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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第十六回 文︱高樹偉 一百年前的今天，在上海亞東圖書館汪孟鄒、汪原放叔侄的約請、催促下，胡適終于將《紅樓夢考證》初稿（下稱《考證》初稿）完成，隨即在友朋間傳閱。4月17日另將初稿謄清，5月即發(fā)表于上海亞東圖書館《紅樓夢》排印本。此后，胡適與顧頡剛通信，繼續(xù)搜求、研討有關《紅樓夢》及曹雪芹的材料，二人切磋學問的興奮時流筆端。11月12日，在此基礎上，胡適又完成《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下稱《考證》改定稿）。于《紅樓夢》研究而言，這的確是極不平凡的一年。 自此以后，以往如周春、徐柳泉、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等索《紅樓夢》本事的論說，被胡適連同打包丟進了“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的大籮筐里。盡管次年蔡元培即發(fā)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于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2月28日），針對胡適的批評予以回應。后續(xù)也有如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這樣延續(xù)索隱的著作問世，蔡元培為其作序，表彰“多歧為貴，不取茍同”，終究于事無補，《紅樓夢》索隱一脈隨即迅速被摧垮，使大多數(shù)讀者對《紅樓夢》相關材料的關注逐漸轉至曹雪芹及其家世上來?？甲C派影響日深，時序推移，索隱派更少人聞問，乃至如今一提《紅樓夢》索隱，避之唯恐不及。回顧百年前的那場爭論，蔡、胡之爭并沒有幾個回合，考證派即以“科學的方法”快速占據(jù)上風，盡管如此，索隱、考證兩派在《紅樓夢》研究中仍遺留了些迷宮似的問題，搖晃眼前，捉摸不定，相關討論綿延至今，我們又該如何認識百年前的那場爭論？ “索隱”二字源出《易·系辭》“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孔穎達疏“索謂求索，隱謂隱藏”，其意即研求隱藏。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是較早以“索隱”命名的著作，據(jù)其序“今止探求異聞，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注”，也是探求冥濛未解?！都t樓夢》索隱一類的做法與《史記索隱》史注側重不同，他們認為《紅樓夢》是隱寫某“真事”的作品，旨在細加研討、證其本事，以求正確理解其主旨。索隱派的主張，胡適曾將其概括、析分作三類，可見其大概：一是清世祖、董鄂妃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二是康熙朝政治小說，三是明珠、成德家事。各執(zhí)一端，由此牽動對小說名物典制、故事情節(jié)、人物言語等不同層次的疏證。 《紅樓夢》創(chuàng)作及傳抄、刊印的時代，清廷仍提倡經(jīng)學，這部小說早期的閱讀、評點，即在這個大背景中徐徐展開。正如顧頡剛所批評的，《紅樓夢》問世以后，出現(xiàn)的那些浮淺的模仿、尖刻的批評和附會的考證，分別出于《尚書》《春秋》《詩經(jīng)》之學，“凡有一部大著作出來，大家就會在無意之中用了差不多的思想，做成這三類東西，粘附在它的上面”（顧頡剛《〈紅樓夢辨〉序》）。這些現(xiàn)象在《紅樓夢》早期評點中就已出現(xiàn)，如被蔡元培批評為“可笑之附會”的張新之（號太平閑人），即認為《石頭記》為演性理之書。至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于書前“例言”自稱“注經(jīng)之法”“注經(jīng)考史法”，開篇疏解小說正文“此開卷第一回也”即有數(shù)百字，繁瑣經(jīng)說對此書的影響，一望可知。對《紅樓夢》的索隱，其做法與漢代以來《詩》《騷》比興之法略同，蔡元培也曾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談及考證小說情節(jié)時點出。錢鍾書《談藝錄》以西方心析學喻夢于謎與詩詞解詁作比，“猶一謎面打一謎底然，圓夢只以一解為正”，“詩'故’非一見便能豁露暢'通’，必索乎隱；復非各說均可遷就變'通’，必主于一。既通正解，余解杜絕”（錢鍾書《談藝錄》，商務印書館，2011年，706頁），以上論說也有助理解《紅樓夢》索隱的根由。 因早期評點者所處時空不同，聞見各異，尤其晚近的研究者，掌握文獻不同，路徑相悖，對這部小說的作法產(chǎn)生了不同的認識。以對《紅樓夢》開篇“將真事隱去”這句話的認識而言，兩派大都認同小說的確隱去了一些史事，分歧則是隱去何種本事。