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9年11月8日，約翰·鄧恩教授做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ān)系學院第一期“歷史政治學工作坊”，以“政治思想的歷史方法：劍橋?qū)W派的視野”（“The Historical Method of Political Thought: Viewed from Cambridge”）為題，與國內(nèi)學者展開對話與討論。會議的工作語言為英語，本文為此次討論的中譯稿。鄧恩教授首先進行主題發(fā)言。鄧恩教授指出，政治思想對于歷史變遷的重要性，以及歷史對于理解政治思想的重要性，是一個半世紀以來劍橋大學開展歷史研究的主要假設。劍橋?qū)W派研究方法的核心關(guān)懷在于，任何政治思想都產(chǎn)生于特定的時空，并且被當時當?shù)厮l(fā)生的一切影響著。過去的歷史經(jīng)驗構(gòu)成了我們的思想資源，使理論學說不至于遠離人類經(jīng)驗。鄧恩教授以現(xiàn)代民主革命的歷程為例，展示了歷史學家如何描述歷史變遷與民主理論之間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在討論環(huán)節(jié)中，鄧恩教授與多位國內(nèi)學者就民主未來的發(fā)展前景、共和主義的自由觀、歷史語境方法、政治制度的歷史經(jīng)驗等內(nèi)容進行了探討。

黃晨：組織今天這個對話意義重大，在我看來主要有四點理由。

第一，鄧恩教授在前天的“國·政”大講堂中展望了一部全球性的政治思想史，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天的對話著眼于思想史背后的寫作方法，將比以往更為深入。

第二，今天的嘉賓陣容也超出預期。除了原計劃邀請的李強教授，我們還請來了慈繼偉教授、崔之元教授等知名學者。這幾位學者分別代表著當前中國思想界的不同側(cè)面，大家聚在一起，超越一時一派，必將與鄧恩教授碰撞出不一樣的思想火花。

第三，我們在給對話命名時，特意強調(diào)了“歷史方法”，因為超越文本中心主 義、回歸歷史語境不僅是劍橋?qū)W派的成名之舉，也是我們組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的目標。這一方法取向，對當前學界對歷史方法重視程度不高甚 至流于人物崇拜的問題（尤其是在培養(yǎng)學生時），有重要的矯正作用。

第四，作為我們歷史政治學工作坊的第一期活動，本次對話也將為今后的工作坊樹立一個學術(shù)標桿。我們將會以此為起點，推動中國本土的歷史經(jīng)驗與世界 前沿政治理論的交流與融合。

下面，我們有請本次工作坊的發(fā)言人、劍橋大學著名教授約翰·鄧恩為我們深入介紹劍橋?qū)W派的歷史方法。

約翰·鄧恩：我將嘗試解釋在過去七十五年中，我所見到的，劍橋大學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知識成果及其發(fā)生的可能性，并指出這些成果已經(jīng)引起了相 當程度的學術(shù)關(guān)注。現(xiàn)在，劍橋?qū)W派關(guān)于政治思想的歷史研究方法已成為世界范圍內(nèi)得到廣泛承認的學科風向標。就如思想史中的所有內(nèi)容一樣，其成就是由一 連串的偶然事件構(gòu)成的。但是，確保其發(fā)生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劍橋大學在歷史研究領(lǐng)域具有卓然地位。

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劍橋大學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課程設置中就將歷史擺在一個重要的位置，并且很明確地將其視作國內(nèi)政治精英和官僚精英教育中適當?shù)慕M成部分。要完整地講述這個故事，需要提及許多人，以及他們在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阿克頓（Acton）、西利（Seeley）、梅特蘭（Maitland），直到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和厄奈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以及一些碰巧教過我的學者，如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鄧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和莫利斯·芬利（Moses Finley），他們是這一傳統(tǒng)的早期人物。而簡要了解劍橋?qū)W派的發(fā)展歷程，其實只需要從兩位標桿式的人物入手。他們都將自己視作歷史學家而非政治理論家，后者被理解為“研究政治自身性質(zhì)的思想家”。因此，他們并不愿承擔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的知識導師的角色。

約翰·波考克（John Pocock）和昆汀·斯金納（Quentin Skinner）都是博聞強識的學者，也是筆耕不輟、充滿活力的作家。而且，斯金納還是語言豐富、極具表現(xiàn)力的優(yōu)秀教師。波考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從新西蘭來到劍橋，他在獲得博士學位后在劍橋暫留了一段時間，而后搬到美國東海岸定居。斯金納與我年紀相仿，大學期間在劍橋大學學習，也曾到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訪學過一段時間。重要的是，他最終選擇回到劍橋大學教書，并擔任了劍橋大學政治學系的系主任，直至退休。正是他的教學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產(chǎn)生了無以抗拒的影響，才使得對于過往思想的寬廣的研究路徑被貼上了這個城市的名字“劍橋”這一標簽。

那么這個方法的共性是什么呢？答案是很簡單的，并且對致力于歷史研究和教學的機構(gòu)而言不足為奇。其激進性在于，它強調(diào)了一個事實的重要性，即全體 人類的思想都處于時間和空間之中，并深受時空的影響和限制。所有接受過這種歷史教育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主張，那就是：要認識過去的思想，就要準確而細 致地了解其所處的情境和促使其產(chǎn)生的原因。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構(gòu)想，但卻費時費力，這要求不斷地闡釋，而那些自以為深刻而有洞見的人往往會感到厭倦。這不大會影響波考克，因為他的主要興趣還是歷史編撰學。而且，他的主要目標是識別和展示政治性理解和評價的主體如何維持自身形態(tài)并穿越時空。至于斯金納，他非常重視語言在塑造政治理解（political apprehension）中的作用，但他應用這種方法并不是為了加深對作品中觀點的理解，而是為了甄別政治判斷和政治認同在跨越特定情境和時間的歷史運動中的重要意義。他對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巨著《野蠻與文明》（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的研究，正是踐行了這一研究方法的一個例子。

相比之下，斯金納的方法可能更具教育性，其洞見也更為深刻。這一方法的目的在于尋求更高的準確度，并且在對歷史復原的成敗之間畫了一道明晰的界線，這絕不是個人吹噓，而是一種職業(yè)理想和學術(shù)責任。對他來說，關(guān)于歷史的任何形式的時間錯亂都不只是其學術(shù)能力不足的證據(jù)，更是對歷史學家學術(shù)責任的有意識背叛。

在斯金納教學成果的積極影響下，隨后的四十年里，大批的學生和學者會聚到劍橋。雖然，斯金納本人已經(jīng)離開，但來到劍橋的人還是越來越多。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來都去了別的地方，將他們在劍橋所學到的東西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學術(shù)環(huán)境中。當然，也可能傳播到一些非學術(shù)領(lǐng)域中。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jīng)成為學生眾多的、杰出的學術(shù)領(lǐng)軍者，并且享有相當高的國際聲譽，例如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詹姆斯·圖利（James Tully）、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現(xiàn)在大概還有大衛(wèi)·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

斯金納和波考克都十分重視歷史，并將其視作謹嚴的技藝（craft），甚至是一 種天職。但是，他們都沒有明確地表達如此重視歷史的目的。無論如何，很明顯的是，他們都沒有選擇窮極一生而創(chuàng)作一部驚世巨著，并將其作為維護他們政治信仰的工具，或是當作不斷完善信仰的核心資源。無論是他們中的哪一位，都明確地認為自己的工作內(nèi)容更接近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科學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都沒有擔任過較高的政治職務或是直接掌握過實權(quán)）。最后，在某種層面上，他們的工作屬于個人選擇的問題，是他們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的結(jié)果。對于他們已經(jīng)做的工作，或者他們的工作公之于眾后能或多或少給人們提供的價值來說，這不是一種技術(shù)性的或知識論的先決條件，更不是一種外部的觀念約束。我不準備總結(jié)從波考克和斯金納那里獲益的學者們對這一概念的分歧到底有多大。事實上，我懷疑這些分歧是否能被人們充分而有效地總結(jié)，更不要說保持中立了。我只是想指出，盡管有著不同使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團體之間會產(chǎn)生激烈的爭論，這些傾向都是在對波考克和斯金納進行定位，而且大大地鼓勵了其他的追隨者們這么做。

有一派學術(shù)團體的靈感來自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教學和著作內(nèi)容，我知道這些內(nèi)容后來以各種形式大量傳入中國。實際上，斯金納和波考克都對施特勞斯這個人持懷疑態(tài)度，覺得他被刻意神化了。他的研究和寫作風格故作高深，讓人難以理解，尤其可疑的是他的政治嗅覺和政治目的。這種相互之間的懷疑隨著施特勞斯的后繼者們跟美國愚蠢而具破壞性的外交政策日漸親密而加劇。這妨礙了學術(shù)團體之間的彼此交流和學習。

就像我試圖闡明的那樣，劍橋?qū)W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作為一個標桿，之所以能在學術(shù)界擁有一席之地，是由于兩個因素：首先是斯金納教育各層次學生的卓越才能；其次是劍橋?qū)W派所秉持的深入文本背景的良好意識，努力厘清語言在思想闡釋過程中所展現(xiàn)出來的特征和內(nèi)容。這兩個因素大大提升了歷史學家思考過去的政治技巧的標準，并且極大地豐富了有關(guān)思維形式的知識內(nèi)容，至少在西歐和受其影響的地方是這樣。每個從劍橋大學（不只包括劍橋大學）學到探索浩繁的歷史記錄之方法的人，都秉持這種信念，并盡其所能在科研工作中踐行這一信念。

