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分支，在很早的時期便與中原文明之間存在聯(lián)系，夏王朝的開創(chuàng)者大禹就來自四川的西羌之地。漢晉以來的觀念中，大禹源自于川西地區(qū)，《太平御覽》卷82引《蜀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即岷江上游地區(qū)的茂、汶之地。《三國志·蜀志·秦宓傳》：“禹生石鈕，今之汶山郡是也?！贝ㄎ鞯貐^(qū)多氐羌戎狄，因此禹又稱“戎禹”，如《潛夫論·五帝德》便說“白帝文命戎禹”。《華陽國志·蜀志》記載：“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中，不敢追，云畏禹神?！敝翓|晉時期的川西地區(qū)氐羌，仍將當?shù)卮笥砉实刈鳛樯袷タ臻g，加以崇拜。對于此種漢晉時期的大禹故鄉(xiāng)記載，有一些學(xué)者認為這是后人攀附華夏中心編造的祖先故事，如王明珂就說“禹生石鈕”之類的記載和拜禹神，只是表現(xiàn)“他們不愿被視為邊遠蠻夷”而已，并不是真實歷史。

 三星堆銅貝（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但傳說背后往往有真實歷史的影子，如古希臘之荷馬史詩，過去長期被視為神話傳說而非歷史。但隨著謝里曼、伊文思等人對特洛伊、邁錫尼、克里特遺址的發(fā)掘，證明荷馬史詩中也保存了更早期愛琴文明模糊的歷史影子。隨著考古資料的豐富，大禹符號代表中原、黃河流域文化元素，與川西、古蜀地區(qū)存在聯(lián)系的證據(jù)頗有增加，其背后也存在模糊歷史影子。如常見于黃河中上游地區(qū)史前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文化，和川西、川西北地區(qū)存在著聯(lián)系。20世紀初以來，川西地區(qū)就發(fā)現(xiàn)了黃河流域特征的彩陶，汶川姜維城、茂縣波西和營盤山、馬爾康哈休、金川劉家寨等地都發(fā)現(xiàn)有彩陶。通過將黃河上游馬家窯彩陶和川西北馬爾康哈休、茂縣波西和營盤山等遺址出土彩陶的化學(xué)元素分析顯示，川西北地區(qū)彩陶元素和黃河上游地區(qū)非常相似，是持續(xù)不斷地從北方輸送而來。也有學(xué)者認為川西彩陶的風(fēng)格與黃河流域相似，但也和馬家窯等彩陶存在差異，其中一些當為本地生產(chǎn)。無論是傳播說，還是部分本地生產(chǎn)說，都不否認彩陶文化時期黃河中上游地區(qū)文化與川西、川西北之間存在較多交流這一背景。這種以彩陶為媒介的物質(zhì)文化交流，顯示大禹和川西傳說背后的歷史影子。

  另一方面，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禮器，與代表夏王朝晚期的二里頭文化禮器之間存在著聯(lián)系。1931年廣漢三星堆出土的牙璋就有11件，三星堆兩個祭祀坑中又出土有大量牙璋，與祭祀山川之禮有關(guān)。林向先生將這種牙璋稱為“中華牙璋”，并指出“牙璋作為重要的禮玉，夏之方國通用，而殷商不用”。三星堆遺址2號祭祀坑出土刻有“祭祀圖”的玉邊璋（即“祭山圖”玉璋），根據(jù)學(xué)者考證，此一禮器是在中原二里頭文化一、二期制作，后通過隴西、隴南、川西北傳入古蜀地區(qū)，反映二里頭文化一支系人群的遷徙，三星堆文化中保存著二里頭所屬夏文化或夏王朝的某些禮制。三星堆出土二里頭式中原禮制牙璋，“是一種形式上的象征，精神上的歸屬”。三星堆所在的古蜀，是接受“夏禮”覆蓋過的方國，“禹生西羌”的傳說為此種歷史線索的影子。三星堆祭祀坑時代雖晚于二里頭文化，但這種影響反映的是“禮失求諸野”的延續(xù)，中原地區(qū)夏商迭代后，古蜀仍在使用一些“夏禮”。類似明朝滅亡以后數(shù)百年，“尊周思明”的朝鮮李朝仍然堅守明朝衣冠禮制，甚至使用“崇禎二百年”的年號。而在日本的宮廷，甚至一直保存著中國古老的帝王袞冕（明治時期才廢除）、唐代雅樂等。

