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文論史貫長虹，瀛寰回眸話西東。彰往察來多少事，學海史林數(shù)湯公。

　　這里的“湯公”者，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也，被后人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兒時的天堂被晴天霹靂劈得粉碎”

　　1959年，當我求讀復(fù)旦大學時，已從是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湯因比《歷史研究》（索麥維爾縮節(jié)本，曹未風、耿淡如等合譯）知道了他，迄今與這位英國歷史學家結(jié)下了一個甲子的不解之緣。回顧湯因比的東傳史，從20世紀40年代“戰(zhàn)國策派”的中國知音，到五六十年代的全盤否定，到改革開放后的撥亂反正，至新時期的新論重評。

　　晚近以來，湯因比的大名與年俱增，隨著《湯因比著作集》的發(fā)行，不僅在我國學界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湯因比熱”，而且在坊間其著作也廣為流傳。近年出版的現(xiàn)當代國際史學大家威廉· 麥克尼爾（1917-2016）撰著的《阿諾德·湯因比傳》，為“湯因比熱”升溫，真是“大家”寫“大家”，他倆無愧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湯氏著作，大家寫傳，唯獨缺他的自傳。

　　如今自傳來了！《人類的明天會怎樣？》（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這種撞擊每位讀者心靈的叩問，提醒奔走在喧囂的現(xiàn)代社會中的人們，是不是也應(yīng)該放慢腳步，回看一下自己的足印，撫慰那躁動不安的心靈，認真地去思考一下：“人類的明天會怎樣？”

　　人類的明天會怎樣？通覽全書，可以對湯氏的生平作一個極簡的表述：湯因比生當近代西方社會處于鶯歌燕舞的盛世，其時英國維多利亞王朝的雍容華貴與輕歌曼舞，風光一時，在倫敦肯辛頓公園，留有他童年和少年時嬉戲玩耍的身影，但這如同曇花一現(xiàn)，“兒時的天堂被晴天霹靂劈得粉碎”，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變革時代，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血雨腥風，戰(zhàn)后世界的風云變幻，在這個天翻地覆的20世紀，他足足生活了3/4個世紀，也足足奮斗了75年。

　　湯因比逝世已近半個世紀了，但他還活在著作中。湯因比給我們留下了什么？以我的微薄之力，只能舀取一瓢水，借此“以蠡測海”而已。

世界文明研究的“三種模式說”

　　湯因比給我們留下了豐贍的文化遺產(chǎn)。湯因比的學術(shù)身份，首先是歷史學家，他留下的文化遺產(chǎn)，主要顯示在史學文化上。而史學，居于文化的中樞和核心部分，乃是文化中的文化。的確，湯氏不無史才，著作等身，從12卷本的皇皇巨著《歷史研究》到晚年寫就的史詩性的《人類與大地母親》，兩書前為思辨，后為敘事，筆法不一，但旨趣歸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史家的宏觀視野。

　　在現(xiàn)當代西方史學發(fā)展史上，湯因比是西方史學現(xiàn)代轉(zhuǎn)型中的弄潮兒，他樹起了以蘭克為代表的19世紀西方傳統(tǒng)史學反叛的旗幟，傳統(tǒng)的國別史或民族史元素被打破了，而以單個文明（或文化）作為歷史研究的基本單位，繼承并發(fā)展了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秉持“各個文明價值等同論”“文明發(fā)展的同時代論”（或平行論）、“文明之間相互比較論”等新見，為批判舊史學、創(chuàng)建新史學立下了汗馬功勞。他除了從宏觀上考察整個人類歷史發(fā)展進程外，還借助典型、比較分析，多角度地對文明模式進行個案研究，于是他總結(jié)出世界文明研究的“三種模式說”，即各具特征的希臘模式、中國模式和猶太模式。湯氏對這三種文明的個案研究，雖不能包含一切，但卻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世界文明發(fā)展史上不同地區(qū)和民族發(fā)展的特點，對于當今我們研究世界文明史，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和借鑒意義。不管怎樣，卓爾不凡的成就，奠定了湯因比作為20世紀國際史學界大師級的歷史地位。

“一個別樣的新東方”

　　湯因比給我們留下了出眾的域外史觀。西儒先賢伏爾泰曾曰：“歐洲王室及商人們發(fā)現(xiàn)東方，追求的只是財富，而哲學家在東方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的精神和物質(zhì)世界。”是的，湯因比在20世紀大變革的年代里，在批判傳統(tǒng)的世界史體系時，跳出歐洲，跳出西方，關(guān)注東方。他曾漫游東方世界：1929年7月23日至1930年1月29日，有中國之行；1960年2月19日至7月1日，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之行等。他以行與思，發(fā)現(xiàn)了一個別樣的“新東方”，湯氏由此感嘆：“文明不再單一，世界因此而變得色彩紛呈！”

