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古希臘人給了一個很好的參考答案:認識自己。這件事拆開來看,關鍵有兩個問題:我是誰?他者是誰?中國人熱衷閱讀古代歷史,是對“我是誰?”的癡迷;但要完整認識我們的歷史身份,還少不了向外部看一看,對古代的中國來說,“他者是誰”。回答這個復雜的問題,我們有一條絕佳的線索,那就是絲綢之路。關于絲綢之路,很多人有一個錯誤認識,即把它想象成一條真的路。其實,絲綢之路是一張文明大網(wǎng),是大西洋貿易興起之前一千多年時間里,全球最重要的交流網(wǎng)絡。拎起這張網(wǎng),不僅能幫助我們認清自我,更能把世界主要文明的古代史串聯(lián)起來。但要講清楚絲綢之路可真不容易。絲路的歷史,上下千年,縱橫萬里,換了數(shù)不清的主角,怎樣才能理出頭緒?近日,《絲綢之路大歷史:當古代中國遭遇世界》進入人們視野。這是在讀書界持續(xù)引起關注的“帝國密碼三部曲”以及《汴京之圍》《穿越非洲兩百年》等重要著作的作者、著名歷史作家郭建龍又一重磅力作。* 《絲綢之路大歷史:當古代中國遭遇世界》作者:郭建龍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了解郭建龍的書友可能知道,在此之前,郭建龍不僅長期研究中國歷史,而且多年在絲路沿線國家旅行考察,已經(jīng)出版《印度:漂浮的次大陸》《穿越百年中東》等著作。這部《絲綢之路大歷史》可以說是他過往十多年考察研究的集成之作。該書聚焦中國通過絲綢之路與亞歐大陸其他文明的互動,是一部把中國歷史演進和世界放在一起敘事的大歷史!中華文明是一個平原農(nóng)耕族群、沿海漁獵族群、高原游牧族群、草原游牧族群和商人族群共生的復合文明。而這個歷時兩千年的定型過程,一大半是在絲綢之路沿線發(fā)生的。眾所周知,張騫“鑿空”西域,絲綢之路正式進入中國人視野。但人們往往忽略,這也意味著,西域及周邊“草原文明”與“中原文明”的融合開始了——匈奴、柔然、突厥、回鶻、蒙古等多個強大的草原民族先后在絲路一線崛起爭雄,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戲。草原帝國的特性,是倏忽而起,倏忽而逝。在與中原王朝的長期博弈后,那些雄霸一時的草原帝國,幾乎都遵循著相似的軌跡。他們一部分陸續(xù)西移,去重塑中亞、中東甚至歐洲的秩序;另一部分則與中原民族融合,最終重塑了北方人的血統(tǒng)。西漢開始,以衛(wèi)青、霍去病為首的漢軍“擊匈奴于漠北”,北匈奴的一支西遷就成為匈牙利人的始祖;唐朝以后回鶻一支西遷中亞伊斯蘭化,而回鶻另一支陸續(xù)演變?yōu)榻裉煨陆S吾爾人的祖先。這些歷史事實,都是上述規(guī)律的佐證。民族融合的過程就像是滾雪球,只要不止步,勢能會越來越大。西域絲綢之路的開拓,也逐漸將青藏高原上的雪域霸主帶入中原王朝的視野;而在更遙遠的南方,則又開通了海上絲綢之路,在與東南亞、南亞乃至更遠文明的接觸中,中華民族的南部邊界也逐漸清晰起來。中國不是絲路的中心,而是始發(fā)站。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歷史中,伴隨著亞歐大陸各大帝國的起落,絲路沿線的大小站點雖然換了一批又一批主人,但他們向東遙望,卻都把中國作為探索世界的終點,并以各種方式,與中國發(fā)生著關系。這種特殊的機緣,也讓今天的我們,得以通過絲綢之路這張大網(wǎng),將世界其他古文明間的交流博弈、興衰成敗,串聯(lián)成宏大壯麗的歷史大戲。在這個舞臺上,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波斯的安息帝國和薩珊帝國、阿拉伯帝國、貴霜帝國、印度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和帖木兒帝國,以及其他眾多大國小國悉數(shù)登場。他們留下的精彩故事,一小部分,今天的我們仍津津樂道;但更大的部分,卻如滄海遺珠,塵封已久。前面我們提到,絲綢之路進入中原王朝的視野,始于張騫“鑿空”西域。然而,漢武帝的本意不是這個,而是讓張騫尋找匈奴人的世仇大月氏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漢武帝想與大月氏人結盟,東西夾擊匈奴。未料,當張騫歷經(jīng)12年千辛萬苦,終于在遙遠的中亞找到大月氏人時,他們已經(jīng)在新的家園落地生根,根本沒有回河西走廊故地的打算。在漢朝人的西征故事中,大月氏人似乎已經(jīng)沒有了戲份。但在中亞的歷史上,他們卻正要大展拳腳。到東漢時,大月氏人的勢力不斷變強,他們改天換命,建立了與羅馬帝國、安息帝國和漢帝國并稱世界四大帝國的貴霜帝國。貴霜帝國的疆域從中亞延伸至恒河流域,雄霸絲綢之路要害,在軍事和商業(yè)上盛極一時。