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歷史學博士，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遼金史、北方民族史研究。

關鍵詞：遼朝；皇帝尊號；特點；孝；天

自秦王嬴政稱“始皇帝”，“皇帝”便開始成為中原歷代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的稱謂?；实鄣摹白鹛枴?，又稱“徽號”，是臣僚為皇帝所上的由尊崇褒美之詞組成的一種特殊稱號，一般認為皇帝“上尊號，事始于開元元年”，即開始于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年）。由契丹人于10世紀初在中國北方建立的遼朝，其皇帝也有尊號。目前學界對遼朝太祖、太宗、圣宗和興宗的尊號及諸帝尊號中帶有“天”字的政治內涵等已經進行過探討，但從整體上對遼朝諸帝的尊號及特點尚無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就此問題進行探討，不當之處，敬請指教！

遼朝從開國皇帝太祖耶律阿保機開始，至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共有9位皇帝在位，都擁有尊號。下面就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同時代宋人和遼代碑刻中的記載，按照在位的先后順序，分別對這9位皇帝的尊號進行概述，并對一些含糊不清或有歧義的皇帝尊號進行簡單考證。

宋人的典籍《五代會要》《資治通鑒》《新五代史》《契丹國志》《東都事略》《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等中的記載，與《遼史》相同。

遼代碑刻中，稱呼世宗也多數(shù)是尊號“天授皇帝”或簡稱“天授”。

4.穆宗耶律璟的尊號：天順皇帝

《遼史》記載，應歷元年（951年）九月，耶律璟即位，群臣上尊號“天順皇帝”。關于其尊號，宋人的記載與《遼史》略有不同?！段宕鷷贰稏|都事略》《新五代史》《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中均載其即位時的尊號為“天順皇帝”，而《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明（即耶律璟——引者注）立凡十九年，謚穆宗，號天順皇帝?！逼渲械闹u號“穆宗”應為“廟號穆宗”之誤，但其“號天順皇帝”是尊號還是謚號，尚難以確定。《契丹國志》中未載其即位時的尊號，只載“帝在位凡十九年，謚曰天順皇帝”，是把“天順皇帝”當作謚號?？磥?，“天順皇帝”是尊號還是謚號，宋人的記載就不一。

在遼代碑刻中，《重修范陽白帶山云居寺碑》撰寫于穆宗耶律璟在位的應歷十五年（965年），其中稱其為“天順皇帝”，這證明“天順皇帝”是尊號，不是謚號。而在其死后的碑刻中，還有稱“天順皇帝”或簡稱“天順”的，如《劉承嗣墓志》、《李內貞墓志》、《耶律琮神道碑》、《王裕墓志》、《張正嵩墓志》和《陳公之銘》等，此乃遼人用尊號來稱呼已故皇帝的習慣表現(xiàn)。據(jù)《遼史》載，興宗于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九月稱追上“天順皇帝”的謚號“孝安敬正皇帝”，也是這一習慣的表現(xiàn)。

另外，面世的碑刻中無一例用重熙二十一年所上的謚號來稱呼耶律璟，也證明了遼人的這一習慣。那么，耶律璟死時，到底有沒有謚號呢？這一點應該與其父太宗耶律德光死時的情況相同，即后繼者景宗耶律賢沒有給其上謚號之舉。

5.景宗耶律賢的尊號：天贊皇帝

據(jù)《遼史》記載，應歷十九年（969年）二月，穆宗遇害，群臣擁立耶律賢即位，上尊號“天贊皇帝”，改元保寧。十一月，行柴冊禮。

關于耶律賢的尊號，宋人的記載與《遼史》相同。例如，《東都事略》載：“兀欲之子明記立，更名賢，改元曰保寧，自稱天贊皇帝?！薄镀醯尽份d：“景宗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兀欲子也?！T將迎立帝即位，號天贊?！薄段墨I通考》載：“述律為帳下所殺，國人立兀欲之子明記，號明照王子，稱天贊皇帝，改元保寧?！?/span>

