極追求仕進。但是，李白同時也喜歡游歷名山大川，“一生好入名山游”，喜歡跟志趣相投的朋友結(jié)伴隱居，過寄情詩酒、放浪形骸的日子。

而“奉儒守官”家庭出身的杜甫，他的隨性散漫，不僅是一般宋朝文人所不可企及的，就連同時代的文人們也自嘆不如。而這種隨性散漫的個性才是他所謂人生悲劇產(chǎn)生的根源。

 公元755年，杜甫被任命為河西縣尉，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一直到765年他自己請求解除嚴武幕府中的職務(wù)，十年間杜甫斷斷續(xù)續(xù)做過好幾次官，但每一次時間都很短，總時間加起來不到兩年。我們先不妨來梳理一下杜甫的為官經(jīng)歷：

755年，任河西縣尉，河西即今天陜西省合陽縣，河西縣尉的職務(wù)相當(dāng)于縣委辦公室主任，但杜甫未到職；

755年，由于不肯就任河西縣尉，通過朝中朋友的幫忙，改任右衛(wèi)率府胄曹參軍，這是一個看管武器倉庫的小官，正八品下。就任一個多月后，“安史之亂”爆發(fā)，長安淪陷，杜甫在逃難路上被叛軍抓住，抓到了長安；

757年，杜甫從長安逃出，歷經(jīng)千辛萬苦，到達當(dāng)時新皇帝唐肅宗所在地鳳翔（今陜西鳳翔縣）。當(dāng)他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出現(xiàn)在唐肅宗面前時，唐肅宗為了表彰他的忠心，在這年的5月，任命他為左拾遺，這是一個正八品下的諫官，經(jīng)常可以見到皇帝。杜甫在這個職位上做了約一年的官，由于替打了敗仗的房琯辯護，被唐肅宗貶到了華州（今陜西華縣）；

759年春，杜甫任華州司功，這是一個管當(dāng)?shù)匚慕坦ぷ鞯男」?。這一年關(guān)中遭遇旱災(zāi)，上任不到三個月，杜甫即棄官逃難到秦州（今甘肅天水）去了；

764年秋，在成都期間，杜甫曾在自己的世交，當(dāng)時的成都尹兼劍南節(jié)度使嚴武的幕府中做過大約五個月的參謀工作，后借口身體有病，于765年正月辭去了這份工作。在此之前，嚴武還推薦杜甫擔(dān)任京兆功曹，但他當(dāng)時想回洛陽便謝絕了。在嚴武幕府工作當(dāng)中，嚴武還為他爭取到了一個“檢校工部員外郎”的官職，后人稱杜甫為“杜工部”即源于此，但這只是一個虛職。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杜甫為什么當(dāng)不了官呢？即便好不容易撈到了一個小官，為什么又干不長久呢？這里面固然有政局動蕩等原因，但主要原因還是在杜甫本身。說白了，他根本就不是當(dāng)官的材料。

首先，杜甫沒有做官的能力和基本素養(yǎng)。在這一點上，很多美化杜甫的人愛拿他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的詩句來說事，仿佛只要給杜甫一個平臺，他就能做出一番偉業(yè)。但理想歸理想，辦事歸辦事，在做官期間，杜甫并沒有做出像樣的成績，反倒是連基本的工作素養(yǎng)都很欠缺。由于性格懶散，杜甫往往不愿做實事，朝廷任命他為河西縣尉，按理說這是他造福一方百姓的好機會，也和他的理想相符合，但他嫌那里離京城遠，工作條件艱苦，拒不上任，而寧愿在京城當(dāng)一個管倉庫的小官，不僅可以留在京城，而且工作清閑，有大量的時間和朋友們一起喝酒聊天。后來有人替杜甫辯護，說他不去河西就職，是因為不想當(dāng)一個魚肉百姓的官吏，這實在是扯淡。在這一點上，杜甫自己倒是坦率，他在詩里說了就是不想去那里“受罪”。即便是后來擔(dān)任了管倉庫的官吏，沒干幾天，他就覺得枯燥膩味了起來，寫了一些發(fā)牢騷的詩，意思是怎么能做這么無聊的事情呢？！所以剛上任沒幾天，他就到奉先探親去了。

