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商代自成湯始，三十帝十七世，弟及王位者十四人，其中九世為兄終弟及。殷王室在婚姻形態(tài)上雖有嫡庶之分，但并不徹底也不完備，未能進一步對繼承王位的嫡子再分嫡庶，故無法形成具有區(qū)別大小宗的宗法制度。而子繼作為弟及的中介和橋梁，起初主要是長兄之子，至小乙時轉(zhuǎn)變?yōu)榧镜苤樱湟乙院笥肿優(yōu)榈臻L之子。子繼者的親屬關(guān)系雖有變化，但在武乙之前基本上是兄終弟及的格局，從而顯現(xiàn)出商代王位繼承制的特質(zhì)。周初承繼了殷商末季的政治遺產(chǎn)，確立了更為嚴格的嫡長子繼統(tǒng)法，遂成為后來百世不易的重要政治制度之一。

　　關(guān)鍵詞：商代；繼統(tǒng)法；兄終弟及；周祭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西周史》”(17ZDA1789)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杜勇，天津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研究方向為先秦史；李玲玲，天津師范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博士研究生，河南省社會科學(xué)院副研究員。 

　　關(guān)于商代的王位繼承制，自王國維在其名文《殷周制度論》中提出“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1]后，廣為學(xué)界認同。然亦有學(xué)者持不同意見，認為商代繼統(tǒng)法是子繼與弟及并用，或子繼為主弟及為輔，而子繼又有立嫡、立幼、立壯等多種說法，分歧迄未消弭。以今日甲骨學(xué)研究的新進展觀之，王氏此說或有不周備的地方，但基本觀點并無不當。本文擬就相關(guān)問題略作討論，以求教正。

　　一、商代繼統(tǒng)的主輔問題

　　關(guān)于商代王位繼承法的基本精神，在周代殷遺的記憶中尚有保留。春秋時期，宋宣公病重，決定立弟和為君，他說：“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盵2]這個說法當然太過籠統(tǒng)，且有立弟的用意，無助于我們對商代繼統(tǒng)法的全面了解。王國維以獨特的眼光和深邃的觀察，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提出：“商之繼統(tǒng)法，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后傳子。自成湯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倘藷o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盵3]王氏所說，多有卓見。

　　對于商代繼統(tǒng)的主輔問題，陳夢家先生認為，“子繼與弟及是并用的，并無主輔之分”，盡管商人傳弟“確為其繼統(tǒng)法的特色”。[4]其實這樣講并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傳弟終有傳盡的一天，不傳子則無以為繼。傳子是弟及的中介和橋梁，二者并用是必然的。至于說子繼為主、弟及為輔，[5]或子繼為常、弟及為變，[6]子繼或謂立嫡，[7]或謂立幼，[8]或謂立壯，[9]也都是缺少根據(jù)的。

　　欲明商代王位繼承制的特質(zhì)，首先需要考析商湯以后的王位世次。據(jù)《史記·殷本紀》記載，商代自湯至紂三十王。依其是否有子繼承王位，又可分為直系先王和旁系先王兩大類。直系先王是商王世次的核心和主軸，死后的祭祀比旁系先王隆崇，在祖神殿中享受特殊地位。卜辭研究表明，除商人先公報乙、報丙、報丁的即位次序被誤置外，還有兩項成果值得注意：一是中丁之父大戊雖為直系先王，但他不是雍己之弟，而是雍己次兄，小甲次弟；二是祖乙乃中丁之子，非河亶甲之子。河亶甲(戔甲)當為旁系先王，中丁為直系先王。這對于糾正《殷本紀》的失誤，重建正確的商王世次，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意義。

　　旁系先王的情況則相當復(fù)雜，與文獻嚴重不合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中壬、沃丁、廩辛不見于周祭卜辭，是否本無其人，或未即位為王，或即位不合法統(tǒng)；二是外丙(卜丙)周祭的次序在大甲之后，是否他繼位在大甲之后？甲骨卜辭今已發(fā)現(xiàn)十余萬片，看似數(shù)量龐大，具體到某些細節(jié)問題，資料仍顯不足，是以說有易，說無難。而商代周祭制度的研究，有些問題并不十分清楚，據(jù)以考史亦須審慎。