遼代碑刻中也用尊號“天贊皇帝”來稱耶律賢，如《耶律宗政墓志》《耶律宗允墓志》等，證明《遼史》的記載無誤。

6.圣宗耶律隆緒的尊號：昭圣皇帶、天輔皇帝、至德廣孝昭圣皇帝、至滾廣孝昭圣天輔皇帝、弘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圣神贊天輔皇帝、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啟元昭圣神贊天輔皇帝

在遼朝9位皇帝中，圣宗耶律隆緒是上尊號次數(shù)、用修飾性詞語最多的。據(jù)《遼史》載，乾亨四年（982年）九月，景宗病死于焦山，耶律隆緒奉遺詔即皇帝位于柩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十月，群臣上尊號“昭圣皇帝”。統(tǒng)和元年（983年）六月，群臣上尊號“天輔皇帝”，改元統(tǒng)和。統(tǒng)和五年（987年）四月，上尊號“至德廣孝昭圣天輔皇帝”。統(tǒng)和二十四年（1006年）十月，上尊號“至德廣孝昭圣天輔皇帝”。統(tǒng)和二十七年（1009年），行柴冊禮。開泰元年（1012年）十一月，上尊號“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圣神贊天輔皇帝”，改元開泰。太平元年（1021年）十一月，上尊號“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贊天輔皇帝”，改元太平。

上引《遼史》中，統(tǒng)和五年（987年）的尊號與統(tǒng)和二十四年（1006年）的相同，中華書局校勘記［一］認為：“知統(tǒng)和五年確有上尊號事，然前后所上尊號不應相同，疑兩處所記當有一誤。”向南對此的考證較為合理，他根據(jù)《重修云居寺碑記》認為：“今碑建于二十三年，尊號無天輔二字，是二十四年以前，圣宗尊號只云至德廣孝昭圣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則合元年尊號'天輔’二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上尊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群臣復上乎？竊疑《遼史》亦有誤?！币簿褪墙y(tǒng)和五年有上尊號之舉，尊號非“至德廣孝昭圣天輔皇帝”，而是“至德廣孝昭圣皇帝”。

根據(jù)《圣宗皇帝哀冊》，隆緒臨終前的尊號為“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啟元昭圣神贊天輔皇帝”，與《遼史》所記圣宗最后于太平元年所上的尊號不同，證明了《遼史》記載有誤。其中的“遵道”當為“宗道”，還漏掉了“啟元”二字。個中的內幕當是遼末在修實錄時，“宗道”的“宗”，因避諱興宗耶律宗真的名諱而改為“遵”；刪掉“啟元”或是因道宗清寧九年（1063年）皇太叔耶律宗元發(fā)動叛亂而惡其名。

關于圣宗的尊號，宋人的記載非常復雜、混亂。據(jù)《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載：“隆緒封梁王，繼立，號天輔皇帝。”其中引《十朝綱要》：“契丹主隆緒殂……謚天輔皇帝?！薄镀醯尽份d：“謚曰天輔皇帝?！薄稏|都事略》記其尊號為“洪文宣武至德廣道孝皇帝”?！端螘嫺濉份d：“契丹改元統(tǒng)和……隆緒自號天輔皇帝?！本暗略辏?004年）稱隆緒為“昭圣皇帝”。《宋大詔令集》的詔書中稱耶律隆緒為“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啟元昭圣神贊天輔皇帝”，略稱“昭圣皇帝”?！段墨I通考》載：“隆緒卒……謚天輔皇帝?！笨磥硭稳苏J為耶律隆緒即位時，尊號是“天輔皇帝”，“昭圣皇帝”也是尊號，其間曾加尊號“洪文宣武至德廣道孝皇帝”和“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啟元昭圣神贊天輔皇帝”，死后的謚號亦是“天輔皇帝”。結合前引《遼史》和《圣宗皇帝哀冊》的記載可以確定，“天輔皇帝”是其尊號，而非謚號，宋人所記有誤?！端未笤t令集》中的尊號和略稱無誤。尊號“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圣神贊天輔皇帝”的略稱，其中的“洪”、《遼史》記載尊號中的“弘”，與遼道宗的名諱之間的關系很復雜?！妒プ跉J哀皇后哀冊》、《圣宗仁德皇后哀冊》和《興宗仁懿皇后哀冊》中，道宗的名諱均作“弘基”，而《遼史》中作“洪基”，看來道宗的名諱應該為“弘基”。那么，結合《圣宗皇帝哀冊》，圣宗開泰元年的尊號應該是“弘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圣神贊天輔皇帝”。根據(jù)陳述的考證，《東都事略》的“洪”是宋人為了避諱宋太祖趙匡胤之父趙弘殷的名諱而改，《遼史》中道宗的名諱“以洪代弘似是為宋避諱”，說明遼宋之間的文化交流在道宗時期已經非常廣泛而深入了。