我可以就此打住，讓你們自由討論。對于那些在別處形成了自己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人來說，這太過平庸。如果我真的這么做的話，可能更有趣一些。但是，如果你們允許的話，我想要嘗試解釋一下其他兩位學者對這一信念的應用。他們分別是已故的伊斯特凡·洪特和我自己（我為我的自滿道歉，但是每個人都必須以自己的工作為中心，這是他們的責任）。

我要先談談伊斯特凡·洪特。我確實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開始了他畢生的工作，但從他的個人經(jīng)歷來看，我知道是什么使他堅持下去。在長達三十余年的時間中，他將自己的智識與精力用來追求這一目標，直到他去世。這種激勵可能來自他的出生地匈牙利，以及他優(yōu)秀的父母在匈牙利所處的特殊的社會地位。他的父母都是猶太人，而且還是共產(chǎn)主義者。他的父親是匈牙利農(nóng)業(yè)部部長，他的母親在那個極度反猶且女性地位低下的國家脫穎而出，成為一名杰出的工程師。對洪特來說，他的父母在生活中提出的關(guān)鍵問題是：馬克思在何種程度上理解了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動力學，以及在何種程度上理解并向人們表明了政治權(quán)力和政治行動對歷史的塑造作用？洪特得出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結(jié)論是真實而客觀的。在沒有告知他父母的情況下，他帶著他的猶太裔妻子果斷地秘密離開了匈牙利，前往英國。這在匈牙利是犯法的。通過探究馬克思之前兩個世紀的歐洲政治經(jīng)濟學和政治思想的形成過程，洪特的余生都在追問一個問題，是什么讓馬克思未能真正了解那些迫切的問題，以及他是怎樣走向失敗的。洪特并非僅僅關(guān)注馬克思的著作（他年輕的時候在這方面頗下了一番功夫）。在他有生之年，洪特反復談論著、教導著、創(chuàng)作著，想要表達出他頭腦中的宏大歷史圖景的模樣，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他。他發(fā)表的著作較少——相關(guān)內(nèi)容散見于一些文章，以及與人合著的《財富與德性》（Wealth and Virtue）和《貿(mào)易的猜忌》（Jealousy of Trade）的第二卷?！顿Q(mào)易的猜忌》這本書收錄了一些文章，并以一段長而詳細的介紹作為開頭，總結(jié)了他當時所取得的成就。這本名為《貿(mào)易的猜忌》的作品，直至今日仍能引起人們的共鳴，而他的遺作《商業(yè)社會中的政治》（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以及《貿(mào)易的猜忌》中的一篇文章《人類分裂的恒久危機》（“The Permanent Crisis of a Divided Mankind”）也是如此。這三個標題概括了他的結(jié)論，即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動態(tài)性有著嚴重誤判，且這一誤判后來對世界各地的人類社會的命運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這與斯金納和波考克的遺產(chǎn)十分不同，當然這兩種論斷都充滿活力和激情。這遠不如霍特自己努力做到的那樣實質(zhì)性、結(jié)論性，并且有力地表達出來。但是，沒有人會費心考慮將其視作純粹出自考古的興趣，在得出結(jié)論之前，這種興趣以對大量文本的高強度的專注為基礎，這完全符合波考克和斯金納的工作。

洪特非凡的智力試驗使得劍橋?qū)W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逐漸清晰起來。這種方法并非只是讓使用這一方法做研究的人將注意力局限于對過去的歷史進行復原。當然，這是一種選擇，但并非是唯一的選擇，更不必說他們在何種意義上采納了這種選擇。這一方法自身一如既往地對所有人開放，使他們有勇氣去面對那些激烈的關(guān)于政治理解方面的問題。然而，它也留下了很大的空間，那就是歷史復原在面對上述問題時能提供多少幫助（假如有幫助的話），且不說回答了問題。在此，我恐怕要援引一句英國人常說的話：“布丁的味道，吃了才知道?！蹦銈冎恍杩纯匆赃@種精神踐行這句話的歷史學家們，他們這樣做到底得出了什么。

洪特過早地離世，這太讓人遺憾了，這使得他未能親自給出答案。但是，我們還是能夠從他的工作成果中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在這個由資本的全球擴張所塑造的世界里，由貿(mào)易引發(fā)的猜忌、商業(yè)社會中的政治以及導致人類分裂的恒久危機是無法逆轉(zhuǎn)的，人們尚未找到一種明確的方式克服它們。那么，洪特復原過去幾個世紀歐洲政治思想的不懈努力導出了什么結(jié)論呢？當然這個結(jié)論不僅來自他的努力，但他的確日復一日地研究和再研究這一教訓。由此，他也在追蹤和回溯這一研究路徑。我之所以了解這些，是因為在過去的三十幾年里我不止一次聽到他做這些。

在過去的五十七年里，這幾乎和伊斯特凡·洪特的一生一樣長，我不敢聲稱我從自己的工作中學習到了像洪特那樣清晰而宏大的東西。因為，我沒能把我的研究重點放在那樣一個重要的問題上。我對歷史的深入探索在多大程度上能幫助判斷，這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而且，在我開始不久之后就不容樂觀。最初，我在研究約翰·洛克的思想上花費了一番功夫，但卻未能得到明晰的答案。因為，他的思想體系有一個建構(gòu)人類世界的認知前提，即人類世界是建立在一個由神創(chuàng)造的、整體來說是善的秩序之中的。同洛克一樣，我相信僅此一點就妨礙了那些對建構(gòu)人類生活抱有不同看法的人接受他的思想。在我莽撞地承認這一結(jié)論的五十一年里，我改變了對很多問題的看法，我現(xiàn)在當然會做出非常不同的判斷。

盡管我確實搞不清，自我開始寫作以來數(shù)百位孜孜不倦地研究洛克的學者到底發(fā)現(xiàn)了什么，但是我并不認為我當時嚴重地誤解了洛克。那時，我的發(fā)現(xiàn)是，與人們對創(chuàng)造了他們的上帝的一種先驗義務相對應的人權(quán)結(jié)構(gòu)，不可能也沒能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普遍祛魅的世界里存活下來。在這個世界中，造物主已經(jīng)不再為大多數(shù)仍舊篤信上帝存在的人們提供令人信服的政治方向，他們相信這是唯一的世界性宗教，其中千百萬的人仍然篤信上帝專斷的指示。然而，不幸的是，在人數(shù)急劇增多的其余人看來，這一假設完全是荒謬的。

我那時低估了洛克對人類政治困境的清醒認知，這一困境取決于政治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和程度，以及與其他政治團體之間缺少必要的共識，而 相互的信任又先驗地依賴長時間的人類行為。盡管這一判斷很嚴厲，但我無論如 何都不相信20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已經(jīng)為他們自己勾畫出一個明晰的圖景，并成功地將這個圖景傳達給了其他人，他們所做的工作在深度、清晰度和平衡性等方面都無法與洛克在四十五年中艱難得出的研究成果相提并論。

正因如此，我應該簡單地強調(diào)一下：這是我自寫作以來的幾十年間一直試圖尋求的判斷，而這顯然不是一個歷史的判斷，即便這碰巧是我在歷史研究中得出的。如果我對它的定位是正確的，那么這個判斷就獨立于洛克所賦予它的意義，獨立于其被創(chuàng)造的因由，獨立于它是否存在過的事實。我對歷史的興趣本質(zhì)上并不是歷史性的，亦即，我對歷史的興趣僅在于其本身。我主要的興趣在于現(xiàn)在和未來，以及現(xiàn)實政治。在我看來政治承載著現(xiàn)在與未來，是過于理性之焦慮的前沿。我在進入大學前就想到了這些。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我研究了很多不同的論題，從革命到后殖民國家的性質(zhì)與現(xiàn)狀，再到現(xiàn)代政治的經(jīng)濟界限，還有民主這一日益含混的范疇在過去兩個半世紀中對全球的影響。對于其中的一些論題——后殖民國家以及令人驚訝的很大程度上關(guān)于革命的問題——我試圖從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得到的充其量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內(nèi)容。另外一些論題，例如，現(xiàn)代國家的經(jīng)濟界限，以及民主這一范疇的全球影響都是非常大的議題。公平地說，我是在與伊斯特凡·洪特的合作中體悟到這個問題有多么宏大的。長期以來，我一直試圖向他人傳授我的心得。實際上，這對我來說很重要，但對其他人而言，這個問題為什么應該是重要的呢（實際上，它如何可能是重要的呢）？

我認為，答案很簡單。我們理解政治的唯一途徑就是透視歷史。而且，我們理解政治時，唯一能得到的資源就是我們在歷史中找到的資源。我們大多數(shù)的政治理解都是淺薄而狹隘的。我們只有從別處獲取資源，才能改變這種淺薄而狹隘的理解。所有的資源都只存在于歷史之中，而我們只有通過發(fā)現(xiàn)、找尋和認識它們才能發(fā)掘它們。歷史當然不能直接為我們做出政治判斷。政治判斷是獨特的，而且取決于很多因素。它取決于先前的知識和個人的體悟，而這些知識和體悟都 根植于知識的獲取和個人稟賦。但是，無論多么短暫，逃離膚淺和狹隘而投入歷史給予我們的更為寬廣的領(lǐng)域，一定能大大地豐富我們的體悟。

