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究本原  探求奧義

——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

詹福瑞

摘要：詹锳先生是當代《文心雕龍》研究的著名專家。他的《文心雕龍義證》《〈文心雕龍〉的風格學》及《劉勰與〈文心雕龍〉》在學術界有重要影響。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在觀念、路數與方法等方面，具有鮮明的特色：以“無征不信”的實證精神索解義理，以現代的學術觀念發(fā)掘古代文論的理論內涵及其價值，自覺嘗試探究并建構中國文學理論體系，呈現出學術大家成熟的研究品格。

關鍵詞：詹锳；文心雕龍；學術研究

詹锳先生為學，尚無征不信。這種治學觀念，既有乾嘉學派的基因，也融入了“五四”以來學術界崇尚的科學實證精神。

乾嘉學派做學問，提尚漢學，疏離宋學，以考證問題為主，立義必憑證據，推求本原，實事求是，不為空談。錢大昕說：“嘗謂六經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訓詁始。”[6] 求義理從小學做起，如潘耒評顧炎武所言：“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于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后止。”[7] 形成了“言言有據，字字有考”的治學理路[8]。胡適早年留學美國，接受了杜威實證主義哲學，其學術思想是把杜威的實證主義科學精神與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tǒng)對接，提倡科學主義，重視材料的搜集整理與問題的求證。胡適說：“我們須把科學的方法——尤其是科學實驗室的態(tài)度——應用到文史和社會科學方面?！盵9] 這種科學的方法，就是重視實證的科學精神：“在歷史上，西洋這三百年的自然科學都是這種方法的成績，中國這三百年的樸學也都是這種方法的結果。顧炎武、閻若璩的方法，同葛利略（Galileo）、牛頓（Newton）的方法，是一樣的：他們都能把他們的學說建筑在證據之上。”[10] 詹锳先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次年轉入中文系，曾從胡適學《中國文學史》。1948年留學美國學習心理學，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攻讀心理學的導師就是美國教育心理學之父桑代克（Thorndike)的高足GatesLorge和其兒子小桑代克，又向AetenWatker學習統(tǒng)計學，受到現代科學的嚴格訓練，其學術思想與胡適接近。所以詹锳先生認為：古代文學是文學，古代文學研究則是科學，科學的核心是求真，求真的手段是實證，“無征不信”成為他學術研究的學術準則和要求。

“無征不信”的學術理念集中體現在詹锳先生所著《文心雕龍義證》一書中。此書主體撰于20世紀70年代，出版于20世紀80年代末，是一部集校、匯注、集解性質的著作。詹锳先生以個人之力，在那個文獻搜集比較困難的年代，盡可能多地搜集了有關《文心雕龍》研究的文獻，尤其是海外文獻，被學界評為搜集文獻極為豐富、融匯各家精華的集大成之作①。

研究李白，詹锳先生運用考據手段，以史證詩，做李白詩文系年，為現代李白研究做了奠基工作。他把考據的方法運用到李白詩文注解，征引古今文獻以求得詩義與文義的精解。詹锳先生研究《文心雕龍》，其路數與方法與李白研究基本相同。《文心雕龍義證·序列》說：“我們要像清朝的漢學家研究經書那樣，對于其中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要利用?？睂W、訓詁學的方法，弄清它的含義?！盵11]3 此為他撰著《文心雕龍義證》（以下簡稱《義證》）的基本態(tài)度和方法。王鳴盛說：“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zhí)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12] 這就是詹锳先生利用?？睂W、訓詁學方法解釋《文心雕龍》文義所本。