7.興宗耶律宗真的尊號：文武仁圣昭孝皇帝、聰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欽天奉道祐世興歷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

據(jù)《遼史》載，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圣宗崩，宗真即皇帝位于柩前?！盎侍舐犝?，帝不親庶務?！敝匚踉辏?032年）十一月，群臣上尊號“文武仁圣昭孝皇帝”。重熙三年五月，“皇太后還政于上”。四年十一月，行柴冊禮。十一年十一月，群臣上尊號“聰文圣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二十三年十一月，群臣上尊號“欽天奉道祐世興歷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

關于興宗的尊號，宋人也記載耶律宗真即位時由母后稱制，未見有尊號。此后曾兩次上尊號，死后謚號“文成皇帝”。與《遼史》相比，宋人所記不僅上尊號次數(shù)有缺略，所記尊號也略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文成皇帝”為謚號。關于“文成皇帝”，劉浦江認為“文成”乃“文武”之誤，是興宗重熙元年尊號“文武仁圣昭孝皇帝”的略稱。而撰寫于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的《鄭頡墓志》中也有“文成皇帝”，向南等人認為是圣宗，為太平元年（1021年）尊號“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贊天輔皇帝”的略稱。綜合《鄭頡墓志》與《遼史》及宋人的記載，可以確定《鄭頡墓志》中和宋人記載的“文成皇帝”均不是圣宗，而是興宗，但不是興宗的謚號，而是重熙二十三年尊號的略稱。

興宗在位時的稱呼，在遼代碑刻中，《車軸山壽峰寺經幢記》由和《大掠馬莊石匣記》中為“昭孝皇帝”，《沈州卓望山無垢凈光塔石棺記》中為“仁圣昭孝皇帝”，《秦國太妃墓志》和《秦晉國大長公主墓志》中為“仁孝皇帝”。可以看出，“昭孝皇帝”“仁圣昭孝皇帝”乃是其重熙元年（1032年）尊號的略稱，“仁孝皇帝”乃是其重熙十一年（1042年）尊號的略稱。其死后，有稱廟號“興宗”的，如《蕭旻墓志》、《耶律宗政墓志》、《張績墓志》、《純慧大師塔幢記》、《耶律仁先墓志》、《耶律宗福墓志》、《興宗仁懿皇后哀冊》、《秦德昌墓志》、《蕭烏盧本娘子墓志》、《耶律智先墓志》、《添修縉陽寺功德碑記》、《悟空大德發(fā)塔銘》、《妙行大師行狀碑》、《耶律弘益妻蕭氏墓志》畫、《蕭孝資墓志》、《蕭德恭妻耶律氏墓志》和《云居寺續(xù)秘藏石經塔記》。有稱“興廟”的，如《劉祜墓志》。有稱“興皇”的，如《義和仁壽皇太叔祖哀冊》筆有略稱謚號“神圣孝章皇帝”為“孝章皇帝”的，如《耶律宗愿墓志》。還有略稱謚號為“孝章”的，如《圣宗欽哀皇后哀冊》有廟號“興宗”和謚號簡稱“孝章皇帝”連稱的，如《耶律慶嗣墓志》。總之，耶律宗真在世時稱其尊號的略稱，死后的稱謂以廟號“興宗”居多，無一例稱尊號或尊號略稱。