如果你期望將之（劍橋?qū)W派的歷史研究方法）視作唯一的論斷并認可相應的實踐，以劍橋為中心而散播至全世界，這顯然不是劍橋?qū)W派想要傳遞的信息或得出的結(jié)論。我不認為存在這樣的信息，或者說可能存在這樣的信息。將諸多學者團結(jié)在一起的是過去一個半世紀里進行的歷史學術(shù)訓練，是對將歷史作為一門技藝之訴求的深深的尊重。他們在這一尊重的基礎上所做的一切都取決于他們自己，而不是任何可以具體闡明甚至想象為一種方法的東西：僅僅是對于歷史的某一方面的細致研究。他們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因各自的興趣而不同。在我看來，至少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所學到的東西將引發(fā)關(guān)心政治的人們的巨大興趣，而政治長久以來塑造著世界，而且必將繼續(xù)塑造世界的未來。

黃晨：感謝鄧恩教授為我們開啟這場關(guān)于歷史方法的學術(shù)對話。我想起鄧恩教授的成名作，是一本關(guān)于洛克政治思想的史學研究著作。今天，他向我們介紹了劍橋?qū)W派的發(fā)展歷程。中國學者對于將歷史方法應用到其他思想家的理論研究方面，也有相應的觀點，他們對劍橋?qū)W派的研究方法也都有研究。下面，讓我們先歡迎李強教授做一些評論。

李強：感謝黃晨老師的邀請，同時也歡迎鄧恩教授來到北京。鄧恩教授剛才做了一個關(guān)于劍橋?qū)W派不同思想家的重要而扼要的介紹。您特別提到了昆汀·斯 金納和伊斯特凡·洪特的歷史研究方法，并結(jié)合自己的研究進行了討論。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事實上，我思索這個問題很久了。鄧恩教授不僅寫了一部有關(guān)約翰·洛克的歷史著作，而且，這些年還發(fā)表了大量關(guān)于民主的文章，我非常喜歡那本關(guān)于民主的小冊子。我常告訴學生們，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一本關(guān)于民主的書。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這本書不只是一個歷史梳理，并且準確地論述了民主作為一種觀念和制度的演變過程，甚至論及其可能面對的挑戰(zhàn)。

您這幾年還出版了另外兩本書，《破除民主的魔咒》（Breaking Democracy's Spell）和《非理性的狡計》（The Cunning of Unreason），我認為后一本也是相當重要的書。在這本書里，您觸及了人類政治領(lǐng)域的非理性問題。另外，記得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讀過您關(guān)于革命的書，特別是有關(guān)中國革命的內(nèi)容。如何理解中國革命，這很重要。同時，您寫了關(guān)于社會主義和現(xiàn)代政治之經(jīng)濟局限的文章，就如您提及的那樣，這些都不只是歷史著作。您的貢獻是試圖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政治，且在此基礎上通過體悟歷史來理解歷史經(jīng)驗。從方法論來看，您或許更像是一個政治理論家，而不像您一直宣稱的那樣，是一個劍橋?qū)W派的歷史學家。我想起我在斯坦福的一位好友托馬斯·墨子刻（Thomas Metzger），他寫了一本叫作《飄越太平洋的云》（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的書，您對其中的一章進行了批評。在我看來，他不只是將您視作劍橋?qū)W派的歷史學家，還將您視作一位政治思想家。

有一個問題我想了很久，我也試著理解您的觀點，關(guān)于您寫的那些涉及民主、非理性的狡計和人類政治的文章。我想知道世界范圍內(nèi)的民主挑戰(zhàn)，以及您怎樣將這種挑戰(zhàn)與人類的非理性狡計聯(lián)系到一起。有關(guān)這二者的結(jié)合，我希望您能給我一個更加明晰的答案。因為，我讀了您的書，并且有一些疑問。我了解到您對歷史和人類非理性行為的描述，但我真的不確定您關(guān)于民主理論、民主的挑戰(zhàn)、人類在民主社會中生存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政治理解是怎樣的。所以，今天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能和您面對面地探討這些問題。

約翰·鄧恩：這是個很好但卻不容易回答的問題。下面，我嘗試快速地回答這個問題。我的觀點并不是說，人類天然地就傾向于將民主作為一種簡單而可信的政治形式，并以這種方式共處。我的意思是，人類并不存在任何一種可信的政治形式以共處?，F(xiàn)實情況是，在一個特定的共同體中，人類共處的風險結(jié)構(gòu)是由很多不同的因素決定的。從根本上來說，這不是一種內(nèi)生性的制度形式，而是基于同情。這是我對這個問題能做出的最直接的回答。

我的意思是，人們能和睦相處的方式是民主式的，而不是說人們天然地就以民主的方式相處。我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如果您曾經(jīng)和小孩子們相處過，您就會知道人們天生不具備和平相處的能力。而且，在文化上也不具備民主的相處模式。我認為，那些自稱為民主理論家的人根本就沒有充分認識到一個問題，即人類之所以能夠成功地以民主的方式生活，是因為他們接受過非常成功的教育。這依賴于教育，而這種教育作為一種可能性，實際上依賴于在現(xiàn)實自由的生活中所彰顯出的優(yōu)點。因為，它們確實會表現(xiàn)出許多缺點，而優(yōu)點則需要充分的想象力才能被認識到。但是，一旦它們被認識到，將帶來極大的好處。而且，如果人們切實地學會如何以民主的方式相處，那就更好了。然而，學習也是一個挑戰(zhàn)。這也就是學習作為一個前提條件很重要的原因。

我不認為民主是一個符合所有經(jīng)驗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下，學習經(jīng)驗是成功的關(guān)鍵。因為，我們并不具備自我教育的政治結(jié)構(gòu)。民主是一個依賴于相互學習的政治結(jié)構(gòu)，它高度取決于教育的成功。教育的成功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這在西方的政治思想中是一個古老的議題。這個議題最早能夠追溯到柏拉圖。因此，我不認為民主是人類歷史之謎的答案，我甚至不認為這個謎題有答案。但是，我認為民主有其巨大的優(yōu)勢，而反對民主將付出巨大的代價。這取決于人們處于何時何地，取決于民主的理念是否完善。

實際上標題的重點在于對伊斯特凡·洪特的評論，算是對其中有關(guān)黑格爾一節(jié)的回應。這本書的主旨是對黑格爾做一個否定性的評論，是在講人類互動過程中的基本特征，并不存在什么東西會自然地傾向于產(chǎn)生好的結(jié)果。想產(chǎn)生一個進步的結(jié)果，需要相當?shù)倪\氣和耐心，而如果這二者能夠結(jié)合到一起就更好了?！斗抢硇缘慕朴嫛愤@本書一般被認為是很悲觀的，但它實際上也不是那么悲觀。如果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我就不會寫這本書了。寫這本書很不容易，因為這本書試圖揭示政治生活中哪些是可以合理希望的，以及哪些是不可以合理希望的。

黃晨：非常感謝鄧恩教授和李強教授帶來的精彩對話，下面我們開啟第二輪討論，有請清華大學的崔之元教授。大家歡迎！

崔之元：感謝鄧恩教授極富啟發(fā)性的演講。我想同您分享一些觀點。您說，您無意于對未來進行研究，并且您認為歷史知識能夠拓寬我們當前的領(lǐng)域，我很贊同這一點。但是，就我看到的波考克和斯金納的研究，他們關(guān)注歷史演進的過程，以及西方政治傳統(tǒng)中共和主義的發(fā)展歷程。我認為，他們的研究試圖以共和主義挑戰(zhàn)西方當下處于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您剛才在梳理劍橋?qū)W派的歷史發(fā)展時，并沒有太多提及共和主義，您是否能談一下共和主義在西方當下的影響。

約翰·鄧恩：我并不是共和主義的支持者，這不是因為我支持君主制，而是因為我不明白共和主義在當今環(huán)境下有什么實際意義。我認為斯金納他們的確做了很多工作來還原歐洲政治思想的發(fā)展歷程，他們的確寫過許多共和主義的東西，其中一些內(nèi)容很有啟發(fā)性。但是，我并不認為其啟發(fā)性足以提供一種思考自由的替代方案。當然，這只是一個很模糊的想法。而且，很難說他們對于共和主義的看法就是一致的。我的意思是，他們花了很長時間建立一個自認為成體系的理論。但是，一旦您追問其根本的含義，我是說其適用于何時何地，您并不能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我認為，他們的觀點并不完全符合歷史。無論何時，共和制這一范疇本身都會激化政治判斷。共和主義在歷史上闡述過很多尖銳的政治判斷。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馬基雅維利無疑是一個共和主義者，并且他也是一個尖銳的政治思想家，而說霍布斯的“利維坦”終結(jié)了共和主義也不可信。你可以說麥迪遜是一個共和主義者，但這并沒有告訴人們?nèi)魏晤~外的信息。而且，我并不認為這使得“他是一個共和主義者”這一判斷變得沒有意義。他思考自由的方式受到當時許多非共和主義者的啟發(fā)。我認為他們（斯金納和波考克）對歷史的判斷是錯誤的。所以，我認為他們精巧建構(gòu)的理念在政治上的意義還非常不清晰。這或許能寫成一本很好的史學著作，但這對現(xiàn)代政治而言卻沒什么參考價值。他們倆所做出的艱難嘗試確實闡發(fā)了許多尖銳的見解，就如斯金納關(guān)于國家類型方面的一些文章。顯然，這涉及現(xiàn)代政治理解中的核心范疇。但我還是覺得，即便在這一點上，所謂的共和主義者對自由的獨特思考方式實際上并沒有出現(xiàn)在昆汀對國家是何物的描述中，它對國家建構(gòu)的影響意味著什么，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政治。

