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書畫的鑒別、鑒定，是書畫鑒定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前輩專家學(xué)者已鑒別出董氏書畫的代筆有九到十人之多，大多為“蘇松派”畫家，是董其昌書畫鑒定的重要成果之一。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王翚及其門生，乃至王翚卒后的慕習(xí)者，也曾大量仿偽董其昌及王時敏、王鑒諸人的書畫，作品數(shù)量之巨，不亞于董氏的代筆書畫。本人曾撰《“四王繪畫”的鑒賞》一文[13]，揭示了王翚及其習(xí)王畫者所仿偽王時敏、王鑒的一些作品，順及引出的問題是，這些人就不會仿偽董其昌書畫嗎？

據(jù)清張庚《國朝畫徵錄》記：“石谷家本寒，以藝享盛名，受知圣主，取潤筆致裕?！盵14]這是說，王翚在完成《康熙南巡圖》的巨制后，聲名大噪，自京師歸家后，“家居三十載，應(yīng)酬焚膏以繼日”。徐邦達(dá)先生說王翚晚年在家“開工廠”，正是指他率領(lǐng)其子弟、門生開了一個“王記畫作”。為了“取潤筆致裕”，應(yīng)該會針對不同顧客，或親筆、或師徒合筆、或代筆來創(chuàng)作“王翚”名款的書畫。此外，“王記畫作”也還會仿偽名人書畫來“騙錢”。王翚曾受知于王鑒、王時敏，并曾縮臨董其昌、王時敏遞藏的宋元名畫，故臨摹、仿畫則成為王翚及其門生的“看家本領(lǐng)”，而且他們利用對董其昌、王時敏、王鑒等人在傳承、收藏、表現(xiàn)方式和文字題跋等方面的熟知，圍繞他們熟悉的宋元名畫及董其昌、王時敏、王鑒的繪畫，進(jìn)行手法多端的仿書、仿畫。所偽書畫中的題跋書法、文字亦貫穿著那些名家的創(chuàng)作理念、書畫收藏等相關(guān)內(nèi)容，給人即使“行家里手”也不覺其偽的總體感覺，較之“蘇松派”僅以本家面貌出之的代筆繪畫，更具蒙騙性，以致迄今大多仿書、仿畫仍被當(dāng)作真跡。下面舉例說明。

《書畫合璧》卷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圖十六〕。本人已在《董其昌三種八作的考辨》一文中辨其為偽作[15]，現(xiàn)繼鑒為習(xí)王翚畫者所偽。理由之一是董其昌山水畫后的一段自題文字屬抄錄，因文字節(jié)略致使文義不通。畫家自題：“畫家當(dāng)以天地為師，又以古人為師，故有天閑萬馬，今困坐斗室，無驚心動目之觀，安能與古人抗衡也。玄宰識?！逼渲小肮视刑扉e萬馬”一句，只是半句話，節(jié)略后的文字顯得文義不通。根據(jù)相關(guān)董氏畫作的著錄文字，應(yīng)為“故有'天閑萬馬皆吾粉本’之論”。所以如此，一是仿偽者不通文義，二是仿偽者為避免仿書文字過多而露出破綻?？傊嵌嫌H書、親題，則該圖亦必偽。

圖十六   明董其昌、 吳偉業(yè)《書畫合璧》卷（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故宮博物院藏王翚《仿古山水》冊第三開水墨山水一頁，王翚自題一段文字〔圖十七〕，全同于上述董書，且書字的結(jié)構(gòu)、筆法幾乎沒有差異，故董其昌、王翚的自題應(yīng)為一人所書。這一《仿古山水》冊，本人同樣以為并非王翚真跡。若是王翚所畫，也不會寫下這樣一段文義不通的題語，且在自題文字下，分鈐“王”、“石谷”兩方朱文小印，另起行自題“背臨子久富春長卷一段”，又鈐“王翚之印”、“石谷”二印。自題書跋，何以不厭其煩地鈐下四枚名章，似乎在強(qiáng)調(diào)“這是王翚書畫真跡”的印象，其實適得其反。該冊的繪畫、書法總體水平與王翚親筆相差較遠(yuǎn)，應(yīng)屬習(xí)王畫者所為。那么《書畫合璧》卷中的一段董氏山水及書題，也就可以鑒出是什么人或者是哪一些人作偽了。