乾嘉學派治學，從版本?？笔?。詹锳先生是最早做李白集版本研究的學者[13]，他研究《文心雕龍》亦從版本開始?！段男牡颀垺番F存最早的版刻是元至正刊本，其中錯簡很多。明清人研究此書，最早也是從底本的?？闭黹_始：“原著經過明人校訂，到清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出，薈萃各家校語和注釋，成為一部最通行的刊本。”[11]4 今人亦如是：“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以下簡稱范注）就是以黃注本為底本，而又附錄了鈴木虎雄、趙萬里、孫蜀丞諸家校語的?？谷諔?zhàn)爭發(fā)生后，楊明照在郭紹虞、張孟劬指導下，于燕京大學研究院寫出畢業(yè)論文《文心雕龍研究》，一九五八年刪訂出版，取名為《文心雕龍校注》。王利器在這部書稿的基礎上，于?？狈矫婕右詳U大，寫成《文心雕龍新書》，一九八〇年修訂出版，改名《文心雕龍校證》。楊明照又增訂了原書，取名為《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王、楊二書以通行的清乾隆六年姚刻黃叔琳注養(yǎng)素堂本為底本，?？彼鶕姹径喾N②，堪稱精校，厥功至偉。從?？背晒麃砜?，到了詹锳先生研究之時，似無再做?？钡谋匾?。然而他著《義證》一書時，仍先從《文心雕龍》的版本調查開始，寫成《〈文心雕龍〉版本敘錄》[14]，著錄版本32種，多經過他的目驗，有的是范文瀾、楊明照和王利器未曾過目的版本，如上海圖書館藏元至正十五年刊本③；著錄之詳亦在二書之上。在楊明照和王利器工作的基礎之上，《義證》以《文心雕龍校證》為底本，就二家所校各本，復校原文，充分利用了各家，尤其是王、楊二家校勘成果，亦多有新的補充和修正。

首先，是增補二家未校之處。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拾遺》以素養(yǎng)堂本為底本，?？钡陌姹局校琢刑迫瞬輹鴼埦肀?，楊明照先生雖“屢以所攝影印本與注本細勘”[15]759，然失校處亦不少。王注較之楊注，失校處已經很少，然時亦有之，《義證》于此補充最多。如《征圣》篇：“溢於格言。”詹校：“唐寫本'於’作'乎’。”[5]35 楊失校。“此事蹟貴文之征也?！蓖?、楊未校，詹校引范文瀾注：“'蹟’唐寫本作'績’，是?！稜栄拧め屧b》：績，功也。”[5]37 “五例微詞以婉晦?！闭残＃骸疤茖懕?#39;以’作'而’”[5]44，王、楊失校。“是以論文必征于圣，窺圣必宗于經”，詹校引王校云：“原作'是以政論文，必征于圣，必宗于經?！跷﹥€本'政’前有一□，楊慎補作'是以子政論文，必征于圣，稚圭勸學，必宗于經?！瓧钍仙w涉彼妄補，不可從。今改從唐寫本?！盵5]46 又引橋川時雄《文心雕龍校讀》：“按唐寫本無'子政’二字，二字后人強附，當刪，未聞劉向有論文也。”又：“稚圭勸學——徐校不及此四字，何校惟從楊補，亦無所考，未詳楊據何本所增，唐寫本亦無此四字，而有'窺圣’二字，句順意通?！盵5]47 這是一段很重要的文字，然楊未出校。“從事華辭?！闭惨跣＃骸?#39;從’原作'徒’。梅云：'徒’，《莊子》作'從’。何焯校作'從’，今據改?！盵5]50 此楊亦失校。“猶或鉆仰?！碧茖懕尽蔼q”作“且”，王、詹俱校，楊失校。“若征圣立言?！碧茖懕緹o“若”字，王、詹出校，楊未校[5]53。

其次，標出異文，或校改明顯訛字、誤字。如《正緯》篇：“神龜見而《洪范》燿?！蓖跣＃禾茖懕尽盃d”作“曜”。[16]22 詹校：“'燿’唐寫本作'耀’；《校證》謂唐寫本作'曜’，誤?！盵5]97 《定勢》篇：“節(jié)文互雜”，詹锳先生校記：“'雜’字各本俱同，唯《校證》徑改作'變’而未出校語，疑是筆誤?！盵5]1129 指出了王利器校語的訛字。