回過頭來看 《非理性的狡計》這本書，我認為政治上的不安實際上源自人類的焦慮。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贊同霍布斯的觀點。而且，我試圖在此基礎上發(fā)展出另一種觀點以回應霍布斯。我并不認為，霍布斯在政治層面上的回應在任何意義上是公道的。

崔之元：在我看來，共和主義者尤其是其自身的特征，正像昆汀·斯金納一直強調(diào)的那樣。至少，這在當前中國的語境下是有意義的。斯金納認為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理解是“非干涉”，而共和主義對自由的理解是“非支配”。因此，以中國為例，如果根據(jù)斯金納的定義，在生活的場域中，您會發(fā)現(xiàn)中國要比很多西方國家自由很多。舉例來說，在食品安全監(jiān)管上，相較于西方，中國對食品安全的監(jiān)管沒有那么嚴格。但這是因為政府選擇不干涉，如果政府選擇干預，他們一定能做到。所以，我認為斯金納的“非支配”是不適合中國語境的。所以，在這個層面上，我認為他指出了共和主義的特征，對嗎？

約翰·鄧恩：我認為這只是現(xiàn)實層面上政府具有管控能力的一個例子。預設人們是自由的，或者預設人們是不自由的，這當然能區(qū)分出二者（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我認為英國不是一個人們對政府依賴性很強的國家。因為，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我認為法國人民是不自由的，因為法國是共和制國家。正如任何一個您能想到的國家一樣，法國在國家與公民的關(guān)系上，國家是處于主導地位的。所有國家都選擇在其可能的范圍內(nèi)進行主導，所以我不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區(qū)別，我也不認為它能澄清現(xiàn)實。

黃晨：好的，第二輪討論結(jié)束。我之前沒見過崔教授，在我的印象中，崔教授的思想總是那么具有挑戰(zhàn)性。接下來讓我們有請對思想史鉆研甚深的任鋒教授。他主要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他在研究中也使用了語境主義研究法，或者說劍橋?qū)W派的歷史方法。

任鋒：十分感謝。我有兩點想法與鄧恩教授分享。首先，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學習劍橋?qū)W派的方法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其次，學習劍橋?qū)W派的方法是一個透視未來的機會。讓我解釋一下這一點。首先，我想介紹一下這個工作坊的背景。剛才鄧恩教授提到了一點，讓我非常振奮。我們這個研討會叫作“歷史政治學工作坊”，事實上我不知道該怎么將“歷史政治學”這個術(shù)語翻譯成英文?；蛟S一個可能的譯法是“歷史的政治學”（historical politics）。另一個譯法是“歷史和政治”（history and politics），或許這個譯法更好。但不管怎樣，這次研討會和一系列活動的目的，是要為中國的政治學研究特別是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開辟一條不同于我們在當代中國學術(shù)界所能看到的主流趨勢或方法的道路。我們所要提倡的是，應該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歷史在政治發(fā)展中的作用上來。

最近，我們國際關(guān)系學院的院長楊光斌教授提出了一些比較有爭議的論點。他批判了一些人，可能這些批評會讓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或不高興，尤其是一些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國學者。楊教授批評的重點是，一些學者在研究思想史的過程中，更多地關(guān)注文本本身，而不是歷史語境。因此，他比較了歷史中的思想和文本中的思想，或者說觀念中的思想。在楊教授看來，這個領(lǐng)域大部分的研究者都無法將文本、觀念、思想家，與其所處的歷史情境有效地聯(lián)系起來。

我認為，楊教授的批評是深刻而犀利的。因為，對于我們來說，中國的研究者要像劍橋?qū)W者那樣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那真的是個巨大的挑戰(zhàn)。因為，這意味著我們不僅要面對大部頭和大思想家，還要深入歷史的細節(jié)。這要求我們處理大量的歷史材料，包括一些流行的和很難理解的歷史材料。我認為，這對政治學的研究者來說太難了，因為這需要長時間的、系統(tǒng)的歷史學學術(shù)訓練，尤其要對西方歷史爛熟于心。因此，我認為，對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來說，學習劍橋?qū)W派的方法是不容易的，但也并非不可能。這大概得一步步地來。對段教授（段德敏）或者張教授（張新剛）以及我們這代人來說，一般是先了解大部頭和大思想家，然后才去了解二手資料和那些處于次要地位的思想家。

接下來，我想跟您分享一點經(jīng)驗。我的研究領(lǐng)域是中國政治思想史，所以，我必須承認我從劍橋?qū)W派的方法中直接獲益。2003年，我還在讀中國政治史方向的博士。當時有一本《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書。朱熹是12世紀生活在南宋的一位儒學大家。《朱熹的歷史世界》這本書因其方法論在學者中間引發(fā)了熱議。有些學者指出，該書作者的研究方法非常接近劍橋?qū)W派的研究方法。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劍橋?qū)W派。這本書試圖從以往的主流方法中脫離出來。過去的方法只是從思想的內(nèi)在邏輯和行文理路進行研究，而這本書試圖從歷史背景來解釋新儒學思想。當作者解釋新儒家的相關(guān)文本時，他會涉及某個詞的含義，例如“皇極”或“皇是”，以及一些與當代政策有關(guān)的爭論。所以，這本書帶來的是一個視野的變化。在這本書出版之前，我們試圖將新儒學視作一種純粹的思想。從那以后，人們開始了解他們思想中的歷史維度。

我也必須承認，在那次學術(shù)論爭之后，劍橋?qū)W派的確對我影響很大。之前，我接受的是以史華慈和張灝為代表的哈佛傳統(tǒng)。他們傾向于在哲學或歷史觀念中去研究思想史。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試圖結(jié)合一些劍橋?qū)W派的方法。在那之后，我試著提醒自己在閱讀歷史文本時要保持敏感和好奇。不要從現(xiàn)代的角度來看待文本，而是試著理解古代的、傳統(tǒng)的思想家。因此，我寫了兩本關(guān)于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書。我從劍橋?qū)W派的方法中學到了很多。如果我們將劍橋?qū)W派的研究方法應用到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這個方法將大有可為。

最后，我想要介紹一下中國的學術(shù)環(huán)境。對于我們系的學者和學生來說，我們已經(jīng)深受西方思想家的影響。一方面是施特勞斯，所以我們有施特勞斯學派。這是顯而易見的影響。另一方面，我認為就是劍橋?qū)W派。所以，邀請鄧恩教授來中國講學，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很難得的機會。您的講述使我們意識到歷史的重要性，以及我們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時候所面對的機遇和挑戰(zhàn)。最后，還是讓時間來檢驗我們能做到什么吧。感謝各位！

約翰·鄧恩：我想說，這是你們應該做的。當然，研究英國歷史不是您的責任，是英國歷史學家的責任。所有的研究都需要良好的分工。當然，您可以從那些有價值的著作，比如劍橋?qū)W派學者的著作中收獲很多東西，從而幫助您定位和評價西方政治思想的相關(guān)著作。顯然，在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方面，除非西方學者會中文，否則他們在這方面無能為力。而您會中文，所以您需要耐心地耕耘以獲得成功。

黃晨：下面歡迎段德敏副教授，他主要研究托克維爾和法國政治思想。

段德敏：十分感謝鄧恩教授。我們都從您的研究成果中收益頗多。我對洛克的理解基本都來自您的研究。在您的書中，您似乎始終試圖回應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從這種歷史研究中吸取什么樣的理論教訓。我們是否能夠從歷史研究中吸取教訓，或者說如果我們能吸取一些教訓的話，我們能夠從歷史研究中吸取何種理論教訓。就我個人來說，我第一次有類似的理論收獲是在我讀劍橋?qū)W派著作的時候，也就是昆汀·斯金納那本小冊子——《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當然，它的主要內(nèi)容是對各種自由概念的歷史研究，但在書的結(jié)尾有一個簡短的演講。我記不太清了，斯金納認為自由就是“非干涉”。這個定義似乎在今天占了上風，但是卻引向了錯誤的論證。這是個開放的問題，所以他只在書的最后提了一句。但我覺得這句話對理解他的寫作題旨來說非常重要，對于研究這一類歷史文本以及揣度某種理論的意圖也很重要。因為，這類歷史研究的方式并不只是將自身置于各種歷史細節(jié)之中。

