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詞學昌盛，名家輩出。聲明最著者，為“清末四大家”——王鵬運、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他們聲氣相求，切磋唱和，主盟壇坫，轉移風會，影響于近現代詞學既深且巨。

詞人邵瑞彭在《周詞訂律序》中就曾言道：“洎王、朱、鄭、況四家比肩崛起，詞學益盛。朱、況二老，晚歲尤嚴四聲，詞之格律，遂有定程。七百年之墜響，至是絕而復續(xù)，豈不偉哉！”

“四大家”中，以王鵬運年最長，進入詞壇亦最早，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三人，與王氏或為師友，或為同僚，或為同鄉(xiāng)，在學習填詞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得到過王氏的指授，王氏去世亦即1905年之前，他是當之無愧的“四大家”之首。

而自王氏在揚州病逝后，從1905年到1931年，朱祖謀則毫無疑問是清末民初詞壇的關鍵性人物。他在詞體創(chuàng)作和學術研究兩方面都堪稱一代宗師，澤及后世，被視為“有清二百六十余年詞壇之殿軍”，葉恭綽稱其“集清季詞學之大成”，王國維則稱其為“學人之詞”的“極則”。

朱祖謀

朱祖謀（1857－1931），原名孝臧，字藿生、古微、古薇，號漚尹、彊村。浙江歸安（今湖州）埭溪渚上彊村人。

光緒八年（1882年）中舉，次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此后歷任國史館協修、會典館總纂總校、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廣東學政等職。

朱祖謀為官勤儉，“足跡稀至朝貴之門，交游同志所深契者，多清望劭聞、貞介不茍之士”。至于朝堂國事，他堪稱經世能臣，又敢于直言進諫，往往大有“奮不顧身之概”，甚至因此忤旨而險遭不測。

后鑒于國事日非，朱祖謀抱病辭歸，隱居蘇州，往來于蘇滬之間，以詞酒自娛。辛亥革命后，隱居上海，以清朝遺老自居，不問政治，專攻詞學。

朱祖謀像

雖后來成為清末詞壇一大宗匠，但朱祖謀學詞其實很晚。

他自幼穎異，“耽文學”，“年甫冠”，隨父親朱光第在河南生活時，即“出交中州賢士，詩歌唱酬，才譽大起”。后來更以詩名，“孤懷獨往，其蹊徑在山谷（黃庭堅）、東野（孟郊）之間”。

四十歲后，朱祖謀才開始棄詩攻詞，引導其走上填詞之路的正是王鵬運。

王鵬運（1849－1904），字佑遐、幼霞，號半塘、半塘老人，晚號鶩翁、半塘僧鶩等。廣西臨桂（今桂林）人。工詞，著有《味梨詞》《騖翁詞》等集，后刪定為《半塘定稿》；匯刻《花間集》及宋、元諸家詞為《四印齋所刻詞》叢書，開風氣之先，影響深遠。

朱祖謀與王鵬運本是舊識，二人于光緒三年（1877年）在開封已結交，但他們在填詞上的遇合卻是在丙申（1896年）之后的事。

1896的這一年，王鵬運在京師舉辦咫村詞社，朱祖謀因丁母憂服闋還京，為侍讀學士，正好被邀請入社。參加社集的有王鵬運、張仲炘、王以慜、華輝、黃桂清、夏孫桐、易順鼎、鄭文焯、朱祖謀等，“會友多談詞者”，朱祖謀“見獵心喜，亦試填小令數闋”，王鵬運看后，“以為可學，囑?？此卧~”。這正是其學詞緣起。

至于其學詞過程，朱祖謀在《彊村詞》自序中也有所交代：“翁喜獎借后進，于予則繩檢不少貸，微叩之則曰：'君于兩宋涂徑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后詞耳。’貽予四印齋所刻詞十許家，復約校夢窗四稿，時時語以源流正變之故，旁皇求索，為之且三寒暑。則又曰：'可以視今人詞矣?！疽粤悍凇㈢嫜?、樊榭、稚圭、憶云、鹿潭諸作?！?/span>

從中可知，王鵬運引導朱祖謀學詞，是以兩宋為宗，尤為看重夢窗（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南宋詞人）詞，并意在以校勘推動詞的學習。朱祖謀從王鵬運學詞，正是從兩宋入手，并附以清代名家之詞，以期對詞作的源流正變有明確認識。

吳昌碩繪《彊邨先生像》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八國聯軍進犯北京，兩宮出走，居民恐避。朱祖謀與劉福姚（原名福堯，字伯棠、伯崇，號忍庵、守勤。廣西桂林人。是晚清臨桂詞派重要成員之一，著有《忍庵詞》）一道移居王鵬運在北京的寓所四印齋，他們三人“每夕拈短調，各賦詞一兩闋，以自陶寫”，后輯為《庚子秋詞》二卷。

這之后，王鵬運與朱祖謀先后離京，朱氏去廣州，王氏寓揚州，但二人仍書札往還，詞作唱和不斷。一年后兩人再遇于滬上，王鵬運將《半塘定稿》交由朱祖謀刪訂。光緒三十年（1904）六月，王鵬運病逝于蘇州，時任廣東學政的朱祖謀，在廣州為其刻印了《半塘定稿》。

王鵬運去世后，朱祖謀無疑成了清末民初的詞壇領袖。1905年，他以修墓為名，辭去廣東學政，先是暫居滬上，次年起受江蘇巡撫程德全之聘，出任江蘇法政學堂監(jiān)督，并正式定居蘇州“聽楓園”。