  牙璋之外，三星堆還使用二里頭式禮器陶盉、鬶、觚、高柄豆、鬲形器等。三星堆的陶盉、高柄豆數(shù)量均比較靠前，而二里頭文化中陶盉、陶觚都是重要禮器，尤其是陶盉這樣造型復(fù)雜的器物，如果不是通過傳播、模仿和禮制功能上的特定意義，是不可能被大量設(shè)計和制造出來，這也是三星堆使用“夏禮”的一種反映。三星堆出土的陶盉，如CbT6：41，與二里頭文化二期的一件陶盉十分相似，形體瘦高，三足瘦削，甚至二者的鷹嘴狀紐盉蓋也都一致；三星堆的高柄豆AaT4：39，和二里頭出土的陶豆也高度相似。相距1000公里的不同遺址，卻出土如此雷同的禮器，不能不令人驚訝和深思?！叭嵌盐幕艿搅藖碜远镱^文化的影響，接受了二里頭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主要有封口陶盉、青銅牌飾以及玉器中的牙璋等?！边@些三星堆禮器與二里頭文化的相似，顯示二者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聯(lián)系。日用器物比較容易接受外來元素，但禮制領(lǐng)域相對比較保守，對外來禮制元素會有接受上的限制。三星堆禮制中大量使用比較早期的“夏禮”，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禹生西羌”傳說背后有歷史的影子。

  當然，三星堆禮器也帶有濃厚的本土文化元素，其黃金權(quán)杖、黃金面具、青銅神像等風(fēng)格皆不同于中原，反而與古代歐亞地區(qū)的文化元素之間存在一些相似。段渝先生指出，青銅神像群、黃金權(quán)杖、金面具這些文化形式最初是在近東地區(qū)產(chǎn)生，后來陸續(xù)向東南歐、南亞次大陸傳播，并影響到古蜀三星堆文化。除外部文化元素影響，三星堆青銅文化具有高度的地方性、本土的獨特風(fēng)格，如學(xué)者所言“三星堆的重要性在于它呈現(xiàn)了多樣性，它是唯一用青銅鑄造類型迥異的器物的地方，體現(xiàn)了地方的信仰系統(tǒng)。沒有別的地方文化曾發(fā)現(xiàn)以這種方法用青銅來表達自己的本土文化?！?/span>

   此外，三星堆大量將象牙用于宗教祭祀禮儀現(xiàn)象，也非常獨特。在中原文化系統(tǒng)中，象牙有時也被用于宗教活動，如《周禮·秋官·壺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币馑际钦f將兩段象牙一縱一橫貫穿橭木，組成一種十字形器物，沉入水中就可以殺死邪惡的水神，甚至能使水神所居的深淵變?yōu)楦叩?。中原宗教禮儀中對象牙的使用記載很少，而三星堆和更晚期的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其祭祀禮儀活動中象牙使用則非常頻繁，數(shù)量巨大，這也是三星堆地方性獨特之處，既使用“蜀禮”，也兼用一些古舊的“夏禮”。在夏商方國聯(lián)盟時期，中原王朝或從禮樂上對周邊方國有一些輻射或影響，但當時常見情況是“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禹入裸國則解衣服，尊重各方國獨特的地方性禮俗。

   在蜀禮、夏禮之間，三星堆的古蜀人也和中原人分享一些共同類似的宇宙觀，比較典型的便是青銅神樹、神鳥扶桑、十日信仰。據(jù)《三星堆祭祀坑》介紹，三星堆2號祭祀坑中出土的1號神樹，殘高359厘米，樹枝上有9只立鳥，非常符合《山海經(jīng)》《淮南子》等中原古籍對扶桑、若木、十日等上古宇宙的記載?！渡胶＝?jīng)·海外東經(jīng)》：“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薄洞蠡臇|經(jīng)》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載于烏?！备鶕?jù)這些記載，上古時期中原巫覡的宇宙觀，認為東方有扶桑神樹，上面住著10只太陽鳥，輪番在天上值班。甲骨文中的“西”是一個鳥巢形狀，負載太陽的鳥會降落到地下的黃泉水中，游過地下世界，回歸到扶桑之上，依次輪回。地下世界中，居住著龍、龜和魚類。在這個宇宙世界中，10個太陽依次輪番升空并降落到黃泉，由黃泉中生活的龜背負著這些太陽鳥，穿過黑暗的地下世界。10只太陽鳥循環(huán)一圈，就是一旬，三旬就是一個月，“三”這個數(shù)字正好又對應(yīng)太陽鳥是三足烏。從三星堆1號神樹的結(jié)構(gòu)來看，扶桑樹上有9只神鳥，預(yù)設(shè)的意思便是目前正有1只太陽鳥在天上值班。而從更晚期金沙出土太陽神鳥金箔來看，古蜀人確實是將太陽和鳥視為一體，這種宇宙觀和中原非常相似。

 克里斯多夫·霍克斯（Christopher Hawkes）曾說過，如果沒有文獻記載，通過考古要去了解宗教和精神信仰就是最難理解的部分。由于三星堆時期并無文字，如果沒有中原地區(qū)的文獻材料與出土神樹如此高度的契合，僅憑這些考古文物，很難理解三星堆時期人們的宇宙觀和精神世界。我們能借助《山海經(jīng)》等文獻，完全將其與三星堆神樹進行對應(yīng)，恰恰說明當時古蜀人和中原文化之間存在著精神文化部分的交流，而這種交流顯然是比較有深度的部分。