　　通常認為，“周祭中先王的祭祀次序是以其即位次序為準進行安排的，即先即位為王者先被祭祀，后即位為王者后被祭祀。這是周祭的祭祀原則”。[10]《左傳》文公二年(前625)言及古禮：“子雖齊圣，不先父食”，[11]意即兒子即使聰明圣哲，也不能在父親之前歆享祭祀。這就要求周祭的祭序不僅與商王廟號日干相應(yīng)，還要真實反映商王的即位次序。應(yīng)該說，周祭祀譜基本做到了這一點，但對有些特殊情況的處理，祭序與即位次序也不是完全對應(yīng)的，因而“逆祀”現(xiàn)象偶有所見。[12]王玉哲先生曾經(jīng)指出：“祭序不見得必與即位序相合。后世子孫祭祀祖先，可能有時把所自出之祖置于旁系之前。所以我們不能以祭序很死板地去改即位序?！盵13]這是極具卓識的，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個中緣由在于，先王的廟號干支早已確定，而周祭制度卻始于祖甲而完備于乙辛之時，是后世人為設(shè)計的。要使周祭次序與先王廟號日干相吻合，又要與即位次序相吻合，事實上是有困難的。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就是周祭祀譜無法安排廩辛的位置，致使廩辛被置于譜外。卜辭有云：“鬯祖丁，父甲。[父]甲以兄辛”(《合集》27364)。陳夢家先生分析說：“此'父甲’是廩辛、康丁之所以稱祖甲，此'兄辛’是康丁所以稱廩辛?！盵14]其說甚是，說明廩辛是實有其人的。那么，為什么廩辛不見于周祭祀譜呢？其實道理很簡單。由于廩辛的廟號日干為辛，其祭序只能排在康丁之后，這就不免與他的即位次序相沖突。當然也可考慮按祖甲—廩辛的次序安排在同一旬次，但下一旬又不能以康丁—武乙—文丁為祭序。除非康丁一人占用一旬，否則無法化解這一矛盾。以一個旬次祭祀一位先王，不合周祭常例，還會增加周祭旬數(shù)，影響一祀時長的確定?？梢姛o論怎樣安排周祭祀譜，廩辛都無法廁身其間。在這種情況下，最后只有舍棄廩辛這位旁系先王，按祖甲—康丁的次序在同一旬安排祭祀。因此，要從這里來推斷廩辛其人的有無或其即位次序，恐怕只能漸行漸遠，自陷迷陣。

　　與廩辛情況類似的還有中壬。中壬的廟號日干在大甲之后，即位卻在大甲之前。故在一旬之中既不能把他的祭日安排在大甲之前，又不能置于大甲之后。除非把外丙、中壬安排在同一旬次祭祀，否則不能避免前與大丁、后與大甲在干支序列上的沖突。但周祭祀譜一旬祭二王者，必有一位直系先王。把三位旁系先王安排在同一旬祭祀，也只有陽甲、盤庚、小辛，[15]其中盤庚還是復(fù)興殷道的名王。而外丙、中壬都是旁系先王，且在位時間不長，一為三年，一為四年，亦非卓有功烈的名王。要單獨安排一個旬次來祭祀他們，似乎不具備應(yīng)有的特殊地位和條件。因此中壬也必須置于譜外。至于沃丁，除見于多種文獻外，《書序》明言尚有《沃丁》篇，其人必非子虛。他與中壬同為旁系先王，其廟號日干在安排祭序時并不發(fā)生抵牾，何以也被置于譜外，情況不明。或許當初設(shè)計周祭祀譜時，意欲說明周祭以直系先王為主，并不是要把所有旁系先王都安排在內(nèi)。不管怎樣，廩辛、中壬、沃丁三位先王不見于周祭祀譜，既不能說明歷史上實無其人，或并未即位，或其王位為非法取得，也不能以此重訂殷代先王的即位次序。

　　關(guān)于外丙在大甲之前繼位的情況，《世本》《孟子》《竹書紀年》《史記》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由于大丁未立而卒，大乙死后由外丙、中壬相繼即位。周祭祀譜對未能即位的大丁也有安排，把他與大乙放在同一旬次祭祀。接下來應(yīng)可安排外丙、中壬同旬共祭，但前文已言這并不合宜。由于中壬受廟號日干限制不能入譜，因而只有把外丙與大甲放在同一旬次。又由于外丙的廟號日干在大甲之后，無法調(diào)適，最后只有把大甲的祭序置于外丙之前，以至形成大甲—外丙—大庚這樣的祭祀序列，成為周祭祀譜中一種少見的“逆祀”現(xiàn)象。陳夢家先生根據(jù)周祭祀譜并結(jié)合《書序》及孔疏加以考察，對大甲繼位在外丙之前的論證，既忽略了諸多文獻記載，也未考慮殷人設(shè)計周祭祀譜時可能遇到的特殊情況，未必可信。

