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行政處罰疆域之拓展

——基于新修《行政處罰法》第33條規(guī)定之展開

作者：周全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

摘  要

2021年1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了行政處罰法修訂草案，其中第33條規(guī)定：“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當事人有證據(jù)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法律、行政法規(guī)另有規(guī)定的，從其規(guī)定。對當事人的違法行為依法不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應當對當事人進行教育?！边@一條文承襲了原《行政處罰法》第27條第3款之規(guī)定，即“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但又在原有條文基礎上作出了更為詳盡而科學的規(guī)定。原《行政處罰法》第27條第3款概括了行政機關對違法行為作出不予處罰決定的三個要件，“違法行為輕微”、“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與原《行政處罰法》第25條、第26條之規(guī)定共同構成了行政機關對違法行為作出不予行政處罰決定的基礎規(guī)范^[8]。新修的《行政處罰法》第33條在原27條第3款的基礎上，增設了“初次輕微可不罰”、“主觀無錯不應罰”和“不予處罰應教育”三種適用情形，可謂要旨清晰、適用明確、審慎而行、與時俱進。本文以粗淺觀點，淺述新修《行政處罰法》第33條之價值蘊含及理論變遷，至于觀點如何，爭議如何，且以本文試析之，以求教于方家。

控制政府權力、保護公民權利是行政法的任務所在。我國《憲法》第5條第1款規(guī)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之目標^[1]，第33條則規(guī)定了我國的人權保障條款。^[2]這兩個條款彼此呼應，構成了“法治國家和基本人權”的規(guī)范表述，其構成原理類似大陸法系的法治國原理，是公法所依賴的兩個憲法邏輯出發(fā)點，“前者所指涉的是行政服從法的統(tǒng)治，后者則指行政作為人權實現(xiàn)的一種基本手段而存在”^[3]，并以此來支撐和建構公法的發(fā)展。^[4]“法治國”之要求落實到行政法領域可導出依法行政原理，在處罰領域則體現(xiàn)為行政處罰法定原則^[5]，而人權保障之要求則貫穿行政處罰領域之始終。作為對違法行為的制裁手段，行政處罰無疑承擔著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之重任，似乎在本質(zhì)上就與人權保障之上位要求彼此相斥，而處罰法定則意味著行政機關對秩序的維護必須嚴格依法進行，其維護秩序的權力不應當是任意而無拘束的，惟此方能防止權力的濫用，從而達至人權保障這一憲法目的。 換言之，借鑒于哈耶克的“目的－工具說”，“法治國”應為手段，而人權保障即為最終之目的^[6]。

在這樣的憲法語境中，謹慎地適用處罰手段本為應有之義，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管子·五鋪》所描繪的盛世了：“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閑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中華五千年皇皇歷史，慎刑省刑、囹圄空虛被稱為盛世的標志，肯定有它物以稀為貴的價值所在^[7]，在行政處罰法領域亦然。

（一）但書條款

“科學的知識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知識，特別是日常知識，主要在于其更為徹底的 體系性”^[9]，而邏輯就是知識體系性的理性保障。如果作為教義學方法的體系解釋，不能突出自身的邏輯維度，那么法律科學將會始終面臨著知識的 “科學性危機”^[10]。