王夢阮、沈瓶庵認為“可見鋪敘之語，無非假語，隱含之事，自是真事”，“情節(jié)構造、人物升沉，大都皆真事之類”（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冊三，上海中華書局，1916年，第1頁）。蔡元培認為“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商務印書館，1919年，第1頁）。壽鵬飛認為“本書開宗明義，所謂'故將真事隱去’之言，是明明有真事在背影矣”（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1927年，第2頁）。胡適則認為“《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胡適論紅樓夢》，宋廣波編校，商務印書館，2021年，163、164頁）。 胡適稱《紅樓夢》為“自敘”“自傳”“自敘傳”，雖曾在多種場合屢次講說，因未特別界定清楚，又有強調(diào)將小說、史事做賈曹互證的傾向，致使后世研究者頗多攻詰。在胡適有限的表述中如何精確認識他提到的這些概念，其實是面臨一些困難的。胡適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寫自家事，以自身及家族經(jīng)歷入小說，對《紅樓夢》的思想境界評價并不高，在晚年講學中提及《紅樓夢》時，仍說這是“帶一點自傳性質(zhì)的一個小說”（胡適《談〈紅樓夢〉作者的背景》，《胡適論紅樓夢》，401頁），讓人覺得他對《紅樓夢》的認識也并不太過局促。胡適以他當時的影響，發(fā)掘并保存了有關曹雪芹及其家世的材料與《紅樓夢》的重要版本，在研究《紅樓夢》上，無疑是做出了巨大貢獻。如果說在解讀這部小說上還留有些遺憾，也是由于當時材料的局限、胡適本人對《紅樓夢》這部小說固有的特殊興趣點及不高的評價使然。 隨著相關文獻的發(fā)現(xiàn)、整理，研究者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有了更為精細、豐富的認識。新紅學在考證《紅樓夢》作者、本子的問題上確立了范式，固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索隱派在各自通往不同本事的路上，是否就一無是處？索隱、考證兩派在具體問題上的是非，恐怕仍不容易談得特別清楚。在甲戌本（批語明點“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出現(xiàn)在研究者視野之前，在《紅樓夢》研究的諸多問題上，索隱、考證兩派的背景、方法、認識雖有如此多的不同，但對小說中元妃省親這段故事實寫康熙南巡卻有著難得的共識。近些年，研究者對元妃省親又有些新的觀點提出，且在文獻上有所開拓，執(zhí)此個案來審視索隱、考證的路徑，或?qū)δ肯碌摹都t樓夢》研究有所啟發(fā)。 二 賈元春是小說中比較重要的一個人物，她是賈政與王夫人的女兒，賈珠之妹，寶玉的姐姐，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為女史，才選鳳藻宮，晉封賢德妃。小說十八回寫為迎接元妃省親，賈府修建省親別院（即大觀園），鋪敘“帳舞蟠龍，簾飛彩鳳”，種種壯觀。元妃省親之前，十六回借鳳姐、趙嬤嬤之口，先有過一段有關省親的議論。 王夢阮、沈瓶庵《紅樓夢索隱》針對這段議論，用了較多筆墨去闡釋小說隱去的本事，指出元妃省親是說康熙南巡，對文學時間與歷史時間的參差也深有體味。對鳳姐那句“我若早生二三十年”，《紅樓夢索隱》稱“此下說南巡的古事，又自恨晚二三十年，未能趕上，可見作書在乾隆之世，但及見高宗之南巡，而未及見圣祖之南巡”，推定小說成書當在乾隆年間?！罢f起當年太祖皇帝”句下，《紅樓夢索隱》則稱“指清圣祖仁皇帝，即康熙，此處是說康熙南巡”。且已與曹雪芹及其家世方面產(chǎn)生關聯(lián)，鳳姐談及王府的一次接駕，《紅樓夢索隱》稱：“此作者自言也，圣祖二次南巡，即駐蹕雪芹之父曹寅鹽院署中，雪芹以童年召對，故有此筆?！?/span>（以上三處引文見《紅樓夢索隱》，11、12頁）
最后再來看胡適的《考證》改定稿對小說這段的認識：
從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到胡適，他們都敏銳地抓住了趙嬤嬤所說江南甄家接駕四次的話，據(jù)此認定這段故事與康熙南巡有密切關系。王、沈，尤其是胡適，更是從曹寅擔任織造期間曾接駕，較為貼近地解釋了曹雪芹何以寫作這段故事。此后，隨著甲戌本、庚辰本等抄本陸續(xù)被發(fā)現(xiàn)，甲戌本第十六回有“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真有是事，經(jīng)過見過”等批語，將此前元妃省親實寫南巡的論說坐實。這個問題基本確定以后，新問題又隨之而來：甲戌本批語中的“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究是何意？在曹雪芹的經(jīng)歷聞見中，哪些可能成為寫元妃省親這段故事的具體憑依？ 三 多年前，黃一農(nóng)教授曾在臺北“國圖”發(fā)現(xiàn)一部《圣駕閱歷河工兼巡南浙惠愛錄》（下稱《惠愛錄》）刻本。此書記載順懿密太妃王氏（下稱密妃）隨第三次南巡的康熙帝至蘇州尋找父母的史事，對密妃見父母的場景也略有記述，似為探尋元妃省親這段故事提供了更為切近的材料。知道此事后，又聯(lián)想及此次南巡，康熙帝曾賜曹寅母親孫氏匾“萱瑞”二字，遂多次翻閱《惠愛錄》刻本電子版，幾經(jīng)校讀，對小說寫作元妃省親受此史事影響程度確有多少，我自己并沒有十足的把握，仍不敢確認。
