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注釋的第一個問題是：一篇課文的注釋以多少條為合適？這個問題對于學術(shù)注釋來說是不存在的，學術(shù)注釋多多益善，漢儒一經(jīng)之注常達百萬余言，雖然只是極端的例子，卻也說明了學術(shù)注釋的特點。教學注釋則不同，經(jīng)常要想想“一篇課文的注釋以多少個為合適”？這話聽起來奇怪，實際上凡是編寫過語文教材的人和教過語文課的人無不考慮過這個問題，尤其是大學語文，教師可以自主選擇講哪篇課文，不講哪篇課文的時候，更會把注釋數(shù)量的問題放在心里掂量一番。為什么呢？因為教學活動有其特殊性，必須考慮接受對象、教學目的、教學時間，考慮其可操作性。

下面以大學語文教材中的幾篇課文為例。

《離騷》，許多大學語文教材都節(jié)選過這篇課文，亦有少數(shù)全選的。全選課文的注釋多達300多條，假如講解一條注需要一分鐘時間，那么整個教學僅在注釋一項就要5個小時，相當于7-8個課時。目前多數(shù)高校開設(shè)大學語文的時間僅為一個學期30幾個課時，也就是說，大約五分之一的時間用來講一篇課文的注釋。即使是注重大學國文教育的民國時期，教學時間比今天要多得多，也不能有這樣的奢侈。朱光潛曾批評當時的部頒《大學國文選目》：

……編選者似沒有很注意到大學國文只有一年，和現(xiàn)在大學生國文程度很低落兩個重要的事實。他們多選兩漢以前作品，用意似在立本與訓練閱讀的能力，忘記國文選本在任何級學校中都應(yīng)偏重示范。我相信《易·坤文言》、《書·秦誓》、《莊子·秋水》、《荀子·天倫篇》、《賦篇》、《淮南子·冥覽訓》以至于《離騷》、《長門賦》之類文章，決不宜做現(xiàn)在大學生的作文模范。單拿《離騷》來說，如果只叫學生懂，至少也得十幾小時的講解，那就要費一個多月的工夫，占去全年授課時間十分之一。學生在費去這么多的時間聽講之后，能否懂得幾分是問題，就是懂得，能否在里面學得幾分寫作的訣竅更是問題。像這類文章在國文系較高年級中講授，原無可非議，擺在一年級中，讓文、法、理、工、農(nóng)諸院學生共同必修，未免是躐等躁進，毫無實益。

在今天大學語文教材中，同樣的例子，還有選自《史記》的一些課文，譬如《李將軍列傳》，即使做了刪節(jié)，某教材的注釋仍然多達222條；《魏其武安侯列傳》，247條；至于注釋在百條以上的課文就更多了。能不能不要這些注釋，或者少用一些注釋呢？顯然也不行，這些課文離開注釋，幾乎不能解讀，“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離開注釋，幾乎一句也讀不懂。這說明幾千年以下，語言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差異，今天的學習已經(jīng)發(fā)生很大困難。如何對待這個困難？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具體分析。首先要弄清楚今人為什么要學文言文？無非三個理由：一是為傳承古籍，二是為了培養(yǎng)文學人才，三是為了提升母語品質(zhì)。第一個理由，需要專家們?nèi)プ?；第二個理由，是中文系學生的目標；第三個理由，才是大學語文最主要的任務(wù)（注：這只是相對的劃分，并非說其它專業(yè)學生不需要文學素養(yǎng)）。專家研究古籍注釋越多越好，中文系學生學習文言文也不能怕注釋多，而大學語文是面向漢語言文學專業(yè)除外的其它各專業(yè)學生開設(shè)的公共基礎(chǔ)課，目的是提升母語素養(yǎng)，這才發(fā)生注釋多少的問題。