詹锳先生重新校勘《文心雕龍》，如他自己所言，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提供一個文字更準確的本子，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解釋文義。其匯校部分不單列出，置于注釋之中，就是為了把文本校勘與文義的解讀結合在一起。因此，他的校記并非校而不正，不僅要辨文字異同，還要定是非，分析于文義而言何字為確，何字為佳，何字兩可。此一方面，楊注、王注都做了大量辨析工作，詹锳先生于此又有所推進。如《宗經》篇：“義既挻乎性情。”“挻”原作“極”，唐寫本及銅活字本《太平預覽》作“挺”，宋本、明鈔本《御覽》作“埏”。楊注無校。趙萬里《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庇洝分^應作“埏”，是“作陶器的模型”[17]。而潘重規(guī)《唐寫本文心雕龍殘本合?！吩疲骸?#39;挺’蓋'挻’之誤。《說文》'挻’，長也。《字林》同?！堵曨悺吩疲?#39;柔也?！〒夺屛摹芬独献印罚?#39;挻埴以為器。’字或誤作'埏’。朱駿生曰：'柔，今字作揉，如煣也’。凡柔和之物，引之使長，摶之使短，可析可合，可方可圓，謂之揉。陶人為坯，其一端也?！盵18] 王注：“按'挺’'埏’俱'挻’形近之誤，《老子》十一章：'挻埴以為器?！?#39;挻’與'匠’義正相比，今改。”[16]13 詹锳先生匯集眾多校記，就是為了辨析文義，并得出自己的意見：“按'挻’通'埏’，此處猶言陶冶?！盵5]61 又如《體性》篇中的“仲宣躁銳”，范注和楊注皆以為“銳”當為“兢”之誤，并引《程器》“仲宣輕脆以躁兢”、《三國志·魏志·杜襲傳》“粲性躁兢”為證。詹锳先生?？痹疲骸鞍?#39;躁銳’亦可通。'銳’，疾也?！盵5]1028 解釋說：“王粲性情急躁而文思敏銳，所以寫的文章鋒芒外露，表現出果斷的才華來?！庇忠浴渡袼肌贰皺C敏故造次而成功”證明，此句所講就是王粲性情急躁而又才思敏捷的特點。再如《風骨》篇的“文明以建，珪璋乃聘”之“聘”，原作“騁”，王注據馮本、汪本、佘本、王惟儉本改。引《禮記·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證明為劉勰所本。[16]197 楊注引《禮記·聘義》“以圭璋聘，重禮也”“圭璋特達，德也”，證明作“聘”字為是。又從贊語用韻分析：“本贊上四句用勁韻，下四句用梗韻；若作'騁’，其韻雖與梗韻通用（騁在靜韻），然'並’字則羈旅無友矣?！盵15]247 然斯波六郎和李曰剛主張“騁”字為是。斯波六郎云：“案'珪璋’謂珪璋特達之才。改為'聘’非必要?！盵5]1074 李曰剛：“此'騁’乃孔融《薦禰衡書》所謂'飛辯騁辭，溢氣坌涌’及《吳志·華覈傳》所謂'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之'騁’，有展露使才，馳譽文壇之義。非席珍待聘，接淅歷聘而已也。且本贊全用上聲二十三梗韻，非上四句用去聲二十四敬（勁）韻，下四句用二十三梗韻。'騁’'?！?#39;柄’三字固在梗韻，'並’之本字為'竝’，雖在上聲二十四迥韻，而梗、迥緊相毗鄰，古本相通。若改'騁’為'聘’，即屬二十四敬韻。如此則起聯用上聲迥韻，頷聯用去聲敬韻，腰尾兩聯復用上聲梗韻，支離破碎，大非彥和他贊用韻一貫之成例矣。故無論就文義及韻律言，仍以舊貫不改為勝?！盵5]1074 顯然李曰剛所說是有道理的，故《義證》置于最后以正之。

再次是用訓詁的實證精神求解《文心雕龍》文義。對于這部書，詹锳先生“深感作者劉勰熟讀群經，博覽子史，于齊梁以前的文集無不洞曉，而又深通內典，思想綿密。原書大量運用形象語言，說明極其復雜的抽象問題，許多句法都是化用古籍，非反復鉆研難以探其奧義。至于其中所闡述的理論，就更加難以明其究竟”[11]1。自1958年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出版后，此書注本甚多，多為新注，對文義的解釋分歧既多且大，往往各執(zhí)一詞。而研究此書的文章，又“多空論而少實證”。因此，詹锳先生撰著《文心雕龍義證》，首先采用了訓詁的實證方法，用匯注匯解的形式，把《文心雕龍》的每字每句，以及各篇中引用的出處和典故，都詳細研究，以探索其中句義的來源。上自經傳子史，以及漢晉以來文論，凡是有關的，大都詳加搜考。其次是參照本書各篇，輾轉互證。其次是引用劉勰同時人的見解，以比較論點的異同[11]3。以上這些，都符合當代古籍整理所規(guī)定的凡例。但是，詹锳先生所引資料不止于此，“再就是比附唐宋以后文評詩話，以為參證之資。對于近人和當代學者的解釋，也擇善而從，間有駁正”，其所取材料廣泛到中國大陸、臺灣以及日本的注釋、譯文、專著、論文，甚至涉及聽課筆記、殘篇斷簡、已刊未刊的文獻。這就打破了當代古籍整理不采整理文獻以后材料的慣例，因此也遭到非議。