我國《刑法》第13條規(guī)定：“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痹摋l是從“但書”角度對犯罪概念的規(guī)定，將“不認為是犯罪”解釋為“不構成犯罪”目前在學界處于通說地位?！吨袊蟀倏迫珪し▽W卷》對犯罪行為做如下界定：“行為雖然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是由于情節(jié)顯著輕微，沒有達到刑法規(guī)定構成犯罪的嚴重程度，則不認為具有違法性，從而也不認為是犯罪?！?sup>[11]社會危害性是一般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共同具有的特征，而二者的區(qū)別在于社會危害性程度的不同。刑事不法，往往具有較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行政不法則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其程度尚未達到犯罪程度。立法者只能選擇那些對社會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危及社會根本生存條件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并予以刑罰處罰，以顯示對刑事不法行為的嚴厲的否定評價，對于一般的行政不法行為則予以行政處罰。從體系解釋的角度出發(fā)，行政處罰中的不予處罰是基于某一行為雖然具備了行政違法行為的外觀，但由于其不具有社會危害性，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且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或者及時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但是危害后果輕微且初次違法并及時改成，即不具有行政處罰的可罰性要求因而不予處罰，或具備一定的可罰性但是予以了及時補正，基于行政裁量權作出可以不處罰的決定。而我國《刑法》第13條的“不認為是犯罪”是由于某一違法行為雖然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危害程度尚未達到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犯罪行為所要求的“嚴重”的程度因而不認為是犯罪。二者雖然在違法行為的“度”上有所不同，但在“質(zhì)”上是相同的，即都不具有或僅具備極小的“可罰性”。

可以說，《行政處罰法》的不予處罰條款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刑法》第13條的但書條款，但又有所突破。假設排除對國內(nèi)法典的注釋的觀點，不同領域的法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是沒有領域界限的，是相似的。然而實際的法律問題卻有多種不同的解決方法，這些方法又有不同的價值基礎，這些建立在不同價值基礎以及不同的立法技術上的方法均可彼此借鑒。在研究本領域法的同時再觀察并分析其他領域的法，則能獲得較為全面而適當?shù)姆纱鸢?，尤其是能對本領域法所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保持一種批判的距離。這種距離感往往能擴大解決問題的精神視野與相信本領域法的相對性。《行政處罰法》第33條規(guī)定的“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無疑借鑒了《刑法》第13條所規(guī)定的“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但是考慮到行政事務的繁雜與對相對人的權利保障，立足于行政裁量的基礎，《行政處罰法》又提出了“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之規(guī)定，賦予了初次違法但是造成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相對人以裁量后果，不僅使得依法行政原則與行政裁量權有機融合，更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對相對人的權利保護，可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12]。

（二）主觀過錯

在刑法中，采取的是嚴格的過錯歸責原則，主客觀相統(tǒng)一才能定罪量刑。但在適用方式及內(nèi)容上還與行政法領域的過錯歸責存在出入：在刑事訴訟中，公訴人只有證明被告的不法行為是在主觀故意或過失心態(tài)驅(qū)使下實施的，才能夠?qū)Ρ桓嫣崛」V并請求施加刑事處罰。如控方無法證明行為人是在主觀故意或過失心態(tài)下實施犯罪行為的，法院便不能判處被告人承擔刑事責任，因過錯推定原則在刑事法領域是不被允許的^[13]。

行政處罰和刑事司法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行政行為，兩者在價值取向上有所區(qū)別，行政活動更加注重效率性，因而對其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也產(chǎn)生影響。無論行為人主觀心理是過失還是故意，在客觀行為相同時，我國行政處罰法并不嚴格區(qū)分故意違法和過失違法，而僅僅將主觀狀態(tài)作為處罰的情節(jié)予以對待。相較于刑事法最為嚴格的過錯責任，行政違法行為對主觀過錯的要求較低，甚至無過錯狀態(tài)都會受到制裁，如陜西的劉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食用了湯汁被摻入罌粟殼粉的面皮，在警察的例行檢查中尿檢呈陽性，因而被行政拘留15日，劉某在主觀上并沒有過錯，只是進行了一項常見的民事行為，卻受到了相對嚴厲的處罰。諸如此類案件不甚枚舉，再如某老年人種植觀賞花時誤養(yǎng)了罌粟花也被處罰，這些案件的發(fā)生也引發(fā)了行政處罰主觀要件的討論。具體操作中行為人主觀心理狀態(tài)被無視、主觀過錯程度不作區(qū)分而給予相同處罰的做法，弊端逐漸凸顯，不僅違反了過罰相當原則，亦無法達到行政制裁的預期目的，更對相對人的合法權利造成了侵害。

