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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戰(zhàn)爭的地理樞紐？

戰(zhàn)爭，是在一定的地理環(huán)境中進行的，它的勝負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地理形勢的影響。在大規(guī)模戰(zhàn)爭里，某個或某幾個地區(qū)由于位置的重要，成為交戰(zhàn)雙方爭奪的熱點，它的得失對戰(zhàn)局常常具有決定性作用，這種戰(zhàn)略要地在軍事地理學中被稱作“樞紐地區(qū)”。

“樞紐地區(qū)”的軍事思想其實起源很早，在《孫子兵法》中，就曾將“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的地方稱作“衢地”。戰(zhàn)國時期的戰(zhàn)略家范雎，在對各國地理形勢進行全方位分析后，更加明確地把位于東亞大陸中心的韓、魏兩國稱作“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德國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也曾說：“任何國家里都有一些特別重要的地點，那里有很多道路匯合在一起，便于籌集給養(yǎng)，便于向各個方向行動，簡單地說，占領了這些地點就可以滿足許多需要，得到許多利益?！彼麑⑦@種地區(qū)稱為國土的“鎖鑰”。

“衢地”“天下之樞”也好，“鎖鑰”“樞紐地區(qū)”也罷，其實表達的含義基本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人們常說的“兵家必爭之地”。

清代彩繪湖北地圖中的襄樊地區(qū)

如果內(nèi)部戰(zhàn)爭形勢為東西對立，則雙方對峙爭戰(zhàn)的主要區(qū)域往往是東西方交界的豫西走廊。它以洛陽為中心，東至滎陽，西達潼關，南至南陽盆地，北抵黃河或延伸到晉南的河東（中）地區(qū)。中國歷史上的秦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楚漢戰(zhàn)爭、綠林赤眉農(nóng)民戰(zhàn)爭、董卓之亂、東魏北齊與西魏北周間的戰(zhàn)爭、李唐政權與竇建德/王世充的交戰(zhàn)、安史之亂等，基本上都是以該地為主要戰(zhàn)場。

如果內(nèi)部戰(zhàn)爭形勢為南北對立，則雙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黃河、長江之間的淮河、漢水流域進行。樞紐地區(qū)為淮南（江蘇、安徽兩省淮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qū)）和荊襄（湖北北部江陵、襄樊、漢陽一帶，尤以襄陽為重）。三國時魏與蜀、吳聯(lián)盟的交戰(zhàn)，西晉與東吳、東晉與十六國、南朝與北朝及隋的對抗，北宋與南唐、南宋與金朝及元朝的作戰(zhàn)，多是在淮南、荊襄兩地進行。

歷史經(jīng)驗表明，樞紐地區(qū)只適宜建立軍事樞紐而不適合建立首都。首都如果距離基本經(jīng)濟區(qū)的邊界太近，在戰(zhàn)時容易遭受敵人侵襲，往往陷于被動的局面。

古代有很多這樣的事例，如戰(zhàn)國初期魏國以安邑為都，和秦國隔河相望，屢屢受以敵軍迫境的威脅，后來將都城東遷到大梁，才擺脫了困境。豫西山區(qū)的中心洛陽，在東漢、隋唐時期也做過首都或陪都，防衛(wèi)效果并不理想。

又如東漢定都洛陽，周圍雖有崤山、伊闕、黃河環(huán)繞，但地域狹小，缺乏防御縱深和作戰(zhàn)的回旋余地，位置又在天下之中，道路四通，敵軍進犯甚易。所以漢末董卓篡政時，關東諸侯聯(lián)軍來攻，董卓即不敢守洛陽，只得焚宮室、挾天子西遷長安，以豫西為前方戰(zhàn)場，與敵軍相持。隋朝以洛陽為東都，亦數(shù)番受到反叛勢力（楊玄感、李密、李世民）的長期圍攻，幾次糧盡援絕，形勢危難。唐朝安史之亂時，東京洛陽亦兩度失守，為叛軍所據(jù)。北宋則選擇了靠近南北方交界地帶的水陸沖要開封建都，女真鐵騎南下時也輕易地將其包圍，終至陷落。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首都設在基本經(jīng)濟區(qū)的邊緣地帶，這樣在戰(zhàn)亂時期就不得不充當軍事樞紐，把國家的政治中樞推到作戰(zhàn)前線，無異于與人爭斗時不用手足，而以頭相搏，自然是十分危險的。

