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可給這場演講起另一個題目“天堂六十年”，用直白的言語來慶祝六十年來的經(jīng)濟學學術生涯給我的不勝喜悅的感受。在這里，我不是想借名人來自抬，而是要稱頌許多大學者，因為他們把20世紀的后三分之二，變成經(jīng)濟學研究的黃金時代。借用或延伸諾埃爾·安南（Noel Annan）的說法，可稱之為“我們的時代”或“我們這群人”。

這是場生日聚會。你可以不來參加，但如果來了，那就要說些好話。薩繆爾·約翰森博士（Dr. Samuel Johnson）曾說：在這樣的場合說話，不必受誓言的約束。如果我犯錯，我也錯在積極的一面。撒克雷（Thackeray）寫《名利場》時，他稱之為沒女主角的小說。今天這場較感性的演講，是一場沒有反面角色的概述。我只講真相，而且只有真相,但請注意，這不是全部的真相。

我要學佳吉列夫（Diaghilev）把芭蕾舞復活的做法。他讓巴克斯特（Bakst）的舞臺布景，比原先的更加絢麗，“使之與人們記憶中的一樣鮮艷”。這就好像前些時候，有家報社只想發(fā)布好消息。讓報道戰(zhàn)爭、強奸和太空探險失利的任務，交給別的報社去做吧。這項做法在商業(yè)上不成功，不久就消失了。有人說，社會對好消息沒有強烈需求。對識別問題更老練的研究者指出，報刊消亡的原因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對愉悅性內(nèi)容的供應不足。

偉大經(jīng)濟學家和頂級科學研研突破的供給不足，不是我的問題。1932—1991年經(jīng)濟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步。證明此事的方法之一，是找出不久前發(fā)表的經(jīng)典性文章，然后與今日文獻中同樣議題的標準處理方式來進行對照。我剛剛給自己定下規(guī)則，說今天只談好事，所以我就無法做這種考證工作。聽眾請自行閱讀馬歇爾、維克塞爾和庇古（Pigou）的偉大著述，以確認凱恩斯所說的“我們倫理科學中最令人愉悅的分支”指經(jīng)濟學?！g者注取得的非凡進步。他們是巨人，我們就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我們的祖先在黑斯廷斯戰(zhàn)役拉滿了長弓，但此后每代人都站在學科累積的更高點上。今天的薩達姆·侯賽因擁有的火力，比過去歷史上任何一位成吉思汗所能召集的火力更強。

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周期愈來愈長，科學的進展也一樣。艾薩克·牛頓本人，就是一場實至名歸的科學革命。隨著英國進入困難時期，科學家只好走向歐陸，向萊布尼茨之后的學術明星例如伯努利家族、歐拉、拉格朗日、拉普拉斯，以及那位無與倫比的高斯學習。在經(jīng)濟學界，我們有休謨、重農(nóng)學派和斯密的時代。接著是間歇期，直到馬爾薩斯、李嘉圖和密爾父子脫穎而出。出完火警后，回程路上的消防車，其實是行駛在去下一場火災的路上。杰文斯、瓦爾拉斯、門格爾、埃奇沃思、馬歇爾、維克塞爾和帕累托，這些英雄都翱翔于凡夫俗子望塵莫及的境界。

我想委婉表達的是，1850—1875年這個時段，對即將出生的經(jīng)濟學家來說，可謂生不逢時。20世紀的前三分之一對經(jīng)濟科學來說，還不是收獲季節(jié)，當然也非不毛之地。怎么可以對孕育出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阿林·揚(Allyn Young)和庇古的土地，說這種話？不過這一代人其實并非可遙不可及。

1932年1月2日初次接觸經(jīng)濟學，那是我的造化。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jīng)濟蕭條，正處于最糟糕階段。凱恩斯正忙著蛻變，年輕的?？怂拐趯ふ易约旱男g業(yè)專攻。為什么我要提到這兩位的名字？那是為了方便介紹我個人的經(jīng)歷。我在芝加哥大學的導師尤金·斯特利（Eugene Staley），主動告訴16歲的我：凱恩斯是世界領先的經(jīng)濟學家。那時凱恩斯的《貨幣論》已經(jīng)被視為他的經(jīng)典之作，所以那并非蹩腳的判斷。后來我去了哈佛大學念博士，年輕的助理教授約翰·卡斯爾斯（John Cassels）告訴我：“?？怂辜磳渎额^角?！蹦菚r我聽到這個消息并不意外。

三年前應美國東部經(jīng)濟學會邀請，我做了個題為“經(jīng)濟學界的不死老兵”的演講參閱本書第11篇（#577）?！g者注。講述在世或已故經(jīng)濟學家生平軼事的過程中，我提到的一些事情現(xiàn)已發(fā)表。法律顧問讓我放心，重復自己不能算抄襲?？腿撕汪~鮮一樣，兩天后就發(fā)臭。但好故事只會越講越好聽。

熊彼特

從何說起呢？先說約瑟夫·熊彼特吧，我心目中的熊彼特。現(xiàn)今正流行名副其實的熊彼特傳染病。至少已有四部熊彼特傳記面世，都在討論熊彼特是否因嫉妒凱恩斯《通論》的成功而憤恨不已。是的，我相信是。亞伯拉罕·林肯的法律伙伴說，有個小鬧鐘在林肯的名譽欲中滴答作響。熊彼特也是如此，他出身在維也納上流社會邊緣，才華橫溢，沒有兄弟姐妹。他每晚會在日記中給自己打分。他亂給分數(shù)，把A 賞給我這樣的人。熊彼特渴望得到理論家的名譽，但這不是屬于他的東西，因此他的自我評價很苛刻。他和斯湯達一樣，死后才大紅大紫。正如海明威的朋友所言：“好好活著就是最好的報復?！斌w面死去也是如此?！靶鼙颂厝缛罩刑臁保@是最近某篇文章的合適標題。