圖十七   清王翚《仿古山水》冊之一  故宮博物院藏

上文提到，董其昌在“己巳中秋”的一天中最終完成并書總題的《畫禪室寫意》冊。該冊著錄于吳升《大觀錄》，并記：“宣紙八葉，筆墨簡淡，豐神蕭逸。首、二幀、六幀、八幀，文敏（董其昌）俱綴跋語，余止書'玄宰’二字。后奉常（王時敏）、太守（王鑒）互相題拂??此冊書為石谷先生所藏?！盵16]據(jù)此可知該冊的基本情況，并說明為王翚所藏，王時敏、王鑒為之題跋。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董其昌《書畫冊》〔圖十八〕，影印并著錄于日本二玄社出版、古原宏伸編《董其昌的書畫》一書。從影印圖版及文字著錄來看，應(yīng)與《大觀錄》所記《畫禪室寫意冊》的著錄大致相同，最大的差異是東京冊多出了惲壽平、笪重光二人書題[17]。

圖十八   明董其昌《書畫冊》第一開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比對后的首要問題是，《大觀錄》的一冊與東京冊是同一冊董其昌書畫嗎？吳升在著錄時是否省略了惲、笪二人書題呢？按古原宏伸文字著錄，東京冊后的諸人題跋順序為王時敏、王鑒、惲壽平、笪重光。王時敏題曰：“壬子嘉平，石谷過訪，此冊出自竹笥，觀于拙修堂。??”笪重光在書題后署：“壬子孟冬，觀于毗陵舟次?！卑础叭勺印睘榭滴跏荒辏?672），“嘉平”為十二月，“孟冬”為十月，即笪重光先于王時敏見到該冊并書題，何以題跋順序反居其后呢？又，《大觀錄》記：“兩王公（指王時敏、王鑒）為藝林宗匠?！惫嗜闹洝皟赏豕睍}，但同為藝林名家的惲、笪二人，又同為王翚所藏的董氏《山水冊》署題，為什么一字不提呢？這些問題暫且存疑。我們再看該冊的書與畫。按東京冊的序列，第七開山水畫頁有對題：“峰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豈精進(jìn)頭陀而以釋巨然為師者耶。玄宰?！迸_北故宮博物院藏舊題董其昌《小中現(xiàn)大》冊第十二開“仿大癡山水”，董氏的對題文字全與這段同〔圖十九〕。比較兩冊董氏書題，書字極相似，應(yīng)為同一人所書。

圖十九：1  《小中現(xiàn)大冊》第十二開“仿大癡山水”董其昌對題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2   明董其昌《書畫冊》第七開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又，此冊第二開山水畫對開題五言詩：“林杪不可分，水步遙難辨。一片山翠邊，微茫見山遠(yuǎn)?！薄矆D二十：1〕該詩亦可見于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博物館藏董其昌《山水冊》中第九開山水畫頁對題〔圖二十：2〕；故宮博物院藏董其昌《林杪水步圖》軸〔圖二十：3〕，亦以該詩前二句為題作畫。比較三作詩題書法，亦極相似，應(yīng)為同一人所書。

圖二十：1   明董其昌《書畫冊》第二開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二十：2   明董其昌《山水冊》第九開   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博物館藏

圖二十：3   明董其昌《林杪水步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張子寧先生鑒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小中現(xiàn)大》冊為王翚臨畫、仿書，以此來比鑒，則這些董氏的書畫作品，就與王翚脫不了干系了。除這些書字的比較外，我們再看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山水冊》的繪畫，如第六開枯筆山水圖頁〔圖二十一〕，畫面正中部位，前、后措置的兩大山石間畫有貫通其間的七八條橫線，仿佛將兩石縫合起來，不僅彌合了兩石前、后措置應(yīng)有的空間、距離，且這“條皺”的畫法刻板生硬，莫說董其昌不應(yīng)有此敗筆，就連王翚也不會如此失步。如果仿書與王翚脫不了干系，那這些拙劣仿畫應(yīng)是習(xí)王畫者所為了。

圖二十一   明董其昌《書畫冊》第六開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一個書畫家可能會再三再四地創(chuàng)作某一詩意畫并書詩，但書寫時文字總會因時間、環(huán)境、心境、書寫工具等差異而造成書法形態(tài)的變化，沒必要一再地仿學(xué)自己以往的書法。正如上述《林和靖詩意圖》等作品，很相似地書寫林逋詩，恰是問題所在。同理，一個書畫家很可能書寫大同小異的題跋，但不大會一字不差地抄錄自己的題跋，同樣是問題的所在。手段的一致、書法的相似，則指向了同一人或同一些人所為?！洞笥^錄》一書的著錄與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董其昌《書畫冊》是一是二，倘有機(jī)會見到東京藏冊真跡再作進(jìn)一步辨析，其中的問題先作如上討論。