　　湯因比的域外史觀之出眾，這里僅就他的“中國文明觀”為例略說一二。在湯氏的學術(shù)年譜中，可以很清晰地發(fā)現(xiàn)他對中國文明的關(guān)注是一以貫之的：早在1929年7月至1930年1月對中國進行實地訪問后，認為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中國紀行》）；20世紀30年代，在《歷史研究》前三卷中，就有六處集中論述了中國歷史和文明，認為古代中國文明起源于對黃河流域困難的自然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此說當可?。?972年5月和1973年5月，他在與日本佛學家、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的兩次對話中，一再稱頌中華民族所確立的美德能代代相傳，并對中國文明的獨特地位及其在未來世界中的引領(lǐng)作用充滿了期待。他明確地指出：“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wù)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驚嘆的威望?！痹?973年出版的《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中，他不畏浮云遮望眼，從中國“文革”的內(nèi)亂中，還能看出中國顯示出的“良好的征兆”，這個在他心目中的“一個偉大的國家”，前景燦然。他滿懷信心地說，中國已經(jīng)為人類文明創(chuàng)造并將繼續(xù)創(chuàng)造著“令人驚嘆”的豐功偉績。正如他在《一切盡在我心》詩中曰：“俯仰之所見，道在其中矣。”誠然，湯氏的“中國文明觀”尚有可斟酌之處，但他對中國文明鍥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卻是難能可貴的。

“要在這個世界上尋找希望”

　　湯因比給我們留下了濃郁的人文情懷。在漫長的人生之旅中，湯因比不只是一位坐而論道的學者，還是一位投身于社會實踐的斗士?！帮L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苯栌梦覈鞔鷸|林書院中的這副對聯(lián)，或可描畫他在當時國際政治舞臺上匆忙的樣子，他反對戰(zhàn)爭，捍衛(wèi)和平，抨擊種族歧視，時刻關(guān)心人類的命運，從中散發(fā)出了國際人道主義光芒。

　　湯因比的人文情懷，其核心理念是：尊重人，維護人的尊嚴，敬畏生命。這如同一根紅線，貫穿在他的學術(shù)生涯中：20世紀20年代初，青年湯因比在巴爾干半島考察，面對滿目瘡痍的景象，他陷入了對西方文明前途的深思。至晚年，他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一書之末，從對個體人的命運的關(guān)注，深化到對整個人類命運和未來的思考，穿越時空，對接古今，發(fā)出了“警世通言”：“人類將會殺害大地母親，抑或?qū)⑹顾玫秸?？如果濫用日益增長的技術(shù)力量，人類將置大地母親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導致自我毀滅的放肆的貪欲，人類則能夠使她重返青春，而人類的貪欲正在使偉大母親的生命之果——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價。何去何從，這就是今天人類所面臨的斯芬克斯之謎?！杯h(huán)顧今日之世界，在全球生態(tài)危機不斷頻發(fā)的年代里，尤其當下新冠病毒全球肆虐時，我們總能想起這位被人們稱為“最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的歷史學家。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古今中外，凡大歷史學家都是大文學家，在我國，司馬遷作《史記》，被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借用大先生的話，用來評價西方“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的傳世之作《歷史》亦然，他也由此贏得了“散文學之父”的美名。湯因比繼承與發(fā)揚了文史合一不分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是這個傳統(tǒng)的踐行者。湯因比不但是大史家，而且也是出色的散文作家。他以筆寫意，字如流水，揮灑自如，風趣幽默，這集中體現(xiàn)在其游記作品中，也充分體現(xiàn)在這部自傳體的散文佳作中，尤其是該書第三部分《反思》的32首詩歌，與其說是“詩”，不如說是“散文詩”，是一位史家在60年間（1907-1966）的創(chuàng)作，亦可以結(jié)集題為《反思散文詩》，不知湯因比以為如何？

　　行文至此，驀然間，傳來了一個聲音，由遠及近，由弱轉(zhuǎn)強，就這兩個字：“希望！”這是湯因比的聲音！正如湯因比的孫女波莉·湯因比所言：“我的祖父為我們樹立了要在這個世界上尋找希望而非絕望的榜樣?！闭\哉斯言！

　　筆者文題《湯因比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和本書之正題《人類的明天會怎樣？》，這兩個問號從不同視角發(fā)問，以此衍生的主旨與意韻是相通的，在我看來它就是“希望”，這是我們的追求、世人的理想，為前行者帶來了無窮的力量。悠悠千載，前路漫漫，行囊中始終只裝著一份希望。希望，希望??！讓我們邁著雄健的步伐，帶著它一起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