然而，詹锳先生這種既重視尋找語義來源，又重視梳理歷代對同樣問題的闡釋，對待古今材料“片善不遺”的態(tài)度，恰恰是他對古籍整理體例的重大突破，其目的在于論證書的本義，做到“理證兼賅”[19]，“揆之本文而協(xié)，驗之他卷而通”[20]，具體地體現了他治學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科學精神。

《文心雕龍》的《定勢》篇所講為何理論，歷來頗多歧義。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解“勢”為法度和氣勢，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解為標準，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解為體態(tài)，其后，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定勢”為“按照不同的內容來確定不同的體制和風格”，王元化認為“體勢”指風格的客觀因素，寇效信解為由作家的慕習所決定的形成文體風格的必然趨勢，等等。《義證》在解題部分，一一列舉出以上觀點，幾乎就是“定勢”的學術史梳理。他的文章《〈文心雕龍〉的“定勢”論》，亦是如此。而后探究此篇理論的來源：“《孫子》十三篇中有《勢篇》，曹操注：'用兵任勢也。’《孫子兵法》對'形’'勢’的分析是《文心雕龍·定勢》篇的主要來源?！闭查A先生分別以《孫子兵法·計篇》的“因利而制權”，釋《定勢》的“乘利而為制”；以《孫子兵法·形篇》“勝者之戰(zhàn)民也，若決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釋“形生勢成，始末相承”；以《孫子兵法·勢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勢如弩，節(jié)如發(fā)機”，釋“如機發(fā)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勢也”，無不迎刃而解。對學界爭論比較大的“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得出了比較合理的解釋。關于“定勢”理論：詹锳先生既把它解釋為作品的風格傾向，定勢就是選定主導的風格傾向，但是又根據《孫子兵法》因勢而變的思想，指出“這種趨勢本來是變化無定的”，在具體的創(chuàng)作中，應順乎自然，“隨勢各配”“隨變立功”，勢雖無定而有定，所以叫作“定勢”。這樣的闡釋，既與此篇的內容切合，同時使“定勢”的理論增強了張力，得到了學界的認同。

中國學術，自“五四”以來就走上了現代的學術道路。即使是接續(xù)傳統(tǒng)的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文學也無不如此。古代文學中的文獻整理，最接近古代的治學路數，但也是在現代學術觀念指導下進行的，不與舊學同?！段男牡颀垺吩诠糯鷮儆谠娢脑u，而在現代學術分類中，歸入文學理論或文章學。對此，詹锳學術認識極為明確：“所以中國早期的文學評論就是詩文評。中國的目錄學，于集部中特設詩文評一類，《文心雕龍》即是列為詩文評類之首的。如果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有什么民族特點，它首先是以詩文評為主，其中的文這一大類并不限于文學作品，而是包括了大量的不具形象的應用文字的?！盵11]2 對于這樣的研究對象，以古釋古，不可能取得現代的學術成果，也不可能推進學術的進步。“學當求其是，不可泥于古所云”[21]，自黃侃始，注釋和解說《文心雕龍》就已經注入了現代文學理論的觀念。

詹锳先生撰寫《文心雕龍義證》，闡明其觀點：“從現代的角度看起來，《文心雕龍》中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屬于美學范疇?！薄斑^去有人把《文心雕龍》當作論文章作法的書，也有人把《文心雕龍》當作講修辭學的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這部書的特點是從文藝理論的角度來講文章作法和修辭學，而作者的文藝理論又是從各體文章的代表作家作品的評論中總結出來的?！边@是他對《文心雕龍》的基本判斷，此一判斷，決定了他以現代美學研究《文心雕龍》的立場。