熊彼特最后終于找到了他的比較優(yōu)勢領域，那個領域不研究穩(wěn)態(tài)時的零利率，也不研究康德拉捷夫（Kondratiev）周期、朱格拉（Juglar）周期和基欽—克拉姆(KitchenCrum)周期的本輪指他開始寫作《經(jīng)濟分析史》，逝后于1954年出版?！g者注。熊彼特迅速掌握歷史文獻的本事無人能及，他對政治學、社會學和經(jīng)濟史有全新的觀點，且無拘無束。他在1920年的社會學研究就指出了政治人物的尋租，這比現(xiàn)代公共選擇文獻憤世嫉俗的研究趨勢要早。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是對的，作為文體家（我還要加上演說家），熊彼特與凱恩斯屬同一級別。東歐人現(xiàn)在需要熊彼特所強調(diào)的這一觀點：我們的經(jīng)濟體系并非只有利潤，而是會有盈有虧。他們需要熊彼特這一洞見：競爭必然會減少損失，是一個創(chuàng)造性破壞的過程。當我注意到熊彼特預言的失敗，或帕累托式的頑固和保守時，我想到霍姆斯大法官（Mr. Justice Holmes）給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寫過的一句話，大意是：雖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不是唱給我聽的，但我會讀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這不是因為斯賓格勒就是對的，而是因為這家伙跟我水平差不多。

我們也許能贏得頂級名氣，但仍無法置身于自己所處時代的重要趨勢之內(nèi)，熊彼特的故事就是個例子。要明白這點，讓我將六十年來經(jīng)濟學的這些重要趨勢與熊彼特的奮斗做一番對比。

時代精神

早在1932年，經(jīng)濟學就已為數(shù)學化做好準備。早期的各自獨立的開拓者，如古諾、杰文斯、瓦爾拉斯、埃奇沃思、帕累托和費雪，都曾用過符號體系，但經(jīng)濟理論和統(tǒng)計學的大壩現(xiàn)在突然決了口。在計量經(jīng)濟學被視為適合經(jīng)濟分析的統(tǒng)計學工具之前，它已有詞典上的意義：就是數(shù)學、經(jīng)濟理論和經(jīng)濟統(tǒng)計學三者的結合。哈羅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迅速起跑。阿瑟·鮑利（Arthur Bowley）在倫敦經(jīng)濟學院教書，但還處于埃奇沃思的傳統(tǒng)下。亨利·舒爾茨（Henry Schultz）繼承了H.L.穆爾（H. L. Moore）的哥倫比亞大學傳統(tǒng)，在芝加哥大學繼續(xù)發(fā)揚光大。有弗里希（Frisch）和丁伯根（Tinbergen）兩位助陣，入侵者成為了勝利者。純數(shù)學家只是偶爾居于中心地位，沃爾泰拉（Volterra）和格里菲思·埃文斯（Griffith Evans）就是例子。我們逐漸了解到馮·諾依曼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雙人零和博弈論，以及他提出的分時段、由投入決定的生產(chǎn)模型）。還有弗蘭克·拉姆齊（Frank Ramsey）的著作（最佳控制的儲蓄、可行的次優(yōu)消費稅、主觀概率，以及社會基數(shù)效用最大化的推導）。盡管如此，經(jīng)濟學家大多是自學成才的。我為媒體撰寫的祝賀約翰·?？怂箻s膺1972年諾貝爾獎的文章，把他描述成聰穎敏捷的學習者，我的初衷是想恭維他。但?？怂挂载焸涞目谖菍懶沤o我，說他在克利夫頓學院和牛津大學的數(shù)學訓練有多優(yōu)秀。我當初沒告訴他一件事，這件事可以作為我自我辯解的理由：羅伊·艾倫（Roy Allen）說起，他把內(nèi)托（Netto）介紹行列式的小書借給?？怂梗痪煤笙？怂拱褧€回來，還附了一本自己的數(shù)理經(jīng)濟學名著《價值與資本》（1939）！

在沒有數(shù)學工具的情況下，幾顆聰穎腦袋就能跟上，甚至能推動經(jīng)濟科學——唉，我們正把這樣的時代拋在身后?？柖啵↘aldor）對微分方程一無所知，竟然能令人信服地為曲線乘數(shù)準加速數(shù)模型，推導出范德波爾—瑞利的極限循環(huán)；勒納（Lerner）僅憑智商，就能看出帕累托最優(yōu)的必要條件。這樣的壯舉都堪稱奇跡，就像單手表演的雜技演員一樣值得喝彩。如果你把近幾十年來的百多個重要發(fā)現(xiàn)圈出來，你就能感受到我們對19世紀的挑戰(zhàn)做出的回應：數(shù)學給經(jīng)濟理論增添了什么？最近的100個發(fā)現(xiàn)，有90個都拜數(shù)學所賜。但是，對往昔年歲的懷舊之情，還是會油然而生。

如果這個浪潮的開始，只是數(shù)學家在想方設法解決問題，那么當它擊中經(jīng)濟學時，經(jīng)濟學家就沖向布爾巴基數(shù)學社團（Nickolaus Bourbaki），甚至更遠的地方，去尋求幫助。此事已在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思維實驗中，得到充分說明。他提議：“對頂級期刊《物理學評論》（Physical Review）和《計量經(jīng)濟學》（Econometrica）進行內(nèi)容分析，評估所運用的數(shù)學技巧的前沿程度。你會發(fā)現(xiàn)，《計量經(jīng)濟學》的現(xiàn)代分析工具，擴展得最多?！蔽覔闹赋鲞@一點的這位經(jīng)濟學家會被認為是在裝模做樣，容我鄭重地補充一句：西蒙不僅是經(jīng)濟學家，他還把我們的空想視為墮落的標志，而非創(chuàng)造才能的標志。我還要指出，更好的邏輯絕沒有害處。我的熟人中，很少有人因為過于關注理論的優(yōu)美，而在現(xiàn)實的淤泥中找不到珍珠。他們可以一連幾小時打網(wǎng)球、打橋牌、做期權交易、與異性調(diào)情，他們也會在剩余的時間里，等待新范式和實證研究重大發(fā)現(xiàn)的出現(xiàn)。我們攀登高山，是因為山就在那里。我們沿著報酬遞減曲線拾級而下，因為在等待報酬曲線因為外生因素而移動的過程中，我們別無他法。

