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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昨天有人給我推薦了一篇連岳的文章。我和連岳同齡，他90年上班當老師，我91年上班當老師。后來他當了記者，成了專欄作家，而我選擇了當個體戶。 當然，連岳是從《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第一財經》走出來的大記者，特別是89年之后，這幾家報紙算是中國報業(yè)的靈魂。《南方周末》、《第一財經》在2000年之后還能依然堅持媒體人的良心，也讓人對這幾家報紙的從業(yè)者肅然起敬。 朋友推薦給我的連岳文章，是他對一個年輕老師的問答。連大叔現在是婦女之友、情感專家、人生指導師兼社會正能量的傳遞者。 原來連岳不這樣，2018年之前還能批判時政，有時還很犀利，雖然和也是《南方周末》出來的獸爺沒法比，但還是有點當年《南方周末》的那股勁兒。2018年之后，鐘曉勇就一點也不勇了。對了連岳的真名叫鐘曉勇，“獸樓處”的獸爺叫張育群。 作為自媒體大號，保護好自己是首要，無可厚非。不過連岳這兩年開始越來越左，有唯恐跟不上主旋律的擔憂。比如，人家說，能讓鐵樹開花；他馬上說，我嗅到味了，真香！ 當然，“咪蒙”之死讓大號看到了恐懼，做點過頭兒的表態(tài)、提前站隊也是必要的。 給連岳寫信的是一位年輕的小學女班主任，說現在學校搞課后看護，早上六點半到校，一天連軸轉，要晚上八點才到家。一是老師休息不好，二是老師利用課后看護時間講課，不但給學生增加了負擔，還造成了嚴重的內卷。 問連大叔，一個身體極度疲勞，睡眠不足的老師，如何調整自己，擁有好心態(tài)？ 連岳先扯了一套政策的執(zhí)行，意思是課后看護要全面進行，現在是執(zhí)行階段。還講什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課后看護這種改革處于決策執(zhí)行期。 接著就表達了一系列的政治正確。 除了中國哪個國家成功防疫了疫情？那個國家徹底消滅了絕對貧困？時代變了，不再是別人做不成的，中國肯定做不成，而是別人做不成的，只能讓中國來做。
你是一線的老師，哪怕只是解決此次教育改革中一個最小的具體問題，都是人生的大成就。這樣的機會，并不多見的。 意思是趕緊往前沖，你就是英雄。 我看了之后真忍不住，人家女老師說，連大叔，我好困。你說往前沖，咋沖，閉眼睛沖？那還不掉坑里。 三年前的連岳絕對不會這樣說，他會說，人生是自己的選擇，累了困了可以選擇休息，成功的道路千萬條，以利再戰(zhàn)。 當然，我倒不是想說連岳不好，這也是他自己的選擇。 現在當老師很辛苦，這是事實，辛苦到了比996還狠的程度。 連岳這篇文章的題目是《時代變了，教育也變了》，那么，變啥樣了呢？ 2 2021年6月2日教育部發(fā)了一個《教育部辦公廳關于推廣部分地方義務教育課后服務有關創(chuàng)新舉措和典型經驗的通知》。 意思是大人5、6、7、8、9點下班，小孩兒3點半就放學，咋辦？ 老問題，幾十年了。 《通知》說，開展中小學生課后服務，是一項“順民意、暖人心”的民生工程，是提高教育質量、促進學生全面健康成長的重要途徑，是增強教育服務能力、有效減輕家長負擔的重要舉措。 也就是把小孩子留學校，學校進行課后看護服務。 《通知》中教育部遴選確定了首批23個義務教育課后服務典型案例單位。就是課后服務辦得好的，是典型，是范本。讓大家有樣學樣兒 我看了一下，沒啥具體的招兒。 《通知》要求：推動課后服務全覆蓋、保證課后服務時間、提高課后服務質量、強化課后服務保障。 也就是說，這項工作要全面展開了，就是連岳說的政策執(zhí)行期。 這里的一個問題是，課后的服務誰來服務？ 教師一天的工作任務是滿的，教育部有中小學教師工作量標準，現行工作量一般都超國家標準，再加上一個課后看護，老師一定受不了。也就是給連岳寫信的女班主任說的那樣——一個個疲憊不堪。 《通知》里說，完善課后服務經費保障機制，通過財政補貼、服務性收費或代收費等方式籌措經費。學校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具體政策由各省份制訂，嚴禁以課后服務名義亂收費。建立健全以學校教師為主、校外專業(yè)人員或志愿者參與的課后服務師資隊伍，完善參與教師和人員補助政策。 也就是說，可以收費，可以給補貼，還可上校找人。 3 《通知》的主題是推廣課后服務有關創(chuàng)新舉措和典型經驗，難道這就是創(chuàng)新嗎？ 課后看護的問題一直存在。我國中小學基本都是全日制，國外全日制的不多，特別是公辦中小學全日制的更不多。你像德國、日本的小學有很多都是半日制，那么放學了怎么辦？ 一種是放羊，家長自己想辦法。比如美國的低檔社區(qū)，孩子自己管自己。1990年代之前，中國也是這樣。 另一種是社區(qū)提供看護服務。也就是社會有專門的少兒服務機構，有專門人員為青少年提供免費的課后服務。你像美國的有錢人社區(qū)、歐洲的發(fā)達國家都是這樣。從業(yè)人員一部分是義工，而另一部分是社區(qū)雇工，費用出自物業(yè)費，一般地區(qū)這個物業(yè)費也就是房產稅。 我們也有大量政府建的青少年活動中心、少兒活動中心、青少年宮，都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在計劃經濟年代其實發(fā)揮了作用，現在都是擺設了。 