其時，鄭文焯正居住在蘇州孝義坊“通德里”，朱祖謀的“聽楓園”即鄭氏為其所選定。“鄭氏與朱氏同住蘇州，朝夕過從，談詞不倦，即偶然小別，亦書札往還，論詞無虛日。”

鄭文焯（1856－1918），字俊臣，號小坡、叔問，晚號鶴公、鶴翁等，別署冷紅詞客、大鶴山人等。奉天鐵嶺（今遼寧鐵嶺）人。鄭文焯工詩詞，通音律，擅書畫，懂醫(yī)道，長于金石古器之鑒，而尤以詞人著稱于世，著有《大鶴山房集》、詞集《樵風樂府》。

同時，朱祖謀在上海亦有住所。據《鄭孝胥日記》記載，1906年8月至12月，朱祖謀幾乎都在上?；顒樱瑥?912年起移居至滬上德裕里，在晚年更是以上海為其主要活動中心。

從1911年起，況周頤亦正式定居上海，先居梅福里，后遷東有恒路?！皶r朱彊村侍郎即居德裕里，衡宇相望，過從甚頻，酬唱之樂，時復得之。”

況周頤（1859－1926），原名周儀，因避宣統(tǒng)帝溥儀諱，改名周頤。字夔笙、揆孫，別號玉梅詞人、玉梅詞隱、蕙風詞隱等。廣西臨桂（今桂林）人，與王鵬運同鄉(xiāng)。他一生致力于詞，凡五十年，尤精于詞論，著有《蕙風詞》《蕙風詞話》。

應該說，“晚清三大詞人”齊聚蘇滬，是清末詞壇的一大盛事，然而，很不幸的是，在1904年的時候，況周頤已與鄭文焯交惡。

但三人當中，朱祖謀兩邊都說得上話，所謂“周旋于鄭、況諸子間，折衷至當”，所以，鄭、況兩人都十分親近和追捧他，于是他的號召力就越來越大，穩(wěn)穩(wěn)當當地做了王鵬運之后的詞壇領袖。

陳三立后來為其撰《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銘》，謂朱祖謀“進為國直臣，退為世詞宗”，確如斯言。

朱祖謀為詞，取法吳文英，上窺周邦彥，旁及宋詞各大家，打破了浙派、常州派的偏見，“勤探孤造，抗古邁絕”，卓然自成一家，“海內歸宗匠焉”。又因其精通格律，講究審音，而有“律博士”之稱。

綜合其各階段的詞作來看，反映時事是其一以貫之的原則。尤其，在朱祖謀的一生中，先后歷經戊戌變法、庚子事變、辛亥革命這三次重大的歷史變革，因此有更多感時傷懷、憂生念亂的“詞史”之作，“故其詞獨幽憂怨悱，沉抑綿邈，莫可端倪”。

龍榆生《彊村本事詞》中說：“彊村先生四十始為詞，時值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左衽沈陸之懼，憂生念亂之嗟，一于倚聲發(fā)之。故先生之詞，托興深微，篇中咸有事在……咸同兵事，天挺蔣鹿潭，以發(fā)抒離亂之憂，世以擬之'杜陵詩史’，若先生所處時勢之艱危，視鹿譚猶有過之。讀先生之詞，又豈僅黍離、麥秀之感而已！”這段話正是對朱祖謀詞憂時傷世、眷懷君國題材的準確概括。

當然，作為一代詞宗，朱祖謀詞作內容豐富，亦不乏思念親友、詠物、題贈等作。

朱祖謀一生勤于治學，其對前人詞籍的搜集整理和校訂出版方面，可謂功不可沒。他富有學養(yǎng)，校勘詞籍態(tài)度慎重，若無把握則少肯定斷語，故所校之詞內容多可信，后世對其?？碧扑卧~籍的成就也有極高之評價。

胡適說：“王鵬運（臨桂人）、朱祖謀（湖州人）一班人提倡詞學，翻刻宋元詞集，卻是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朱氏的《彊村所刻詞》、吳氏的《雙照樓詞》，都是極可寶貴的材料，從前清初詞人所渴想而不易得見的詞集，現在都成了通行本了?！?/span>

胡云翼也認為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和朱氏的《彊村叢書》，“是近人編刻最精的兩部詞總集，搜刻了許多散佚了的名家，搜刻了許多散佚的詞”。

龍榆生則言：“所刻《彊村叢書》搜輯唐宋金元詞家專集，多至一百七十余種，為詞苑之最大結集，凡治中國文學史者，莫不資為寶庫，固不獨有功于詞林而已?！?/span>

而朱祖謀實不僅以一部《彊村叢書》影響現代詞壇，他還編選有《宋詞三百首》，輯有《湖州詞征》三十卷、《國朝湖州詞錄》六卷、《滄海遺音集》十三卷，主持過《全清詞鈔》的編纂工作，在考訂、編年、?？?、選本等方面，為現代詞學文獻學的建設起到了一個“墊基鋪路”的作用。

張爾田論清代詞學有四盛：萬樹訂《詞律》為一盛，戈載撰《詞林正韻》為二盛，張惠言《詞選》尊體為三盛，朱氏校詞精審，可與清代樸學大師比美，是為四盛。其對朱氏輯校詞集，同樣贊許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