　　根據(jù)上文分析，說明殷王世次還不能完全按照周祭祀譜來厘定，總體上仍須以《史記·殷本紀》為據(jù)，尤其是不能否定中壬、沃丁、廩辛三王的存在，也不能說大甲在外丙、中壬之前即位。這樣，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王國維統(tǒng)計商代弟及王位者凡十四人是可信的。而商代先王十七世(含未即位的大丁)，其中九世為兄終弟及，數(shù)量上居于優(yōu)勢。若再考慮大甲、祖乙、武丁三人，或因無弟而傳子，亦可納入弟及體系，則商代實際只剩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四世是真正的傳子制，所占比例很小。因此，商人繼統(tǒng)以子繼為主而弟及為輔的說法，應(yīng)該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二、商代有無嫡庶與宗法之制

　　宗法制本質(zhì)上是一種財產(chǎn)和權(quán)力分配的政治制度。對商王室來說，最大的財產(chǎn)和權(quán)力分配莫過于王位的繼承。商代有無宗法制，關(guān)鍵要看王位繼承上有無嫡庶之分。王國維關(guān)于商無嫡庶則無宗法的看法，受到很多學(xué)者的反對。其實，這是需要從不同角度來理解的。

　　嫡庶之制重點體現(xiàn)在王位繼承上，其基礎(chǔ)則在婚姻形態(tài)。商王實行多妻制，多妻則多子。但繼承王位者或一人，或二人，至多不過四人，并非所有王子都可以繼承王位。陳夢家先生相信商代無嫡庶之制，認為“商人兄弟不限于同父母，故凡從兄弟均有繼為王的權(quán)利”。可事實上繼承王位的兄弟并不多，說明“商代傳統(tǒng)法并沒有一種固定的傳弟傳子法，凡弟或子之所以及王位必另有其法規(guī)，可惜我們無法推知”。[16]陳氏有這樣的疑思，反映了他對商王婚姻形態(tài)的認識尚未到位。

　　從婚姻形態(tài)上看，商王妻室是有嫡庶之分的。嫡妻也就是正妻。《廣韻·錫部》：“嫡，正也?！盵17]《詩·召南·江有汜序》：“勤而無怨，嫡能悔過。”[18]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嫡，正夫人也。”既曰嫡妻、正妻，當然只能是一人，其余均為庶妻。從周祭卜辭可知，不是商王所有妻室都能納入周祭祀譜，只有直系先王的配偶才能入譜受祭。直系先王的配偶很多，但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只有一位配偶名列祀譜。這位配偶就是商王正后，亦即嫡妻，又稱為法定配偶。至于中丁、祖乙、祖丁、武丁等商王，各有兩個或三個配偶被祭祀，并不代表他們同時擁有幾位正妻。據(jù)學(xué)者研究，這是由于前一個法定配偶死亡，又續(xù)立一個的結(jié)果。[19]

　　商王妻室區(qū)分嫡庶的目的，在于為財產(chǎn)和權(quán)力分配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法定配偶之子，是為嫡子，均有繼承王位的權(quán)利。至于庶妻之子，無論賢愚或數(shù)量多少，都與王位繼承無緣。據(jù)胡厚宣先生研究，武丁有妻計64人，有子53人。[20]這些數(shù)字可能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但武丁有眾多的妻與子應(yīng)該無疑。其中具有繼承王位資格的卻只有祖己、祖庚、祖甲等嫡子三人。嫡妻生子的數(shù)量當然是有限的，加上過早死亡等原因，也不是每位嫡子都能加戴王冠。如商湯的太子大丁，先于其父謝世，就沒有機會繼位為王。又如祖己，也曾預(yù)立為太子，但他未曾即位身先死，實際只有祖庚、祖甲兄弟二人繼位。有時嫡妻只有一個兒子，當他繼位后無弟可傳，就只能再傳其子，商王大甲、祖乙、武丁，大概就屬于這種情況。

