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021 年，王安石出生于今江西省清江縣臨江鎮(zhèn)的一個低級官吏家中，王安石擅長寫作文章，能夠過目不忘，得到曾鞏與歐陽修的賞識，曾鞏與歐陽修是王安石初入仕途的引薦人。王安石在入仕之后，在地方任職長達 20 年之久，從最早的淮南判官，到今寧波市鄞縣知縣、常州知州，最后到度支判官。在這 20 年的時間中，王安石本有數(shù)次機會可以升任中央官員，但是王安石都辭不就任。王安石在地方官的 20 年中，勤于政事，基層社會上的地方官經(jīng)歷對王安石的影響頗大。

王安石是一個敢想敢做，而且不墨守成規(guī)，勇于創(chuàng)新，卻又不陷于空想的政治家。同時王安石也是一個嚴于律己，生活樸素無華的人，即使王安石后來身居相位，也依然能夠維持樸素的生活。王安石雖然優(yōu)點十分突出，但是他身上也有著同樣突出的缺點。也正是因為他性格上的缺點，使得王安石在日后的變法過程中困難重重。王安石過于固執(zhí)己見，不聽他人意見，而且有些刻薄。一旦面對他人的反對意見，其態(tài)度就難免過于剛硬。

正所謂剛極易折，不懂得屈就的王安石在復雜的中央政治環(huán)境中，極容易被孤立開來，而本就固執(zhí)己見，不懂圓通的王安石處事也就愈加強硬，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成為反對者，變法派與反對派的爭斗愈演愈烈。由于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政見不同，加之王安石是司馬光被迫當宮觀使長達十五年的元兇，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態(tài)度絕對不會溫柔。在司馬光的《涑水記聞》中，司馬光對王安石的偏見比比皆是，司馬光用諸多事例，試圖在告訴人們王安石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小人。

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氣量狹小，常因為一些瑣事而記恨在心，更為了一己私利容不得他人，是一副小人嘴臉。作為熙寧變法的受害者，司馬光的說法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同情。對王安石的批評在后世也很有一定的市場。除此以外，宋代士人的論述不勝枚舉，但其中思想多是將靖康之難的禍因歸于王安石，對王安石從為人到變法內(nèi)容均不贊同，稱之為小人、權(quán)奸，這種觀點對后世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宋朝在建國伊始就與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存在長期復雜的關(guān)系，最終又亡于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與蒙古族建立的元朝。

宋代大儒在自己的著作、歪曲的《宋實錄》以及以《宋實錄》為底本的《宋史》,都對王安石進行口誅筆伐，對王安石個性進行批評，對王安石的新學進行批判，說王安石的變法是北宋滅亡的禍根。北宋蘇洵的《辯奸論》以及司馬光的諸多記載，將王安石刻畫成為一個不聽人言，專謀私利的小人。王安石個人學術(shù)的研究立足于《周禮》、《詩經(jīng)》和《尚書》，將他們合成為《三經(jīng)新義》，稱之為新學。而同一時期的程頤、程顥與南宋的朱熹研究的重點則是《春秋》，為此，程頤、程顥與朱熹就聯(lián)合起來指責王安石新學為學術(shù)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