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年的一天，漢朝皇帝劉詢正與大臣宴飲，君臣酒酣耳熱之時，太子劉奭見父親高興、氣氛不錯，走到皇帝面前，談起楊惲、蓋寬饒譏諷朝廷被誅一事，勸誡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实鄯畔戮票?，非常嚴肅地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陆蹋弥苷?！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這段記載見于《漢書·元帝紀》。

（《羅馬帝國皇帝圖拉真的演講》（Emperor Trajan's Speech），意大利畫家Alessandro Pigna (1862-1919)所作，收藏地點未知）

劉詢坦率地指出了帝國政治的核心秘密，從高祖平定天下到文景之治，至武帝開疆拓土、至宣廟本朝，一直是“霸王道雜之”，而非祖父武帝推行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作為一代雄主，宣帝酒后言稱從高祖建政就一直“霸王道雜之”，實在令人費解，漢朝開國之時，白登之圍，漢高祖幾以身免；匈奴遺國書猥褻太后，呂后以侍妾自污；文景與民休息，兵事不彰，哪里來的“霸道”？實際上，宣帝所稱的 “霸道”，指的是漢承秦制，自秦國法家執(zhí)政傳承而來的政治理念和統(tǒng)治技術(shù)。

那么，漢初“善用黃老”“以黃老治國”，也是“霸道”的一部分么？

一般人看來，“黃老之術(shù)”是“無為”、休養(yǎng)生息，后世對“黃老”，也多從修身養(yǎng)性、延年益壽、求仙得道的角度理解，這都不錯。這么看，“黃老之術(shù)”這么消極，何以談“霸道”？

實際上，產(chǎn)生這種偏差，不在讀者，而在于自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之后，作為“黃老”經(jīng)典的《道德經(jīng)》文本發(fā)生了重大改變。一方面，從原有面貌變?yōu)閯袢讼蛏?、與世無爭、消極迂腐的雞湯文本，淪為煉丹飛升、算命打卦、裝神弄鬼的江湖技藝，徹底喪失了與儒家意識形態(tài)競爭的能力。另一方面，這也保護了它，使其從明處走向暗處，通過幽暗晦澀的文本，作為口授心傳的“屠龍之術(shù)”，成為帝國政治的暗線，回歸了它“帝王心術(shù)”的本來定位，也符合政治斗爭隱秘無定的規(guī)律。

“黃老”更多指的是“老”，是老子的學說和理論，“黃”（黃帝）的部分多為后人假托，由老子學說衍生而來，類似高考真題和“黃崗狀元模擬卷”的差異，價值不大。

“黃老”是法家學說的源頭，從老子到韓非、商鞅、李斯，是同一理論走向激進極端、“核武擴散”的過程，在秦朝以法家立國導致政治失敗的情況下，漢朝采取了兩個措施，一是去極端化，拋棄法家學說，重新采用“黃老”治國，并用儒家裝點門面，是以“外儒內(nèi)法”；二是嚴防“核武擴散”，對《道德經(jīng)》的公開文本進行刪改，讓它變成費拉不堪的雞湯，真正的“黃老之術(shù)”只被皇帝一人掌握，而用儒家的“仁政”示人，是以“霸王道雜之”。

所以，長于民間、只身入宮，歷經(jīng)霍光專權(quán)等嚴酷政治斗爭考驗的宣帝，對把自己繞進去出不來的元帝，痛心疾首，感嘆“亂我家者，太子也”。而史家也認為，西漢實亡于元帝。強漢從內(nèi)部被巨儒王莽所篡，對舍本逐末的元帝來說，實屬求仁得仁。毛澤東同志曾評價道，“漢自元帝始即每況愈下，漢元帝好儒學，掘斥名、法，拋棄了他父親的一套統(tǒng)治方法，優(yōu)柔寡斷，是非不分”，非常中肯。

 （ 《窗簾后的羅馬皇帝克勞狄》，英國畫家Lawrence Alma-Tadema (c. 1836–1912)1867所作，私人收藏）

那么“黃老”的本來面貌是什么樣的呢？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兩本帛書版的老子《道德經(jīng)》，相當于備份了兩份，對各自缺失的部分，拼合后基本能還原全貌。根據(jù)墓葬年代和文本中避諱情況，可以確定這是漢文帝之前的版本，沒有經(jīng)過“獨尊儒術(shù)”以后的篡改。經(jīng)過半個世紀的研究，帛書版老子《道德經(jīng)》被認為更接近老子的本意，是“黃老”的本來面目。

這個系列，我們將從《道德經(jīng)》文本開始，用偵探的辦法，還原“黃老”作為政治解決方案的原貌，一窺古代帝國政治延綿千年、幽冥晦暗、不絕如縷的那條紅線。

下一篇，我們將討論一下，如何看待《道德經(jīng)》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