董其昌《石磴盤紆圖》軸，紙本墨筆，現(xiàn)藏上海博物館〔圖二十二〕。圖右上自題：“石磴盤紆山木稠，林泉如此足清幽。若為飛屐千峰外，卜筑誅茆最上頭。玄宰畫，丙寅題?！眻D左上再題：“此丙辰秋海上筆，十一年矣。丙寅夏五，玄宰?！卑创祟}，該圖為董氏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丙辰年繪，年六十二歲。越十一年后，于天啟六年（1626）七十二歲時補(bǔ)題。上海博物館編《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shù)特集》中刊此圖并鑒為偽作[18]，現(xiàn)繼鑒為“王氏畫作”中的仿偽之作。

圖二十二   明董其昌《石磴盤紆圖》軸    上海博物館藏

董其昌的這一詩意畫不止此幅?！抖A亭書畫錄》一書載其《仿十六家巨冊》，內(nèi)第九開“仿巨然”一圖，即以此詩為繪畫題材。該詩首句中“石磴”書為“石徑”，其他文字相同。后署款：“庚申正午，金閶舟中寫此?！奔磩?chuàng)作于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六十六歲。又，上海博物館藏董其昌為王時敏繪《仿古山水》冊最后一開也繪此詩意并書詩，首句亦書為“石徑”二字〔圖二十三〕。署款：“丁巳二月寫此十六幀，似遜之世丈覽教?！倍∷葹槿f歷四十五年（1617），董氏時年六十三歲，王時敏二十六歲。這就是說，董其昌于六十二歲時繪此詩意畫后，又于六十三歲、六十六歲時兩次再畫此詩意圖，但在最先的畫作上長達(dá)十一年未書詩及款識，豈非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又，故宮博物院藏《虞山諸賢合璧》冊中的“王翚山水圖”頁〔圖二十四〕，該圖上有王翚書此詩，畫頁對開有王翚自題，表明為康熙四十年（1701）“辛巳春”所繪，王氏時年七十歲，將上述董氏二作中所書該詩，與王翚書詩并觀，非常相似，與上面鑒例中的現(xiàn)象相同。

圖二十三   明董其昌《仿古山水》冊第十六開  上海博物館藏

圖二十四   清王翚《虞山諸賢合璧》冊之“王翚山水圖”頁   故宮博物院藏

除董氏《石磴盤紆圖》外，董氏為王時敏所繪《仿古山水》冊中還有類似的鑒例。該冊第十一開山水圖頁上有董氏自題：“鴻雁歸時水拍天，平崗古木尚蒼煙。借君余地安漁艇，著我西窗聽雨眠。蔡天啟詩意，玄宰畫?！薄矆D二十五：1〕檢故宮博物院藏王翚《平崗枯木圖》扇，自題中同書此詩〔圖二十五：2〕。又，故宮博物院藏王翚《山水圖》冊第七開也繪此圖并書詩，題曰：“董宗伯（其昌）有小幅，因憶寫此，王翚。”〔圖二十五：3〕將董氏所書該詩與王翚兩次書此詩的書法比較，發(fā)現(xiàn)它們很相似。

圖二十五：1   明董其昌《仿古山水》冊第五開  上海博物館藏

圖二十五：2   清王翚《平崗枯木圖》扇   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五：3   清王翚《山水圖》冊第七開   故宮博物院藏

董其昌作為大書法家，其書法怎能與王翚的仿書分不出水平高低呢？至于繪畫，我們將董氏此冊中最后一開，即“石徑盤紆山木稠”詩意畫，與王翚所畫相比，董畫似不如王翚所畫，尤其是董畫山水中下部坡陀，畫筆縱橫，墨淡而滯，絕非講究筆墨的董氏所為。而王翚所畫則為真跡，表現(xiàn)出其應(yīng)有的藝術(shù)水平。是故，董氏《仿古山水》冊可能為習(xí)王畫者所為，而董氏書題則是王翚仿書，屬“王氏畫作”的師徒結(jié)合之作。此冊上分鈐王時敏第八子王掞多方藏印，是該冊為董氏書畫真跡的“重要保證”。故宮博物院藏王時敏為其婿吳圣符所繪《仿古山水》冊〔圖二十六〕，也鈐有王掞諸藏印。本人曾撰文辨其為“王氏畫作”中的產(chǎn)物[19]，理由之一就是本為吳圣符所繪，卻無吳圣符題記或藏印，反而有其姻親兄弟王掞的多方藏印，也是件奇怪的事情。而且，這兩冊所鈐多方王掞藏印無一方相同，不也是怪事嗎？王掞為王時敏諸子中官職最高者，王翚在京師參與康熙《南巡圖》的繪制，多承王掞的引薦、幫助，二人關(guān)系極為密切。這些藏印能給我們一些啟示，即讓我們信以為真的偽證。