我們知道，正像崔之元教授剛才提及的那樣，很多共和主義思想家的思想直至今日仍舊影響頗深。也許，他們中的一些與劍橋?qū)W派的聯(lián)系并不是那么密切，但是他們大多數(shù)都深受劍橋?qū)W派的影響。我首先想起的是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他的共和主義思想基本上是貼合我們當下情況的。他在書中特別提到了他的理論來源。他從劍橋?qū)W派的研究中心獲得了大量的靈感。從他那本書里，我對于歷史研究、理論傾向和理論內(nèi)容之間的聯(lián)系有了些許理解?？偟膩碚f，劍橋?qū)W派這些年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這是一種不同的研究政治的方式，將自己置于人們過去的經(jīng)驗之中，具體研究他們的政治思想，把政治思想當作歷史上人們的一種行動，從而探尋他們?yōu)槭裁匆扇∵@種行動，以及他們?yōu)槭裁匆x擇這種思想，這些思想的旨趣在于什么。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研究政治的方式，并且這種方式能夠更好地了解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情境。對于中國學者來說，盡管我們沒有直接從中獲得什么，但我們的經(jīng)驗仍舊是相通的。因為，我們都是人類。我們離一個世紀前人們的想法和行為已經(jīng)很遠，但我們同他們?nèi)杂幸恍┕餐ㄖ?，所以我們可以得出類似的?jīng)驗。

另外，包括您在內(nèi)的教授們都提到了施特勞斯學派和劍橋?qū)W派的比較。斯金納在一些非正式場合的談話中提到，施特勞斯總是能根據(jù)文本寫出一些有趣的東西來。任教授在一開始也提到，近些年中國學術(shù)界在研究中往往忽略歷史文本的背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國學者也只是從洛克、霍布斯等知名理論家的思想中得出結(jié)論。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原因那樣，這也是一種研究這些書的合理方式。因為，這些書寫于很多年前，而我們之所以今天仍在讀它們，是因為書中提及的一些問題即便穿越時空，仍對今天的社會有所啟發(fā)。這也是一種理解政治的方式。在中國，閱讀和學習這些重要著作仍舊是一種有價值的方式。因為，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當下所發(fā)生的事情。劍橋?qū)W派提供了一種非常獨特的研究方式。

約翰·鄧恩：我認為，對于“什么是學習古老思想的要旨”這一問題，不管怎么說，劍橋?qū)W派的學者之間的分歧比人們想象得要小。當然，這取決于其中確實能改變現(xiàn)實的思想的力量。在大學里，這門學科的講授方式主要是介紹許多學者，他們發(fā)表了一些迄今為止仍然十分重要的觀點。因此，在這一意義上，對劍橋?qū)W派方法的解讀可能是：所有過去萌生的思想都必須受到同等程度的關(guān)注，僅僅因為它們產(chǎn)生于過去。但是，這沒有任何道理。我的意思是，顯然，過去的許多思想正如當前的許多思想那樣，完全是垃圾。關(guān)注它們（古老思想）的目的僅僅在于看到思想與歷史相互作用的某種獨特關(guān)聯(lián)。即使在當下，這種獨特的相互作用仍然令人感興趣。這就是為什么在劍橋有關(guān)歷史的研究中會出現(xiàn)如此大量的有關(guān)政治思想的研究。而我認為，這個說法在劍橋大學有關(guān)政治的研究中同樣適用。

我的意思是，劍橋大學政治學研究的知識中心是政治思想史。而且，我們證明了這是安放這一知識中心的絕佳位置——不借鑒文本的智慧，你無法更好地理解政治。但我們同樣相信，這無疑是一種區(qū)域性的經(jīng)驗。我們認為，如果你理解了他們（經(jīng)典的思想家）所說的話，那么實際上你會從他們那里獲益匪淺。除非你不畏困難地了解他們提出特定主張的背景，并試圖找出促使他們說出這些話的原因，否則有很大的可能你無法很好地理解他們在說什么。因此，我們認為，這實際上只是一種用于理解書中所說內(nèi)容的方法。這并不是一種應用書中內(nèi)容的替代方案。最強有力而令人信服的論點在于：理解他們所說的話，不僅僅是因為如果你不仔細閱讀的話就可能產(chǎn)生誤解，而是因為他們所說的話很重要。關(guān)鍵是要仔細地閱讀。因為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將讀到的東西值得仔細地尋覓。

黃晨：好的，謝謝鄧恩教授。接下來，有請我們此次學術(shù)活動最重要的組織者李石副教授發(fā)言。

李石：很高興能有機會與鄧恩教授及其他優(yōu)秀學者進行討論。我想根據(jù)自己的研究背景來闡發(fā)我的觀點。大約十年以來，我一直在用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哲學。眾所周知，自20世紀后期，隨著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一書的出版，我們實際上有了另一種研究政治思想的方式，即在不嵌入歷史背景的情況下，對概念和理論進行理性思辨。舉例而言，羅爾斯發(fā)展了契約論，但他并沒有深入研究契約論出現(xiàn)的歷史背景。相反，他將這一理論進一步抽象為一個完全的假想狀態(tài)，一個“無知之幕”后面的理性人。

由此，我們可以比較歷史方法和抽象推理方法這兩種用于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不可否認的是，半個世紀以來，這兩種方法都成就斐然。就歷史方法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包括鄧恩教授在內(nèi)的劍橋?qū)W派最重要的三位學者，他們?yōu)殛U明近代以來的政治思想史做了許多重要的工作。另外，約翰·羅爾斯及其追隨者建構(gòu)了復雜的理念框架，這對批判和指導政治現(xiàn)實來說意義重大。

然而，我們同樣可以看到這兩種研究方法之間有著明顯的張力。就歷史方法而言，學者們通常反對在不考慮具體社會背景的情況下進行抽象推理。但是，對于政治哲學家來說，沒有抽象推理，他們實際上就無法完成理論建構(gòu)，并且難以得出任何有價值的結(jié)論。

因此，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特定政治思想扎根其中的歷史究竟是新思想的負擔，還是進一步研究的寶貴資源。

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于我們研究的目的。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澄清某些政治思想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歷史，那么我們就不應該忽略與該政治思想有關(guān)的任何歷史細節(jié)。另外，如果我們想建立一個源自舊的政治觀念或理論（例如，正義觀念、契約理論等）的新的思想體系，在某種意義上，歷史背景就變得不必要了。

我認為，由于這兩種研究方法有著不同的目的，所以使用不同方法的學者們互相批評是不合適的。因為，面對同一份研究材料，人們可以進行不同的研究。這就像面對一個人時，歷史學家想知道他生活中的所有細節(jié)，而一個哲學家則想批評他的善觀念。

我發(fā)言的最后一點是，我認為中國學者實際上很難運用歷史方法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因為歷史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須對西方歷史的所有細節(jié)非常熟悉，能夠閱讀舊時代的所有文獻，例如舊報紙、政治小冊子，等等。這對中國的研究者而言確實是一個挑戰(zhàn)。另外，在無須大量引述西方歷史的情況下，政治哲學的研究方法會相對容易一些?；陬愃频某橄笸评?，來自不同歷史背景的研究者可以探討政治理論的架構(gòu)，并嘗試共同完善它們。這讓我們看到人們相互之間達成共識的希望。在許多情況下，歷史，以及如何闡釋歷史確實是引發(fā)爭執(zhí)的原因。這就是我的評論。感謝聆聽！

黃晨：非常系統(tǒng)的發(fā)言，不過，我不敢同意最后的結(jié)論，“如果想建構(gòu)新的理論，歷史資源將是不必要的”，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

約翰·鄧恩：好吧，這是一個具有挑戰(zhàn)性的發(fā)言，我確實受到了一定的挑戰(zhàn)。我會說以下內(nèi)容。首先，我對羅爾斯的研究與歷史之關(guān)系的看法顯然不同于您的觀點。現(xiàn)在，我們非常了解羅爾斯為何這樣做以及他所做的事情。在整個職業(yè)生涯中，他完成了涵蓋政治思想史和倫理學說史，且內(nèi)容非常廣泛的講座課程。顯然，他并不是有意使它們不具有歷史性的。當然，認為它們很好地以歷史的方式呈現(xiàn)也是錯誤的。我認為羅爾斯是一個有局限性的政治思想家，這一看法并不取決于下述事實，即他實際上沒有特別嚴肅地從事歷史研究。

從人類生活的角度來看，我當然相信分工是合乎理性的。我指的是有關(guān)思想活動的精細的分工，這事實上取決于真理本身。實際上，我對于政治思想家的價值持有非常嚴肅的保留態(tài)度。羅爾斯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倘若一個社會要成為正義的社會，必須滿足的條件是什么。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事實上也是一個極具政治性的問題。羅爾斯提出這個問題的方式在政治上是天才般的，但他缺少對歷史的敏感性，而更多的歷史敏感性將對研究有所裨益。實際上，羅爾斯試圖做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提供一種新的和解理論。這絕不是一項令人鄙夷的工作。我想，這是一項比羅爾斯所能意識到的更宏大的事業(yè)。但是，他認為，因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曾經(jīng)存在，所以它仍然會存在。如果您仔細而透徹地思考，一個實現(xiàn)了正義的社會是什么模樣的？這是很難說清楚的。因此，關(guān)于羅爾斯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回答了他自己提出、柯亨（G.A. Cohen）以及羅爾斯本人思考的這個問題，我更愿意參考我的好友伯納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所采納的觀點。所以，我認為，如果不更加集中地思考羅爾斯所質(zhì)疑的現(xiàn)實社會是什么樣子，您就無法真正地設想一個力圖實現(xiàn)正義的社會將是什么模樣。