以《稅收征收管理法》為例，法條并未明確規(guī)定行為人實施行為需要主觀過錯，也未確立主觀歸責，但有學者提出“各國行政罰有向刑罰靠攏之趨勢”^[14]，且已經(jīng)成為大眾所認可的一種法理，且“無責便無罰”也已經(jīng)成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憲法性原則。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法律所規(guī)定的可非難性才是法律能夠給予處罰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現(xiàn)實體現(xiàn)，因此處 罰始于責任便成為現(xiàn)代法治國家所遵循的一項重要原則。行政機關在對行為人進行處罰時，應當充分考慮相對人的主觀過錯，若不存在主觀過錯的不得處罰。但基于行政行為的性質(zhì)和特點，行政處罰歸責的主觀要件不能與刑法等同。因行政法律是維護一般的社會秩序，規(guī)范社會中絕大多數(shù)行為，行政行為要比司法行為更為頻繁地實施，因此更加講求效率性；而刑事行為因其嚴厲的強制裁性則更加注重公平與程序。構成刑事犯罪，行為人主觀必須存在過錯，無論故意或過失，主觀過錯都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條件，且舉證責任是由檢方承擔的；而行政處罰則不完全相同，原《行政處罰法》并未對相對人主觀過錯進行嚴格的區(qū)分。因行政行為需要講求效率，因此不能對主觀過錯的區(qū)分進行嚴格的要求，否則不利于行政管理的高效性，也不利于行政目的的實現(xiàn)。新修《行政處罰法》規(guī)定了“當事人有證據(jù)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將舉證責任轉移給了當事人，這樣的設計在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前提下，又保證了行政活動的效率和成本不致過于疏離，更加高度遵循了過罰相當、罰當其責的法治理念。

行政自由裁量權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是現(xiàn)代行政法的一個基本概念，據(jù)考證，行政裁量一詞由德國學者Mayer首創(chuàng)，后經(jīng)奧國Tezner等學者的發(fā)展而將“不確定法律概念”從行政裁量中分離出來。英美法中的“裁量”往往具有較為寬泛的內(nèi)涵，例如，美國學者戴維斯認為：“一個公共官員所能享有的裁量權就是對其權力進行有效約束后所留下的在各種可能性中作為或者不作為的自由選擇權?！?sup>[15]我國有學者將其行為定義為：法律規(guī)范僅對行為目的、范圍等作出原則性規(guī)定，而將行為的具體條件、標準、幅度、方式留給行政機關自行判斷、決定的行政行為^[16]。

原《行政處罰法》第27條第2款界定的不予處罰情形過度狹窄，行政機關在法實踐中并不能擅自變通裁量。況且《行政處罰法》第27條的相關規(guī)定中并未有“可以”二字的授權表述，從而致使行政機關并無依據(jù)實踐情況靈活變通行為方式的空間。這種制度設計是基于我國行政處罰法所確立的處罰法定原則。依據(jù)該原則，行政機關對法定應予處罰之行為，必須科以法定種類和范圍內(nèi)的處罰，不可創(chuàng)設和規(guī)定行政處罰的種類和范圍；行政機關只能在法定權限范圍內(nèi)依法定程序行使處罰權。即使是涉及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制度規(guī)定，也并不例外。以我國行政處罰制度對法律責任的規(guī)定為例，若一項規(guī)定中表述為“某種行為，處以何種處罰”，在此并未規(guī)定“應當”還是“可以”的前置性表述，行政機關當然理解為行為結果的不可裁量性，這體現(xiàn)為一種“合法主義”的立場。1861年由德國學者針對刑事訴訟領域“起訴法定主義”提出的“便宜主義”則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所謂便宜主義，“盡管行為人之行為已滿足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要件而具可罰性，然在個案中仍可放棄對此行為之追究及處罰”^[17]。即除非法律明確地限制行政機關的自主性空間——以“應當”式的表達剝奪行政行為的結果選擇權，否則即應肯定行政執(zhí)法的靈活變通空間。在行政法領域，“立法者將便宜原則之思想轉化為裁量權之給予”^[18]，行政處罰中便宜主義通常表現(xiàn)為是否追訴該行為的決定裁量權和在何種范圍及如何追訴的選擇裁量權。行政裁量權作為便宜主義的表現(xiàn)形式，更形象而言，似是一種媒介，為抽象的法律原則與具象的法律規(guī)范間搭建起一座可互通的橋梁。于立法者而言，便宜主義若能落實到法律條文中，則可以為執(zhí)法者善用權變空間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jù)，亦符合依法行政原則的要求。反之，通過對行政裁量的規(guī)制亦可防止行政機關假借便宜主義之名號從而濫用行政權，可謂一舉兩得^[19]。

