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普遍的文獻記載，夏桀“筑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淫逸奢欲”。

太史令終古，向他進諫，勸他不要因為奢侈而亡國，被他斥責為多管閑事。于是，終古就去投奔了商湯。

大臣關龍逄，也勸他改正過錯，挽回人心，卻被他下令給殺了。

于是，夏朝最終被商湯給推翻了。

那么，這些文獻記載，是真實的嗎？

雖然，時過境遷，我們現在無法去求證大部分文獻所記載的事件之虛實，但是，至少我們可以通過考古發(fā)掘，來尋找那些文獻所記載的，夏桀的——“傾宮瑤臺”。

然而，夏桀當年的那些“傾宮瑤臺”，現在在哪里呢？

別說“傾宮瑤臺”了，夏桀當年當政時期，作為一個政權所必須要有的都邑，現在在哪里呢？

也是一直都找不到啊。

相對于夏朝之前的龍山文化的輝煌燦爛，以及遍地遺址，為什么我們就找不到一個像樣的，夏朝時代的規(guī)模性遺址，以至于讓一些人還懷疑，夏朝這個朝代的歷史真實性呢？

夏桀能夠“筑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那么，至少他的都邑，應該也是具有一定的規(guī)模吧？

然而，我們?yōu)槭裁淳驼也坏剿亩家?，更別說他的“傾宮瑤臺”呢？

其實，歷史的真相，也許并不是像文獻所記載的那樣。

大凡被歷史文獻記載為“荒淫暴虐”的帝王，如果我們認真地思考一下，就不難發(fā)現，他們的所謂“荒淫暴虐”，其實都是那些歷史話事者們十分丑陋的謊言。

這些丑陋的謊言之背后，掩蓋的是那些被謊言中傷的帝王們，志向高遠，企圖改變歷史，而與特權貴族階層之間的生死搏斗。

除了夏桀、商紂王兩個信史之前的帝王，被歷史描述為“荒淫暴虐”外，還有信史時代的秦始皇、隋煬帝，也被歷史描述為兩個“荒淫暴虐”的帝王。

然而，令人稱奇的是，這兩個信史時代的“荒淫暴虐”的帝王，不但有他們的“荒淫暴虐”的共同點，還有他們的“二世而亡”的共同點。

除了“二世而亡”的共同點，他們還有一個更讓人稱奇的共同點，就是他們身后的朝代，都會成為歷史上最好的朝代。

秦朝的身后是漢朝，隋朝的身后是唐朝。

而漢朝和唐朝，就是中國歷史上文治武功最為輝煌的兩個朝代。

那么，為什么他們前面兩個朝代“二世而亡”，后面緊接著的朝代，就會創(chuàng)造出歷史的輝煌呢？

這就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就是前朝為后朝開辟了道路，后朝是在前人開辟的道路上，順利前進啊。

秦始皇為什么“荒淫暴虐”、“二世而亡”呢？

那是因為，他取消了“分封制”，實行了“郡縣制”，讓勛貴集團不能世襲罔替，從而得罪了當時的勛貴集團。

而正是因為秦始皇開辟的這個“郡縣制”道路，使得漢朝加強了中央集權，才有了漢武帝的文治武功。

隋煬帝為什么“荒淫暴虐”、“二世而亡”呢？

那是因為，他取消了“九品中正制”的官員選拔制度，實行了“科舉取士”的官員選拔制度，讓當時的門閥士族，不能通過“九品中正制”繼承家族性的政治權力，從而得罪了當時的門閥士族。

而正是因為隋煬帝開創(chuàng)的這個“科舉取士”制度，使得武則天夫婦能夠扳倒當時的勛貴集團，促進唐朝走向輝煌。

所以，由秦始皇、隋煬帝，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作為夏朝的末代之君，夏桀，到底是為了勵精圖治，改革弊政，而得罪了當時的諸侯貴族呢？還是他真的是“荒淫暴虐”呢？

事實上，夏朝連一個像樣的都邑遺址都沒有留下，夏桀又何以“筑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淫逸奢欲”呢？

其實，雖然夏朝對我們來說，至今還是一個謎，但是，通過考古發(fā)掘，加上對文獻記載的搜索整理、認真分析，今天的我們，還是不難搞清楚她的大致脈絡，以及最后的“商湯伐夏”的真相。