然而,它最特殊的地方還在于文化。在擴張的過程中,大月氏人先征服亞歷山大東征西亞時建立的希臘化國家塔克西拉,后又征服印度北部的犍陀羅和旁遮普地區(qū),于是希臘文化與印度的佛教,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在貴霜帝國的統(tǒng)治下融合。印度佛像由于吸收了亞歷山大大帝所帶來的希臘式風格,形成了一種飄逸、美感十足的佛像新風格,史稱犍陀羅風格,成就了古代世界東西文明交流的一個獨特樣本。也是經(jīng)過貴霜帝國的中轉,佛教經(jīng)過絲綢之路才來到中國。*《武備志》載鄭和航海圖絲綢之路的歷史,不僅有大國興衰,更是古代中國的人生海海、日常生活。先說日常物品交換。如果沒有絲路上的物品交換,很難想象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是什么樣子。就拿餐桌上的食物來說,葡萄、西瓜、蔥蒜、香菜、胡椒、黃瓜、絲瓜、蘿卜、玉米、地瓜等,都是經(jīng)過絲綢之路才出現(xiàn)在中國的;還有中國古代流行的樂器琵琶、箜篌、胡笳,白居易筆下的《霓裳羽衣曲》等都與絲綢之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更吸引人的,還是絲綢之路上發(fā)生的圍繞靈魂的競爭。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乃至波斯的摩尼教、景教,都通過絲綢之路與中國有了交集。比如,在蒙古人治下的元朝,福建的泉州,當時叫刺桐,船舶萬余,被譽為“光明之城”,世界各國的宗教使團來到這里。這里有波斯的拜火教、中東穆斯林的清真寺,還有天主教大教堂。而從摩尼教中演化出來的一支軍隊,最終趕走了蒙古人,只是此時摩尼教改了一個名字,叫明教。然而,最最重要的還是,在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中國化過程中,佛教徹底融入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至宋明時期,理學就是儒佛的合流,梁啟超稱之為“儒表佛里”,即儒家只是外表,佛家才是核心。可以說,佛教補上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結構性缺口——形而上學思辨性的匱乏。今天,我們都知道佛學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們往往很容易忘記,佛教的根源是在離我們相當遙遠的陌生的文化里,而其緣起便是經(jīng)由絲綢之路。 (點擊上方可在線購買)
絲綢之路的歷史告訴我們,兩千年前,中國就開始和亞歐大陸的其他主要文明有接觸。然而,如果說絲綢之路上也有“李約瑟之問”,那便是:為什么歷史越往后,尤其明清以后,中國對外部世界的認識非但沒有加深,反而越來越無知?在明末,西方對東方了解甚多;反之,大明卻把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地理知識視為誕誑之說,因為這些地理書籍采用了世界視角的坐標系,沒有將中央王朝放在中心。以至于到1840年,被英國用槍炮敲開國門時,大清都不清楚英國的力量,甚至不知道英國地處何方。“天朝迷夢”只能被炮艦擊碎。漢唐和宋元,是絲綢之路相對繁榮的時期,對應的心態(tài)是:理性、包容和自信。理性意味著,是相對純粹的商業(yè)利益支持著絲綢之路的自發(fā)暢通;包容意味著能夠吸收外來思想;而自信意味著,在接觸他者時不丟失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這樣的心態(tài),才能保證一個文明能在不斷出現(xiàn)的外來沖擊、日益加速的全球流通中提高自己的適應能力,在各個文明中游刃有余,并從中不斷獲利。相反,在那些絲綢之路名存實亡的時期,如明清,面對他者的心態(tài)則是:傲慢、自負和虛榮。蒙古帝國解體后,西歐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俄羅斯崛起、伊斯蘭擴張,而面對早期全球化潮流,大明王朝與其他國家支持對外貿易與擴張的模式不同,放棄了元代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和商稅政策,恢復傳統(tǒng)的朝貢貿易和農(nóng)業(yè)財政,長期采取了禁止海外貿易的“海禁”政策。大明朝沿著原來的絲路網(wǎng)絡,四處派官員招人來朝貢。朝貢的本質,是中央王朝滿足自己“天朝上國”虛榮心的炫耀。用大明官員沈秩招募東南亞國王朝貢時的話說就是:“皇帝富有四海,不指望你的錢,就指望你去磕個頭!”所以,朝貢使團入境后,皇帝不僅包衣食住行,還賞賜給他們數(shù)倍于朝貢物品價值的東西。