   三星堆古蜀與中原文化之間存在精神文化知識的交流，且使用一些夏禮。但殷墟甲骨卜辭中所謂對“蜀”的記載，則未必能視為當時四川的古蜀文明。殷墟甲骨中那個被釋讀為“蜀”的字，孫詒讓、王襄、葉玉森、商承祚、姚孝遂、肖丁等人主張這是“蜀”字；陳夢家、饒宗頤、裘錫圭、陳漢平等則釋讀為“旬”，在山西臨猗縣西南的“郇城”；李學(xué)勤先生也認為這個字是“旬”而不是“蜀”，在山西新絳。經(jīng)常出現(xiàn)“蜀”受年、不受年，“蜀”射三百之類，應(yīng)距離商王畿并不遠?！逗霞?0584片記載癸巳在“蜀”，癸卯就到了商，癸卯是癸巳10天以后，也就是說從這個“蜀”到安陽只需要10天，顯然不是四川的蜀。當時中原很多地方都叫“蜀”，如《逸周書·世俘》記載武王滅商后“新荒命伐蜀”，朱右曾在校釋中認為這是在山東泰安。從《世俘》的歷日來看，從殷墟到這個蜀只需要五六天或最多10天時間，顯然不是四川盆地的蜀國。

 《左傳·成公二年》“楚師侵衛(wèi)，遂侵我，師于蜀”，這是山東魯國的蜀邑?！独m(xù)漢書·郡國志》說“潁川郡長社有蜀城”，即河南禹縣也有蜀。楊寬就認為蜀在河南禹縣東北，即戰(zhàn)國魏地的濁澤，杜勇則認為蜀在河南長葛市?！栋囿分幸灿涊d有蜀，唐蘭據(jù)《漢書·地理志》齊郡廣縣說，這一蜀地在山東益都、壽光一帶，日本學(xué)者白川靜則認為這個蜀是“河南西部的古族”。無論怎樣，當時中原確有蜀地，殷墟卜辭中的那個字就算不是郇，而是“蜀”，也不會在四川盆地。

  筆者認為，當時中原人確實將四川盆地稱為蜀，不過能最早確定為四川之蜀的古文字證據(jù)，應(yīng)該不是殷墟甲骨文，而是周原甲骨。周原甲骨該字形中有“蜀”字之“蟲”，而殷墟甲骨那個被誤讀為“蜀”的旬字，并沒有“蟲”符。此外，周原距蜀地尤其是蜀的漢中地區(qū)相近，不像商王畿那樣遙遠。周原甲骨H11：68、H11：10有“伐蜀”記載，H11：97有“克蜀”二字，李零認為這是商末周初時期周人記錄的周、蜀關(guān)系。王暉先生也指出，周原甲骨中的蜀，便是《牧誓》中周武王聯(lián)合庸、蜀等八國之蜀。周文王時期周人先伐蜀，并“克蜀”，四川的蜀國臣服周人后，在周武王時期參與了滅商之戰(zhàn)。這個蜀，包括四川及陜西南部的漢水流域。

   蜀人參與滅商的牧野之戰(zhàn)，獲得巨大勝利，《尚書》中有《分殷之器物》佚文，當為滅商后周人將殷商寶物分賜給參戰(zhàn)各盟國的記載。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牧正父己觶、覃父癸觶，乃是標準的殷人貴族器物，這是蜀人參戰(zhàn)獲得的勝利品。西周《班簋》銘文記載之蜀、繁，周振鶴先生認為就在彭州市的西北。古本《竹書紀年》也記載蜀人向周王獻瓊玉、文翰。

  可以說，古蜀人與中原的關(guān)系，一直未曾中斷。從大禹出西羌的傳說，結(jié)合諸多考古資料，顯示出傳說背后有真實的歷史影子。三星堆文化以蜀禮為體、夏禮為用，也是以“禮失求諸野”的身份遙尊中原文化。而三星堆神樹反映的扶桑、十日宇宙觀，則顯示當時古蜀人在精神層面上與中原地區(qū)的息息相通。殷墟甲骨中的“旬”雖不是“蜀”字，但周原甲骨對“蜀”的記載卻是確鑿無疑，古蜀國也參加過中原的牧野之戰(zhàn)，并獲得戰(zhàn)利品，周王亦尊重古蜀國獨特的地方性禮俗。蘇秉琦先生關(guān)于中華文明起源著名的“滿天星斗”說，認為中國各區(qū)域獨立起源的地方性文明，都為整個中華文明的誕生與發(fā)展作出巨大貢獻。在這個意義上，以三星堆青銅文化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正是中華文明在西南大地上的重要分支，它在高度發(fā)展自身獨特的地方性青銅文化的同時，也保持著與中原文化之間的血脈交流。

（本文載《巴蜀史志》2021年第5期“聚焦三星堆”?？?/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