　　陳夢家認為“凡從兄弟均有繼為王的權(quán)利”，實際并非常態(tài)。從(堂)兄弟繼位為王的事，只發(fā)生在中丁以后的“九世之亂”(實即九王之亂)時期。據(jù)《史記·殷本紀》載：“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盵21]其中祖丁死后所立弟南庚，為叔父沃甲之子，就是他的從兄弟。南庚死后，陽甲繼立，也不是南庚親兄弟之子，是從兄弟祖丁之子。整個有商一代只有南庚和陽甲的繼位，屬于從兄弟或從兄弟之子。是時正值“九世之亂”，政治上處于混亂和無序狀態(tài)，故有偏離常軌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

　　婚姻形態(tài)上的嫡庶之分，是為王位繼統(tǒng)法的需要而設(shè)定的。在王位繼承制上，嚴格意義的嫡庶制還有進一步的嫡庶之別，這是需要注意的?！秲x禮·喪服》：“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辟Z公彥疏：“庶子，妾子之號，適(嫡)妻所生第二者是眾子，今同名庶子，遠別于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盵22]這就是說，庶子除了指庶妻所生之子外，嫡妻所生嫡長子的同母弟(嫡昆弟)也是庶子。又《周禮·司服》賈公彥疏云：“王禮亦適(嫡)子死有適(嫡)孫，適(嫡)孫死有適(嫡)曾孫，向下皆然也?！盵23]商代王位繼承排除了庶妻之子，但作為嫡昆弟這一部分庶子，卻與嫡長子一樣都有繼承王位的資格，這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嫡庶制了。從這個角度看，王國維說商人無嫡庶之制，并沒有錯。因為商人嫡庶制的實行，并未從婚姻形態(tài)到王位繼承一路貫徹到底，走到一半就中止了。

　　由于王位繼承對嫡子本身不再區(qū)分嫡庶，當然也就無法形成大宗、小宗有別的宗法制。有的學(xué)者認為，“同是商王而直系旁系是有別的，這種區(qū)別就是宗法制的反映”。[24]實際上，商王有直系、旁系的區(qū)分，是以有無王子繼位為標準的，并不是對嫡子再分嫡庶的結(jié)果。所以周祭祀譜中有的直系先王并不是嫡長子，如大庚、大戊、小乙、祖甲、康丁等；而有的旁系先王卻是嫡長子，如沃丁、小甲、陽甲、廩辛等。自大庚開始，商湯嫡長一脈即告中斷。繼之嫡長與庶子二脈交織，至武乙時才穩(wěn)定在嫡長一脈，不過此時已非殷初的嫡傳了。這種狀況與周代嫡長子繼承制相比，是迥相異趣的。王國維說商無宗法，道理就在這里。

　　要言之，商代雖有嫡庶之制，但并不徹底也不完備，具體表現(xiàn)在有不少商王是通過兄終弟及的途徑得以加戴王冠。由于王位傳承施于所有嫡子，不足以牢固確立嫡長子的特殊地位，因而也不能形成大小宗有別的宗法制度。

　　三、王位傳子的基本規(guī)則

　　在兄終弟及制下，當無弟可傳之時，王位必然傳位于子。但這個“子”到底是“兄子”(長兄之子)還是“弟子”(季弟之子)？有無基本規(guī)則可循？學(xué)者意見不一。

　　在王國維看來，“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王氏統(tǒng)計，為弟之子者，有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廩辛、武乙七人。[25]而為兄之子者，他只列舉了祖丁、陽甲二人，而且陽甲還是從兄之子。然據(jù)周祭卜辭可知，祖辛為祖乙之子，非其弟之子。中丁不是季弟雍己之子，而是次兄大戊之子。至于為兄之子者，除祖丁、陽甲外，還應(yīng)包括大甲、祖乙在內(nèi)。大甲之父大丁雖因早逝未能繼位，但在親屬關(guān)系上依然是外丙、中壬之兄子。祖乙為長兄中丁之子，非中丁季弟河亶甲之子。王氏把“九世之亂”時兩位兄子繼位作為特例，意在證明弟及制的內(nèi)涵：一是兄終而后弟及，二是子繼亦為弟子。

　　楊升南先生堅決否定這個說法，他認為從大乙到陽甲八世，為傳兄之子(沃丁不計，仲丁非常法例外)。從武乙到帝辛四世為嫡長子相傳，亦可視作傳兄之子。只有從小乙到康丁四世，為傳弟之子。因而他的結(jié)論與王國維恰好相反：其以子繼父者，“多為兄之子”。[26]