命運一直安排我跟同時代的領軍數(shù)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分子生物學家密切交往。當前經(jīng)濟學方法論的批評者如果以為，像我這樣的經(jīng)濟學者，會處心積慮要從上面這些人那里贏取贊譽，那就大錯特錯了。非經(jīng)濟學界的科學家，無一例外地對經(jīng)濟學的公理體系毫無興趣。哈佛大學數(shù)學家喬治·麥基（George Mackey），從不想跟我討論我的《經(jīng)濟分析基礎》。反而是我的入門書《經(jīng)濟學》［或約翰·雷（John Rae）的利息理論］，而不是像德布魯?shù)哪欠N純數(shù)學的細微之處，吸引了他的注意。

我的科學家朋友都由衷相信，如果他們從實驗室挪出部分時間，就能在半個休假年內(nèi)解決掉經(jīng)濟學和社會科學的難題，之后過上幸福的生活。它使我想起劍橋大學的拓撲學家懷特海（Whitehead）。一位同事問他：“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稱數(shù)學全都是同義反復。我們該怎么回應？”懷特?；卮鸬溃骸皵?shù)學也許是同義反復，但為什么羅素就不能做這種該死的事？”經(jīng)濟學看起來跟蒙德里安（Mondrian）的繪畫一樣輕易，若想改善它，只需一把尺和幾條有顏色的線。我會跟毛姆（Somerset Maugham）一樣，說：“不妨一試?！?/p>

我老師那代人發(fā)現(xiàn)，數(shù)學是個難以背負的十字架。在他們以美國經(jīng)濟學會主席身份發(fā)表的演講中，他們痛斥數(shù)學既裝模作樣，又浪費時間。他們大量引用馬歇爾、庇古和凱恩斯認為數(shù)理經(jīng)濟學無足輕重的看法來自我安慰。但他們家門口的那個攔路虎就是不肯離去。他們一輸再輸，葬禮一個接著一個。

人口爆炸

經(jīng)濟學這個行當?shù)牧硪粋€趨勢，是規(guī)模和從業(yè)者數(shù)量的遽增。這一切發(fā)生在當美國經(jīng)濟學家的數(shù)量差不多等于按摩師數(shù)量時。無論好壞，我們已把那些江湖郎中甩在后面?！敖?jīng)濟學導論”已成為大多數(shù)高校里人數(shù)最多的一門課。成千上萬的經(jīng)濟學家出席美國經(jīng)濟學會的圣誕聚會。在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故事都差不多。人們的寫作傾向是一個普適常數(shù)，而閱讀傾向則相當有限，這就意味著，在刊物發(fā)表論文的競爭要比以往都更激烈，甚至在經(jīng)濟學已逐漸形成專業(yè)分工之后。

舊制度下的生活曾經(jīng)甜蜜過。我們?nèi)?nèi)的少數(shù)人，曾經(jīng)為中等規(guī)模的讀者圈寫作。現(xiàn)在，叢林既擁擠又污穢。這一切也適用于物理學和自然科學：攀登者的數(shù)量已翻倍再翻倍，要獨占鰲頭十分困難，年輕學者被這樣的困難壓垮。諾貝爾獎數(shù)量的守恒定律，導致失望的數(shù)量節(jié)節(jié)攀升。

西進潮流

與前面談到的數(shù)學化和規(guī)模爆炸的趨勢相關的是，經(jīng)濟學科的重心從歐洲迅速移向美國。這部分是因為希特勒送給新世界的禮物——因為熊彼特、哈伯勒（Haberler）、馬克盧普（Machlup）、馬爾沙克(Marschak)、勒納和列昂惕夫這些人，紛紛登上我們的海岸并留了下來。這也反映美國國民生產(chǎn)總值在全世界的絕對比重。錢能推磨，我指的是已校正過物價的錢。更多經(jīng)費意味著更多大學生，更多學生意味著更多教授和更多研究。在今日的國際貿(mào)易中，生產(chǎn)要素會向更多就業(yè)機會和更高工資的地方轉移。

我年輕時閱讀英國作者的著述，我們的休假年也在國外度過。而如今我們最聰明、最優(yōu)秀的人才夢寐以求的是在斯坦福過冬，而不是在牛津劍橋、奧斯陸或鹿特丹。我的年輕研究生，對這些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學圣地不再仰視。別遷怒于信使：我只是在報告事實。

所幸的是，今天，地點與地點的集中，已不如過去那樣重要。戰(zhàn)前我有幸在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求學。劍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倫敦經(jīng)濟學院、奧斯陸、鹿特丹或斯德哥爾摩，都算還是不錯的選擇。當我被催著給戰(zhàn)前的經(jīng)濟學家提學術生涯建議時，我必須直言：“無論是乞討、舉債還是偷盜，你都應該去實際行動真正發(fā)生的地方?！苯裉煳夷芰谐?0個杰出的經(jīng)濟研究中心的名字，信息更靈通的人士還可以再列出70個來。