黃一農(nóng)教授指出，密妃年輕時曾隨南巡之康熙帝在蘇州尋得父母，年老時曾獲乾隆皇帝特恩允許出宮歸省兒孫，有關密妃這兩件史事，在康雍乾三朝，均是較為特殊的史事，小說寫元妃省親應與此攸關（黃一農(nóng)《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中華書局，2015年，317-356頁）。我對此說原也保持警惕，曾自問是否求之過深，同時也在搜求更多的文獻去進一步探究此說。前些年，蒙顧斌先生提醒，我又讀到過一部《惠愛錄》抄本，一函四冊，其中記載密妃與父母相見情形，內(nèi)容較臺北“國圖”所藏刻本更詳。其細節(jié)描寫處，無論故事環(huán)境、人物言語、肢體動作、內(nèi)心情感等，無一不與小說里的元妃與父母相見情形酷肖，對“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那條批語略有些新的認識。事實是否如此，我也只把材料擺在這里，請諸位參酌、審視。 這部《惠愛錄》抄本記清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密妃與父母相見情形如下：
為直觀與小說作一點比對，我們把《紅樓夢》十八回元妃省親最為動人的一段也引在這里：
小說下面寫賈政奏答元妃的一套官樣話語，此后又寫執(zhí)事太監(jiān)啟奏請駕回鑾，對元妃有一段描寫：“賈妃聽了，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卻又勉強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手，緊緊的不忍釋放，再四叮嚀?！睂ⅰ痘輴垆洝酚涊d密妃事與小說此段合看，且不說同為省親、情境相近，甚至具體至遣詞用語，都如此相類。如小說寫賈妃“滿眼垂淚”“忍悲強笑”“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卻又勉強堆笑”“各敘闊別寒溫”，與《惠愛錄》兩個版本所記密妃與父母相見時“悲喜交集”“問慰寒暄，悲而后喜”的情感脈絡如出一轍。 據(jù)《惠愛錄》抄本記載，康熙南巡也曾有將眷屬移居別所的預想，“聞駕南巡預將眷屬遷移別所居住，其本宅房屋重新起造，粉飾油漆，極其齊整，花園內(nèi)及樓閣亭軒假山月臺魚池皆點綴精雅，又培植名花異卉，陳設古玩，結彩張燈，諸事齊備”，這與十六回賈璉的一段議論也有些相像：“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啟請內(nèi)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現(xiàn)今周貴人父親已在家里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又一樣布置。踏看地方去了。” 至此，我們看到，以上每一層材料的發(fā)現(xiàn)，似乎都能對理解小說情節(jié)有更為切近的體會與認識。當然，曹雪芹是沒有機會親歷康熙三十八年南巡的，面對小說元妃省親及《惠愛錄》密妃尋親這段文本，曹雪芹是否曾看到《惠愛錄》里這段材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段史事在康雍乾三朝足夠特殊，當時也應是曹、李二府上上下下傳聞之事，它作為故事的源頭，至少已影響《惠愛錄》《紅樓夢》中相關文本的書寫。由同一特殊事件輻射出來的兩套文本，雖文體不同、書寫略異，其氣味卻是一致的。 如裕瑞《棗窗閑筆》所說“書中所托諸邸甚多，皆不可考”，《紅樓夢索隱》書前提要也表達過類似的意見，“大抵作者胸中所欲言之隱，不過數(shù)人數(shù)事……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真，倘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張冠不得李戴……牽合甚難”。并曾以梨園演劇法解說《紅樓夢》的作法，“蓋上下數(shù)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腳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扮此，或數(shù)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數(shù)人，或先演其后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場即不復問其下一場”（《紅樓夢索隱》，第2頁）。