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上的精英之黃秉維

“追隨丁文江、翁文灝、竺可楨三位大師的學者中，卓有成就的有很多，但像先生那樣博覽群書、嚴謹治學，又先后受到三位大師賞識的卻很少見?！?/span>

這就是黃秉維先生的秘書、原《地理學報》、《國外地理文摘》主編郭揚對黃先生人品與學識的評述。

黃秉維公元1913年2月1日出生于廣東惠陽的一個世代官宦的書香之家。高祖黃榮輝曾任晚清知府，學識淵博為官清廉，據傳，今惠州黃家書院即其返鄉(xiāng)后所建。曾祖黃長齡（字燮臣）舉人出身、文武全才，曾在抗法名將馮子才軍中任職。

黃氏家族崇尚讀書、人才輩出，民國時期僅黃秉維一輩即有兄妹五人先后畢業(yè)于國內各名牌大學，全部投身于“科學救國”之路，黃秉維先生更是其中之翹楚。

名師出高徒

公元1930年夏，十七歲的黃秉維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中山大學地理系。在中山大學地理系學習期間，因學習刻苦且聰穎過人，深得恩師——中山大學地理系主任、德國地理學家卞莎（Wolfgang Panzer）教授的青睞。

卞莎教授曾親自帶領黃秉維考察白云山、羅浮山及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地理狀況。學業(yè)結束時，由于畢業(yè)論文成績優(yōu)秀，黃秉維不僅獲得金質優(yōu)學獎章，而且在卞莎教授的推薦下獲洛克菲勒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并成為北平地質調查所的研究生。

黃秉維1934年在中山大學地理系畢業(yè)后，立即進入北平地質調查所做翁文灝先生的研究生，絕非偶然。我們在多年以后——黃秉維先生于文革期間所寫的“交待材料”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對恩師翁文灝——這位民國時期的著名學者、中國著名地質學家的溢美之詞：“我在大學念書時，即曾讀過翁文灝寫的地質地理文章，知道地質調查所是當時成績比較顯著的機關，后來又聽說翁堅決不當部長，不放棄科學工作，因此，對翁是佩服的?！北M管只廖廖數語，然而身為“反動學術權威”的黃秉維在文革期間“交待”問題時仍然敢于對曾經被定為“戰(zhàn)犯”的恩師如此稱頌，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的。

1934年至1935年期間，在翁文灝的安排下黃秉維與陳國達（地質學家，文革后任中南礦冶學院副院長）共同前往山東，考察和研究山東海岸地貌。多年以后，黃秉維先生在所謂“交待材料”中仍然清晰的記述了當年他與陳國達出發(fā)去山東前，翁文灝親自向他們介紹關于山東東部地貌情況及相關問題的情形。黃秉維不負恩師厚望，經實地考察后，在學術界提出了山東海岸下沉的重要證據，修正了德國地理學家李?；舴?F.vonRichthofen)關于中國長江以北海岸屬于上升性質的論點。

1935年，黃秉維在中國地質學會年會上發(fā)表了上述關于中國海岸地貌問題的重要學術觀點，引起與會者的關注，會后即應著名學者、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丁文江之邀參加《中國地理》和《高中本國地理》編撰工作，并成為中國地質學會會員。

1936年年初，因丁文江不幸去世，編撰《中國地理》的工作改由翁文灝指導，工作地點也改在地質調查所。在黃秉維晚年的自述中仍然可以看出，這段時間，他在恩師翁文灝親自指導下研究并撰寫《中國地理》收獲頗豐，對恩師始終心懷感激、念念不忘。

1937年年初，黃秉維隨地質調查所遷往長沙，此時已基本完成了《中國地理》一書中氣候、水文、土壤、植物、地理區(qū)域五章的編寫工作，并完成了《中國植物地理大綱》的編寫。在此期間，黃秉維還與地質學家李四光一同考察了廬山第四紀冰川。

翁文灝、丁文江、李四光都是當時中國地質學會的重要成員、中國地質學界的第一流學者。此時，黃秉維在地質學方面已經具有了相當高的造詣，為他日后的地理學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地質學基礎。

    地理學成就

公元1939年，抗戰(zhàn)開始，由于經費來源斷絕，編寫《中國地理》的工作已經難以為繼。由于沒有了經濟來源，黃秉維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他只好將窘境告之翁文灝。在翁文灝的推薦下，張其昀把黃秉維介紹給了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使黃秉維得以進入浙江大學史地系任教。由于黃秉維知識淵博、教學認真，深得竺可楨先生的信任；從那以后，兩位頂尖學者就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親密交往。

在浙大執(zhí)教期間，黃秉維繼續(xù)編寫《中國地理》，并先后編撰了《自然地理學原理》、《中國之植物區(qū)域》（上下兩冊）及《中國氣候區(qū)域掛圖》等多部地理學基礎教程和重要的中國地理資料。不久，黃秉維應邀進入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經濟研究室負責區(qū)域經濟研究，在此期間完成了《中國動力資源之區(qū)域分布》等重要文獻的撰寫。

    1945年，黃秉維受聘為中央設計局專門委員，率員對云南螳螂川水力區(qū)域的經濟地理進行了重要調查。同年，與其他科學家一起發(fā)起、成立了科學工作者協會。

1946年，黃秉維因取得上述科研成果獲國民政府“勝利勛章”，夏天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遷回南京。第二年，黃秉維當選為《地理學報》編委、并代理經濟研究所所長。在此期間，又完成了《中國鐵礦區(qū)域》、《中國煤礦區(qū)域》等多部與國民經濟密切相關的學術論著。