我認為，羅爾斯對太多的東西進行了抽象。如此一來，留下的東西在本質(zhì)上只是推理的循環(huán)鏈條，這與現(xiàn)實社會中繁雜的資料幾乎毫無關(guān)聯(lián)。所以，我不認為羅爾斯所提出的是真正的政治思想。但無論如何，通過排列所有社會成員人生際遇的層級，闡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公平概念，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探索。而且，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我懷疑沒有任何資本主義社會能調(diào)整其結(jié)構(gòu)或保持經(jīng)調(diào)試的良好結(jié)構(gòu)以符合理論的要求，但這并不妨礙它成為政治上極端重要的問題。因此，我不認為抽象地思考是一個錯誤。我想，您確實認為自己必須進行抽象的思考。但我認為，在政治思考中，一切都取決于您將什么對象進行抽象。

黃璇：我非常榮幸能夠在此與尊敬的約翰·鄧恩教授以及在場所有的優(yōu)秀中國學界同仁一起探討嚴肅的問題。

剛才鄧恩教授談到，對于人類而言，并沒有一個可靠的政治架構(gòu)。那么我想，剩下的只有信念和歷史。信念有時候可以是“狡詐的”意識形態(tài)，所以很多時候并不可靠；而歷史呢，在中國有這么一說——“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是一種對待歷史較為消極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狀況的態(tài)度。所以在這種意義上，我并不是特別樂觀。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歷史的方法敦促人們盡可能地全面理解特定的政治觀念、經(jīng)典思想家及其思想，以免造成思想的誤讀和觀念的濫用。這在當時“冷戰(zhàn)”的迷霧中幫助人們清醒地面對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現(xiàn)實尤為重要。直到現(xiàn)在，這 樣的方法也是意義非凡的，畢竟我們正處于所謂 “新冷戰(zhàn)”的時代。即便如此，歷史的方法仍面臨著來自其方法論內(nèi)部以及其所面對的外部環(huán)境的嚴峻挑戰(zhàn)。

其中一種挑戰(zhàn)是，當我們把歷史當成方法時，為了避免偏見，我們也會盡量避免提出“魯莽的”命題，而這看起來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當談及方法，它被假設為某種目的服務。假若沒有命題，那么使用方法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來，“全面地理解”是一種模糊的表述。如果不能將這一表述以提出特定命題的方式清晰地詮釋出來，我認為將會造成作為方法的歷史與作為對象的歷史之間的混淆。而把歷史當作對象顯然是另一回事。

以愛國主義為例。我研究愛國主義已經(jīng)有一段時間了。我確實發(fā)現(xiàn)，如果不追溯各種對國家之義務的歷史、“祖國”（Patria）的歷史以及所有那些被稱為“愛國者”的人與黨派的歷史，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愛國主義。歷史的方法呈現(xiàn)了愛國主義的多重面向。然而，這并沒有為我提供關(guān)于理解愛國主義的清晰思路與方向，盡管它使我知道愛國主義有時是“流氓最后的庇護所”（語出塞繆爾·約翰遜博士），有時是人們對國家批判的、忠誠的、有尊嚴的真愛。對這個詞的理解、使用乃至實踐仍然混亂。所以，我認為提出界定愛國主義之善及其限度的命題十分必要，然后我們再運用歷史的方法去理解它、詮釋它甚至把它引入正軌。

同樣，在鄧恩教授富有啟發(fā)性的作品《讓人民自由：民主的歷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中，盡管您看上去只是在講關(guān)于民主的“故事”，但我認為，其實您已經(jīng)提出了一個命題——關(guān)于民主的真正含義便是法治之下人民的自由。正因如此，您才批評那些濫用民主的現(xiàn)象。只有當您足夠了解民主，您才有資格去講述這樣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民主的“故事”。

還有一種挑戰(zhàn)來自歷史方法所面對的外部環(huán)境。這確實也跟“語境”相關(guān)。當我們引入“語境”來審視政治思想時，我們的意圖是使各種觀念與思想變得可理解。這是一個“理性而并非遏抑”的過程。這意味著，我們將以同理心來面 對我們的研究對象。而同理心卻是一把雙刃劍。我主要聚焦于它消極的一面。如果我們不能為同理心設定邊界，將導致一種情況：當我們在使那些有害的甚至是邪惡的觀點與想法變得可理解時沒有秉持原則，那么它們將會變得可接受。更糟的是，它們會以“歷史語境”來為自身提供正當性。這也是為什么在一些國家，政治理論家和積極行動者在提出基本公民權(quán)利訴求、提出法治訴求時，會遭到嘲諷甚至被指責為無視歷史語境、無視特殊國情的原因?；谕瑯拥睦碛?，公民也不被鼓勵對自身的歷史進行批判性思考，因為這樣容易犯下罔顧歷史的錯誤。

其實，這種挑戰(zhàn)與剛才我提到的第一種挑戰(zhàn)密切相關(guān)。我們需要一種基于人性的現(xiàn)代價值準則來確保：當我們使用歷史方法時是在正確的軌道上而至少不是在倒退的軌道甚至是通往邪惡的軌道上。這樣的準則同時也會幫助我們以歷史方法來促進批判性思考，而不是以歷史為借口去接受那些不可接受的（觀念或思想）。

約翰·鄧恩：所以，問題在于如何批判性地思考，不是嗎？我試圖指出劍橋?qū)W派所共有的觀點。但是，我的看法并非與其他人完全相同，這并不奇怪。毫無疑問，我也不會和很多在某種程度上屬于劍橋?qū)W派的人具有完全相同的觀點。這里的問題是如何進行批判性思考。我不認為理解他人會導致無法進行批判性思考。如果說批判性思考的前提是不去理解他人，這將是一種異常危險的探討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我認為，理解邪惡的人并不危險，但重要的是認識到他們是邪惡的，直到我確切地理解了他們的邪惡之處為止，可能更加重要的是理解他們?yōu)楹巫兊眯皭?。因此，政治思想在本質(zhì)上是診斷性的，如同識別特定境況的政治屬性。我認為，學習做出恰當診斷的方法就是密切關(guān)注那些已經(jīng)證明自己擁有良好判診能力的人。這些人通常并不是我認為特別友好的人，而且他們往往是這種人——我們幾乎沒有關(guān)于他們有多友好的相關(guān)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究竟有多友好在原則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實際上清楚地看到了什么，以及他們能夠幫助我們清楚地看到什么。

現(xiàn)在，對于愛國主義這一范疇，我認為，任何人將愛國主義這一范疇視作能夠界定自身立場的政治價值之載體都是非常愚蠢的。成為一個愛國者取決于對歷史背景的判斷，你需要在這個歷史環(huán)境中，確定自己是否是一位愛國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位愛國者。德意志第三帝國成立時，“一名愛國者意味著什么”，這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問題。這并不是一個有著簡單、清晰答案的政治問題。1937年，這個政治問題令人痛苦，隨著時間的流逝，它變得越來越折磨人心。1945年，第三帝國解體，這種痛苦卻沒有消失。直到今天，這種痛苦仍在延續(xù)，它仍在那里，并且持續(xù)對我的判斷造成切實的影響（即使我并非德國公民）。直到今天，它仍在造成真正的傷害。

我認為，如果用歷史的眼光考察愛國主義，你會意識到，這是一種對許多深刻人類情感的強有力的召喚，極具政治性。這絕不是一種你應該信任的政治身份，始終是一種必須批判性地思考的政治身份。如果研究歷史，那就必須舍棄自己的批判能力，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同理，如果研究過去，就可以放棄自己的批判能力，這也是錯誤的。你可能會暫時擱置自己的注意力，但你始終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我的意思是，所有人類理解政治的努力都是從歷史開始的，而且必須從歷史開始，僅僅因為歷史上的人物是需要被理解的。人們都受此限制。沒有人能比他們看得更遠。我想，認為存在某種安全、清楚而且可靠的理解政治的方式，這不過是一種讓人困惑的想法。

我想說的是，嘗試理解并避免作惡是人類的普遍追求。顯然，人們?nèi)绾卧诖蠓秶鷥?nèi)與人類的這兩個目標互動，取決于他們對這兩個目標的重視程度如何。我的觀點是，學習歷史和從歷史中汲取經(jīng)驗的正確方法，與正確的生存方式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我不認為這是完全隸屬于學術(shù)的方法。重點是，了解過去必須與如何生活在當下有關(guān)。

張新剛：非常感謝鄧恩教授的發(fā)言，我個人也從鄧恩教授以及劍橋?qū)W派的研究中獲益良多。我有幾個具體的問題想請教鄧恩教授。第一，當探討劍橋?qū)W派方法（即語境主義方法）之應用時，我們發(fā)現(xiàn)，劍橋?qū)W派的研究集中在文藝復興到18世紀這一歷史階段。如果試圖將這個方法用于更早的時期，特別是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時候，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因為，我們?nèi)狈ψ銐虻牟牧蟻硗耆貥?gòu)相關(guān)的語境。我注意到劍橋大學的保羅·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教授試圖運用這一方法來寫作古希臘政治思想史，但也只是一部非常簡短的著作。不知鄧恩教授對此有何看法。