第三種是留學校里瘋玩，連上房揭瓦都行，就是不能學習。德國就是這種，因為德國會給雙職工家庭上很高的所得稅，兩個人上班不上算，所以，女性都在家看孩子，更喜歡到學校去當義工。孩子瘋玩這段，都是家長看著。 還有一種情況，那就是由宗教機構為家庭條件差的家庭提供課后服務，可以到教堂去。 在中國古代，是有錢人家辦私塾，本族的孩子都可以去上，還管吃住?！都t樓夢》里寶玉上的私塾就是這樣，有本族兄弟，也有像秦鐘這樣親戚朋友家孩子。 4 現在上小學、初中孩子的家長都是80后、90后。在這些家長上小學、初中時，課后看護就有了。也就是我剛上班的時候。 所以，現在全面推行的課后服務，既不是創(chuàng)新，更不是改革。 從1990年到2000年，黑龍江的政策是這樣的，城鎮(zhèn)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生，可以自愿申請參加學校辦的課后看護班。 最開始是每人每月6元，后來漲價到8元。父母是雙下崗職工免費，有一個下崗減半。這在當時是一項很正規(guī)的制度，有收費許可證。有意思的是納入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收支入帳，接受財政監(jiān)督。每年政府督導檢查的重點看課后看護費的使用是否違規(guī)。 要說的是，城鎮(zhèn)中小學才可以，農村中小學沒有，家長不上班，孩子放學直接回家干活。 當時我在小學當老師。課后看護是下午3點到4點40分。剛好是兩節(jié)課和一個課間。因為，我們采取就近入學，一般孩子4點40分放學，回到家也就5點，家長也就下班了，住的都家屬房，家長上班更近。還有一個問題是，那時很少有家長接送孩子上學，都是自己去，自己回。 1997年之前，小學老師的工資都在500元以下，剛上班的年輕教師就200左右。 當時課后看護的工作是這樣安排的，主要任務是班主任，課任教師一周看兩節(jié)。 以后來每生每月收8元為例。2元歸班主任，2元由課任教師分，2元學校留用，2元上繳。 對于班主任而言，標準班45-50人，一個月是近100元，對于300以下的中青年教師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點了工資的30%—50%。其他課任教師不多，每人每月在30塊左右，占工資的10%。所以，那個時候班主任不愿意放寒暑假，因為沒有課后看護班錢。 當時的課后看護也是正常上課，但沒人講新課，小學、初中那點東西，正常課就夠用了。主要就是寫作業(yè)、復習、預習。 在這段時間里，學校還組織興趣小組和專業(yè)團隊。如繪畫小組、手工小組、音樂小組、科技小組、合唱隊、鼓號隊、足球隊、籃球隊、跳繩隊、滑冰隊等，由任課教師任教，不是長期有，主要是應對各種比賽。 我當時大隊輔導員，負責鼓號隊，天天領著30多個孩子打鼓吹號。巴拉嘣巴拉嘣、巴拉巴拉嘣，噠嘀噠嘀噠，嘀噠大嘀噠。天天下班耳朵叫。 學校留下的2元是很大一筆錢，如果是1500人的學校，一個月就是3000塊，當時是一筆大錢，是一年上級撥款的辦公經費。這筆錢原則上用于改善教學環(huán)境、提高辦公條件。其實，大部分被領導層消費了，有一半分了，有一半吃喝了。一般領導層不到10個人，也就是一個人一月近300元。 這是中等學校，當時我所在的齊齊哈爾市鐵鋒區(qū)，最大的兩個學校都在3000人左右，一個班都七八十人，年輕班主任一個月的課后看護費和工資一樣多。自然領導分的錢也就更多，非常富。 1995年之前，有的一家人一個月收入也就是200多塊錢。如果有兩個孩子，看護費就是16元，占了家庭收入的8%，相當于現在的500塊左右。 1997年香港回歸，從97年開始漲工資，中青年教師的工資也都800以上了，相對的就是物價上漲。這樣2000年之后，一個月100塊錢的課后看護費對教師就沒有吸引力了。再加上社會看護、培訓、輔導班的興起，接替了校內服務，使服務多樣化，還有專門管飯的。大概是2005年，黑龍江省校內的課外看護班就停辦了，具體的我也不太清楚，2000年我就下海創(chuàng)業(yè)了。 那么，為什么又出現了現在這種往回走的現象，我講的是20年前的事，早一點都30年前了。當年的孩子現在都40歲了。 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大政府的概念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責任越來越重。 二、經濟下滑，社會壓力加大，教育矛盾更加突出。 三、存在著不同程度地打壓市場，從今年開始針對校外教育輔導的打壓非常狠。 這是錯誤的。 反映到教育上的矛盾其實是經濟問題，經濟好了，掙錢多了，服務也就多樣了，也就沒人去挑政府的問題了。 想讓經濟好，就不能打壓市場，政府的雪球也不能滾太大。 現在的老師是不好當，問題是隨著經濟的下滑，想當老師也越來越難了，小學老師都碩士畢業(yè)了。然而當了老師才知道，根本就沒有屬于自己的時間。 現在教育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社會把孩子當弱智，啥都得有人看著，好像不看著，要不就出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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