兩場革命：壟斷性競爭革命與凱恩斯革命

1932年之后，很快就出現(xiàn)了三項重大突破此處說有“三項重大突破”，其實只談了兩項?！g者注：首先是在微觀領域的革命，它與愛德華·錢伯林（Edward Chamberlin）和羅賓遜夫人有關。它姍姍來遲，迫使馬歇爾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萬般無奈地去追趕古諾在1838年提出的不完全競爭分析。錢伯林—羅賓遜的革命，除了并入博弈論和管理經(jīng)濟學的部分，已經(jīng)幾乎引不起當代人的注意。我相信那是個錯誤和倒退，部分是因為芝加哥學派傾向自由放任，部分是因為數(shù)學家渴望待在凸集理論舒服的美景里。不過，此時此地不宜爭論這個問題。

第三次革命的時間，我定在大約五十年前，凱恩斯的《通論》我們先暫且不論。從課堂上的局部均衡的微觀經(jīng)濟學轉向用幾種商品、幾種要素來繪制圖表的一般均衡，這是重大的范式轉移，那發(fā)生在大約1941年前后。兩星期前受邀參加在安阿伯安阿伯（Ann Arbor）是美國密歇根州東南部城市，密歇根大學所在地。——譯者注舉行的五十周年慶時，我想到這件事。沃爾夫岡·施托爾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羅·薩繆爾森是周年慶的榮譽學者。大家從數(shù)千英里之外，聚在一起，來慶祝一個引理——所謂的“施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及其廣泛應用——的五十周年慶。我在慶會上說，造成巨大影響的，不是關稅能對實質(zhì)工資，或是對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在地理上稀缺的任何一種生產(chǎn)要素，有實質(zhì)的保護作用。要緊的是，把容易解說的埃奇沃斯生產(chǎn)框圖，以及其中隱含的在大炮與黃油之間權衡取舍的可能性邊界，帶進大學課堂內(nèi)。只要瓦爾拉斯、卡塞爾（Cassel）和俄林停留在（N M）個未知數(shù)、（N M）個等式的抽象范疇內(nèi)，馬歇爾的那套舊學說，就會牢牢占據(jù)基礎課堂和初級課本。羅賓遜夫人、雅各布·瓦伊納（Jacob Viner）、施托爾珀—薩繆爾森等人，猶如同時被同一顆小行星擊中，占領了一般均衡這個較易處理的領域。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通論》這顆驚人的炸彈橫空出世。真正的“宏觀經(jīng)濟學”誕生了，日后這個名稱才見諸文獻或詞典。在物理學界，愛因斯坦和玻爾爭論著物理學量子理論最根本的基礎。兩位物理大師的爭論未必就比戰(zhàn)前或戰(zhàn)后經(jīng)濟學家就宏觀經(jīng)濟學微觀基礎的爭論更具戲劇性。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出現(xiàn)的原初版本的凱恩斯主義，大膽地忽略了微觀基礎，繞開了這個棘手的問題。只要是能對付十年蕭條的方法，就是當時的圣經(jīng)。隨著戰(zhàn)爭的到來，以及大蕭條和戰(zhàn)爭都隱入歷史，中央銀行和財政政策的行為方程式都發(fā)生了變化。凱恩斯范式開始了螺旋式的演進，這兒加個存量變量，那兒加個累積滯后，一路修修補補。一旦MV=PQ中的V，成了利率的增函數(shù)，新古典學派和凱恩斯學說的軌跡就匯聚在了一起。

“我們現(xiàn)在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了”，這是對哈考特（Harcourt）在19世紀末那句抱怨——“我們現(xiàn)在全都是社會主義者了”——的有意識的呼應。今天我們才進一步分裂為：后凱恩斯學派、折中凱恩斯學派、新凱恩斯學派，以及新新凱恩斯學派。對我這樣的在戰(zhàn)后經(jīng)濟蕭條自行終止時放棄了原初版本的凱恩斯主義的人來說，我在下面這個事實中發(fā)現(xiàn)了凱恩斯在科學上的偉大之處：在解釋“理性預期的新興古典經(jīng)濟學”，或是后帕廷金（postPatinkin）的貨幣與價格數(shù)量論時，我會用到一些在薩伊和馬歇爾這些前凱恩斯學者的著述中找不到的變量和函數(shù)，而即便是維克塞爾和費雪的著述也沒有明確提出這些變量和函數(shù)，充其量只是隱含了這個意思。沒有人的聲名可以與他媲美！“合并吸收”（Obliteration by Incorporation），正是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提出的科學進步的標簽。

我在這里的目的，不是要宣稱1936年后的宏觀經(jīng)濟學是真理，而是想提請各位注意，我們這個時代經(jīng)濟學的單純的樂趣、活力和進步，它們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經(jīng)濟學的特征。盡管一路凱歌，我們從不缺乏挑戰(zhàn)或驚喜。

兩則趣聞

我的7個孩子和后來的15個孫輩，總是要聽我們成長的那個時代的故事。我必須趕緊履行承諾，講講我們這伙人的趣聞。

我賣一送二。在戰(zhàn)爭結束時的倫敦經(jīng)濟學院，萊昂內(nèi)爾·羅賓斯和弗里德里?！す讼蛭掖蚵犨^他們以前的學生阿巴·勒納（Abba Lerner）的情況。我匯報說勒納狀況極佳，每小時都在生產(chǎn)新的定理、引理、自相矛盾的妙語、改革運動和金屬絲雕塑。我還補充道：“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他的朋友必須保護他免遭自傷?！?/p>

“什么意思？”這兩位熱心的自由主義者問我。

“呃，勒納寫過一本小書，提出向歐洲戰(zhàn)場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和太平洋戰(zhàn)場的麥克阿瑟將軍提供抽象的購買力，購買力的大小與兩個戰(zhàn)場的相對重要性成比例。兩位將軍然后再各自把這些購買力分配給上校，再由他們分配給中尉和大兵。這樣就能運用拍賣市場的原理，以有效率的分散決策的方式進行戰(zhàn)爭。勒納始終不理解，為什么他的朋友勸他不要出版，以保護他的名聲?！?/p>