第二，剛才李石老師提到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學的區(qū)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流派是政治觀念史的研究，基本是對過去的研究，而政治哲學的研究則是規(guī)范性分析和研究，離政治實踐更遠。那么，這里就有一個問題，即如何進行對當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應該以什么方法來研究正在發(fā)生中的政治思想呢？

第三，和上一個問題相關(guān)，文藝復興時期一個巨大的進步是印刷術(shù)的發(fā)展，19世紀是期刊報紙的發(fā)展，而當代是網(wǎng)絡信息的爆發(fā)。今天，人們不再僅僅通過書籍、報刊評論來發(fā)表政治意見，還有社交媒體等。一方面是信息量激增，另一方面發(fā)表政治態(tài)度和意見的群體是多重的，包括政客、專家學者、民眾等。設想一下，兩百年后的學者來研究21世紀初的英國或中國政治思想，他會收集什么樣的材料呢？您如何理解當下的語境呢？

約翰·鄧恩：這是非常好的問題。首先是關(guān)于希臘的問題——相關(guān)資料太少了。正如我所言，我尊敬的老師是一位研究古代的歷史學家。他教了我很多關(guān)于如何思考事物和人的知識。他特別擅長讓學生認識到從有限的材料中能學到的東西的局限性。他比當代的其他古代歷史學家更擅長于此。因此，他課堂上的許多講授是向我們展示人們在假裝知道什么，以及為何他們無法確切地知道這些。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老師，能夠教導學生如何做出有效的歷史推論。所以，我從他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

您對迄今可以從現(xiàn)有的資料來源中學到多少東西表示悲觀。我可以介紹一些非常富有創(chuàng)見的實踐和復原。我主要教授與政治思想相關(guān)的歷史。我通常是從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開始授課的。當然，如果可以找到更多真實的東西，獲得更多有關(guān)他們各自具有哪些特征、有關(guān)柏拉圖究竟如何看待政治的線索，我可以更有自信地開始授課，并保證不會照本宣科。我充分感受到了您提出問題的動力。對于這一問題，我的悲觀情緒僅比您稍弱一些。這顯然是一個大問題。至于哲學與歷史的矛盾，如果您明白我的意思，我很直截了當?shù)卣J為，歷史學家并非對有關(guān)規(guī)范的問題無法做出任何貢獻或不承擔任何責任。相反，我認為他們的責任在于盡力確定存在過的、歷史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中的規(guī)范。我相信，同與現(xiàn)在保持距離相比，通過與過去保持一定的距離，做到這一點要容易得多。當前，現(xiàn)實中的規(guī)范很難與您個人對規(guī)范的察覺區(qū)別開來。我認為，這至少是一種歷史意義上的自我意識，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如此。但是我認為，從這一角度來看，哲學家正在努力做而且應當做的，如同歷史學家正在努力做而且應該做的，是努力確定與現(xiàn)實世界相關(guān)聯(lián)的規(guī)范，而不僅僅是一個精心設計的思想實驗中的規(guī)范。

我認為，規(guī)范不是一種思想實驗。它要么具有與人類生活相關(guān)聯(lián)的權(quán)威，要么是一種游戲，而我根本不認為它是一種游戲。我重視它，因為我認為它確實具有與人類生活相關(guān)的權(quán)威。因此，我提出異議，我不會將自己的智識生活視為對哲學理解不甚完美的追求，而是一個取代追求哲學理解的替代方案。

關(guān)于人們應該如何看待今天中國或當今被書寫下來的政治思想？我會說，存在太多可供理解的資料來源，這將成為一個挑戰(zhàn)。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威脅。這實際上是我們所有人都面臨的威脅，無論是進行有關(guān)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還是試圖判斷何事正在發(fā)生并考慮恰當?shù)膽獙Ψ绞?。在過去的三十五年中，我將一部分研究時間用于閱讀《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或多或少地瀏覽恰巧放在桌上的報紙。令我憂慮的是，《金融時報》告知我重大的信息，而我并不掌握與之相關(guān)的語境。我這樣做，是因為這是我能設法找到的、最具系統(tǒng)性的信息來源，它記載了世界上正在發(fā)生的事情。我同樣會花一些時間以不同方式閱讀其他材料。但是，那些大多是無所裨益的資源。除非一國國內(nèi)發(fā)生了什么大事，它只會報道日常的、可控的內(nèi)容。我認為閱讀報紙既是一種公民責任，也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責任。我傾向于將它視為智識工具。我嘗試利用它們來澄清自己，澄清我的公民責任以及我的核心觀點。對于當今世界上的每個人來說，這都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我認為，您當前擁有的國籍并不能提供答案，它意味著超出所屬國家的視野。

鄭荃文：我的第一個問題有關(guān)哲學陣營和施特勞斯學派對您的洛克研究的具體批評，希望能夠聽到您的回應。

哲學家杰里米·沃爾德倫（Jeremy Waldron）在他的《上帝、洛克和平等》一書中批評了劍橋?qū)W派的研究方法，他將其稱為“劍橋風格的歷史主義”，聲稱這種方法無法從思想家所處的歷史語境中提取出超越時代的政治和道德理論。比如說，沃爾德倫批評劍橋?qū)W派的拉斯萊特沒有看到洛克《政府論》和《人類理解論》之間的連續(xù)性和相關(guān)性。此外，沃爾德倫也批評了一些您在著作《約翰·洛克的政治思想》和論文《約翰·洛克的政治理論中的活著和死亡的部分》中提出的論點。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批評是，他認為您沒有看到洛克思想中的基督教基礎仍然在當代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而且這種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洛克式平等理論可以被發(fā)展為一種現(xiàn)代的平等主義政治哲學。施特勞斯學派的扎克特教授在他的《自然權(quán)利和新共和主義》一書中對您曾經(jīng)提出的兩個觀點———洛克《政府論》對美國革命影響不大和美國人并沒有廣泛地閱讀《政府論》——提出了反駁。

請問您如何看待沃爾德倫對劍橋?qū)W派方法的批評？如何回應沃爾德倫和扎克特對您洛克研究觀點的反駁？您在今天工作坊的主題演說中提到，您對洛克思想的理解這么多年來多多少少發(fā)生了一些改變，那么他們的論證過程是否成功地說服了您？

我的第二個問題有關(guān)您構(gòu)建全球視野的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論。

您提出的全球視野的政治思想史構(gòu)想很有吸引力，但也可能存在一些無法克服的問題，比如語言障礙，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會發(fā)現(xiàn)，一種文化和語言中的經(jīng)典作品所包含的重要概念有時在另一種文化中是無法準確翻譯出來的。而另一位劍橋?qū)W派的重要學者波考克非常強調(diào)理解源語言的重要性。他曾在他的文章中強調(diào)，我們在研究思想史時，應該遵循特定的方法和步驟，我們首先應該理解語言本身，弄清這些語言的修辭、政治和哲學功能，然后在歷史語境中去構(gòu)建在語言中所隱藏的政治思想以及意識形態(tài)意義，最后再將不同時代和思想家的思想進行比較和融合，而且這些融合必須被界定而不是被簡化。

請問在構(gòu)建全球視野的政治思想史的過程中，語言難題是否真的能夠被克服？此外，您在構(gòu)建全球視野的政治思想史中使用的方法似乎和波考克有所不同，請問您如何界定您和同為劍橋?qū)W派的波考克在方法論上的區(qū)別？

約翰·鄧恩：好吧，我認為沃爾德倫是錯的。我毫不懷疑地這么認為。我認為他錯了，是因為我的書（我的第一本，很老的一本書）非常明確地闡述了他認為我沒有說的內(nèi)容。我的觀點是，除非您考慮了沃爾德倫與洛克共同信仰的基督教背景，否則洛克論述人人平等的思維方式并不合理。我并不具有沃爾德倫和洛克所共享的基督教信仰，同樣，世界上大多數(shù)在世的人也不具有。所以，人類并非以洛克所論證的那種方式平等地存在，或者不太確切地說，以沃爾德倫所認為的那種方式平等地存在。而且，在我看來，沃爾德倫的觀點并不像洛克那樣明晰。在任何情況下，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人都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斷。或者說，他們是錯的。因為，他們將人類集體視為平等者之聯(lián)合，這實際上需要大多數(shù)人都不知道的信仰。

我并非贊同不平等地待人。我只是不認為人人平等是一個不言自明的事實。因為，對我而言，依據(jù)有關(guān)平等意味著什么的任何可以想象的理解，人類顯然并不平等。過去一直如此，也將永遠這樣。所以，我認為，這在很多方面是一種信仰。它可能帶有積極的政治含義，但那是另一回事。而且，我認為您應該這樣來理解一個哲學家。在我看來，沃爾德倫屬于哲學家。哲學家應將其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一種有益的政治信念，并且非常清楚地解釋其含義。我想說，還沒有人能達到這一點。但我認為，如果他們努力這樣做，這畢竟不是他們的錯。這是一種非常有力的政治想象，像柏拉圖那樣強有力。自柏拉圖以來，還沒有人表現(xiàn)出能夠達到他的高度的跡象。所以，我認為沃爾德倫所說的是錯誤的。所以，如果您認為那是洛克的想法，這并不正確。您無法憑一己之力想出洛克所說的是什么意思。事實上，我認為我自己對洛克所說的東西已經(jīng)做了很多思考，而且我不認為我沒有看到沃爾德倫設法從中清晰看到的任何東西。所以我斷定他是錯誤的。