　　這兩種意見是通過統(tǒng)計方法得出的。由于各自用以統(tǒng)計的標準有寬嚴之異，產(chǎn)生分歧是必然的。王位繼承制作為君主制國家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古今中外都非常重視，常有成文法予以規(guī)范。1356年頒布的《黃金詔書》說：“自此至將來任何時候，諸卓越而宏大之選侯領(lǐng)地……長子應(yīng)為彼等之繼承人，除非長子為心志失常之人，或白癡或有任何其他缺陷而不能君臨人民者，否則一切統(tǒng)治權(quán)與領(lǐng)地均應(yīng)屬于彼一人。如有上述情形，長子不能繼承，則余等命令，如此家庭有次子，應(yīng)由次子繼承，或由死者之長弟或其他在俗戚屬繼承，但必須為父系之直系后嗣。”[27] 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后，隨即在1701年制定了《王位繼承法》，規(guī)定了安妮之后可以繼承王位的人選范圍，禁止天主教徒繼承王位。在神圣羅馬帝國時期，也可看到查理四世對諸侯繼承人的具體規(guī)定?！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記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shù)，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盵28]這是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以詔令形式頒布的皇家繼統(tǒng)法，父子相傳為一世，世世代代由嫡長子繼承皇位。至于商朝是否曾頒布過此類繼統(tǒng)法，今不可知。但商湯在政治實踐中的具體做法和措施，至少會作為一種政治傳統(tǒng)或成例為后世所遵循，從而成為歷史上所謂“湯法”的組成部分。從這個角度來考察商代繼統(tǒng)法的制度內(nèi)涵，或許要比包含各種變數(shù)在內(nèi)的統(tǒng)計更可靠一些。

　　《史記·殷本紀》載，湯立嫡長大丁為太子，大丁是合法的王位繼承人。由于大丁早逝，湯死后由外丙繼位，外丙死后由中壬繼位，中壬死后則由其兄子大甲繼位。這幾位商王不是湯之子，就是湯之孫。他們的即位次序無疑出自商湯生前的政治安排。不管當時伊尹如何受湯的信任，或者伊尹的權(quán)勢有多煊赫，在這個重大問題上他都不可能擅作主張，也不可能不依照湯的遺志辦事。這就是說，從大丁到大甲的王位繼承過程中，可以體現(xiàn)商湯確定的王位繼承原則：先王死后，由嫡長子繼位，繼之諸弟順次即位，待無弟可傳時，再傳長兄之子繼位。其核心內(nèi)涵是嫡長子與嫡昆弟依次繼位執(zhí)政，而下一世猶自嫡長始。這項政治原則的主要適用范圍當然是商王室，但在殷代貴族身份與財產(chǎn)的繼承過程中也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蹤跡?，F(xiàn)藏于英國的一片家譜刻辭記載：

　　兒之先祖曰吹，吹子曰圖片，圖片子曰圖片，圖片子曰雀，雀子曰壹，壹弟曰啟，壹子曰喪，喪子曰養(yǎng)，養(yǎng)子曰洪，洪子曰御，御弟曰圖片，御子曰圖片，圖片子曰圖片。(《庫》1506，《英》2674正)

　　此片為黃祖卜辭。辭中名叫“兒”的貴族追溯自己的家世，其先祖始自吹，十一世中主要是傳子，但有兩次屬于傳弟，即“壹弟曰啟”“御弟曰”。在“啟”與“”死后，身份與財產(chǎn)的繼承權(quán)又返還長兄之子的手中。這種情況與成湯確定的王位繼承法正好相一致。

　　不過，這樣的制度設(shè)計有一個非常脆弱的地方，那就是在君主權(quán)力的誘惑下，很難保證季弟把王位再傳到兄子手中，而不是傳給自己的兒子。商湯死后，由他信任的政治盟友伊尹掌理朝政，可以依照他的政治安排，有序進行交班。但后來的事情發(fā)展，便不免有了變數(shù)。范文瀾先生認為，“大庚傳自己的兒子小甲，破還位長兄子的例，大戊傳自己的兒子中丁，又破一次例”。[29]大庚死后并未把王權(quán)交給長兄沃丁之子，是否違法亂制還不好說。因為歷史上對大庚并無這方面的指責，故不排除沃丁膝下無子，大庚才讓自己的兒子小甲繼位。但中丁的情況有所不同。據(jù)周祭卜辭顯示，大戊不是雍己之弟，而是小甲之弟，雍己次兄。故中丁既非弟之子，亦非兄之子。他處在這樣一個尷尬的位置上，要繼承王位完全沒有先例可循。估計中丁是通過使用非法的暴力手段，才登上王位的。故《史記·殷本紀》說：“自中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盵30]司馬遷這個說法是有史料依據(jù)的，并非從周制生出來的想象。