哈耶克打斷了我：“那又怎么啦？我提出過一模一樣的建議。”

我想換個話題，繼續(xù)說道?！吧洗蚊绹?jīng)濟學會的圣誕聚會上，勒納占用了酒店的一個舞廳，來發(fā)布他的政治綱領。他的方案是什么？西方應該給斯大林下最后通牒：要求蘇聯(lián)立即引進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還有以邊際成本定價的自由，否則我們就往蘇聯(lián)扔原子彈?！?/p>

這次輪到羅賓斯開腔了?！澳怯衷趺蠢玻课揖桶l(fā)起過那樣的提案?！?/p>

去年一月，我榮幸地在加利福尼亞州克萊蒙特市，作了第二期的萊昂內(nèi)爾·羅賓斯講座，我引述了兩件事。萊昂內(nèi)爾個子高挑、容貌英俊，總是讓人印象深刻。有一次，羅賓斯在哈佛大學做了一場高水平的講座，臺下年輕的鮑勃·索洛對我耳語說：“不像他那樣講課的人，都該拉出去槍斃?！?/p>

回到馬歇爾計劃的年代(1948年)，羅賓斯在巴黎為一個通脹委員會工作。我在某次經(jīng)濟學家的雞尾酒會上遇見他，確切地說是偶遇。他一身禮服，看上去比任何人更顯高貴。他出于客氣，非常有禮貌地展示出了對我的興趣。這讓我越來越激動，我夸夸其談，自我陶醉，嗓門越來越高——在過度興奮之中，我竟然把馬丁尼雞尾酒全灑在了他的筆挺的禮服上。我趕緊愧疚地把餐巾紙遞給他。萊昂內(nèi)爾泰然地說：“沒關系，我親愛的保羅，不必在意。”

我能說什么呢？作為一個業(yè)余的人類學觀察者，我對羅賓斯說：“在從波斯頓到巴黎的飛機上，有位來自大英帝國邊緣的殖民者，挨個跟每位乘客說起他可能會錯過在巴黎的轉機。他的神經(jīng)質(zhì)惹惱了50多個人。而在這兒，盡管我的舉動笨拙，您卻讓我完全放松自在。大英帝國建造者的沉著鎮(zhèn)定果然名不虛傳。”

萊昂內(nèi)爾輕輕戳破了我吹起的這個浮夸的氣球，他說道：“是啊，保羅，那所我從就讀的公立好學校意指伊頓公學?！g者注，為我創(chuàng)造了奇跡?！蔽覀冊賮硪粋€賣一送二的軼事。

尼基·卡爾多（Nicky Kaldor）、湯米·巴洛格（Tommy Balogh）和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 RosensteinRodan）曾是室友，那時候他們還是單身漢。巴洛格有一次回來的時候，另兩人正在激烈爭論。當巴洛格與卡爾多一起出門時，巴洛格說：“我不知道你還懂帕累托的經(jīng)濟學?！?/p>

尼基說：“我不懂。但羅森斯坦羅丹跟我一解釋這個問題，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p>

尼基在盟軍轟炸調(diào)查期間，有過傳奇性的故事。當美國大兵發(fā)現(xiàn)戈林的私人火車車廂上，裝載著蘇格蘭威士忌酒時，他們一滴都沒碰，這是聞所未聞的節(jié)制。尼基喝了，并認真開始工作。整整60分鐘過去了，這些訓練有素的美國人看了看手表，然后開始縱酒狂歡。尼基始終不明白這是為什么。

為了向我解釋凱恩斯著名的幽默感，有人告訴我，卡爾多在劍橋大學時患過足病。當凱恩斯得知是腳癬時，他堅決不相信。他說：“接下來，你是不是要告訴我，皮耶羅·斯拉法（Piero Sraffa）患了書寫痙攣癥？”“腳癬”的英文“athletes foot”直譯為“運動員的腳”?！皶鴮懐d攣癥”的英文“writers cramp”直譯為“作家的痙攣”?！幷咦?/p>

在與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辯論中，鮑勃·索洛常引用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對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說的話：“你對什么事情都言之鑿鑿、確信不疑，巴賓頓，你真讓我羨慕。我在任何一件事情上能有點你的那種自信就好了。”

在與好友和網(wǎng)球球友弗蘭科·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在一起時，我常會戲仿悉尼·史密斯向麥考利報怨的方式，這樣打趣：“弗蘭科，在我死后，你會后悔從未聽到過我的聲音?！苯?jīng)濟學家常爭論誰講話更快，是莫迪利亞尼還是阿羅。結論是：肯尼思·阿羅適合短跑；但對于長距離的馬拉松，把錢押在弗蘭科身上吧。在這樣的賭局中，艾伯特·蓋洛德·哈特（Albert Gaylord Hart）也是個強力的競爭對手。他曾跟我說，他和約翰·希克斯曾經(jīng)在心滿意足的靜默中，度過了一個快樂的傍晚。我承認我對這個故事半信半疑。

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被大家認為是普魯士腓特烈大帝之孫，他討人喜歡地同時具有孩子氣和老練。亞伯拉罕·沃爾德（Abraham Wald）還是個在維也納挨餓的數(shù)學家時，奧斯卡就發(fā)現(xiàn)他在研究經(jīng)濟學。剩下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奧斯卡曾告訴我，在他看來，希特勒的審查制度，并沒他以為的那么糟糕。他給住在奧地利的母親，寄送愈來愈具煽動性的信件，奧斯卡借此來確定信件的尺度能被容忍的臨界點。這里面有你想要的科學熱情。