我們首先看《史記·夏本紀》的記載:“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

夏禹，就是夏朝的開創(chuàng)者。

夏禹的父親是鯀。

鯀的父親，就是五帝時代的第二大帝——顓頊大帝。

《漢書·律歷志》記載:“顓頊五代而生鯀”。

《吳越春秋》則記載：“鯀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而根據考古發(fā)現來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用于戰(zhàn)爭的城址，就是始建于距今4300年的陜北神木縣的“石峁城遺址”。

所以，“石峁城”的創(chuàng)建者，就是鯀。

《三國志·蜀志·秦宓傳》記載：“ 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

然而，當年的汶山郡，今天的四川汶山及其周邊地區(qū)，并沒有相應的夏禹時代的“石紐”遺址。

那些記載，與我們現在的考古發(fā)現，根本就對不上號。

“石紐”的字面意思，就是“石頭壘起的戰(zhàn)爭樞紐”。

按照這個意思，她應該就是我們現在的“石峁城”遺址的本名。

但是，明明作為“石頭壘起的戰(zhàn)爭樞紐”的“石峁城”遺址，現在不叫“石紐”；而根本沒有戰(zhàn)爭遺跡的四川汶山，卻有一個“石紐”的地名。

這里面有些什么樣的，值得我們探究的故事呢？

《淮南子·原道訓》記載:“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于涂山”。

這個記載表明，鯀筑“石紐”，當時是遭到了諸侯們的反對的。

那么，他遭到反對的結果，又是什么呢？

《國語·周語下》記載：“其在有虞，有崇伯鯀。”韋昭注：“崇，鯀國。伯，爵也。”

顧頡剛、劉起釪的《〈尚書·西伯戡黎〉校釋譯論》、《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載：“'崇’就是后來的'嵩’，亦即現在河南登封附近的嵩山一帶，現在的嵩縣，顯然也是沿其舊稱的地境之一。”

而“崇”這個字，里面有一個“宗”字。

“宗”的古字形，像設有先祖牌位的房屋，本義是祭祀祖先的場所，即宗廟，又指神廟。

而“宗”上加“山”，就是“山上的宗廟”，那當然就有“高”的意思了。

為什么鯀要將自己的國名起名為“崇”呢？

我們看他“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說明他在“作三仞之城”時，是個什么地位？

“顓頊五代而生鯀”——顓頊是帝王，鯀也就是顓頊世系的末代帝王啊。

“崇”這個名號，是只有帝王才能夠享有的啊。

所以，作為帝王的鯀，為什么又變成了“伯”，成為“崇伯鯀”，建立了自己的“崇國”呢？

這當然是由于他“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他的帝王之位，因為“諸侯背之”而保不住了，所以，他就被迫下野，將帝位禪讓給了帝嚳。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咝劣陬呿湠樽遄?。”

那么，鯀，是不是心甘情愿地將自己的帝位，禪讓給帝嚳呢？

從這一個“崇”字，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心甘情愿。

這個“崇”字表明，他并沒有放棄自己作為“末代顓頊”的“天下之宗主”的名義。

不過，不管他是否心甘情愿，這時的天下的實際領導者，還是變成了帝嚳，這是他所改變不了的事實。

帝嚳高辛作為“顓頊的族子”，是屬于少昊金天氏玄囂世系。

他們其實就是大汶口第二期和第三期文化的主人，也是后來山東地區(qū)龍山文化的主人。

他們原本是在山東。

而顓頊世系，原本是在哪里呢？

顓頊世系原本是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主人。

是因為黃帝“北逐葷粥”作戰(zhàn)不利，“遷徙往來無常處”(事出《五帝本紀》)，所以，他們就接替黃帝世系繼續(xù)“北逐葷粥”，從而由南方來到了北方。

顓頊世系“北逐葷粥”取得勝利，從此對北方游牧民族形成壓倒之勢，因而就實現了“北至于幽陵”的愿景。

“幽陵”，當然就是他們在北方的祖陵。

考古發(fā)現，距今5500年，紅山文化發(fā)生明顯的變化，出現了包含女神廟、積石冢、祭天臺在內的宗教中心性的遺址——牛河梁遺址。

與此同時，中原地區(qū)出現了青臺文化遺址；山東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也由第一期轉變?yōu)榈诙凇?/p>