詹锳先生注釋《文心雕龍》，征引了大量現當代學者的著述，因此引起一些非議。如果梳理其引證文獻由古至今線索的話，會理解他證義的內在思路，就是要通過學術史的征引與梳理，尤其是同一個范疇、概念或議題由古轉今的解釋，揭示古代文論由詩文評向現代文學理論轉化的過程。《神思》篇的題解，既征引了從《莊子》到曹學佺《文心雕龍序》關于神、思、神思的文獻，同時也引用了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解釋，再結合此篇具體論述得出自己的結論：“綜合以上征引的資料和解釋，可以說：'神思’一方面是指創(chuàng)作過程中聚精會神的構思，這個'神’是'興到神來’的神，那就是感興，類似于現代說的靈感；另一方面也指'天馬行空’似的運思，那就是想象，類似于現代所說的形象思維。”[5]975 劉勰“神思”所蘊含的構思、想象與靈感三個理論層次，得到充分地揭示。最為典型的是《風骨》篇的題解，竟然征引從《世說新語》到梅慶生音注本凡29條古代材料，以證明“風骨”在古代的人物品評、書論、畫論以及詩文評中經常出現，含義是一致的，泛指風格。然后再引馬茂元、寇效信、劉大杰三家關于“風骨”的論述，其中劉大杰《中國文學批評史》置于最后，按照此書的習慣，應該是詹锳先生首肯的解釋：“劉勰認為，具有風骨的作品，必然是思想感情表現鮮明爽朗，語言精要勁健，形成剛健有力的風格。這種風格是作家'意氣駿爽’和'結言端直’的表現?！盵5]1046-1047 詹锳先生《再論“風骨”》和《劉勰與〈文心雕龍〉》都認為：“風骨就是鮮明、生動、凝練、雄健有力的風格。”[4]61 很明顯與劉大杰的解釋比較接近。

研究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龍》研究，人們很少提及《劉勰與〈文心雕龍〉》這本小書。此書雖然帶有普及讀物的性質，卻是他對《文心雕龍》文學理論整體把握和研究的結果，發(fā)掘和建構了此書的理論系統(tǒng)，其中多有創(chuàng)造性的觀點?！段男牡颀垺肥且徊拷M織嚴密的理論著作，僅就此一特點而言，此書可稱空前絕后?！秳③呐c〈文心雕龍〉》首先介紹了《文心雕龍》自身的組織架構：前五篇是“文之樞紐”，即全書的總綱。第六篇到第二十五篇為文體論：其中第六篇《明詩》到第十三篇《哀吊》屬于“文”，第十四篇《雜文》和第十五篇《諧讔》兼有“文”和“筆”性質，第十六篇《史記》到第二十五篇《書記》屬于“筆”。下編二十五篇，除《序志》外，“都是從各種文體的作品及其作家中歸納出來的寫作規(guī)律和寫作方法，其中大部分都上升到文學理論的高度”[3]21?！渡袼肌返健堕F裁》屬于創(chuàng)作論，《聲律》到《指瑕》屬于修辭學，《養(yǎng)氣》到《程器》分論作家修養(yǎng)、作家才情以及文學批評。詹锳先生結合現代文學理論，對下編作了重新組織：《神思》《情采》《镕裁》《養(yǎng)氣》《附會》《總術》《物色》《程器》為創(chuàng)造論，《體性》《風骨》《定勢》《隱秀》為風格學，《通變》《時序》《才略》《知音》為文學史和批評論，《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練字》《指瑕》為修辭學。文體論中設“文體釋名”“文體論的'綱領’”和“文體風格論”；創(chuàng)作論中設“作家的人品與才學”“構思論”“'養(yǎng)氣’說”“自然景物與寫作的關系”“文質論”“煉意與煉辭”“命意與謀篇”“論寫作法則”；風格學設“體性論”“風骨論”“定勢論”“隱秀論”；文學史和批評論設“文學的歷史發(fā)展歷史”“文學與時代的關系”“作家論”“批評論”；修辭學設“《聲律》篇”“《章句》篇”“《麗辭》篇”“《比興》篇”“《夸飾》篇”“《事類》篇”“《煉字》篇”“《指瑕》篇”。這一調整正是詹锳先生從現在文藝理論角度重新審視《文心雕龍》的文章做法和修辭學的嘗試，使此書呈現出可為當代文學理論所吸納的理論體系。其中的風格學和修辭學，更是詹锳先生所揭示出的《文心雕龍》的獨特價值。

詹锳先生一貫主張按照現代的美學去探索《文心雕龍》，但是乾嘉學派樸學觀念與現代科學實證觀念深深植入他的思想，所以反對把《文心雕龍》現代化，拔高其理論價值，或把自己的東西強加給《文心雕龍》。此書對《文心雕龍》重要問題的判斷與評價頗有見地和建樹，同時也是實事求是的。