1948年，黃秉維親自率領研究人員搜集了黃河流域自然條件、水土流失、灌溉及農業(yè)等方面的重要資料，并進行了整理和研究。為新中國建立后進行自然地理區(qū)劃、水土保持和生物地理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科研新成果

全國解放以后，黃秉維先生立即投入了建設新中國的工作。先后在南京市、華東區(qū)的生產建設和經濟研究中擔任重要職務。

1949年以后，竺可楨出任中科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籌備處成立時，黃秉維被任命為副主任。1953年黃秉維正式調入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員。1954年被任命為地理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代理所長。從那以后，黃秉維先生即陷入了兩線作戰(zhàn)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擔任了領導職務，要制定整體工作規(guī)劃，帶領科研人員進行多項地理方面與國計民生相關的科學考察；另一方面，還要抽出時間和精力作自己最心怡的本職工作——進行與地理科學的重要研究。從文革中的“交待材料”可以知道，黃秉維曾多次提出辭職，他對院領導說：“以我們這樣的人當所長，所長做不好，研究員也做不好，希望不兼所長?！?黃秉維辭職的原因很單純，就是因為所長要管許多行政事務，會影響理科學研究。（這與今天官場蛀蟲們——花錢買官的官員；假造學歷的官員；根本未進過學校，就有了“在職研究生”學位的官員；是一個極好的對比。）

盡管無法辭去職務，盡管各種會議頻繁，盡管今天去西北沙漠、明天到云南雨林；黃秉維先生仍然在百忙之中進行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科研成果。

從1955年——文革開始，黃秉維先生在與地理學相關的各個重要科學領域：如自然區(qū)域規(guī)劃、沙漠成因類型、農田水熱平衡、治沙防沙措施、森林的重要作用、土壤侵蝕與地形、黃土高原的水土保持……等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并撰寫了大量論著，其間還親自編制了1:400萬黃河中游土壤侵蝕分區(qū)圖和水力、風力侵蝕圖。

     1955年，黃秉維先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院士），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連任至1991年）。

走上新征程 

     “文革”開始，在1967—1971年間，黃秉維雖然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被迫停止了科研工作，交待所謂“反動罪行”。（黃秉維先生文革中的交待材料，恰恰展示出了他的人格魅力，從下期開始，本欄將陸續(xù)刊出。）但是，他仍然關注著國際地理學界的發(fā)展現狀與動向。

1971年7月底，黃秉維先生返回北京。繼續(xù)帶領科研人員進行地理學的各項研究工作。1978年黃秉維先生主持編著的《中國綜合自然區(qū)劃（初稿）》，獲全國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同年國務院任命黃秉維先生為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所長，并率中國地理代表團出訪美國。

1979年以后，黃秉維先后先生主持了中國農業(yè)自然生產潛力的研究和全國綜合農業(yè)區(qū)劃中的農業(yè)綜合自然區(qū)劃的研究。同時發(fā)表多部論著。

1984年黃秉維致信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建議迅速組織力量，積極開展大氣中二氧化碳問題的研究。

1996年黃秉維又發(fā)起、組織召開“陸地系統科學與可持續(xù)發(fā)展”研討會，建議開展“中國陸地系統與區(qū)域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

直到2000年不幸辭世之前，黃秉維先生始終沒有停止對中華地理學的科學思考。

     淡薄名與利

1989年夏，科學院地理所成立《黃秉維文集》編輯小組，擬將其學術論著結集出版。但是，黃秉維先生本人卻對這部文集的編輯出版不大積極，并認為過去寫的文章有不足和缺陷，多次推辭。在文集即將付梓之際，黃秉維先生仍然提出：希望在書名中加入“教訓與體會”幾個字，經編輯組極力堅持，此事才算作罷。

黃秉維先生曾十分謙虛的評價自己一生的學術生涯：“本應有尺寸之成，事實上竟如銜石填海，徒勞無功”，并虛心的表示：“60多年勤勤匪懈，而碌碌鮮成，又由于偶然機會，忝負虛名。偶念及此，常深感不安”。

其實，以黃秉維先生一生在地理學界的貢獻，作為中國地理學界的泰斗是當之無愧的。

今天，大多數年輕人都不熟悉黃秉維——這位地理學界的大師級人物，原因很簡單：

趙九章、錢學森、屠守鍔……等人研究航天工程；王淦昌、錢三強、彭桓武……等人研究原子彈和氫彈，他們的工作難度非常大，牽扯的學科很復雜，但是相對于地理學還是相對又專、又純的，而且成果就擺在那里——都能讓人一目了然。

地理學相對來說卻過于龐雜，包括如：自然地理、經濟地理、生物地理、歷史地理、化學地理、土壤地理、水熱平衡、地貌、水文……等都在地理學的研究范疇之中；同時在研究過程中還需要借助物理、化學、生物學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還必須有高水平的地質學造詣。因此，在地理學領域取得重大成果是相當難的，但是，黃秉維先生做到了。

丁文江、翁文灝、竺可楨三位大師，前兩位中國研究地質學界的泰斗，竺可楨先生更是長于氣象學研究，以地理學為輔，只有黃秉維先生選擇了地理學——這個最難于“突破”的學科。黃秉維先生曾對自己的學生說過：在地理學界要想成“家”至少也得在60歲以后。

黃秉維先生曾說：地質學是為工業(yè)服務的，地理學是為農業(yè)服務的。因為先生深知中國是農業(yè)大國，而地理學更是與國計民生聯系最為緊密切學科，也許，這正是先生選擇地理學研究作為終生事業(yè)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