把大學語文混同于中文專業(yè)課程，這顯然是錯誤的，但是因此認為母語學習不需要學習文言文，主張取消文言文教學，甚至干脆用應(yīng)用寫作取代大學語文，這更是錯誤。因為我們的母語具有幾千年的傳承，古代漢語是現(xiàn)代漢語的重要資源，假如考慮到現(xiàn)代漢語才短短一百多年歷史，那么這種歷史資源就顯得尤為寶貴。這就是母語教育不能缺少文言文教學的理由。但是大學語文又必須明確自己的教學目的，它并非是為了培養(yǎng)文學研究人才，而是為了普遍提升大學生的母語素養(yǎng)，這就不能不對文言文進行甄別，區(qū)分出哪些是已經(jīng)成為歷史了的語言，可以交給專家研究或中文系學生學習，哪些是仍然活在現(xiàn)代漢語中的語言，可以通過學習，轉(zhuǎn)化為今天母語的有機部分。這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具體如何操作卻一直少有人研究。這里，筆者大膽地提出這樣一個標準，就是一篇文章，假如無須很多的注釋今人就能讀懂，那么它就是活的語言，仍有生命力的語言；一篇課文，非要有很多的注釋，甚至一句一注，不如此便無法卒讀，這樣的語言就是已經(jīng)成為歷史的語言，或者說是死的語言。五四運動主張用白話代替文言，主要就是針對這部分文言，只是當年形勢過于緊迫，還來不及做這樣細致的甄別工作，結(jié)果難免就導致全盤否定。今天我們要補做這個工作，不妨就從注釋多少這一最簡單的標準入手。從某種意義上說，數(shù)量能夠反映質(zhì)量，假如一篇文言文無須多少注釋就能夠讀懂，它在語言上必然非常接近今天母語，是活在現(xiàn)代漢語中的古代漢語，反之則可能已是死的語言。

鄧麗君演唱《獨上西樓》（其實是南唐后主李煌的《烏夜啼》）：

陳平原對此評論說：“一千多年前的作品，不必譯成白話，也不必專家解說，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中國人，都能欣賞?！边@就是仍然活著的語言。國學大師王國維早就注意過同樣的問題，《人間詞話》關(guān)于“隔”與“不隔”的命題，討論的雖是藝術(shù)境界，但同樣也涉及古代語言的活性問題。其第34則論詞忌用替代字：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所以為東坡所譏也。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之詩不隔，延年則稍隔已。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俺靥辽翰荨薄ⅰ翱樟郝溲嗄唷钡榷?，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云。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闭Z語都在眼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云黃鶴，與君游戲。玉梯凝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為不隔?！安删諙|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為不隔。

古人作品為什么會“隔”？一個原因是當初就沒有好好說話，如秦少游的“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被蘇東坡譏為“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騎馬樓前過”。但是更多的原因還在古今語言變遷，許多當時并“不隔”的話今天讀來可能就有了“隔”。如“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在熟悉典故的古人讀來應(yīng)該并無隔閡，但對于遠離這些典故的今人來說，便有了“隔”。

王國維品評“隔”與“不隔”，主要針對第一種現(xiàn)象，即有話不好好說，這在任何時候都是要反對的。但是他對第二種情況似乎也持論過嚴，筆者以為不妨把這個標準稍稍放寬一點，成語典故是中華母語的精華，許多甚至已積淀為文學“母題”，完全不用必然會降低母語質(zhì)量，事實上也沒有這樣的可能，余光中就曾說過，讓他在講話中不用到成語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桂華流瓦”“謝家池上，江淹浦畔”這類典故，略加注釋便能明白，不妨就放寬一些，只要不是過于冷僻，不必全盤否定。

在作了這樣一分為二的研究后，我們便有可能擬定一個比較恰當?shù)臄?shù)值。筆者在編寫的人民版《大學語文》教材時，大膽地提出了文言注釋的數(shù)量標準，即一篇課文的注釋數(shù)限定在30條以內(nèi)（雖然最后仍有少數(shù)課文超過30條，但假如不設(shè)這個標準，肯定會超出更多）。大學語文教學一篇課文基本用兩個課時，假如30條注釋用去30分鐘，那么還剩下50分鐘可講其它內(nèi)容，應(yīng)該是一個比較恰當?shù)谋壤?/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