摩根斯坦的名字讓人想到約翰·馮·諾依曼。馮·諾依曼非凡人也。在古老的博士考試儀式中，考官會向博士生提出一個無解的問題。傳說馮·諾依曼找到了答案！偉大的戴維·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從未在考試儀式上講話，但在馮·諾依曼考試時，他懇請?zhí)醾€問題，這讓在場的人刮目相看。他說：“我從未在哥廷根大學的考場上，見過如此精致的晚禮服。我可以問一下這位考生的裁縫是誰嗎？”我喜歡接下來要講的這個馮·諾依曼的故事。只要你能抓住他幾分鐘，他是出名地肯幫忙。有一回，這位偉人對一位滿腔熱忱的研究者說：“如果你先做A，再做B，然后做C，你或許將在這個問題上取得進展?！被氐綄嶒炇液?，這位研究者把A做好了。然后B也做好了。太陽升起時，C也完成了，于是所有問題都奇跡般地解決了。他感激涕零，立即打電話給馮·諾依曼：“正如你說的那樣，做完A、 B、 C就搞定，徹底解決問題，完美?！瘪T·諾依曼懶洋洋地說：“事情沒搞砸，就別打電話給我?！?/p>

在校園里，兩歲就是一個代溝。六十年過去了，當我再說起喬治·施蒂格勒、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艾倫·沃利斯（Allen Wallis）這些我在芝大的學長，讀者會覺得好笑。我們在價值判斷上有分歧，但我們從芝大開始就一直是好朋友。我要間接地把這項成功，歸功于保守的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 Cassel），與不拘于傳統(tǒng)的克努特·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為我們樹立的榜樣，因為他倆的關系不佳。在遇見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或貝蒂爾·俄林之前，我聽說他們已經(jīng)知道了前輩的壞榜樣，這說服他們把個人恩怨置于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之外。我記得有人說，愛因斯坦和普朗克都有很好的性格，他們在幾代人的時間里，共同提升了德國物理學的水準。

我觀察到，學者更善于向朋友，而不是向敵人學習?；籼乩锬菢拥娜ν馊藢P恩斯《通論》初稿的批評，如果是出自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會更容易被接受。這是人性，但完全錯了?？枴げㄆ諣栔腋嫖覀儯鹤瞿阕约旱淖詈玫呐u者。為什么要把這種樂趣留給敵人？我也給出一個類似的建議：關注其他人的數(shù)據(jù)和論證吧。朋友的著述反映的多半是你以為自己已經(jīng)知道的東西。

我向米爾頓·弗里德曼學到了許多。施蒂格勒說弗里德曼的命題，很可能比大多數(shù)人的都更有分量，因為弗里德曼的命題受到過大量的證偽檢驗。施蒂格勒只說對了一半。弗里德曼的批評文章，讓許多假命題胎死腹中，這也應歸功在弗里德曼身上。我把弗里德曼的一些值得引用的警句，當作額外的禮物。以下是兩例。

我們有過多次公開辯論。其中一次我說：“狄德羅被諸神賜予了所有的天賦，除了對話這種天賦。米爾頓，諸神也賜予了你所有的天賦：敏慧的大腦和一貫的價值觀。他們給了你所有的天賦，米爾頓，所有的天賦，但就缺了'說不準’這種天賦。”大家都笑了，但接下來，弗里德曼博士用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有力地回敬了我：“保羅，只要握有真理，就算一個人也是大多數(shù)?！?/p>

我還喜歡引用我第一次從米爾頓嘴里聽到的話?！拔磥肀痊F(xiàn)在長久?！比舭堰@句話和凱恩斯的名言：“從長遠看，我們都會死”相對照，你就得到了黑格爾、托馬斯·曼（Thomas Mann）和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所謂的“深度真理”（deep truth）：其否定也是深度真理的真理，就叫做深度真理。關于喬治·施蒂格勒，除了他對信息經(jīng)濟學、經(jīng)濟政策和經(jīng)濟思想史的諸多學術貢獻，我還能說什么？我聽喬治講的妙語金句，跟我引用《巴氏常用妙語辭典》的次數(shù)一樣多。如果圣彼得告訴喬治，到天堂后一星期不許講笑話，我肯定他無法熬過星期三。我告訴喬治，他的兒子，杰出的統(tǒng)計史家斯蒂芬（Stephen），和他就像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施蒂格勒從數(shù)學家喬治·伯克霍夫（George Birkhoff）那里借用了一句話：“我很高興你這么說。我知道他不錯，但沒想到他有那么優(yōu)秀?！笔┑俑窭照娴臎]理由不謙虛。

我們那個時代的芝加哥大學，以下面這些名人而自豪：奈特（Knight）、瓦伊納（Viner）、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阿龍·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兩個舒爾茨（Shultz）和一個舒爾茨、蘭格（Large）、弗里德曼、梅茨勒（Metzler）、哈伯格（Harberger）、庫普曼斯（Koopmans）、馬爾沙克（Marschak）、貝克爾、科斯、哈里·約翰遜（Harry Johnson）、法瑪（Fama）、默頓·米勒（Merton Miller）。我最好讓這份名單不完整，否則我提到一個就會漏掉兩個。為何如此輝煌？因為機遇？某種程度上，是的。還有什么？我認為，一百年來芝大始終是任人唯賢、唯才是舉，但同時也是一片競爭激烈的險惡叢林。在過往的言論中，我對用對抗式的論辯來追求科學進步，一直持懷疑態(tài)度，但你必須承認，形成珍珠有時需要砂礫。我所知道的芝加哥大學，這種煩人的好東西可多的是。

