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過，養(yǎng)心殿曾經(jīng)是康熙皇帝接見羅馬教皇特使的地方，那么，為什么教皇要派特使來中國？特使與康熙之間有過怎樣的接觸？康熙限制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又和特使之行有著什么樣的關(guān)系？

這件事的梗概基本是這樣的：公元1704年，羅馬教廷聲稱中國教徒祭祖、祭天、祭孔的做法為異端行為，必須予以禁止。接著，教皇派特使到中國任意張貼所謂禁止異端的教皇“諭旨”，下令所有的中國教徒放棄對祖先，上天和孔子的崇拜。

對此，康熙采取斷然措施，下令將教皇特使多羅驅(qū)逐，一面頒布上諭，嚴格規(guī)定，只有保證在中國定居永不回國，并遵循利瑪竇以來定下的原則，保證中國教徒有祭祖、祭孔、祭天的自由，并經(jīng)內(nèi)務(wù)府發(fā)給執(zhí)照的外國傳教士，方可在中國傳教。

1720年，當羅馬教皇再次派特使來中國堅持無理要求時，康熙再次下令將特使驅(qū)逐出境。羅馬教廷干涉中國內(nèi)政的事件，引起了康熙對西方殖民者的注意，他朦朧意識到“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币虼?，到了康熙晚年，對西方傳教活動一直采取抵制態(tài)度。

而這個沖突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明代。利瑪竇等傳教士來到中國之后，覺得儒家文化是傳教的重要阻礙，于是他們進行了變通，宣稱信教者可以保留儒家禮儀信條，不必完全按照基督教的教義進行皈依。這本來是一種高明的辦法，但是卻被教廷的強硬派所反對。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Clement XI）發(fā)出“禁約”，規(guī)定：

一、西洋地方稱呼天地萬物之主用“斗斯”（Deus）二字，此二字在中國用不成話，所以在中國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經(jīng)日久。從今以后，既不許用“天”字，亦不許用“上帝”字眼，只稱呼天地萬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懸掛，即不必懸掛，若已曾懸掛在天主堂內(nèi)，即當取下，不許懸掛。

二、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禮，凡入教之人，不許做主祭、助祭之事，連入教之人，并不許在此處站立，因為此與異端相同。

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員或進士、舉人、生員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許入孔子廟行禮?；蛴行律先沃?，并新得進士，新得舉人生員者，亦俱不許入孔廟行禮。（注意，這里只涉及入教的進士、舉人。）

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入祠堂行一切之禮。

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墳上，或逢吊喪之事，俱不許行禮?；虮窘膛c別教之人，若相會時，亦不許行此禮。因為還是異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說我并不曾行異端之事，我不過要報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禍，雖有如此說話者亦不可。

六、凡遇別教之人行此禮之時，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講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邊站立，還使得。（既入天主教，就得遵守天主教“禮儀”，此乃天經(jīng)地義。）

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依中國規(guī)矩留牌位在家，因有“靈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靈魂。要立牌位，只許寫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無異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邊應(yīng)寫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同時，教廷還派意大利人多羅（Charles Maillard de Towrnon）主教帶著這道禁約到中國。多羅于1705年4月到廣州，12月4日到北京。他到北京，表面上受歡迎，實際上暗中受到監(jiān)視。

蕭若瑟說：“至康熙年間，各省傳教神父，爭執(zhí)益力，紛紛上書于羅馬教皇，求察明斷決，以息群喙。歷任教皇，以神父所言不同遲疑不決者久之。至一千七百零四年教皇格勒孟第十一，又詳細考核，知以上諸禮，難免異端臭味，不合圣教之至圣。遂不復(fù)遲疑，即出諭禁絕?！边@個評價很中肯。

廣東的耶穌會士察知多羅此行的目的，暗中聯(lián)絡(luò)在京的耶穌會士，密商對策，勸多羅不要以教皇“特使”身份見康熙。所以，多羅見康熙，關(guān)于銜命來華發(fā)布禁令之事，只字不提。