到距今5300年，中原地區(qū)又出現雙槐樹文化遺址。

而起源于距今5800年的安徽巢湖流域的凌家灘文化，這時候又突然消失，反倒是更南部的浙江太湖流域，突然又興起了良渚文化。

到距今5000年，北方的紅山文化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小河沿文化。

距今4900年，中原地區(qū)的廟底溝文化由第一期轉變?yōu)榈诙凇?/p>

距今4800年，廟底溝文化結束，直到距今4600年，形成河南地區(qū)龍山文化。

而與廟底溝文化結束的同時，距今4800年，山東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也由第二期轉變?yōu)榈谌凇?/p>

到距今4500年，北方小河沿文化又消失了，而山東地區(qū)的大汶口第三期文化，就轉變成龍山文化，并且，迅速向中原地區(qū)乃至晉西北地區(qū)擴展。

我們如何理解這些考古發(fā)現之間的聯系呢？

東北地區(qū)的紅山文化，和江南地區(qū)的大溪文化以及高廟文化，其實，都是同一個族群。

他們都是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和距今7400年的趙寶溝文化族群的后裔，就是史籍中記載的伏羲氏的后裔。

其中，紅山文化的主人，就是史籍記載中的少昊金天氏；大溪文化的主人，就是史籍記載中的“黃帝”長子玄囂；高廟文化的主人，就是史籍記載中的“黃帝”次子昌意。

距今5800年，昌意和玄囂共同打造安徽巢湖流域的凌家灘文化，然后，在距今5500年，聯合北方紅山文化的主人金天氏，發(fā)起阪泉之戰(zhàn)和涿鹿之戰(zhàn)，由此入主中原，成為中原地區(qū)和山東地區(qū)的主人。

這就是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與廟底溝文化青臺遺址同時出現，以及山東大汶口文化同時由第一期轉變?yōu)榈诙诘脑颉?/p>

在剛剛入主中原的青臺文化時期，昌意是大家的領袖，就是史籍記載中的“炎帝”朱襄氏。

到距今5300年，玄囂和金天氏聯合起來，變成“黃帝”，趕走了“炎帝”朱襄氏——昌意。

昌意于是變成“應龍”，到太湖流域建立良渚文化。

距今5000年，金天氏——玄囂所管轄的紅山文化區(qū)被游牧民族侵占，變成了小河沿文化區(qū)。

伏羲氏部族的祖陵——“幽陵”，變成了敵占區(qū)。

一些紅山文化區(qū)的居民們，西逃至陜北地區(qū)，投靠他們的同族兄弟——真正的黃帝世系。

黃帝世系由此開始背靠西方羌族，也就是真正的“神農氏炎帝”的本族——女媧氏部族，并且，聯合中原地區(qū)土著“共工氏部族”，以及南方的昌意世系，來共同反對金天氏——玄囂政治集團，扛起抗擊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北逐葷粥”的大旗。

這就是距今4900年至距今4800年廟底溝文化發(fā)生變化，和大汶口第二期文化轉變?yōu)榈谌谖幕脑颉?/p>

但是，黃帝世系歷經300年奮戰(zhàn)，并沒有取得什么進展，反而是自己被敵人追趕得“遷徙往來無常處”，最后不得不禪讓帝位，由南方的昌意世系前來主持領導抗戰(zhàn)。

昌意世系仗著良渚文化強大的經濟實力，最終打敗北方游牧民族，消滅了小河沿文化，從而“北至于幽陵”。

昌意世系由此也變成顓頊世系。

為了對北方游牧民族形成長期的碾壓態(tài)勢，鞏固已經取得的勝利成果，顓頊世系的政治中心，就由東南轉移至西北，從而形成龍山文化的石峁文化類型和陶寺文化類型。

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被洪水毀滅，顓頊世系賴以碾壓北方游牧民族的經濟基礎，被摧毀了。

顓頊世系沒有了繼續(xù)對北方游牧民族保持碾壓態(tài)勢的實力，就只好轉變策略，實行積極的防御政策。

而筑城，就是最好的防御策略。

這就是“鯀筑城以衛(wèi)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的原因。

但是，因為筑城“勞民傷財”，導致諸侯反對，鯀被迫下野。

那么，新上任的帝嚳，又要以什么樣的方式，在不“勞民傷財”的情況下，來保證中原農業(yè)民族，不被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擾呢？