英國劍橋大學有庇古、凱恩斯、卡恩、斯拉法（Sraffa）、卡爾多、丹尼斯·羅伯特森（Dennis Robertson）和羅賓遜夫婦，這里并不是你后院的平靜水塘。如果我說太多砂礫可能也會毀了珍珠，我會背離自己友善、光明的誓言嗎？

我想起了瓦伊納在麥吉爾大學的老師兼幽默作家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他機智幽默，妙語連珠。然而，由于家庭不幸等種種原因，他花了越來越多的時間泡在大學酒吧里。一位忠實的同事陪伴著他。里柯克的肝被毀掉之后，那位同事傳承了良師的嗜好，但是，唉，里柯克把自己的天才帶走了。因此，在20世紀40、 50和60年代，我常常在想，當那個偉大時代的耀眼名士，去風光迷人的康沃爾郡安度晚年或者仙逝之后，劍橋大學的優(yōu)勢會發(fā)生什么變化?；貧w均值之后，劍橋往昔的榮光會不會成為負擔？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劍橋或牛津這樣的有雄厚物質(zhì)基礎的精英機構，如果能在旱季之后復蘇（這是艾奧瓦州立大學、普渡大學或伊利諾伊大學之流無法指望的），猶如在伊麗莎白時代之后又現(xiàn)詹姆斯一世的榮景，那我就很欣慰了。

一個小小的名單

各位時間有限，而且現(xiàn)在也不早了。為了節(jié)省時間，讓我在這里頒授假想的諾貝爾獎，來向那些偉大的同行致敬。1969年之前，經(jīng)濟學在諾貝爾園地里尚無一席之地。這個殘酷的事實沒有打擊到我，在為貝蒂爾·俄林撰寫紀念文時，我頒出了虛擬的1901—1930年的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以下是我在1981年寫的1902—1930年的獲獎名單。這是個人工改進自然的案例：我不相信瑞典皇家科學院，當年有我這種后見之明的智慧。

現(xiàn)在，追訴時效允許我填補1931—1968年間的空檔。但這次我要作點弊。上帝和我都認為，在1959—1991年的頒獎記錄中，有些考慮不周之處需要彌補，因此我將把早先年份的獎，頒給一些被遺忘的偉大經(jīng)濟學家。我請求讀者寬容。

每年的獲獎者用分號區(qū)隔，從1931年開始：瓦伊納(1931年)；韋布（Webb）夫婦；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A.鮑利（A. Bowley）和R.G.D.艾倫（R. G. D. Allen）；E.錢伯林（E. Chamberlin）和J.V.羅賓森（J. V. Robinson）；亨利·舒爾茨（Henry Schultz）；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倫德伯格（Lundberg）和林達爾（Lindahl）；A.P.勒納（A. P. Lerner）；博爾?。˙oulding）；卡爾多（Kaldor）；蘭格（Lange）；卡萊茨基（Kalecki）；哈羅德（Harrod）；馮·諾伊曼（von Neumann）；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霍爾布魯克·沃金（Holbrook Working）；勒施（Lsch）和帕蘭德（Palander）；弗蘭克·D.格雷厄姆（Frank D. Graham）；馬爾沙克（Marschak）；斯利克特（Slichter）；梅茨勒（Metzler）；伯格森（Bergson）和海薩尼（Harsanyi）；J.邁耶 （J. Meyer）和A.康拉德（A. Conrad）；維克里（Vickrey）和馬斯格雷夫（Musgrave）；西托夫斯基（Scitovsky）和赫維奇（Hurwicz）；喬治·丹齊格（George Dantzig）；弗萊明（Fleming）和芒德爾（Mundell）；哈里·約翰遜（Harry Johnson）和阿瑟·奧肯（Arthur Okun）。無需為過早提名某些人而道歉。像奧肯一樣智慧的人，在更擅長做秀而不是判斷的人中間，任何時候都應該得獎，像哈里·約翰森這樣的人，把兩輩子的時間塞進了短短的一生。若要讓我再重新列一個名單，將會與這個先列出的名單同樣出色。

我們這幸福的少數(shù)人

這是交響樂，不是協(xié)奏曲。是“我們這伙人”，而不是“我這伙人”。我個人曾是主流經(jīng)濟學的一個開拓者，為主流經(jīng)濟學的形成，及其主要發(fā)展方向的確立，盡了綿薄之力。

為了便于各位調(diào)整和體諒我個人的偏見，應該指出哪些人是我特殊的親密戰(zhàn)友。與我相比，詹姆斯·托賓更忠厚，他也比我有更敏銳的直覺。但如果對某個重要議題，我一直與他意見相左——或與鮑勃·索洛，或弗蘭科·莫迪利亞尼，或迪克·馬斯格雷夫（Dick Musgrave），或肯·阿羅（Ken Arrow），或阿特·奧肯（Art Okun）——那會使我特別不安。與之對照的是，我欽佩羅伊·哈羅德（Roy Harrod）和羅賓遜夫人的深刻、博學和原創(chuàng)性，但不會在與他們的實證和政策意見相左時感到不安。多年來，我從萊昂內(nèi)爾·麥肯齊（Lionel McKenzie）、約翰·齊普曼（John Chipman）、尼古拉斯·杰奧爾杰斯庫羅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和鮑勃·默頓（Bob Merton）的著述中，所獲得的消費者剩余，既能讓你們了解我，也能讓你們了解他們幾位。

追思挽歌

最后，我們需要向我們時代那些因天妒英才而英年早逝者表示敬意。帕斯卡離世時39歲，但他的身體已經(jīng)老化了。作曲家門德爾松這位“少年的天才、中年的人才”，逝于相仿的年齡。若我們認為他已歷經(jīng)沙場，那么他最后10年的工作，就是我們所期望的功德圓滿。莫扎特死時35歲，那是另一回事：從他的產(chǎn)出記錄，可推知我們的損失有多大。

