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3年春，史思明之子史朝義自縊，安史之亂平定。杜甫在蜀中聞知消息，寫下了傳誦千古的名作《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馬鳴謙在《唐詩洛陽記》中解讀此詩說，“苦忍了多年的思鄉(xiāng)之情此時噴薄而出，正如奔涌出峽的長江水浪一般。杜甫歸鄉(xiāng)心切，已在想象自己歸返洛陽的路線。這首詩沒有用典，沒有雕琢，全憑一腔熱烈情感寫出，是壓抑太久后信筆而成的一曲歡樂頌?！?br>可惜，歡樂的時光短暫，回鄉(xiāng)的路途卻很遙遠(yuǎn)。這一年，杜甫五十一歲，人生已只剩下七年時光。公元770年，他病逝于自潭州前往岳陽的舟中。要再過四十余年，也就是公元813年，他的遺骸才能如愿回到洛陽，葬于首陽山下。他原是自幼長于洛陽仁風(fēng)坊的意氣少年，七歲“詠鳳凰”，九歲“書大字”，十四五歲“出游翰墨場”，所結(jié)交者皆是洛陽文壇有名有姓的人物。壯年離洛漫游四方，同行者多是李白、高適之輩。那時節(jié)的他天遼地闊，似乎并不以洛陽為故鄉(xiāng)。在《贈李白》中，他說的是“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jī)巧”——他視自己為洛陽之“客”，將夢想與主場放在了長安。那是唐王朝中央政府之所在，是天下讀書人施展才能、實現(xiàn)抱負(fù)之所在。須待在仕途上飽受磋磨、在安史之亂里迭經(jīng)顛沛流離之后，洛陽才會慢慢變成杜甫詩中念念不忘的歸處。杜甫對洛陽的歸思，也許并不止是地理層面的涵義。在洛陽生活的那段歲月，正值開元全盛之日，于杜甫而言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黃金時光，未來充滿了希望，仿佛有著無限的可能。顛沛流離中的他念念不忘回到洛陽，既是在懷念家鄉(xiāng)的風(fēng)物與人情，也是在追憶往昔的寧靜與美好。只是，空間意義上的洛陽回不去了，時間意義上的洛陽也回不去，唐帝國正以無可阻遏之勢急速下墜。大下行時代里，沒有什么東西穩(wěn)定而確切。對杜甫來說，唯一能夠把握住的，也許只剩下詩作——書寫未必能改變世界，但至少可以記錄世道的墮落與殘酷。遺憾的是，杜甫的寫作似乎并不能引起時代的共鳴。公元769年春天，他于湖湘奔波中寫下一首《南征》，內(nèi)中有一句凄涼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此時距離杜甫去世，僅剩約一年時間。這句感慨相當(dāng)于他對自己畢生寫作的最終總結(jié)：我寫的那些東西，《新安吏》《潼關(guān)吏》與《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與《無家別》，《春望》《兵車行》與《茅屋為秋風(fēng)所破歌》，在我生活的這個時代，無人贊譽(yù)，沒有知音。這番總結(jié)，不是矯情，也非自怨，而是一個沉重的事實。杜甫喜好交游，與同時代的知名詩人多有往來，這些往來見于他的詩作。但同時代的知名詩人卻鮮少評價杜詩。好友李白在《戲贈杜甫》中，也只是回顧了兩人交往時的玩笑話——“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李白笑杜甫太瘦，杜甫自嘲原因是作詩太苦。至于杜詩本身，李白無一字評價。贊賞杜詩的同時代之人，目前可見者僅三人，他們是衡陽判官郭受、韶州牧韋迢，和身份不明的任華，皆是文壇邊緣人物。
“未見有知音”是一種無視。杜甫遭遇的卻不止是無視——他關(guān)懷現(xiàn)實的寫作取向與時代旨趣不合，曾給自己招來攻擊。今人已見不到這些攻擊的具體內(nèi)容，同為唐代人的韓愈卻見過，他寫詩替杜甫鳴不平，嘲笑那些攻擊者是愚昧的“群兒”，說他們的攻擊行為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杜甫大概也聽過這類攻擊，所以寫了《戲為六絕句》來“寓言以自況”。他在詩里拿庾信與初唐四子的典故借題發(fā)揮，委婉回應(yīng)說：庾信上了年紀(jì)后寫的詩賦更老練，反倒是今天的某些人，對庾信的作品指指點點，搞得死去的先賢也要怕了這些活著的后輩；又說某些人喋喋不休批評初唐四杰，可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挑刺者的肉體與姓名都要消失，初唐四杰的文章卻會萬古流傳。無視也好，攻擊也罷，究其實質(zhì)，皆是時代對杜甫的刻意過濾。樊晃是開元時代的進(jìn)士，做潤州刺史期間編纂有一本《杜工部小集》。這是杜甫去世后流傳的第一本詩集。樊在序言中說：“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杜詩）不為東人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span> 所謂“戲題劇論”，大約是指筆墨游戲里那些讓人讀了感覺爽的東西?！讹嬛邪讼筛琛防锏亩巫?，如“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便是典型的“戲題劇論”。樊晃這段文字，透露了時代過濾杜甫的玄機(jī)——不是杜甫沒名氣，導(dǎo)致他的憂思無法進(jìn)入時代的視野；而是時代根本拒絕聆聽他的憂思，拒絕流傳他那些描寫時代之痛的“大雅之作”。自安史之亂中幸存下來的唐王朝，要的是文人們以詩詞歌賦點綴升平，要的是飲宴聚會時有“戲題劇論”可為談資。斯文已墜，肉食者不愿聽到關(guān)懷現(xiàn)實的聲音。于是乎，杜甫在唐代人編選的唐詩集中也失去了存在感?，F(xiàn)存“唐人選唐詩”十種，四種選有李白之詩，五種選有王維之詩，五種選有王昌齡之詩，五種選有錢起之詩。這些詩人與杜甫大體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只有一種集子，選有七首杜甫的尋常詩。