8.道宗耶律洪基的尊號：天祐皇帝、圣文神武全功大略神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

據(jù)《遼史》記載，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八月，興宗崩，洪基即皇帝位于柩前，未見上皇帝尊號，改元清寧。清寧二年（1056年）十一月，群臣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清寧四年（1058年）十一月，行再生及柴冊禮，御清風殿受大冊禮。咸雍元年（1065年）正月，百僚上尊號“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咸雍。

在宋人的典籍中，《東都事略》載耶律洪基的尊號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孝惠天祐皇帝”?！端未笤t令集》中其尊號有“圣文神武睿孝皇帝”和“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亦有作'佑'）皇帝”。宋人漏記了清寧二年（1056年）的尊號，咸雍元年的尊號是略稱，而且《東都事略》的尊號與《遼史》略有不同，當系抄錄過程中出現(xiàn)了訛誤。

遼代的碑刻中，耶律洪基在世時，遼人以稱尊號“天祐皇帝”者居多，而《新贖大藏經建立香幢記》中的尊號為“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北京房山石經《造經題記》（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中的尊號略稱“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睿孝天祐皇帝”，也證明了《東都事略》的記載確有訛誤。洪基死后，稱其廟號“道宗”的碑刻多達11例，即《悟空大德發(fā)塔銘》、《妙行大師行狀碑》、《耶律弘益妻蕭氏墓志》、《蕭孝資墓志》、《寧鑒墓志》、《蕭德恭妻耶律氏墓志》、《義和仁壽皇太叔祖哀冊》、《王師儒墓志》、《孟初墓志》、《云居寺續(xù)秘藏石經塔記》和《重修覺山寺碑記》，而稱尊號或尊號略稱的只有2例，即《道宗皇帝哀冊》和《蕭德恭妻耶律氏墓志》，稱謚號或謚號略稱的有4例，其中3例還是廟號和謚號連稱，即《道宗皇帝哀冊》、《蕭義墓志》和《王師儒墓志》。這說明在道宗死后，遼人多以廟號來稱之。

9.天祚皇帝耶律延禧的尊號：天祚皇帝、仁文睿武元德大和神智圣孝天祚皇帝

據(jù)《遼史》記載，壽昌七年（1101年）正月，道宗崩于混同江行宮，耶律延禧奉遺詔即皇帝位于柩前，群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改元“乾統(tǒng)”。乾統(tǒng)三年（1103年）十改元乾統(tǒng)。”《宋會要輯稿》載：“建中靖國元年耶律延禧即位，號天祚，改壽昌七年為乾統(tǒng)元年。”《文獻通考》載：“建中靖國元年，延禧即位，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tǒng)?！敝挥涊d了其即位時的尊號“天祚皇帝”。

遼代碑刻中，關于耶律延禧的尊號，有稱“天祚皇帝”的，如《妙行大師行狀碑》、《耶律弘益妻蕭氏墓志》、《蕭德恭妻耶律氏墓志》和《蕭義墓志》，《蕭德恭妻耶律氏墓志》中還把“天祚皇帝”簡稱為“天祚”。有把尊號“惠文智武圣孝天祚皇帝”略稱為“圣孝皇帝”的，如《梁國太妃墓志》和上引《妙行大師行狀碑》。還有略稱尊號為“天祚圣孝皇帝”的，如北京房山石經《造經題記》（四十七）。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梁國太妃墓志》中，還記有耶律延禧的尊號為“仁文睿武元德大和神智圣孝天祚皇帝”，與《遼史》中乾統(tǒng)三年（1103年）的尊號“惠文智武圣孝天祚皇帝”有異，向南等人認為“疑本紀所記有誤，應以本志所記為是”。這一推定是合理的，因為在遼朝諸帝中，作為末代皇帝的天祚帝一朝是沒有實錄的，加之亂世導致資料極為混亂匱乏，元代在修《遼史》時，《天祚帝本紀》是取《契丹國志》加以補充而成的。而墓志撰寫于天祚皇帝乾統(tǒng)七年，撰者楊丘文時任“乾文閣直學士、乾文閣待制”，無論是從官職還是從學識來看，其撰寫的墓志較為可信，《遼史》所記當有疏漏。