　　中丁死后，大體上仍是弟及而后傳位兄子。只有祖丁死傳從弟南庚，南庚死傳從兄之子陽甲，嚴重背離法統(tǒng)。由于中丁的繼位公然違制，所以他的后裔也不可能安分，相繼展開了爭奪王位的激烈斗爭。這從中丁以后都邑屢遷，即可看出端倪?！斑w徙和外來侵略是破壞習慣的強大力量，因而也是產(chǎn)生政府需要的強大力量”。[31]頻繁遷徙都邑，正可成為打破習慣、戰(zhàn)勝對手、加強王權(quán)的重要手段。自成湯居亳以后，殷都五遷，其中四次遷都發(fā)生在“九世之亂”期間。此即中丁遷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南庚遷于奄。平均兩個王就有一次遷都，足見“弟子或爭相代立”的權(quán)力之爭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動亂持續(xù)時間很長，都城屢遷，國力益衰，疆土日蹙，貴族國家聯(lián)合體的統(tǒng)治力、凝聚力和向心力都受到極大削弱，以至“諸侯莫朝”。

　　“九世之亂”后，商代王位繼承制的傳統(tǒng)習慣遭到嚴重破壞，原來以子繼父的是兄子，從小乙開始則一變而為弟子，再從武乙開始由弟子二變?yōu)榈臻L子。子繼者的親屬關(guān)系雖有變化，但在武乙之前基本上保持兄終弟及的格局，從而顯現(xiàn)出商代王位繼承制的特質(zhì)。

　　四、商代繼統(tǒng)法的利與弊

　　殷因于夏禮，其損益可知。從《史記·夏本紀》看，夏朝王位繼承以傳子制為主，間有傳弟或傳從兄弟者。如太康崩，弟中康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厪立，帝厪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准准吹蹍彽膹男值堋Ｅc夏朝相比，商代的王位繼承制表現(xiàn)出兩點差別：一是傳弟不限一人，直至無弟然后傳子。二是原則上傳子為嫡長之子，而不是傳弟之后弟亦傳子。

　　商朝何以開國之初就實行兄終弟及制？或許商湯未及深謀遠慮，甚至不免為形勢所迫。太子早逝，若以太孫繼位，太孫大甲年幼，對治理新建國家，鞏固新生政權(quán)，將會產(chǎn)生諸多不利。而采取弟及制，在外丙、中壬先后繼位后，太孫長大成人后再繼王位，則有利于提高其執(zhí)政能力。加之整個過程有商湯深為信任的大臣伊尹從旁監(jiān)控，可以保證最高權(quán)力的平穩(wěn)更替，有效鞏固殷人天下共主的地位。商湯這樣的政治設(shè)計，實際是確立了王位兄終弟及制的基本原則，保留了后世子孫循此前行的政治路標。

　　應(yīng)該說，兄終弟及也是有其制度優(yōu)勢的。由于弟及王位者年齡相對大一些，執(zhí)政經(jīng)驗更為豐富，執(zhí)政能力有所增強，對于應(yīng)對各種復(fù)雜的政治局面，維護國家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自有其積極作用。后世立君，也常常有這樣的考慮和方案。如《左傳》文公六年(前621)載，晉襄公死，太子年幼，權(quán)臣趙盾考慮晉國多難，欲立長君，準備讓襄公之弟公子雍從秦國回來主持國政。公子雍“好善而長”，趙盾認為“置善則固，事長則順”。[32]后因襄公夫人抱著太子號啼于朝，卿大夫畏之，只好仍由太子繼位，是為晉靈公。又《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前516)載，楚平王去世后，令尹子常想立子西為王，立足點也是“立長則順，建善則治”。[33]只是子西不從，其事未果。這說明弟及制由年長者繼承王位，對國家治理是不無裨益的。此外，兄終弟及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兄弟之間對王位激烈相爭，禍起蕭墻。因為作為嫡子，遲早都是有機會繼承王位的。故王國維說：“然使于諸子之中可以任擇一人而立之，而此子又可任立其欲立者，則其爭益甚，反不如商之兄弟以長幼相及者猶有次第矣?！盵34]