首都設在某個基本經(jīng)濟區(qū)的中心，距離邊緣地帶較遠，還有戰(zhàn)略樞紐的保護，便可以收到較好的防御效果。如秦都咸陽、西漢首都長安，附近沃野千里，又是四塞之國，關東勢力來犯時，可以憑借滎陽至潼關的豫西數(shù)百里山險步步為營，設防抗衡。歷史上在關東建都者多選擇河內(nèi)（冀南）為定鼎之地，如戰(zhàn)國時趙都邯鄲，十六國、北朝之君常都鄴城，是華北平原的中心，四周山川環(huán)繞，自古稱為形勝。江南立國則多在建康（金陵），它“內(nèi)以大江為控扼，外以淮甸為藩籬”，龍盤虎踞，為王者注目。上述三個地點都周圍經(jīng)濟發(fā)達、物產(chǎn)豐饒，能夠在較大程度上解決統(tǒng)治集團的物資需要，又離所在基本經(jīng)濟區(qū)的邊緣地帶較遠，外有山嶺江河為險阻，敵軍來襲時可以用作緩沖之地，避免受到直接的軍事威脅。比起洛陽和開封，長安、鄴城與金陵作為都城在戰(zhàn)爭防御上的地理條件要優(yōu)越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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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在上都開平（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繼承了蒙哥的大汗寶座。他在即位之后先穩(wěn)定后方，先后平定了其弟阿里不哥、關隴蒙古貴族和山東李璮的叛亂，并推行漢法，勸耕農(nóng)桑，擴充軍隊，為最后滅宋、統(tǒng)一天下做好了各種準備。在攻宋具體戰(zhàn)略計劃方面，窩闊臺和蒙哥時期雖然都分兵兩淮、京湖、四川三路，但是進攻的重點始終在四川?！捌渲性蚓褪且运拇ㄟh離南宋的統(tǒng)治中心臨安，防御力量相對薄弱，而京湖、兩淮是南宋重點防御地區(qū)，又多江河湖泊，不利于騎兵的沖突。如嘉熙二年（1238）以后，蒙古對襄陽的棄而不守，淮北、山東地區(qū)多命漢人軍閥駐守，寶祐六年（1258）蒙哥汗親率主力攻蜀，而命忽必烈的偏師攻鄂州，都是實施這一戰(zhàn)略方針的具體表現(xiàn)?！?/span>

值得一提的是，景定二年（1261）南宋瀘州守將劉整降蒙，他在景定四年（1263）向忽必烈建議于襄陽附近以開榷場為名修筑城堡，獲得成功。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劉整再次朝覲時，又獻計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勿戍，使宋得筑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彼偨Y(jié)了以往蒙古攻宋的戰(zhàn)略得失，主張以重兵進攻襄樊，在中路取得突破，然后既能西應巴蜀，又可順流東下，直取臨安。他對忽必烈說：“攻蜀不若攻襄，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可唾手下也?！?/strong>“進攻之計不于淮、不于湖廣、不于蜀、獨于襄者，蓋知襄者東南之脊，無襄則不可立國。呂祉嘗謂得襄陽，則可以通蜀漢而綴關輔，失襄陽，則江表之業(yè)可憂者，正此也。”元世祖采納了這項計策，決定以襄陽作為進攻的重點，并任命兀良哈臺之子阿術為都元帥，與劉整共同指揮這一軍事行動。

主攻方向確定之后，如何奪取防守堅固的軍事重鎮(zhèn)襄陽，元朝統(tǒng)治集團經(jīng)過深思熟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對于瓦解該城的防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筑圍立壘，封鎖交通

修筑圍墻、城堡壁壘及各種路障，阻斷襄樊與后方的水陸交通線。即準備采取長期圍困襄陽、持久作戰(zhàn)的方針，拋棄過去游牧民族抄掠襲擊而不久駐的傳統(tǒng)，也不使用快速猛攻堅城的戰(zhàn)術。因為城防堅固，采用圍困而不急攻的做法可以大大減少兵將的傷亡。

其筑壘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建立立足點。劉整了解襄陽守將呂文德有勇無謀而貪利的性格，故在景定四年（1263）六月向忽必烈建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饋之，求置榷場于襄陽城外?！焙霰亓衣爮牧怂慕ㄗh，派遣使者送禮于呂文德，并提出開設榷場的要求，果然得到了同意。使者又以保護榷場安全為由請求構筑防御工事，呂文德上奏朝廷獲準。于是在七月間，蒙古“置榷場于樊城外，筑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nèi)筑堡壁，蒙古又筑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無及，徒自咎而已”。鹿門山在漢水東岸，臨荊襄大道。蒙軍在此構筑壁壘后，取得了進逼襄陽的立足點，又對該地和后方的陸路交通構成威脅：“咸淳五年，蒙古將張弘范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糧援不繼?！?/span>