除上述9位皇帝外，遼朝末年，在南京（今北京）稱帝的耶律淳，也有尊號“天錫皇帝”。遼朝滅亡后，耶律大石率部西遷中亞，建立了“哈喇契丹”，史稱“西遼”，他有突厥語尊號“葛兒汗（古兒汗）”和漢文尊號“天祐皇帝”。

第一，太祖、太宗、世宗等早期諸帝是舉行契丹舊制柴冊禮后上尊號的，而景宗以后諸帝是依漢制即位上尊號的，柴冊禮要在即位后多年才舉行，且不再上尊號?；实鄣募次粌x式有兩套：一是屬于契丹舊制的柴冊禮，在上述諸帝中只有穆宗在位期間，《遼史》沒有記載其舉行過柴冊禮，聯(lián)系后來諸帝的情況，可以肯定當是《遼史》疏略所導致的；二是中原漢制的皇位繼承儀式，阿保機神冊元年（916年）的即位儀式就是典型的漢制，太宗行完柴冊禮后“御宣政殿”也是漢制儀式。也就是說，遼朝有兩套上尊號的儀式：上契丹受冊儀（即柴冊禮）和皇帝受冊儀。

通過梳理《遼史》的記載，發(fā)現(xiàn)諸帝在行柴冊禮與上尊號之間有兩個特點：一個是太祖之后的太宗、世宗、景宗等早期諸帝的柴冊禮都是在即位的同年舉行的，而圣宗、興宗、道宗和天祚帝等中后期諸帝是在即位多年后才舉行柴冊禮的，如圣宗在即位后的27年、興宗在即位后的4年、道宗在即位后的4年、天祚帝在即位后的6年。這一方面與當時的政局有關，如圣宗在行柴冊禮之后一個月承天皇太后蕭綽就病逝，可能表明他在之前一個月實際上開始完全主政了。而興宗舉行此禮是在前一年剛從母后手中奪權。道宗是在帝位得到鞏固后，才行再生禮和柴冊禮，并御清風殿受大冊禮。另一方面可能與隨著遼朝契丹人漢化，開始更加重視漢制有關。另一個是太祖、太宗、世宗在行柴冊禮后都上尊號，且太宗兩次行柴冊禮都上尊號，景宗以后諸帝則不見上尊號，他們是依漢制即位就上尊號。這可能與遼朝中期以后柴冊儀被漢制的皇帝受冊儀取代，柴冊儀改為“上契丹冊儀”有關。

第二，諸帝上尊號的時間多數(shù)選擇在冬季，以十一月為多。

如果因先皇去世的特殊原因，諸帝即位時上尊號的時間可以忽略不計，相對來說，遼朝皇帝在冬季上尊號的次數(shù)比較多。例如，太祖的兩次上尊號時間為正月和二月，太宗的兩次上尊號都是十一月，圣宗六次上尊號中十一月兩次、十月一次，興宗三次上尊號都在十一月，道宗兩次上尊號分別是十一月和正月，天祚帝兩次上尊號一次是正月、一次是十一月。總體來說，多是選在十一月上尊號。

為何會如此呢？這與契丹皇帝的四時捺缽慣例有關。遼朝皇帝一年之中按照季節(jié)的變化，四季各有捺缽之地，其與北、南臣僚商議處理政務的大政會議只在夏捺缽和冬捺缽期間召開，而十一月正是冬捺缽召開大政會議之時，這就是上尊號之舉多出現(xiàn)在此時的原因。

第三，諸帝在上尊號的同時，基本上都進行改元，宣布大赦。

中原王朝在明清以前，因皇帝上尊號是舉國慶賀的大事，所以多要改元，宣布大赦，以示吉祥和慶祝。遼太祖阿保機在神冊元年上尊號，改元，大赦。太宗德光在后晉遣使上尊號時也改元，大赦。世宗舉行柴冊禮，上尊號改元，大赦。景宗即位上尊號，改元，大赦。但也有沒有改元和大赦的，如太祖在公元907年取代遙輦氏稱“天皇帝”時，未見改元和大赦。太宗即位上尊號“嗣圣皇帝”時未見改元，但實行大赦。穆宗即位上尊號，改元，未見大赦。圣宗統(tǒng)和五年（987年）上尊號，未見大赦。太祖取代遙輦氏稱“天皇帝”時，完全按照契丹舊制進行，故不會實行屬于中原漢制的改元和大赦。太宗即位不改元、圣宗即位的次年才上尊號及改元等不合中原禮制的舉動，也都可能與契丹舊制有關。穆宗即位上尊號、改元，未見實行大赦，可能是《遼史》中資料缺略所致，也有可能是未遵循漢制實行大赦。