1706年康熙第二次接見，向多羅談了關(guān)于中國祭祖的意義，并云：中國兩千年來，奉行孔學(xué)之道，傳教士入傳中國，常受中國“保護”。若是反對敬孔祀祖，傳教士便“休想留在中國”。他又說，中國人古來所敬拜的天和基督教的神是二而一的，中國拜孔祀祖與基督教義并不沖突，基督教之《圣經(jīng)》，可與中國經(jīng)書相通。

多羅不敢正面回答，答應(yīng)引薦被稱為“中國通”的主教閻當。閻當只會說福建話，不會講官話，康熙就說他：“愚不識字，擅敢妄議中國之道！”

多羅不得已于1706年8月離開北京，到達南京。康熙皇帝則在1706年12月通令在中國的傳教士必須向朝廷領(lǐng)取“居留證”，并聲明遵守利瑪竇的規(guī)矩，否則驅(qū)逐出境。

1707年2月，多羅在南京宣布教皇禁令，并加上自己的解釋，譴責(zé)使用“上帝”和“天”的稱呼以及用牌位表示陰靈的做法，宣布對違者處以絕罰。康熙聞之大怒，將多羅遣送到澳門。在澳門，多羅被葡萄牙人所困，于1710年6月8日病故。

多羅被囚澳門將近三年，被教皇任命為樞機主教。多羅雖身處逆境，仍愿意與中國朝廷修好，立即將教皇恩命奏聞中國朝廷，又向清朝政府推薦隨員潘如（精通天文歷算）、德里格（精通音律之學(xué)）、馬國賢（長于繪畫），“乞賜簡用”。三人遵多羅之命進京，并領(lǐng)取印票（印票上寫有姓名、年齡、某國、某會，“永不復(fù)回”等字樣）。

多羅來中國之后，耶穌會曾派兩位代表（白晉、沙國安）赴羅馬向教皇請求采取調(diào)和政策。教皇則重申多羅的“南京宣言”與1704年的法令有同樣的效力。1715年，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又頒布“自登基之日起”（the Bull Exilladie）的通諭，重申必須絕對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則將受逐出教會的處罰。所有傳教士必須宣誓服從。教廷決定再遣嘉樂主教（Carlo Ambrosius Mezzabarba）來華。

當嘉樂來華的消息傳到北京后，在京耶穌會士慌忙乞援于康熙皇帝。康熙隨即召見耶穌會士，密告以應(yīng)付嘉樂的辦法。

嘉樂于1720年12月（康熙五十九年）到北京，康熙皇帝對他非常冷淡。12月28日，康熙讓李秉忠向嘉樂索取教皇的通諭，在通諭上作了批示：“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后來，嘉樂在宣布教皇諭旨時，附加了八條變通的辦法：

一、準許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許寫先考、先妣姓名，兩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

二、準許中國對于亡人的禮節(jié)；但是這些禮節(jié)應(yīng)屬非宗教性質(zhì)的社會禮節(jié)。

三、準許非宗教性質(zhì)的敬孔典禮。孔子牌位若不書寫“靈位”等字，也可供奉，且準上香致敬。

四、準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頭。

五、準許在喪禮中焚香點燭，但應(yīng)當聲明不從流俗迷信。

六、準許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陳果蔬，但應(yīng)當聲明只行社會禮節(jié)，不從流俗迷信。

七、準許新年和其他節(jié)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頭。

八、準許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點燭，在墓前供陳果蔬。

這是對中國皇帝的讓步。教廷使者表現(xiàn)出柔性政策，適時調(diào)整方略。但康熙皇帝仍不滿意，傳旨曰：“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p>

1721年3月，嘉樂離京，回歐復(fù)命。教皇發(fā)布命令給耶穌會，責(zé)備他們不能領(lǐng)導(dǎo)教友服從教皇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