在嚴武的幕府工作的那段時間，杜甫也是極其郁悶的，自然，錯不在嚴武，還是在杜甫自身。一直以來，嚴武都對杜甫非常照顧，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時，嚴武隔三差五就帶著酒肉去看他，一方面是怕杜甫寂寞，另一方面也是替他改善生活。嚴武曾兩度在成都做官，第一次是在761年底，嚴武任成都尹兼劍南節(jié)度使，但在762年4月被召回長安任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第二次是764年，嚴武再到成都任成都尹兼劍南節(jié)度使，杜甫就是在這時去嚴武幕府中上班的，當(dāng)然這是嚴武竭力相勸的結(jié)果，他實在是不贊同杜甫的那種生活方式，覺得應(yīng)該出來做點事，掙點錢，養(yǎng)活一家老小。嚴武大概也沒指望杜甫能在工作崗位上干出多少成績，只是找個機會給他發(fā)薪水而已。杜甫心里也明白這一點，但一旦進入到具體的工作狀態(tài)，他就立馬變得十分情緒化，滿腹牢騷。他后來辭職的借口是有病，這也是事實，他當(dāng)時得了風(fēng)痹，大概就是現(xiàn)在腦血栓之類的病，上班坐久了就半邊身子發(fā)麻，但這遠遠不是他堅決請辭的真實原因。真實的原因大概有兩個：其一是和同事處不好關(guān)系，可笑的是他還在詩中把自己比作孔雀和暫時不得志的大人物，不會與那些小人（同事）計較；其二，應(yīng)該是更隱秘的一個原因，是他覺得在嚴武手下做事，很沒面子。過去嚴武接濟他，他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是朋友嘛，現(xiàn)在成了上下級，從嚴武手里領(lǐng)錢，性質(zhì)和感受就不一樣了，而且工作有其自身的規(guī)矩，嚴武可能還批評過他，這讓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挫折。有一次，他甚至和嚴武吵了起來，情急之下，他居然罵嚴武：你爸怎么生了你這么一個兒子！可見是有些惱羞成怒了。于是，他只有辭職，嚴武一看沒有辦法，也就同意了。有研究者聯(lián)系到當(dāng)時四川混亂的政治局面說嚴武有過殺杜甫的意思，實在有點莫名其妙。他殺杜甫干什么呢？他們是世交，兩人有過極其融洽的交往，彼此都很了解，更何況杜甫對嚴武又構(gòu)不成任何威脅，一個文人，撒點性子，情緒化一把，對嚴武這樣成熟的政治家來說，只不過是小事一件，他實在沒有任何殺杜甫的理由。事實上，杜甫對嚴武也是很感激的，他一直把嚴武當(dāng)成自己的一個依靠，嚴武死于765年，嚴武之死，是導(dǎo)致杜甫出川的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漂泊荊湘期間，杜甫寫詩懷念了自己的八個朋友，其中就有嚴武。

其次，杜甫在工作中沒有起碼的原則。杜甫任左拾遺期間，朝廷發(fā)生過一起著名的“房琯事件”。房琯祖上世代為官，他自己在肅宗朝也官至宰相，但他是一個善于慷慨陳詞而不務(wù)實際的人，并且終日稱病請假，不理政務(wù)，沉醉于談?wù)摲鸺业囊蚬偷兰业奶摕o。安史之亂中的756年冬天，他率領(lǐng)一支軍隊與叛軍交戰(zhàn)，由于不懂軍事又固執(zhí)己見，在咸陽東陳陶一戰(zhàn)中一天之內(nèi)全軍覆沒。肅宗罷了房琯的官，而且還要治房琯的罪，按理說這處罰是沒有錯的。但杜甫不這么認為，他是房琯的朋友，很欣賞房琯，覺得是個“醇儒”，現(xiàn)在房琯有難了，他應(yīng)該挺身而出。于是，他作為諫官，上書為房琯辯護，說房琯“罪小功大”，不應(yīng)罷免，那些攻擊房琯的人都是一些人格卑劣的小人。杜甫這封措辭激烈的諫書，引起了肅宗的憤怒，他下令審訊杜甫，虧得有朋友相救，杜甫才免于一難。就此以后，肅宗一看見杜甫就煩，準了他的探親假，將他從自己身邊打發(fā)走了，后來又干脆把他貶到了華州。

房琯事件給了杜甫一個教訓(xùn)，讓他小心翼翼了起來，以致于后來真的有人蒙冤要他執(zhí)言時，他反倒緘默不語了。肅宗在鳳翔時，鳳翔之地常有間諜出沒，有一位名叫吳郁的官員，每逢處理間諜案件，必認真剖析，分辨黑白，由此得罪了權(quán)貴，被肅宗貶往潭州（今湖南長沙）。杜甫本該替吳郁辯白，但他剛受了房琯事件的打擊，不敢多說一句話。后來他從秦州到同谷的路途中，途徑吳郁的故鄉(xiāng)兩當(dāng)縣（今甘肅兩當(dāng)縣），訪問吳郁的空宅時，深感良心的譴責(zé)，寫下了自譴的詩句。

第三，杜甫對工作極其不負責(zé)任。杜甫就任華州司功時，關(guān)中遇到了一場旱災(zāi)。作為地方官員，杜甫不是和人民一起抗旱救災(zāi)，而是在三個多月后，拍屁股走人，到秦州去了，連官也不做了。當(dāng)然，杜甫棄官可能還有其他原因，那時，房琯事件余緒還在，杜甫可能是聽到了一些不利于自己的傳言，由于害怕，干脆棄官而去。不過，無論怎樣，都足以說明，杜甫為官是極其不負責(zé)任的。

以杜甫這樣的自由散漫之人，即使生在宋朝，大約也是很難把官一步步做大的。以杜甫為代表的唐代文人顯然普遍缺乏混官場的耐心，他們向往的是風(fēng)云際會、君臣遇合，是“立登要路津”，相當(dāng)不切實際。

故而，若論詩名，杜甫的偉大毋庸置疑，他的詩歌對中國文學(xué)和日本文學(xué)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但若談及政治，切不可高估了這位才高低能的詩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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