《大戴禮記·帝系》記載：“ 帝嚳 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 ，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翟氏，產契；次妃，曰 陳豐氏，產帝堯；次妃，曰娵訾氏，產帝摯 。”

帝嚳有四妃。

而我們看之前的黃帝，也是有四妃。

顓頊則是九嬪。

那么，為什么黃帝和帝嚳是四妃，而顓頊是九嬪呢？

對于帝王諸侯們來說，婚姻，就是政治；什么樣的婚姻，就體現著什么樣的政治。

黃帝世系起于陜北，他們的實力不濟，難以對天下形成有力的掌控，所以，他們只能與東、南、西、北四方的最大的部落勢力，實行聯姻，以通過東、南、西、北四方的最大的部落勢力，來幫助他們協調四方，傳達自己的政令與旨意。

顓頊世系起于江南，他們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將自己的勢力延伸到以山川河流為阻隔的九個自然獨立區(qū)域——九州。

所以，他們就是通過與九個自然獨立區(qū)域——九州中的最大的部落實行聯姻，來借助九州中最大的部落去協調當地各方，傳達自己的政令與旨意。

到了帝嚳，他們本來來自山東，這時又在山西，相對曾經的江南，那都不是特別富裕的地區(qū)，所以，他們的實力，是比不上鼎盛時期的顓頊世系的。

這也就決定了他們只好沿襲黃帝的舊制，實行四妃婚姻制。

而帝嚳的四妃，與黃帝的四妃之來源，又是不相同的。

黃帝的元妃是“西陵氏之女嫘祖”。

這個“西陵氏之女嫘祖”的名號，實際上就是暗示她來自相對于中原的西方，就是當時作為西羌的非常古老的女媧氏部族。

因為，女媧氏部族和伏羲氏部族是兄妹，都是華胥氏的后裔。而女媧氏是頂立華胥氏的門戶，沒有離開華胥氏的故地渭水流域的。

所以，西陵，就是伏羲氏和女媧氏共同的祖陵。

黃帝的次妃中，有一個次妃為“嫫母”。

這個嫫母“長得很丑”，卻與嫘祖關系很好。

這實際上是暗示，她來自伏羲氏部族的宿敵——共工氏部族。

因為，共工氏部族是伏羲氏部族的宿敵，卻與女媧氏部族是傳統的盟友。

而共工氏部族是中原地區(qū)的土著，在方位上，也就是相對處于天下的北方——河北地區(qū)，再往北去，就是游牧民族出入的地區(qū)了。

而到了帝嚳，他的元妃是“有邰氏之女姜嫄”。

這個“有邰氏之女姜嫄”是黃帝世系的后裔，所以，她所在的“有邰氏”部落，是能夠幫助帝嚳，協調西羌地區(qū)的各地方勢力的。

而帝嚳的次妃中，有一個是“有娀氏之女簡翟氏”。

這個“有娀氏之女簡翟氏”，就是后來的商朝的祖先。

那么，這個“有娀氏之女簡翟氏”，來自哪里呢？

“有娀氏” ，里面有一個“戎”字，這會不會讓我們想到北方呢？

而史籍記載，商族生活在內陸，卻不以農業(yè)生產為主，而是習慣于進行商業(yè)活動，這不就是游牧民族的特征嗎？

另外，“玄鳥生商”，這個“玄鳥”，不就是忽隱忽現、神神秘秘的候鳥嗎？

候鳥的冬去春來，不也是正符合游牧民族四季遷徙的特征嗎？

“簡翟”之“簡”，書信也；“簡翟”之“翟”，候鳥也。

所以，帝嚳的次妃“簡翟”，是來自于北方游牧民族。

這也就體現了帝嚳在不“勞民傷財”的情況下，保證中原農業(yè)民族不被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擾的策略，就是要與北方游牧民族聯姻，使北方游牧民族歸化于中原農業(yè)民族。

那么，帝嚳的這個策略，效果如何呢？

《五帝本紀》記載:

“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

帝嚳崩，而摯代立。

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

帝堯與帝嚳是父子關系，他們卻分列為帝，各自擁有自己的帝號。

這與之前的黃帝世系和顓頊世系的情形很不相符。

黃帝世系三百年，只有一個帝號。

顓頊世系五代，也只有一個帝號。

而帝嚳和帝堯是父子，同一個世系的兩代人，也就前后幾十年而已，卻各自擁有自己的帝號。

這是為什么呢？

這說明，帝堯和帝嚳，具有各自不同的方針路線，帝堯是沒有按照帝嚳的“既定方針”辦的。

他們父子之間，具有各自不同的政治特征，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的政治時代。

所以，他們就各自擁有自己不同的帝號。

《逸周書·史記解》曰：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

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為什么在夏朝之前，還有個“西夏”呢？

這個“西夏”之名號，應當是依據后來的夏朝之名號而來的。

因為，夏朝的地盤主要在中原與東南江浙地區(qū)，而夏朝的祖先顓頊、鯀，是在西北“石紐”地區(qū)稱帝的，所以，依據夏朝的名號來給夏朝的祖先顓頊、鯀的政權選取名號，那么，顓頊、鯀的政權名號就當為“西夏”。

然而，“唐氏”就是帝堯，帝堯在帝嚳之后，顓頊或鯀的政權“西夏”，能夠被“唐氏伐之”嗎？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顓頊或鯀的政權“西夏”，早在帝堯之前，就被帝嚳所取代了，怎么還能夠在帝嚳之后，被“唐氏伐之”呢？

那么，這個被“唐氏伐之”的“西夏”，又是一個什么樣的“西夏”呢？

這個被“唐氏伐之”的“西夏”，當然還是與大禹的夏朝有關系的，當然還是與顓頊和鯀有關系的。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

當時，背棄鯀的，難道是只有顓頊世系之外的其他諸侯嗎？

難道，顓頊世系的內部，就沒有背棄他的嗎？

如果顓頊世系的內部，也有背棄鯀的勢力，那么，當鯀被迫下野，從“石紐”——石峁城退回中原，建立“崇國”的時候，那些背棄他的顓頊世系的內部勢力，會怎么做呢？

為了效忠他們所擁戴的新帝王帝嚳，他們是否要留在“石紐”——石峁城，繼續(xù)“安居樂業(yè)”呢？

而他們對于鯀的背叛，和對帝嚳的效忠，也就必然地決定了他們會“性仁非兵，城郭不修”。

他們的這種作為，在帝嚳時代，當然是會受到鼓勵的。

但是，到了帝堯時代，帝堯更改了他父親帝嚳的方針路線啊。

所以，到了帝堯時代，這些背棄了鯀的“西夏”的那種“性仁非兵，城郭不修”之作為，就必然要被“唐氏伐之”。

所以，就有“西夏以亡”。

而這個“西夏”以亡之后，他們的幸存者，會往哪里去呢？

他們，肯定是不可能重新去投靠夏鯀的“崇國”了。

于是，四川汶山，就有了一個“石紐”，后來，竟然還發(fā)展出了“三星堆文化”。

回頭，我們再來看看，帝堯，整頓軍備、積極防御的效果如何呢？

《孫臏兵法·見威王》記載：

“堯有天下之時，詘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有四。

故堯伐負海之國，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而后兵寑而不起，施而不用。

其間數年，堯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傳舜。”

這堯帝的能力，也不見得比夏鯀強啊。

正像那項羽所唱的: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那么，“堯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傳舜”之后，舜帝的方針政策又是怎樣的？效果又如何呢？

上面的《孫臏兵法·見威王》，緊接著是這樣記載的:

“舜擊讙收，放之宗；擊鯀，放之羽；擊三苗，放之危；亡有扈氏中國。”

還有《五帝本紀》記載:

“于是舜歸而言于(堯)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

四罪而天下咸服。”

這兩段記載的內容都差不多，都是表明舜帝和堯帝一樣，也是在大力整頓內部，要采取對外積極防御的策略。

這就怪了，不是歷史是一條螺旋線嗎？

既然堯帝的積極防御策略推行不暢，舜帝，不應該改弦易轍，重新回到帝嚳的和平路線上去嗎？

問題是，帝嚳的和平路線明明失敗了，所以才有帝堯的積極防御路線啊。

而和平不行，防御也不行，那怎么辦？那就只好投降??？

可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為什么不投降？

這個問題，《三國演義》中的魯肅對孫權就講過。

魯肅對孫權說：“眾人皆可降曹，惟將軍不可降曹。”

為什么呢？

因為，眾人降曹，仍然可以做官，只不過換了一個主子而已；而孫權降曹，曹操能讓孫權做什么呢？留著做隱患嗎？

所以，為了消除日后的隱患，投降了的孫權，也必須是死。

這是崇禎寧可上吊自殺，也不投降的原因，也是帝舜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堅決采取積極防御策略的原因。