2、在外圍各地修筑壁壘。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八月，蒙古征南都元帥阿術“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仙人、鐵城等柵，俘生口五萬。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術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首萬余級。初，阿術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筑壘于此，襄陽糧道可斷也?！薄４文?，阿術與劉整在襄樊“遂筑鹿門、新城等堡”；《宋史》卷46《度宗紀》亦載咸淳四年（1268）正月己丑，“呂文德言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副使呂文煥、荊鄂都統(tǒng)制唐永堅蠟書報白河口、萬山、鹿門山北帥興筑城堡，檄知郢州翟貴、兩淮都統(tǒng)張世杰申嚴備御”。

3.建筑長圍、阻斷漢江。即將防御工事的修筑由點擴張到線，把襄樊城池與后方的水陸交通徹底截斷開來，使其守軍無法獲得糧餉器械和兵員的補充。咸淳五年（1269）正月，忽必烈派遣重臣史天澤與樞密副使呼喇楚前往督戰(zhàn)。根據(jù)史天澤的主張，在襄陽城外“筑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筑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lián)亙諸堡，為久駐計”；九月，蒙古又設立河南行中書省，任命呼喇楚、史天澤并為平章政事，阿哩為中書右丞，并在襄陽城南數(shù)里的峴山之上筑城以安置行省?！蹲x史方輿紀要》卷79《湖廣五》襄陽府襄陽城：“峴山，府南七里。亦曰南峴?！短屏洹罚?峴山，山南道之名山也。’黃祖為孫堅所敗，竄峴山中。羊祜鎮(zhèn)襄陽，嘗登此。亦曰峴首山。晉建元二年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敗于丹水，移戍峴山。宋嘉定十年金兵犯襄陽，復圍棗陽，孟宗政午發(fā)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駭遁?！端?jīng)注》：'山上有桓宣所筑城?！聒P林關在山上。”另外，主帥阿術“繼又筑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

回回炮

《元史》卷203《阿老瓦丁傳》曰：“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fā)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炮豎于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元史》卷203《亦思馬因傳》曰：“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炮于城東南隅，（彈）重一百五十斤，機發(fā)，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

“回回炮”在進攻樊城時功效顯著。《元史》卷166《隋世昌傳》曰：“（至元）九年，敗宋兵于鹿門山。元帥劉整筑新門，使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筑，不終夜而就。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炮簾于樊城欄馬墻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炮簾立。宋人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百余。樊城出兵鏖戰(zhàn)欄馬墻下，世昌流血滿甲，勇氣愈壯，而樊城竟破，襄陽亦下。”一般認為“回回炮”是石炮，即拋石機，但是《元史》卷161《劉整傳》曰：“時圍襄陽已五年，整計樊、襄唇齒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人以柵蔽城，斬木列置江中，貫以鐵索。整言于丞相伯顏，令善水者斷木沉索，督戰(zhàn)艦趨城下，以回回炮擊之，而焚其柵。”炮彈會使木柵燃燒，周寶珠據(jù)此認為可能亦有火炮。總之，炮兵的運用對于蒙軍最后攻陷襄、樊兩城，是發(fā)揮了一定作用的。

咸淳九年（1273）二月，樊城攻破之后，蒙軍“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炮中其譙樓，聲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洶洶，諸將多逾城降者”。襄陽主將呂文煥見勢窮援絕，被迫出降，經(jīng)歷數(shù)載的襄樊保衛(wèi)戰(zhàn)至此宣告結(jié)束。蒙古攻占襄陽之后，因為耗費甚巨，元氣大傷，亦無力繼續(xù)南征。

經(jīng)過了一年多的恢復準備，咸淳十年（1274）六月，忽必烈以南宋扣留元使郝經(jīng)為借口，下令南征?！霸t益兵十萬，（阿術）與丞相伯顏、參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逼渲髁Σ筷牼褪怯韶┫嗖伣y(tǒng)率，從襄陽沿漢水而下，攻郢州、鄂州，再順長江直取建康的。沿途攻戰(zhàn)勢如破竹，連敗宋朝水師、步兵，在德祐二年（1276）二月進入臨安，俘宋恭帝，結(jié)束了南宋自建炎以來的偏安局面。

襄陽占有地利，城高池深，兵器糧餉儲備充足，守軍不乏抗擊的決心，所以能夠浴血奮戰(zhàn)，抵御強敵達數(shù)年之久。但是，南宋統(tǒng)治者昏聵，對戰(zhàn)役的指揮部署屢次犯下嚴重錯誤。關于這個問題，前人多有論及。毋庸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