關于《文心雕龍》的性質，20世紀50年代以來多數學者持文學理論說，近些年來主張是文章學的意見逐漸多起來。詹锳先生既未排除文章學，又力主此書是用文學理論來講文章作法和修辭學的。他此種觀點來自對《文心雕龍》的客觀分析：劉勰對于“文”的解釋是廣義的，“劉勰認為不論什么內容，什么文體，只要寫得有文采，就是'文’”[3]29。他所評論的作品并非都是文學作品，上編所論有大量的應用文體和學術著作；但下編著重研究的卻是具有形象性、具有濃重感情的文學作品。這種判斷與定性是符合實際的。筆者曾統(tǒng)計下篇論及的作家作品，作品主要是以詩賦為主的詩文，作家則主要是辭賦家。劉勰創(chuàng)作理論中所提取并討論的心物、情采和體性問題，皆與詩賦密切相關[22]，所以下編“割情析采”論述的主要問題應歸入文學理論的范疇。詹锳先生主張用現代的美學和修辭學理論來研究《文心雕龍》，就是面對這樣的研究對象而提出的。

對于《文心雕龍》一書的貢獻，詹锳先生的評價也很中肯：“劉勰著《文心雕龍》的貢獻，主要在于他從大量的書卷中，發(fā)現了文學的特點，從寫作實踐中總結出寫作規(guī)律，特別是從文學作品中，總結出文學創(chuàng)作的理論來。這種創(chuàng)作理論盡管是從古代僅有的詩文兩種文學樣式以及各種應用文體中歸納出來的，對于現代的寫作實踐，在某些方面仍值得借鑒。他的聲律論，對于唐代律詩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對于唐以后的文評、詩話，也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結合寫作理論講修辭學的篇章，也有很多精辟獨到的見解，有些在今天的語文教學中還是經常沿用的?！盵3]90 此書出版于1980年，限于當時的語境以及它面對普通讀者的性質，評價《文心雕龍》貢獻，尚不全面，但總體看是客觀公允的。尤其是劉勰從大量書卷中發(fā)現了文學特點、從寫作實踐中總結出寫作規(guī)律的論述，就準確揭示出《文心雕龍》理論生成的基礎。而這一現象，實則是帶有規(guī)律性的，批評、理論產生于寫作實踐并指導寫作，自始至終不離創(chuàng)作實際，這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突出特點。

中國古代文學最重視作家才性與個人風格的創(chuàng)造，風格理論的產生有其深厚的土壤。然風格理論的形成與興盛則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曹丕、陸機、摯虞都有相關的論述?！段男牡颀垺烦O有《體性》專門論述風格的篇章集中討論風格與文士個性的關系外，在上篇文體論及下篇創(chuàng)作理論部分亦多有涉及。《文心雕龍》風格的理論，20世紀50年代研究就有所涉及。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介紹《文心雕龍》“風骨”時說：“風骨是文字以內的風格?！盵23] 20世紀70、80年代，認為風骨就是風格的主張多起來，討論《體性》篇風格理論的學者就更多了。

詹锳先生是較早研究《文心雕龍》風格理論的學者，20世紀60年代初就有計劃地研究《文心雕龍》的風格學，發(fā)表《齊梁美學的“風骨”論》。1982年出版《〈文心雕龍〉的風格學》，為首部研究《文心雕龍》風格學的專著。此書出版后即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獲得包括王元化先生在內學者的高度評價。

詹锳先生對《文心雕龍》的風格理論有如下評價：“從《文心雕龍》全書的內容來看，不僅有好幾篇專論風格，而且對于作家作品風格的評論和分析，也貫串在全書之中。風格學是劉勰文學理論中的精華，其中有許多深邃的見解是后來很少人闡發(fā)，也很少人挖掘過的。我們對于《文心雕龍》中有關風格的理論，不能專從字面上來理解，而要認識它的實質，才可以看出它對于當代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的指導意義?！盵4]1 他認為劉勰對于風格有許多深邃的見解，風格理論是《文心雕龍》的理論精華。然而研究界缺少發(fā)掘和闡發(fā)，所以他要“比較實事求是地按照《文心雕龍》原書的本來面目，發(fā)現其中有哪些理論是古今中外很少觸及的東西；例如劉勰的風格學，就是具有民族特點的文藝理論”。“這樣來研究《文心雕龍》，可以幫助建立民族化的中國文藝理論體系?！盵11]7-8 由詹锳先生這些陳述可見，他研究劉勰的風格理論，有其明確的目的，就是要發(fā)現具有民族特點的文學理論，以助于建立民族化的中國文學理論體系。