但是，在帝舜“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以懲罰罪犯的名義，逼迫一些部落去防守邊疆時，他與堯帝父子之間，又發(fā)生了矛盾。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路史·后記十一》作:“稷避丹朱”。

為什么“舜囚堯，復偃塞丹朱”呢？

為什么“稷避丹朱”呢？

這里，我們必須搞清楚，舜、稷、堯和丹朱父子，他們三方之間的世系關系。

舜是屬于顓頊世系，稷是屬于黃帝世系，堯和丹朱父子是屬于金天氏——玄囂世系。

當年，金天氏——玄囂聯合，將顓頊世系趕到太湖流域，創(chuàng)造良渚文化；然后，黃帝世系又聯合顓頊世系，將金天氏——玄囂世系趕到山東；后來，黃帝世系衰落，又將帝位禪讓給了顓頊世系。

所以，當舜接受堯的禪讓，登上帝位后，堯的兒子丹朱，會怎么做呢？

在堯還在帝位上時，丹朱為了他們自己家族的利益，肯定是要一馬當先，駐守在“石紐”——石峁城前線。

而當帝位從他們家族的這個世系，轉移到顓頊世系——舜的手上時，丹朱，還肯一馬當先，駐守在“石紐”——石峁城前線嗎？

夏鯀失去帝位時，就從“石紐”——石峁城前線退回了內陸，他丹朱怎么就不可以呢？

然而，站在舜帝的角度，他能夠允許丹朱，從前線撤回內陸嗎？

所以，就有“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也就有“稷避丹朱”也。

這次重大的歷史事件，應該就可以對應解釋，考古學上的距今4100年，陶寺文化的第一次被毀滅。

在考古學上，陶寺文化從距今4300年到距今4100年，為早期階段。

而隨著陶寺文化的這次變化，距今4000年，紅山文化的故地，在小河沿文化也消失了500年之后，又興起了夏家店下層文化。

而“石紐”——石峁城下的那些用于奠基的年輕女性的頭骨，就是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族群。

所以，夏家店下層文化族群，是中原龍山文化族群的宿敵，也就是屬于北方游牧民族。

顯然，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興起，標志著中原農業(yè)民族在與北方游牧民族的長期對抗中，再次失敗。

而就在陶寺文化由早期轉向中期的距今4100年，和夏家店下層文化興起的距今4000年之間，距今4070年，夏鯀的兒子夏禹，在安徽地區(qū)舉行“涂山會盟”，登上了帝位。

那么，我們再回頭看看，夏鯀明明在中原地區(qū)建立了“崇國”，他的兒子夏禹，為什么又會在安徽涂山舉行會盟，從而登上帝位呢？

按照司馬遷《五帝本紀》和《夏本紀》的說法，就是“堯聽四岳，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以死。”

而按照《山海經》的說法，又是:“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

另外，考古發(fā)現，良渚文化毀滅于距今4300年，原因就是洪水引起的海浸。

綜合這些信息，可以斷定，夏鯀確實是治過水，而且，也是死于治水。

但是，他不是帝堯派去治水的，也不是因為“治水無狀”而被帝舜給處死的，他是在巡視水情的時候，被雷電擊死的。

夏鯀的故地，原本就是太湖流域。他們原本就是良渚文化的主人。

因為良渚文化被洪水毀滅，導致他們世系的衰落，所以，他也因此失去了帝位。

而當他回到中原，建立“崇國”后，他又發(fā)現，淹沒他們良渚文化的海潮，終于開始退朝了。

于是，他就帶領族人回到他們的故地，去恢復被洪水毀滅的家園。

不幸的是，在雷雨天巡視水情的時候，他被雷電擊中身亡。

“鯀”應該是他們的族徽或圖騰，也用來代表部落首領的名號。

而當部落首領被雷電擊中身亡后，部落認為原來的族徽或圖騰不吉利，于是，他們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族徽和圖騰，這就是禹。

禹部落繼續(xù)治理水土，改造家園，從而重新發(fā)展起來。

而恰在這時，丹朱引狼入室，打敗舜帝和后稷，中原農業(yè)民族遭遇巨大的危機。

于是，作為顓頊世系之嫡系子孫的禹部落，就不能不振臂一呼，扛起領導大家抗戰(zhàn)的大旗。

但是，在夏禹“涂山會盟”，登基稱帝的70年之后，北方游牧民族還是在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故地，興起了小河沿文化。