新修《行政處罰法》第33條就不予處罰”規(guī)定了三種情形，第一種是“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第二種是“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第三種是“當事人有證據(jù)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這里，第一、三種為“法定”之不予處罰，第二種系為“酌定”之不予處罰。前者指“因法律、法規(guī)所規(guī)定的法定事由存在，行政機關對某些形式上雖然違法，但實質(zhì)上不應當承擔違法責任的人不給予行政處罰”。后者指“行政機關依照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考慮到有法定的特殊情況存在對本應給予處罰的違法行為人免除對其適用行政處罰”^[20]。雖然二者在結果上都表現(xiàn)為“不予處罰”，但存在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前者是行為不應該受到處罰因而不進行處罰；后者是行為本應該受到處罰，考慮到特殊情況存在，賦予了行政機關以是否作出處罰的裁量權。便宜主義對應的是“酌定”之不予處罰。進一步而言，便宜主義的適用不僅體現(xiàn)在是否認定情節(jié)的要件裁量，還包括作出何等決定的結果裁量。是故，我國《行政處罰法》第33條在不予處罰層面涉及到裁量權之規(guī)定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種是微罪或無主觀過錯不予處罰。可以理解為行政機關可以在調(diào)查結束后，涉及“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或者“當事人有證據(jù)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案件，可以依法認定行為人是否符合“微罪”或者“無主觀過錯”的情形，在這部分是具有行政裁量權的。但是，一旦作出行為人符合“微罪”或“無主觀過錯”的認定，就必須不予行政處罰。此為便宜主義下行政裁量權的要件裁量。第二種是初次輕微且改正可不處罰?？梢岳斫鉃?，行政機關可以在調(diào)查結束后，涉及“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可以依法認定行為人是否符合此項情節(jié)，在這部分是具有行政裁量權的。在作出行為人符合“初次輕微且改正”的認定后，行政機關依然具有適足的裁量空間來決定是否予以行政處罰，可予可不予。此為便宜主義下行政裁量權的結果裁量。

新修《行政處罰法》第33條的行政裁量模式及其建構旨在回應公共行政之合目的性、合比例性需求，通過賦予行政機關更為適當?shù)男姓灾骺臻g確保對行政實踐的靈活變通和可接受性社會效果。但這并不意味著行政裁量的適用是毫無界限的，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裁量權的適用依然要符合法律原則的指引和憲法法益的底線性要求，在合理保護公民、法人、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的基礎上進一步地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實現(xiàn)^[21]。