以至于在外域國王的手里就有一門生意:拍賣去中國的朝貢名額,價高者得。 在這種心態(tài)下,中央王朝付出高額的代價,所有收獲除了天朝的面子,就只剩下幾乎沒有什么實用價值的奇淫巧技,而對外部世界在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層面翻天覆地的變化,卻一無所知。絲綢之路不僅是歷史上的征服之路、信仰之路、貿易之路和帝國之路,在歷朝歷代層出不窮的帝國將相、僧侶信徒、商人冒險家的腳下,也成為一條被無數(shù)精彩故事滿滿填充的傳奇之路。讀郭建龍筆下的絲綢之路,那些本來離我們極其遙遠的傳奇故事,仿佛就在眼前,歷史人物鮮活的氣息撲面而來:我們看到漢武帝怒氣沖沖地質問樓蘭王為什么當墻頭草,大漢匈奴兩邊倒,樓蘭王只能回答“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小國的心酸被一語道盡;我們看到六十多歲的法顯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人跡罕至的帕米爾高原,深一腳淺一腳地獨自跋涉,看到他周圍一度“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便能體會信仰的力量。在郭建龍的筆下,還有七萬人遠征只為一高僧的鳩摩羅什、一人救一國的唐太宗使者王玄策、歷史上一直受人質疑的馬可·波羅,也有在西方世界眼中地位僅次于成吉思汗的絲綢之路上的王者跛子帖木兒,等等。郭建龍文字中流露的天然文學品質,不僅讓本書有很好的的可讀性,而且讓我們跟著這些歷史人物一起在命運之流中掙扎,與他們悲喜與共,讓我們在讀歷史的同時,對人的命運,有了獨特的理解。司馬遷言,歷史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疤臁敝傅氖蔷哂胁淮_定性的命運;“人”指人性和智慧;“古今之變”指從更長遠的時間范圍看事情演變的模式;“一家之言”指的是史觀、史識,四個字:獨立判斷。而每一代歷史作家的任務,就是帶著當代人的問題意識,用當代人的敘事方式,尋找屬于當代人需要的歷史啟示。郭建龍正是這樣的作者。他的著作始終是在用當代人的視角關注兩個永恒的問題:國家里的每一個人應該如何活著?我們該如何看歷史?古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為了寫作《絲綢之路大歷史》,郭建龍把兩者都做到了極致。中國的邊疆自不必說,從東南亞、南亞、中東、中亞、蒙古一直到非洲都有他的足跡,他曾在阿富汗被綁架,也曾在非洲感染重度瘧疾。這樣的作者,讓我們充滿敬意。【內容簡介】 兩千多年來,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造就了中國自成一體的大一統(tǒng)傳統(tǒng)和中華文明富有韌性的延續(xù)性。但自張騫“鑿空”西域開始,歷朝歷代都有層出不窮的使者、僧侶、商人懷著不同的使命和目的,從中國出發(fā),或穿越西部高山戈壁,或遠渡重洋,一路向西探索中土以外更廣闊的世界,他們帶回來的物質和思想也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絲綢之路由此誕生。 《絲綢之路大歷史:當古代中國遭遇世界》是一部古代中國與西方世界兩千年的文明交流史,也是一部中國視角下的絲綢之路形成、興盛、演變和衰弱的宏大歷史。作者通過細致入微的史料挖掘,以生動通俗的文字,還原了絲綢之路上重要的外交家、僧人、探險家等的傳奇經(jīng)歷。西漢時期,張騫作為使者向西溝通大月氏和烏孫合擊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唐朝時期,玄奘遠赴印度取經(jīng);進入宋朝,東南海上貿易興盛,瓷器、絲綢遠銷海外;明清時期,伴隨著“海禁”政策的嚴格執(zhí)行,絲綢之路逐漸衰弱。 絲綢之路不僅是歷史上的征服之路、信仰之路、貿易之路和帝國之路,在當下全新的時代背景下,也是決定著人類文明走向的未來之路。 郭建龍,自由作家,社會觀察家,曾任《21世紀經(jīng)濟報道》記者。已出版社科歷史暢銷書《汴京之圍》、“帝國密碼三部曲”《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歷史游記《穿越非洲兩百年》《穿越百年中東》,小說《告別香巴拉》,文化游記“亞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陸》《三千佛塔煙云下》《騎車去元朝》等。 (點擊下方可在線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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