　　不過，凡事總是有利有弊的，兄終弟及制也不例外。其弊端可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從弟及角度看，同為嫡子，年齡差別不會很大，若等到長兄死后再由諸昆弟次第繼位，他們執(zhí)政的時間一定很短暫，設(shè)若健康出了問題，也可能連即位的機會都沒有。這就有可能在諸昆弟中滋生各種陰謀，并以合法的旗幟為掩護，引發(fā)提前奪取王位的政變。再者，同輩兄弟雖有同質(zhì)、同等的地位和權(quán)利，都能繼承王位，但他們的后代卻只有兄子才具備這樣的資格。這就不免引起其他從兄弟的不滿，甚至不擇手段覬覦王位。商王中丁繼位并引發(fā)“九世之亂”，或許與此有關(guān)。二是從子繼角度看，一方面當無弟可傳時，傳于兄子的難度甚大，因為季弟在位時，容易利用掌理國政的優(yōu)勢，培植自身勢力，把自己的兒子扶上王位，致使長兄之子繼位落空。商代從小乙到康丁四世，由傳兄子轉(zhuǎn)向傳弟之子，蓋緣于此。另一方面，倘若長兄無子，或有子不存于世，自須弟子接替王位。而弟子又不止一人，當由何人接班，也不免引發(fā)紛爭。這說明在兄終弟及制下，由于王位繼承人的候選范圍較大，若無嚴密的法規(guī)予以規(guī)范，就很容易激起野心家的貪欲，造成王位爭奪的禍亂。

　　英國學(xué)者羅素說：“君主政體有一些極大的弊端。如果它是世襲的，統(tǒng)治者未必總是有才能的人；如果繼承法靠不住，就會發(fā)生王朝內(nèi)戰(zhàn)?！跷焕^承權(quán)之爭比其他任何東西都能削弱帝國?！盵35]經(jīng)過“九世之亂”，殷商后期的統(tǒng)治者似乎也在深刻反思這個問題，因而對王位繼統(tǒng)法不斷進行變革，最后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繼承制最大的優(yōu)勢在于大大縮小了王位繼承人的范圍，不給那些覬覦王位的野心家留下可鉆的空子，以達到息爭止亂的目的。

　　在嫡長子繼承制下，嫡長子對王室財產(chǎn)和權(quán)力的繼承，具有優(yōu)先的地位和權(quán)利，至于年齡的長幼，品德的優(yōu)劣，治國能力的大小，都變成次要的問題了。帝辛的繼位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妒酚洝ひ蟊炯o》說：“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36]《左傳》哀公九年(前486)記載：“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37]“元子”在周初文獻中是嫡長子的意思，后來泛指長子，故《史記·宋世家》又稱微子啟為“首子”。[38]由于微子啟的生母為庶妻，因而他不能預(yù)立為太子，故由嫡長子帝辛繼位王位?！秴问洗呵铩ぎ攧?wù)》篇說：“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jù)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q故為后?！盵39]這段話含有不少戰(zhàn)國游士的說辭，實屬不經(jīng)。一位王婦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會由庶妻被冊封為嫡妻，但要把她的兒子也在時間上分出嫡庶來，世所未聞。所謂“太史之言”不過是戰(zhàn)國策士編造出來的謊話，用以調(diào)和微子啟為“元子”的矛盾。但殷商末期王儲立嫡不立庶，則是符合事實的。

　　殷商末期實行嫡長子繼承制，成為西周建國以后承繼的一項重要政治遺產(chǎn)，并與宗法制相輔為用，更趨嚴格和完善。這是周公注意吸取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xùn)，運用政治智慧在制度創(chuàng)新方面的一大貢獻?！白允且院?，子繼之法遂為百王不易之制”，[40]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一直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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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晉)杜預(yù)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二，(清)阮元校刻：《十三經(jīng)注疏》，第1844頁。

　　[33] (晉)杜預(yù)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二，(清)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第2113頁。

　　[34]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外二種)，第290頁。

　　[35] [英]羅素著，靳建國譯：《權(quán)力論》，第148－149頁。

　　[36]《史記》卷三《殷本紀》，第105頁。

　　[37] (晉)杜預(yù)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二，(清)阮元?？蹋骸妒?jīng)注疏》，第2165頁。

　　[38]《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第1607頁。

　　[39]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252頁。

　　[40]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外二種)，第2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