處罰法定作為處罰領域“不可逾越的藩籬”，是形式法治得以貫徹的體現(xiàn)，其確立對于規(guī)范處罰權、保護公民合法權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處罰法定意味著應當嚴格以“要件—效果”這一規(guī)范框架為依托，對于符合要件的違法行為給予相應的法律制裁。新修《行政處罰法》第6條規(guī)定：“實施行政處罰，糾正違法行為，應當堅持處罰與教育相結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自覺守法。”該條規(guī)定意味著，行政處罰的實施不能單純以處罰為目的，而應當與教育相結合，以突出其防止下次再犯的預防功能。事實上，國家對行政相對人違法行為施以行政處罰，并非是一種粗暴的威嚇，也不是希望通過罰沒行政相對人的財產(chǎn)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而是通過“相當”的懲罰來形成行政相對人以及其他人“自覺守法”的意識，旨在形成良好的法律秩序^[22]。為落實這一宗旨，新修《行政處罰法》第33條規(guī)定了“初次可不罰”和“不罰應教育”的要求。

“初次可不罰”契合了當下行政機關完成現(xiàn)代行政任務的需要，是以人為本的執(zhí)政理念導入行政處罰后形成的一項內(nèi)生性制度，在這一規(guī)定未得到《行政處罰法》承認前，就已經(jīng)得到了相當范圍的推廣。在新修《行政處罰法》正式頒布之前，“初次可不罰”作為人性化執(zhí)法的產(chǎn)物在相當程度上減少了處罰中的亂像，但在行政法基本理論的框架內(nèi)，其與處罰法定之間的緊張關系究竟應當如何消解也成了無法回避的問題。其中首要的問題就是這種做法的依據(jù)何在？無論是《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亦或是其他有關行政處罰的單行法律規(guī)定，都不曾出現(xiàn)過“初次可不罰”的字眼。在與此相關的行政規(guī)定中, 《江蘇省質(zhì)量技術監(jiān)督局’首違不罰’暫行規(guī)定》第3條明確：“本規(guī)定所稱’首違不罰’是指質(zhì)監(jiān)部門對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行政相對人首次且非主觀故意違法、能積極配合執(zhí)法的案件，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等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依法作出從輕、減輕、免予行政處罰的決定?！备鶕?jù)這一規(guī)定可知，初次可不罰這一做法的應用是有著嚴格的條件的，即需要同時滿足違法行為輕微、未造成危害后果、相對人首次且非故意違法和態(tài)度上積極配合這4個要件。因此，在新修《行政處罰法》正式頒布之前，除了可以從原《行政處罰法》的教育與處罰相結合條款當中找出其合法性依據(jù)外, 《行政處罰法》第27條關于不予處罰的法定情形也構成了對該做法合法性的強有力支撐。因此，對于“初次可不罰”這一執(zhí)法方式，是在遵循處罰法定的基礎上充分貫徹“處罰與教育相結合”這一原則的體現(xiàn)，需要注意的是，“初次可不罰”盡管充分體現(xiàn)了執(zhí)法的人性化，但為彌補此種執(zhí)法方式可能缺失的“懲戒功能”，應當以附加“提示整改”為必要條件。如若相對人拒絕配合整改，則不再適用不予處罰之情形。

“不罰應教育”這一手段的運用手段運用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思路，即要重點從執(zhí)法理念的轉變著手，然后在先進理念的指導下對執(zhí)法手段予以創(chuàng)新，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它克服了以往執(zhí)法中的單一性、僵化性和機械性，符合人被尊重、肯定和自我實現(xiàn)需要的心理特點，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法治的價值取向。鑒于教育手段不帶有強制性和懲戒性，在不斷轉變行政管理方式的今天，具有更為廣泛的現(xiàn)實意義。這種手段具有靈活多樣性、多元化和調(diào)節(jié)方式的適度彈性，還具有柔和、及時、實用、注重效率等一系列突出特點和長處，更多地代表了民主協(xié)商與溝通的法治價值，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法治的平等、獨立、民主、責任、寬容、尊重、信任和合作的人文主義精神^[23]。從人類社會文明發(fā)展史的角度來考察一個國家，國家懲戒的如何適用是這個國家的文明標志之一，在我國行政違法形勢還十分嚴峻，違法總量還十分龐大的當下，行政機關能否學會并做好行政處罰“減法”的功課，能否通過溫和的方法化解一些違法與不違法兩可之間的疑難案件，無疑考驗著行政機關的執(zhí)法水平和人權保障功能。網(wǎng)密于凝脂，刑毒如秋荼，從來不會獲得贊美之譽，刑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行政機關審慎而行，精準施策，將教育與處罰兩種手段有機結合，方是大道應然。