有關(guān)扎克特的問題稍有不同，因為扎克特對美國政治發(fā)展的歷程進行了非常嚴肅的解讀。那是他從根本上感興趣的東西，而且他對此了解得比我更多。我不是研究美國歷史的專家。我確實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研究美國殖民地時期的思想史。我認為，那時我實際上證實了扎克特曾發(fā)表過的觀點，亦即至少在1716年之前，18世紀的美國幾乎沒人了解洛克的政治著作，只有極少數(shù)的人對洛克很了解?？上攵?，當時人們也并不太了解洛克在《政府論》中闡述的反對在缺少經(jīng)過人民一致同意的議會授權(quán)的情況下征稅的觀點（在我看來，這有些過于慷慨了）。顯然，我并不同意洛克的所有觀點。您不需要完全同意某人才能理解他們所說的話。但是，在1716年之前，幾乎沒有美國人真正認真地閱讀《政府論》。實際上，他們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機會這樣做，這是我發(fā)現(xiàn)的事情之一。對于極少數(shù)對《政府論》有所評論的人，我不認為他們所做的事情對美國立憲的歷史或美國形成 一個國家的歷史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我不認為洛克在《政府論》中構(gòu)想的政治代表的方式影響了美國聯(lián)邦憲法的形成，后者是美國國家建構(gòu)的關(guān)鍵步驟。但是，我向包括扎克特在內(nèi)的所有人發(fā)起了挑戰(zhàn)。我要求他們向我指明，作為立國文本的《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哪些內(nèi)容直接、清晰、確切無誤地源自洛克？我不認為他們能夠找到任何這樣的內(nèi)容。我并不是說，扎克特在討論美國建國時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么。我只是認為，洛克的政治思想并沒有在美國建國的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同樣，我認為，它在美國獨立前夕的斗爭中也沒有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情境下，那些畢生中任何時段都未曾讀過《政府論》的人，全都強烈地反對英國對美洲殖民地征稅。顯然，他們不需要洛克就有了這樣的感受。我也不需要這些批評，就能深刻地闡述這一點。

因為政治思想是用多種語言寫成的，所以一部政治思想的全球史是不可能的嗎？好吧，我想說，在任何可以設想的未來中，認為會出現(xiàn)一位學識淵博且能夠勝任研究全球政治思想的史學家的想法是非常不切實際的。但是，我要說的是，在全球政治思想的歷史或政治思想的全球史中，正如在歐洲的政治思想史中，您會發(fā)現(xiàn)存在很多種語言，而史學家無論重點研究哪一區(qū)域的政治思想，都需要精通這些語言。政治思想的全球史將首先在概念上把這些語言并置，然后研究這些語言之間發(fā)生的相互作用。在過去的兩百年間，類似的情形已經(jīng)很普遍。實際上，到目前為止，這間會議室里發(fā)言的每個人都在展現(xiàn)它發(fā)生的廣闊途徑。因此，很顯然，在這個房間中政治思想產(chǎn)生了可被聽見的全球性歷史。這只是一個關(guān)乎它的事實。作為一個學術(shù)計劃，它還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我的觀點是，我們需要向它邁進，否則所有人將在不久的將來面臨被懲罰的危險。

現(xiàn)在，有關(guān)我和波考克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方式有何不同的問題：我對波考克考察政治思想史的方式并沒有什么重大的批評，他的思考方式足以讓他從中發(fā)現(xiàn)他想要了解的內(nèi)容。我認為，他做得很好。在很多年以前，當我還比較年輕時，我撰寫了一篇有關(guān)政治語言的綜述文章。我恐怕對波考克開了一兩個玩笑，而他對此感到被冒犯。這是因為他非常認真地對待自己。但是，我并非有意通過這個玩笑暗示他所做的或當時正在做的事情是不合適的或不充分的。我的意思僅僅是，他實際上并不能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我認為，他所做的并不足以完成所有我曾經(jīng)認為且仍然認為需要完成的事情。就拿《讓人們自由》（Set the People Free）這本書來說，我不是一位方法論者，我也不相信方法是一種推算出來的可能性。除了極少的事情以外，我不相信您可以被確切地教導如何做任何真正值得做的事情。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想我更接近于奧克肖特。我認為，對大多數(shù)事情而言，怎么做（doing）是實踐的問題，而您無法完全準確地教授它。我在那本書中試圖做的，是展現(xiàn)一個單詞在時空上的變遷所帶來的變化。我這樣做的最初目的只是想澄清人們很多無益的、令人困惑的想法。我試圖以任何我認為可行的方式做到這一點。我想，這不是對某種方法的應用，而是對方法的探索。而且，這種方法只適合于這個目的而非其他目的。我不認為存在某種能夠達成所有目的的方法。同樣，我也不認為他們（斯金納和波考克）的方法對任何目的都有用。我啟發(fā)人們思考事情怎么會做不好，而不是明確地教導他們事情怎么能做好。那是一種不同的、更具根本意義的實踐。所以，無論我如何理解劍橋?qū)W派，我都不認為我的理解反映了什么是劍橋?qū)W派，或者指明了人們應該或不應該研究政治思想史。但是，我希望它確實表明了一些東西，即您不應該專斷地思考有關(guān)民主的問題，除非您打算在這個問題上蒙蔽自身，而在這個問題上蒙蔽自身則有很大的潛在危害。

李強：鄧恩教授能來到中國、來到北京真是太好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能夠了解劍橋?qū)W派的價值。從今天的討論中，我意識到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理解和欣賞劍橋?qū)W派的方法，特別是在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論研究方面。正如鄧恩教授今天所提及的，劍橋?qū)W派內(nèi)部同樣存在一些差異。但我認為，我們中國人所能窮盡的，是政治思想史中非常細膩而有活力的部分，無論它是西方政治思想、中國政治思想還是任何其他政治思想。另外，分析方法對語言的強調(diào)極大地充實了劍橋?qū)W派。在學習政治思想史時，您需要了解一門學術(shù)語言及其含義。我認為，這一點對于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來說同樣重要。我現(xiàn)在意識到，這是研究中國政治思想所需要的重要條件。他們（中國古人）使用一門深奧的語言，而語言能夠幫助我們理解文本的含義。劍橋?qū)W派著眼于對文本進行極其嚴格和審慎的研究，除了經(jīng)典文本還包括二手文本。我認為，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無法從其他學派習得這些。我們可能需要將劍橋?qū)W派的知識傳播得更廣、更遠。

我欣賞劍橋?qū)W派的另一點是其溫和適度的特質(zhì)。這是一種繼承自休謨和其他學者的英國傳統(tǒng)，主張人類在理解現(xiàn)實和認識世界時有其局限性。他們并不宣稱有一套關(guān)于政治的宏大論斷。實際上，這對當今的世界尤為重要。仔細想想，許多研究道德哲學的哲學家樂于宣稱政治應該或不應該做什么。我記得劍橋的一位歷史學家彼得·拉斯利特（Peter Laslett）曾寫道（我不記得完整的句子，他大概是這樣說的）：“政治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將它留給哲學家。哲學立足于抽象的原則，為政治提供解決方案。這有時會變得非常危險?！蔽艺J為這是劍橋?qū)W派的一個傾向。我喜歡劍橋?qū)W派，就像休謨所主張的那樣，你無法完全理解現(xiàn)實并描述當時的場景。在政治領(lǐng)域，人們需要更多的審慎。政治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是審慎，尤其是對于當今的世界。我試圖得出如下結(jié)論：從事抽象工作的政治哲學家應該借鑒和吸收劍橋?qū)W派有關(guān)政治思想史的觀點，（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發(fā)現(xiàn)，一些基于道德哲學和抽象原則的政治理論可能并不是普遍有效的。舉例而言，如果將有關(guān)人類本性的原則應用于阿拉伯世界或伊斯蘭世界，你會發(fā)現(xiàn)，伊拉克人可能并不像美國人那樣熱愛自由和民主。伊拉克人有著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而他們的歷史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最后，總結(jié)兩點：第一，我認為劍橋?qū)W派有一種非常嚴謹?shù)姆椒ㄕ摚⒆阌谡Z言，試圖理解政治思想家的本意。第二，劍橋?qū)W派對政治理論抱有非常審慎的態(tài)度，力圖避免基于純粹道德哲學或其他哲學的宏大理論。我相信這是值得中國學者學習的兩點。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約翰·鄧恩教授的來訪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讓我們有機會認真地研讀劍橋?qū)W派的書籍。

黃晨：至此，我認為這是一次成功的對話，但這只是我們歷史政治學研究的起點。再次感謝鄧恩教授，感謝各位學者的精彩發(fā)言，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