圖二十六   清王時敏《仿古山水》冊第四開、 第十開   故宮博物院藏

《贈稼軒山水圖》軸為贈瞿式耜（稼軒）的山水畫〔圖二十七〕，紙本墨筆，故宮博物院藏。圖左上自題：“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群山雄。玄宰?！庇帜昕睿骸氨星飳懀核惹锛募谲幨勒??！薄氨睘樘靻⒘辏?626），“己巳”為崇禎二年（1629），董氏時年七十五歲。此即是畫好后隔數(shù)年才書款題并贈他人的作品。

圖二十七   明董其昌《 贈稼軒山水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該圖一向被認(rèn)為是董其昌的山水畫佳作，且又因贈予歷史名人瞿式耜而另具一定的歷史價值。鑒閱此圖，首先是董氏七十五歲所書款題，筆法尖瘦，似無一點董氏老年書法的蒼秀溫潤之感，如其七十六歲為趙孟頫《鵲華秋色圖》題跋所顯示的特點〔圖二十八〕。又，該圖中下部所畫兩株樹木，從主干向上的枝干，皆作左右方向延伸，無一枝作前后方向的形態(tài)〔圖二十九〕。董氏《畫旨》一書中論畫樹法：“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后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盵20]就是說，畫樹的枝干，應(yīng)有前、后、左、右的布畫，即“樹畫四枝”的基本方法。只有枝干左右分布的構(gòu)畫，顯然不合董氏強(qiáng)調(diào)的畫理。又該書指出：“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又是墨，可參之。”此圖上、下山角間置畫了十余小石塊，僅勾畫了石塊輪廓，幾乎沒有皴染，見筆不見墨，同樣不合講究筆墨的董氏畫法。因此，該圖只是表面上畫出了董其昌山水畫的面貌，卻與董氏主張的畫理及應(yīng)有的藝術(shù)水平有所懸隔。

圖二十八   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后董其昌崇禎三年（庚午）跋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九   明董其昌《贈稼軒山水圖》軸（局部）

依董氏自題，此作是其完成三年后，贈與瞿式耜。為什么突然想贈畫給瞿氏，背后的原因需再作推敲。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號稼軒，江蘇常熟人。萬歷四十四年（1616）進(jìn)士。崇禎元年（1628）任戶科給事中，官正七品，職掌“侍從、規(guī)諫、補(bǔ)闕、拾遺”。就在這一年，崇禎帝詔命薦閣臣，引起了瞿氏之師、戶部侍郎錢謙益與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周延儒之間的爭斗，瞿式耜自然站在其師一邊。爭斗結(jié)果，錢、瞿二人被罷官。如果董其昌這時贈畫給瞿式耜，并書以“勢壓天下群山雄”的詩句，無疑是站在了錢、瞿二人一邊。但董氏一生為官，因避禍而幾次辭官。此時董其昌也因“時政在奄豎，黨禍酷烈，其昌深自引遠(yuǎn)”。溫體仁、周延儒正是魏忠賢一黨而仍居高位者，董其昌在辭官閑居時，會沒事找事嗎？溫體仁、周延儒最終入閣并官大學(xué)士，但始終沒有放過錢謙益、瞿式耜二人。在崇禎九年（1636）構(gòu)陷二人并逮捕入獄。董其昌恰在溫、周二人當(dāng)政時，于崇禎五年（1632）奉詔出仕，所謂“壬申再入春明”，做了掌詹事府事的最后三年京官。這前因后果是否可以說明，董氏應(yīng)該不會在崇禎二年贈畫給仍被監(jiān)視中的瞿式耜。

由此，再檢故宮博物院藏王翚《群山雄勢圖》軸〔圖三十〕，山水畫法不同于《贈稼軒山水圖》，但圖左上自題“芙蓉一朵插天表”兩句詩，款題：“康熙歲次丙子臘月廿四日，仿范華原筆，劍門樵客王翚。”以董其昌、王翚兩作中同書的兩句詩看，書字的結(jié)構(gòu)、筆法是很相似的。又且，在《贈稼軒山水》一軸的右裱處，有明末清初收藏家朱之赤的題簽，也書有“芙蓉一朵插天表”七字〔圖三十一〕，以此七字對比王翚所書，則更為相似，何以董、王、朱三人書字那么相似？《贈稼軒山水圖》的本幅右下角鈐朱之赤藏印一方，右上側(cè)又鈐朱之赤藏印三方。而該圖左下角則鈐有清乾隆時收藏家畢沅的藏印。也就是說，清初的朱之赤將自己的四方藏印分上、下均鈐于圖右側(cè)，形成“一邊沉”，左側(cè)則留給后來者添鈐藏印，這有違鈐加藏印的一般規(guī)律。再者，朱之赤簽題董氏此幅山水畫作為“神品上上”，但未見于其《朱臥庵藏書畫目》的著錄。以此鑒例，朱之赤的題簽以及朱氏藏印，似應(yīng)屬同一人或同一些人的仿書、仿刻，也即是“王氏畫作”中產(chǎn)品。