唐人高仲武編纂的詩集《中興間氣集》里，就沒有杜詩。高仲武在序言中，就選詩標(biāo)準(zhǔn)說了很多漂亮話。他說，自己選詩的時間范圍是“起自至德元首，終于大歷暮年”，也就是詩作須寫于唐肅宗至德初年（756）到唐代宗大歷末年（779）這段時間。他又說，自己“博訪詞林”“述者數(shù)千”，已盡力搜羅。他還說，入選詩作須主旨健康，最好“著王政之興衰，表國風(fēng)之善否”，決不能“茍悅權(quán)貴、取媚薄俗”。若真按這些漂亮話來選詩，那杜甫是絕不該被忽略的存在——就時間段而言，此時杜甫的創(chuàng)作力極旺盛，760-770這人生的最后十年，杜甫寫了千余首詩作。就名聲而言，杜甫絕非毫無存在感的之人。就詩作主旨而言，杜詩也常見對“王政”“國風(fēng)”的反思與批判。然而，高仲武選了二十六名詩人的百余首詩作，其中沒有杜甫。答案其實就藏在高仲武的序言里。他說：唐王朝立國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年之久。此前的叛亂讓文人們中斷了寫作，好在先帝肅宗平定中原，皇上即位后又“保安區(qū)宇，國風(fēng)雅頌，蔚然復(fù)興，所謂文明御時，上以化下者也”，讓世道清平，讓創(chuàng)作復(fù)興。所以我高仲武“不揆菲陋”，要編一本《中興間氣集》，來歌頌先帝與皇上的功績。言下之意，頌圣才是真正的選詩紅線，余者不過是裝點門面的漂亮話。三吏三別里的“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春望》里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兵車行》里的“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里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滿滿皆是“負(fù)能量”，自然沒資格、絕不能出現(xiàn)在《中興間氣集》中。杜甫的遺骸漂泊了四十余年，才歸葬洛陽。杜甫的詩作，也塵埋了半個世紀(jì)，才被后人重新發(fā)現(xiàn)其偉大。那時節(jié)，盛唐已是遙遠(yuǎn)的傳說，現(xiàn)實正一步步走向土崩瓦解，種種壓抑與亂象，讓韓愈與白居易這些知識分子深感憂慮。杜甫去世時，韓愈只有兩歲，白居易還要再等兩年才出生。他們越過了時間與空間，在杜甫對時代的憂思中尋找到了共鳴。韓愈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白居易說“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在他們心中，杜甫是一位真正的詩人。遺憾的是，韓愈也好，白居易也罷，他們對時代的憂思，也像杜甫一樣，遭到了時代的抵制。白居易雖有鼎鼎詩名，但他清楚這名聲的實質(zhì)。在《與元九書》中，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然而現(xiàn)實世界卻是：“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quán)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zhí)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衿椭姡怂鶒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span> 白居易說：我寫了賀雨詩勸皇帝改善民生，眾人聽了認(rèn)為不合時宜。我寫了感慨孔戡剛正不阿卻不得重用的悼念詩，眾人聽了全都不開心。我寫了描繪悲慘現(xiàn)實世界的《秦中吟》，豪門權(quán)貴們聽了臉上都有痛恨的表情。我寫了一首感慨小人當(dāng)?shù)馈⒅臼砍翜S的《登樂游園望》寄給你，當(dāng)朝的執(zhí)政者聽了已憤然扼腕。我寫了描述軍人擄掠的《宿紫閣山北村》，手握重兵者聽了咬牙切齒……在如今這個時代，我詩作中最受歡迎的，只是雜律詩與《長恨歌》這種東西。時代喜歡的東西，我不在意、不重視；我在意、重視的東西，時代卻不喜歡。再后來，唐末五代的戰(zhàn)亂與流離，也讓部分讀書人想起了杜甫，想起了他曾遭遇過的戰(zhàn)亂與流離，想起了他在戰(zhàn)亂與流離中對時代的記錄與憂思，“詩史”的稱號漸漸得到公認(rèn)。再后來，經(jīng)歷“熙豐新政”亂局的蘇軾也在杜甫的詩中找到了共鳴，他贊揚李白與杜甫同為“凌跨百代”的絕世之人，又說在古往今來的詩人當(dāng)中該以“杜子美為首”，畢竟，杜甫關(guān)懷現(xiàn)實、憂慮民生，而李白從來就不是“濟(jì)世之人”。再后來，文天祥也在獄中感慨道：“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我想對這個糟糕世道說的話，杜甫早已替我說完了。可惜，韓愈、白居易、蘇軾與文天祥們的贊譽(yù)，杜甫沒有機(jī)會聽到。他回不去地理意義上的洛陽，也回不去精神層面的洛陽。他的詩作不受歡迎，他的憂思無人傾聽。他是一個不受時代歡迎的批評者，那病態(tài)的時代，反要以他為批判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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