日本當代著名的刑法學者西原春夫在《刑法的根基和哲學》一書中曾說道：“刑法是處罰人的法律?！m然刑法是為處罰人而設立的規(guī)范，但國家沒有刑法而要科以刑罰照樣可以。從這一點上看，可以說刑法是無用的，是一種為不處罰人而設立的規(guī)范?！?sup>[24]西原春夫先生為一個法治社會如何根據(jù)刑法的實在規(guī)定進行定罪量刑勾畫了一個理想和浪漫的圖景。事實上，無論是刑罰，還是行政處罰，均應在法治的軌道上有序運行，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面對現(xiàn)代行政法的變遷以及行政任務的多樣化，每一個以真正實現(xiàn)法治為追求的社會，都應當在形式與實質(zhì)之間、封閉和開放之間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將最終的旨歸落實于對個人合法權利之明確保障^[25]。中國之方案，大道之行也，《行政處罰法》之修訂亦是如此。

1. 《憲法》第5條第1款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2. 《憲法》第33條第3款規(guī)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3. 章劍生：《依法行政原理之解釋》，載《法治研究》2011年第6期。 ↑

4. 尹培培：《處罰法定的價值蘊含與現(xiàn)代行政法的變遷》，載《江蘇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

5. 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條規(guī)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應當給與行政處罰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規(guī)或者規(guī)章規(guī)定，并由行政機關依照本法規(guī)定的程序?qū)嵤?。?↑

6. ［日］青木昌彥、奧野正寬編：《經(jīng)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魏加寧譯，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頁。 ↑

7. 楊興培：《刑法實踐應學會并做好“減法”功課》，載《上海政法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

8. 尹培培：《不予行政處罰論——基于我國《行政處罰法》第27條第2款規(guī)定之展開》，載《政治與法律》2015年第11期。 ↑

9. Paul Hoyningen—Huene, Systematicity: The Nature of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3, p.15.  ↑

10. 陳金釗、吳冬興：《體系解釋的邏輯展開及其方法論意義》，載《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

11. 《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9頁。 ↑

12. 《商君書·靳令》 ↑

13. 姬亞平、申澤宇：《行政處罰歸責中的主觀要件研究——兼談《行政處罰法》的修改》，載《上海政法學院學報》2020年第3期。 ↑

14. 葛克昌：《稅捐罰與憲法解釋》，載葛克昌主編：《行政程序與納稅人基本權》（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82頁。 ↑

15. K.C.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A Preliminary Inqui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p.4. ↑

16. 羅豪才：《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頁。 ↑

17. 洪家殷：《行政罰上便宜原則之研究》，載《東吳公法論叢》2007年第1期。 ↑

18. 羅名威：《論行政法上之便宜原則》，城仲模編：《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三民書局1997年版，第474頁。 ↑

19. 陳悅：《行政處罰制度完善的便宜主義進路》，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

20. 胡錦光、牛凱：《以案說法·行政處罰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頁。 ↑

21. 陳悅：《行政處罰制度完善的便宜主義進路》，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

22. 章劍生：《罰抑或不罰?——基于行政處罰中’首次不罰’制度所展開的分析》，載《浙江學刊》2011年第2期。 ↑

23. 李冰、段麗斌、趙偉：《教育手段在行政執(zhí)法中的運用研究》，《2008年政府法制研究》，2008年6月30日。 ↑

24. ［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與哲學》，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版，第33頁。 ↑

25. ［法］邦雅曼·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人的自由》，閻克文、劉滿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