由此可見，大禹領導的抗戰(zhàn)成績其實不佳。

距今3900年，陶寺文化在經歷了距今4100年的一次毀滅之后，再次遭到毀滅。

而這一次毀滅之后，她就再也沒有活過來。

與此同時，所有的龍山文化，也都遭遇了巨大的劫難，快速地被毀滅。

當時，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qū)，聚落總數量從1669個，驟降至180個；聚落總面積從218.33平方公里，銳減到47.05平方公里。

山東地區(qū)全境的聚落總數，從“龍山時代”的677處，驟減至“二里頭時期”的44處。

這應該就對應著史籍記載中的“太康失國”了。

《國語·周語》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

這里的“夏之衰” ，不是指夏朝滅亡，而是指“太康失國”。

因為，在“太康失國”的過程中，整個夏朝王族，都被敵人給俘虜了，而逃脫在外的夏王太康，又被敵人緊緊地追殺，與其他服從夏朝的部落不能取得聯系，所以，服從夏朝的其他部落都投鼠忌器，被困住了手腳，只有逃亡，或者任人屠虐。

這就是龍山文化被毀滅的原因。

而在龍山文化被毀滅后，中原地區(qū)除了“二里頭文化”外，再沒有像樣的文化遺址。

為什么呢？

就像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國進行了什么大型的建設嗎？

除了修戰(zhàn)壕，挖地道，什么建設也沒有。

有的，只是汪精衛(wèi)偽政權，替日本人修建的便于掠奪中國人民財富的設施。

想一想，夏家店下層文化不滅，北方游牧民族就始終如泰山壓頂，壓迫在中原農業(yè)民族的頭上，夏朝，還怎么安心進行大型建設？她又哪來的財力物力，去進行什么大型的建設？

一個夏朝，一個黃帝時代，都是“北逐葷粥”，“遷徙往來無常處”的時代，他們怎么為后人留下大型遺址，來證明他們的存在？

然而，他們確實存在過。

沒有什么遺址，就證明了他們的存在。

因為，他們是為抗戰(zhàn)而存在的，不是為建設而存在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再來看商朝先祖的發(fā)展軌跡。

自從帝嚳實行同化政策，與有娀氏進行聯姻之后，商族就進入內陸，成為一個在中原地區(qū)鶴立雞群的游商部落。

顯然，帝嚳試圖通過與他們聯姻，而利用他們去同化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的政策，是失敗的。

而在堯舜時代，他們又會具有怎樣的表現呢？

作為帝嚳的“義子”，商族可以享有內陸部落的身份，繼續(xù)在內陸游商。

而作為一個貨真價實的北方游牧民族，在許多正宗的內陸部落都不支持堯舜積極防御、反擊北方游牧民族侵擾的情況下，你還能指望他們商族去支持反擊其他游牧民族的侵擾？

而也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身份，雖然他們不可能與其他游牧民族一樣，對中原農業(yè)民族抱著搶一把就走的想法，但是，他們明顯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與其他游牧民族取得諒解，雙方互不干涉。

夏朝成立之后，不可能把他們當成主要敵人，而北方游牧民族也不可能把他們當成主要敵人。他們就在戰(zhàn)亂中，孤獨而快樂地生活著。

可惜他們不擅長農業(yè)生產，不能夠積累財富。

而當北方游牧民族政權由于內部問題，對中原地區(qū)的壓力相對減輕時，夏朝不會因為壓力的減輕而發(fā)展，反而因為壓力的減輕而分裂。

這時候，商族，就看到了商機。

謀奪夏朝的權位，對他們來說，就是一樁大買賣。

那么，夏桀，到底反了什么錯呢？

我們從后來的“周初大封建”就可以看出來，夏桀犯錯，就在于他要在他們先輩的“定五服”、“世襲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進行“大封建”。

而他所面對的環(huán)境，卻和他的先輩們不一樣。

他的先輩們是借助抗戰(zhàn)，借助外部環(huán)境的壓力，實行政治變革。

而他，卻是在外部環(huán)境相對寬松的情況下試圖變革。

這就引起內爆，從而給了商湯以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