此書的重要貢獻，就在于首次全面梳理《文心雕龍》，以《體性》《才略》《風骨》《隱秀》《定勢》為中心，結合《文心雕龍》各篇抽繹風格理論，分八個專題論述了《文心雕龍》的體性論、定勢論、風骨論、隱秀論、文體風格論和時代風格論。“體性論”論述個性與風格的關系，“定勢論”論風格趨向，“風骨論”和“隱秀論”論陽剛與陰柔風格，“文體風格論”和“時代風格論”論共性的風格，建構起完整的《文心雕龍》風格理論體系。此六論中，“體性”和“風骨”有人作為風格論以外，其他理論都出自詹锳先生的發(fā)掘與闡釋。

詹锳先生的劉勰風格學研究，帶有很強的探索性，關于定勢、隱秀、文體風格和時代風格，既有贊許，也有爭論。定勢之為風格，周振甫、王元化都有明確定性④。然二家皆以勢為客觀因素，詹锳先生的定勢論，不僅論述了“因情立體”就是確立某一體裁作品的規(guī)格要求和風格要求，而且繼續(xù)探究“即體成勢”，乃是創(chuàng)作時作家隨機應變而表現出的不同風格傾向。由此他得出結論：“在《定勢》篇里，'勢’和'體’聯系起來，指的是作品的風格傾向，這種趨勢本來是變化無定的。”[4]68 進而指出劉勰定勢論提出了寫作中風格“無定之中有定”“多樣化的統(tǒng)一”的美學原則。這樣美學原則的提出，“不僅在中國，甚至在全世界的古典文藝理論中來說，都是空前的。這不能不說是劉勰的極大創(chuàng)獲”[4]71。隱秀是否為風格、是否即陰柔風格，受《隱秀》補文真?zhèn)蔚挠绊?，難成定論。隱秀是陰柔風格，只能說是詹锳先生的一家之言；但他把風骨和隱秀作為對立的陽剛與陰柔風格提出，是有理論來路的。劉師培《論文章有生死之別》中說：“剛者以風格勁氣為主，柔以隱秀為勝。凡偏于剛而無勁氣風格，偏于柔而不能隱秀者皆死也。”[24] 這兩句話顯然是揉進了《風骨》與《隱秀》的論點而提出來的。因此詹锳先生說：“劉師培在這里所說的'勁氣風格’就是'風骨’。'風骨’和'隱秀’是對立的兩種風格。”[4]95 詹锳先生論述風骨，認為風骨是劉勰在多樣化風格之中抽取出的“一種更高的具有剛性美的風格”[3]60，而隱秀則是柔性風格的典型，也是承繼了劉師培的觀點。詹锳先生專門討論這兩種風格典型，應該有其深意。以陰陽對立對待萬物，是《周易》以來帶有根本性的傳統(tǒng)文化。中國的文章學也有以陽剛與陰柔論文的習慣，曹魏時期的曹丕《典論·論文》以清濁論文人及作品之氣，清代姚鼐《復魯挈非書》分文章風格為“陽與剛之美”和“陰與柔之美”，說明以陽剛與陰柔論文章風格，確實是中國古代文學極為重要的現象。詹锳先生從劉勰《風骨》《隱秀》篇提煉出兩種理想的風格類型，顯然是為了把這一寶貴的理論資源發(fā)掘出來，提煉為獨具中國特色的風格理論?！丁次男牡颀垺档娘L格學》發(fā)表后，詹锳先生所說文體風格和時代風格是否成立，當時亦有不同看法，但今天學界已經接受。這也證明，詹锳先生研究《文心雕龍》的文體風格和時代風格，也是著時代之先鞭的。