第四，遼人較為重視尊號，中期以后也開始重視廟號。

通過對《遼史》和遼代碑刻中相關記載的統(tǒng)計，總體來看，在諸帝的尊號、謚號和廟號中，遼人是較為重視尊號的，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皇帝在位期間，遼人都稱其尊號或者尊號的略稱。另一方面是皇帝死后，盡管遼人稱尊號或尊號略稱也很常見，尤其是對早期諸帝，但相對來說從景宗開始以后的諸帝則以稱廟號為多，說明遼朝從中期也開始重視廟號。另外，如果與同時代的宋朝相比，宋人因皇帝的尊號過多過濫，故多不重視尊號，不以尊號或尊號略稱來稱呼皇帝，也顯現(xiàn)了遼人對皇帝尊號的重視。

第五，相對于謚號和廟號，遼朝諸帝的尊號規(guī)范。

據(jù)《遼史》記載，太祖阿保機的謚號有三：“升天皇帝”、“圣元皇帝”和“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尤其是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追上的謚號，竟然是棄前兩個“升天皇帝”和“圣元皇帝”不用，而是在原神冊元年（916年）的尊號“大圣大明”和“天皇帝”之間加上“神烈”一詞作為新謚號。據(jù)研究，太宗和穆宗父子死時，均未上謚號，太宗是在耶律隆緒在位的統(tǒng)和二十六年（1008年）才上謚號的，距離其死已經長達61年。耶律璟是至耶律宗真在位的重熙二十一年才上謚號的，距離其死已經長達83年。而遼朝廟號制度的完善則是在圣宗統(tǒng)和二十六年，此年七月耶律隆緒下詔正式給耶律阿保機至耶律賢等諸帝上廟號。

綜合遼朝的尊號、謚號和廟號，可以發(fā)現(xiàn)尊號相對規(guī)范，早期諸帝的謚號和廟號不規(guī)范，似乎很難用中原的禮法來衡量，圣宗耶律隆緒以后諸帝的尊號也出現(xiàn)了字數(shù)過多過濫的現(xiàn)象，如圣宗和興宗的尊號。

第六，圣宗以后的尊號中都有“孝”字，反映了遼中期以后對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借鑒。

圣宗“至德廣孝昭圣皇帝”（987年）、“至德廣孝昭圣天輔皇帝”（1006年）、“弘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圣神贊天輔皇帝”（1012年）、“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啟元昭圣神贊天輔皇帝”（1021年）這4個尊號中有'孝”字；興宗“聰文圣武

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1043年）、“欽天奉道祐世興歷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1054年）這2個尊號中有“孝”字，道宗“圣文神武全功大略神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1065年）和天祚帝“仁文睿武元德大和神智圣孝天祚皇帝”的尊號有“孝”字?！靶ⅰ蹦耸侵性寮椅幕暮诵膬热葜?，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者將孝與忠相結合，提倡“以孝治國”。遼朝從圣宗以后的皇帝尊號中都有“孝”字，反映了契丹人對儒家文化的吸收和借鑒，說明儒家的治國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遼朝的契丹統(tǒng)治者。

第七，諸帝的尊號中都帶有“天”字，反映了“神道設教”、君權神授的政治內涵。

遼朝皇帝的尊號中都帶有“天”字是又一個顯著特點，如太祖的“天皇王”和“大圣大明天皇帝”、太宗的“天皇王”和“睿文神武法天啟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圣皇帝”、世宗的“天授皇帝”、穆宗的“天順皇帝”、景宗的“天贊皇帝”、圣宗的“天輔皇帝”和“弘文宣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圣神贊天輔皇帝”及“睿文英武宗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啟元昭圣神贊天輔皇帝”、興宗的“欽天奉道祐世興歷武定文成圣神仁孝皇帝”、道宗的“天祐皇帝”和“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耶律延禧的“天祚皇帝”和“仁文睿武元德大和神智圣孝天祚皇帝”，連北遼和西遼的皇帝尊號也帶有“天”字，如耶律淳的“天錫皇帝”、耶律大石的“天祐皇帝”等。