圖三十   清王翚《群山雄勢圖》軸   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十一    明董其昌《贈稼軒山水圖》軸右裱朱之赤題簽

瞿式耜在崇禎二年（1629）時，只是一個被罷官的七品官，還不是后來因參加抗清才成為的著名南明大臣。在清順治初期，他在廣西督師抗清，堅持?jǐn)?shù)年后兵敗被俘而死，被清廷賜謚號“忠宣”，方能稱得上“勢壓天下群山雄”。這是董其昌卒后的事了，而正是王翚等人所應(yīng)知的。

上述關(guān)于董其昌書畫鑒考三題，其間貫穿著一條主要線索，即圍循王翚或習(xí)王者仿書、仿畫董氏書畫而發(fā)展的。所以每稱王翚或習(xí)王畫者，因為所涉及的王翚畫作，還要辨識為王翚親筆還是王翚師徒合作，或是習(xí)王畫者所仿。這是又一專題研究才能解決的，故暫含糊稱之，總之與王翚或習(xí)王畫者脫不了干系。

王翚曾師從王時敏，王時敏看中王翚，重要的一點是其臨仿的功力?！锻醴畛嬵}跋》一書中“石谷畫卷跋”有記：“凡唐宋元諸名家無不摹仿逼真，偶一點染，展卷即古色蒼然。毋論位置、蹊徑，宛然古人，而筆墨神韻一一奪真??使非題款，雖善鑒者不能辨此?！盵21]因此，王時敏令王翚臨畫其家藏宋元名畫，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小中現(xiàn)大》冊等。這一教習(xí)方法，不同于董其昌傳給王時敏的《樹石稿本》，那是董其昌教給王時敏掌握古代繪畫中樹石構(gòu)畫及筆墨表現(xiàn)特征，在自行創(chuàng)作時加以參考。王時敏教給王翚的則是摹、臨、仿古人的代表作，故而更強(qiáng)化了王翚本來就具有的臨摹功力，從另一角度看，也就是強(qiáng)化了王翚作假畫的功力。既然能臨仿宋元名畫，那么仿畫王時敏、王鑒，乃至董其昌的書畫又何妨呢。按照這種做法，王翚的弟子、學(xué)生們當(dāng)然也會以臨仿古人名畫為基本功。張子寧先生認(rèn)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小中現(xiàn)大》冊為王翚所臨，上海博物館藏王翚《小中現(xiàn)大》冊為習(xí)王者所臨，可為上述佐證。相比宋元繪畫，他們會更熟悉董其昌、王時敏諸人書畫，包括諸人的繪畫理論、生平逸事、書畫收藏、人際關(guān)系等等，因之作偽的手段也會是多方面的，以致使人不覺其偽，甚至當(dāng)成某人的代表作。如果我們知道他們會仿偽董其昌、王時敏、王鑒等人書畫，必有相當(dāng)?shù)臄?shù)量。本文正是按照這一線索檢出上述鑒例。僅是鑒例而已，同鑒者必能檢出更多的類似偽作。

【注釋】

[13]肖燕翼：《“四王繪畫”的鑒賞》，《紫禁城》2018年第8期，頁14－29。

[14]（清）張庚、劉瑗撰，祁晨越點校：《國朝畫徵錄》卷中，頁52，浙江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1年。

[15]肖燕翼：《董其昌三種八作的考辨》，前揭氏著《古書畫名家名作辨?zhèn)稳?，?70－181。

[16]前揭吳升《大觀錄》卷一九，頁555。

[17]［日］古原宏伸編：《董其昌的書畫（研究篇）》頁244，東京：二玄社，1981年。

[18]上海博物館編：《丹青寶箋——董其昌書畫藝術(shù)特集》第4冊，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年。

[19]肖燕翼：《王時敏為“圣符”作〈仿古山水冊〉辨?zhèn)巍罚敖沂现豆艜嬅颐鞅鎮(zhèn)稳?，?90－199。

[20]前揭董其昌著，邵海清點?！度菖_集》（下），頁680。

[21]（清）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前揭盧輔圣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7冊，頁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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