讀者很可能不認識這些名字，例如維克多·埃德爾伯格（Victor Edelberg，倫敦經(jīng)濟學院）或米格爾·西德勞斯基（Miguel Sidrauski，芝加哥大學和MIT）。他們都是難得的人才，英年早逝，還沒來得及上場競技，就魂斷征途。但大家都將知道勞埃德·梅茨勒（Lloyd Metzler）和哈里·約翰遜。他們就像伽羅瓦、麥克斯韋和赫茲，在“前程”就要變?yōu)椤俺删汀钡墓拯c上，遭逢厄運。當像揚·德范赫拉夫（Jan de Van Graaff）這樣的人，自愿離開科學事業(yè)時，我們感到痛心，但我們尊重他的選擇權。對其他人，我必須再次同意明智的西班牙國王阿方索所說的話：開天辟地時，如果我也在場，我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阿門。

銘記英豪

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是個新貴，是新加入的成員，不在當初規(guī)劃的諾貝爾獎內(nèi)。截至1992年之前，我們隊伍的人數(shù)已經(jīng)增長了23倍。我們的光陰也許短暫，但一些戰(zhàn)友甚至更早地離開了我們。以下提到的八位皆已故去。唉，可憐的亡魂，我還記得你們每一位。

1969年得主：拉格納·弗里希（Ragnar Frisch），首屆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

1971年得主：西蒙·庫茲涅茨，經(jīng)濟史分析家

1972年得主：約翰·希克斯，多才多藝的理論家

1974年得主：岡納·繆爾達爾，深入遙遠學科的維京航海家

1975年得主：佳林·庫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和列昂尼德·坎托羅維奇（Leonid Kantorovich），數(shù)理規(guī)劃家和開拓者

1977年得主：貝蒂爾·俄林，國際貿(mào)易和宏觀理論的革新者

1979年得主：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來自發(fā)展中世界，也是經(jīng)濟發(fā)展理論的塑造者

離開斯德哥爾摩前，我寫下這份短小的名單。回家后才聽說喬治·施蒂格勒剛過世。這消息對我打擊徹骨——我悲痛至極?；叵朐谥ゼ痈绱髮W時，施蒂格勒對我就像一位哥哥。當時我向他抱怨，學習3×3的行列式有多無聊，那種壓艙物對經(jīng)濟學家有什么用。喬治給我看他在亨利·舒爾茨研討會的筆記。3×3就受不了了？他筆記里的行列式是N×N，其中N是無限大的整數(shù)。從今以后，我還能跟誰去訴說，我對李嘉圖或馮杜能（von Thünen）的不成熟的想法？

每一位經(jīng)濟學家，都必會長久銘記喬治·施蒂格勒。他對我有特殊的意義。他是1932—1935年間，我在芝加哥大學的第一位導師。

每一場演講，你到找得到一個點頭同意的人。構思演講內(nèi)容時，也需要有個視角：該以誰為假想的聽眾？在準備這場題為“我們時代的經(jīng)濟學”的演講時，我腦子里出現(xiàn)的是喬治·施蒂格勒。這是我們的時代，也是他的時代。

這就是科學上的不朽，名至實歸的不朽。

施蒂格勒讓我們的學科發(fā)生了永久的改變，那是一個學者唯一能擁有或企望擁有的不朽。

我們這伙人向他致敬。

注釋

① （這是我1981年寫的腳注，供參考。）每個人都喜歡放馬后炮，津津樂道那些“本可以發(fā)生”的事。以下是最有可能的獲獎名單，從1901年起：龐巴維克（BhmBawerk）、馬歇爾、J.B.克拉克（J. B. Clark）、瓦爾拉斯和維克塞爾；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帕累托、威克斯第德（Wicksteed）、歐文·費雪和埃奇沃思；桑巴特（Sombart）、米切爾（Mitchell）、庇古、阿道夫·瓦格納（Adolph Wagner）、阿林·揚（Allyn Young）和坎南（Cannan）；達文波特（Davenport）、陶西格（Taussig）、熊彼特、凡勃倫（Veblen）和博爾特凱維奇（Bortkiewicz）；卡塞爾（Cassel）、 J.M.凱恩斯（J. M. Keynes）、赫克歇爾（Heckscher）、 J.R.康芒斯（J. R. Commons）和J.M.克拉克；霍特里；馮·米塞斯、羅伯遜（Robertson）、 H.L.穆爾和F.H.奈特（F. H. Knight）。我的名單只排到1930年，這也是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發(fā)端期。當然，難免會有常見的找茬和挑刺。為什么不提尤金·斯盧茨基（Eugen Slutsky）和弗蘭克·拉姆齊（Frank Ramsey）？如果達文波特得獎，為什么卡弗（Carver）和費特（Fetter）不得？為什么龐巴維克排在門格前面？如果米塞斯得獎，為什么?？怂鬼f爾（Foxwell）、尼科爾森（Nicholson）、阿夫塔利翁（Aftalion）、塞利格曼（Seligman）、施皮特霍夫（Spiethoff）、馮·維塞爾（von Wieser）、鮑利（Bowley）、皮爾森（Pierson）、伯克（Birke）、埃諾迪（Einaudi）、潘塔萊奧尼（Pantaleoni）或巴羅內(nèi)（Barone）不得？如果凡勃倫得獎，那么霍布森（Hobson）、盧森堡（Luxemburg）、韋布（Webb）夫婦、希爾弗?。℉ilferding）甚或列寧本人（因為1917的俄國大革命）不該拿獎？我列出的名單，其實是在稱贊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品味。這份名單是在以下兩者間尋求妥協(xié)：（1）根據(jù)我的后見之明判斷，真正具有科學價值的人；（2）可能會被勤勉但難免出錯的委員會認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