不僅皇帝的尊號如此，皇后的尊號中也有很多帶有“天”字，如太祖皇后述律平、景宗皇后蕭綽、圣宗皇后蕭菩薩哥、圣宗欽哀皇后蕭耨斤、興宗皇后蕭撻里，還有西遼耶律大石皇后蕭塔不煙稱制時的尊號。另外，遼朝還有很多帶“天”字的年號，如太祖和太宗時期的“天贊”和“天顯”，天祚帝的“天慶”，西遼末帝直魯古的“天禧”等。

遼朝皇帝尊號包括皇后尊號與年號中帶“天”字的詞，從構詞的方式來看，動詞加“天”所構成的詞語，如法天、欽天、應天、承天、齊天、儀天等，屬于中原式的，反映的是“天人感應”；“天”加動詞所構成的詞語，如天贊、天授、天順、天輔、天祐、天祚等，則屬于古代北方草原行國式的，反映了契丹人信仰薩滿教崇拜最高神祇天神。其政治內涵就是“神道設教”，表明君權神授，統(tǒng)治獲得了天神的護佑、輔佐，為皇位披上一層神圣的合法外衣。

三、遼人重視皇帝尊號的原因

元人所修《遼史》是二十四史中最為疏略的，加之遼朝在圣宗以前并沒有完備的史官制度，早期諸帝的歷史和實錄都是后來追記和補修的，故與遼帝尊號相關的一些問題，如遼朝重視皇帝尊號的原因，仍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

如前所述，遼朝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權，契丹人屬于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其繼承了自匈奴以來古代北方草原行國君主可汗（單于）稱號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以柔然為例，

“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后，不復追稱”。就是說可汗和大臣“因其行能”在生前擁有了自己的專屬稱號，如郁久閭社侖即位后號“丘豆伐（豆代）可汗”等，死后不再有中原王朝的那種謚號。羅新認為，“內亞民族可汗號的傳統(tǒng)，綿力久遠”，“可汗與可汗號之間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是內亞草原游牧族群政治文化的重要傳統(tǒng)之一”。這一政治文化傳統(tǒng)使北方游牧民族習慣用專屬的可汗（單于）尊號來稱呼已故的君主可汗（單于），如匈奴政權的單于、柔然汗國的可汗、突厥汗國的可汗、回鶻汗國的可汗及大蒙古國的可汗等。

作為契丹舊制中的古代北方行國政治文化傳統(tǒng)，契丹部落聯(lián)盟的首領在即位后也有可汗稱號，并且死后亦不再更改。例如，契丹傳說的祖先稱“奇首可汗”，武周時發(fā)動“營州之亂”的李盡忠有“無上可汗”的稱號。遙輦氏部落聯(lián)盟的九位首領也都有可汗稱號。阿保機在取代遙輦氏痕德堇可汗成為契丹首領時，也繼承了這一政治文化傳統(tǒng)，稱“天皇王”，即“天可汗”，其子德光也是如此。這一政治傳統(tǒng)到西遼時還有體現(xiàn)，如西遼皇帝都有“葛兒汗”的稱號。阿保機的謚號用原來尊號的詞語及德光父子死時沒有上謚號，也是古代北方行國君主——可汗（單于）死后不再有謚號這一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

正是因為契丹人繼承了中國古代北方行國的這一政治文化傳統(tǒng)，所以遼人也特別重視皇帝的尊號，無論是在皇帝生前，還是在其死后，都多以其尊號或尊號的略稱來稱呼，遼代碑刻中這一傳統(tǒng)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也正是遼朝契丹舊制和中原漢制并存，番漢禮法雜糅，導致皇帝的尊號頗有草原文化特色。

四、結語

注：本文刊發(fā)在《宋史研究論叢》第30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