詹锳先生研究《文心雕龍》風格學，有其鮮明的特點：一方面按照《文心雕龍》的本來面目理出風格學的理論脈絡和主要內容，另一方面充分發(fā)揮其心理學的專長，發(fā)掘出劉勰風格論的精髓?！绑w性論”是劉勰關于作家個性與風格的理論，此為風格學的基礎理論，詹锳先生用《〈文心雕龍〉論風格與個性的關系》《〈文心雕龍〉論才思與風格的關系》兩個專題論述這一問題。詹锳先生認為，體性的“體”就是指的風格，“性”就是指的個性[4]4，《體性》篇就是論述風格與個性的專論。詹锳先生首先按照原書發(fā)掘其風格學的理論內涵，指出哪些是劉勰繼承了前人學術成果而有所發(fā)揮，哪些是他的獨創(chuàng)。劉勰把“筆區(qū)云譎，文苑波詭”風格個性差異的形成，歸結到作家的個性，具體由才、氣、學、習組成，對此四種因素與風格關系的論述是《體性》篇的理論主體。從劉勰的論述看，才、氣是先天的，決定了作家創(chuàng)作才能的庸俊和氣質的剛柔，是所謂的“情性所鑠”。詹锳先生指出：才、氣之說來自魏晉以還的“才性論”，但劉勰在才性論的基礎上，又發(fā)展了一步。尤其是劉勰“發(fā)現風格趨勢（即風格趨向）和作者氣質的剛柔一致，這不能不說是劉勰的創(chuàng)見”[4]7。學、習是作家后天的學力和習染，劉勰把它們歸入后天的“陶染所凝”，影響到文章內容的深淺和風格的雅正。而這兩個因素的提出，突破了天才論，在當時則是劉勰本人的創(chuàng)見。詹锳先生不僅梳理出《體性》篇才、氣、學、習分別與作家風格的關系，而且對先天的才、氣與后天學、習的關系也作了進一步分析。

詹锳先生運用現代心理學理論。他把才、氣、學、習定性為四種心理因素，乃為作家個別的心理特性，屬于作家的內部條件，從而解釋作家個性到作家風格的形成，是由內到外的心理活動，個性與風格是內外相符的。關于才、學的關系，詹锳先生利用心理學驗證劉勰“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fā)，學以外成”的論述，是符合現代心理學的理論。關于作品風格與作家個性的關系，他引用了英國19世紀批評家約翰·羅斯金論作品與作者的文章，說明其論點與劉勰的類似之處，并指出比起約翰·羅斯金來，劉勰的論述更為細致，因為劉勰的理論是根據大量的事實總結出來的。論述劉勰“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難可翻移”時，他又用教育心理學的觀察和試驗成果，說明開始的學習對于人的個性形成的重要，以此證明在開始寫作時就注意雅正風格的培養(yǎng)是合乎科學的。

詹锳先生在《〈文心雕龍〉的風格學·后記》中說：“我這樣用現代的美學觀點來講《文心雕龍》的風格學，是不是會歪曲《文心雕龍》的原意而把它現代化了呢？”可見他對此是頗懷顧慮的。其實這也正是用現代的美學觀點闡釋古代文論所面臨的最大難題。詹锳先生用現代的心理學理論驗證劉勰風格理論，試圖解決劉勰的理論是否科學的問題；而他用現代的美學觀點闡釋劉勰的風格理論，在一定程度上亦回答了劉勰風格理論在今天的有效性問題。這些又是在“按照《文心雕龍》原書的本來面目”前提下進行的，并非生搬硬套和古今兩張皮，應該是值得借鑒的成功嘗試。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建立，基本來自兩個途徑：其一是程千帆先生所提倡的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學現象、尤其是作品的分析，總結出與古代文學相適應并且能夠解釋古代文學的話語；其二是發(fā)掘和闡釋中國古代文論，生發(fā)出既能解釋古代文學現象，同時對今天的文學理論建構具有啟發(fā)和借鑒意義的理論。詹锳先生研究劉勰風格學的意義正在后者。

① 詹锳的《文心雕龍義證》是近二十年來影響最大的《文心雕龍》注本，其優(yōu)點在于融匯各家精華，并加上自己的見解，尤其是將現當代及國外的研究成果亦加匯攏，雖在體例上與傳統(tǒng)古籍之集注略有不同，但的確是集《文心雕龍》研究成果之大成。參見：左東嶺《文體意識、創(chuàng)作經驗與〈文心雕龍〉研究》，《文學遺產》2014年第2期第43-49頁。

②王利器所據從敦煌唐寫本到民國六年龍谿精舍叢書本，計二十九種。

③關于詹锳先生《文心雕龍》版本敘錄的成就，參見戚良德《二十世紀“龍學”的經典之作——論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龍義證〉》，《北方論叢》2017年第2期；2007年安徽師范大學付莉碩士論文《詹锳〈文心雕龍〉研究述評》。

④參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按照不同的內容來確定不同的體制和風格，這就是定勢?！比嗣裎膶W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頁；王元化《文心雕龍的創(chuàng)作論》：“劉勰提出體勢這一概念，正是與體性相對。體性指的是風格的主觀因素，體勢則指的是風格的客觀因素?！鄙虾９偶霭嫔?984年版，第1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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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福瑞（1953- ），河北秦皇島人，教授，原國家圖書館館長，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古代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