其實是道出了《紅樓夢》寫作之秘鑰，若由此再從既定之作者出發(fā)，搜討文獻，細為比勘，更容易看清小說的背景及其寫作的思路。當然，小說間三帶四之筆多，也正是戚蓼生《石頭記》序所總結的那樣：“然吾謂作者有兩意，讀者當具一心。譬之繪事，石有三面，佳處不過一峰；路看兩蹊，幽處不逾一樹。必得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輝；如雨天花，但聞香氣，庶得此書弦外音乎？” 自胡適《考證》問世的那一刻起，即有意識地將方法論灌注其中，一方面強調(diào)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一方面重視作者及《紅樓夢》成書時代，這兩端奠定了一百年中《紅樓夢》研究的格局。胡適對這部小說的理解、感受與評價，及其執(zhí)方法論的熱情，置身于索隱、考證之爭，兩派挾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文學性的感受與關注，這也可以從與顧頡剛、俞平伯的書信互動情況略窺一二。蔡元培發(fā)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于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后，俞平伯曾先寫過一篇長文《對于〈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的批評》（《時事新報·學燈》1922年3月7日）予以回應，且針對蔡元培提出的“品性相類”“軼事有征”“姓名相關”提出三條研究路徑：同時人的旁證；作者底生平事跡及其性格；本書底敘言。以為舍棄三法，更無法去窺測小說本意。胡適對此卻不甚重視（“平伯的駁論不很好”，1922年3月13日胡適日記，《胡適論紅樓夢》，195頁），從與顧頡剛通信的頻次及興奮用語來看，胡適更看重顧頡剛來信中以古史辨的思路駁斥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頡剛此論最痛快”，1922年3月13日胡適日記，《胡適論紅樓夢》，195頁），對挖掘、研究曹家材料的興趣遠勝于小說本身。百年前胡適、顧頡剛、俞平伯三人通信，概而言之，實分作了兩端，胡、顧二人成就了以探尋小說作者及家世為核心的《考證》，俞、顧二人成就了以探研小說文本及創(chuàng)作思想為核心的《紅樓夢辨》。 懸一預設，探求隱在小說背后的史事，并以此牽合去解釋小說中的名物典制、故事情節(jié)等，可能也有些創(chuàng)獲，但如果將一些問題看死，對《紅樓夢》的研究終究是徒勞的。就元妃省親而言，小說寫元妃攜寶玉的手攬入懷內(nèi)撫摸寶玉的頭（“小太監(jiān)出去引寶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前，攜手攬于懷內(nèi)，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竟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這些浸染著作者感受、傳情達意的文字才是隱在小說背后最為真實的“本事”。小說如元妃省親這樣明點史事的段落，在小說中零星閃爍，多數(shù)描寫纏裹的情感中盡管必然有作者經(jīng)歷之事，卻不見得都留有別樣的材料可供研考，以證成其事。廣搜材料當然是研《紅》應有之義，在文獻不足，材料無法抵達的地方，也盡可以先擺在那里，姑且存疑。如裕瑞《棗窗閑筆》依靠特殊聞見獨自記錄下的曹雪芹稟性相貌，聞見得來，傳其影子而已。是真是假，既無別樣材料可證，即可存而不論。 顧頡剛在給俞平伯《紅樓夢辨》作的序里曾說：“《紅樓夢》的本身不過傳播了一百六十馀年，而紅學的成立卻已有了一百年，在這一百年之中，他們已經(jīng)鬧得不成樣子，險些兒把它的真面目涂得看不出了?！倍瘢唷犊甲C》又過去了一百年，顧先生當年擔心的問題仍舊存在，且較那時并不見有多少減弱的跡象，幸而科學的研究方法一直立在那里，且文獻研究、整理愈加規(guī)范，有關《紅樓夢》的基本事實也愈加清晰，不致再被涂得面目全非。新紅學走了一百年，相較百年前胡適、顧頡剛他們批評的附會紅學，在這百年之中出現(xiàn)了更讓人擔憂的新問題。一百年來，《紅樓夢》研究歷經(jīng)了許多非學術因素的干擾，致使學術秩序混亂，紅樓奪目，好奇爭勝者日多，文獻、文物作偽頻出，致使紅學文獻真?zhèn)位祀s，亂人耳目，也由于研究環(huán)境的混亂，導致贗鼎滲透至具體的研究，且產(chǎn)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隨相關著作廣為傳播。 在新的一百年的開端，《紅樓夢》研究最為緊迫的，仍應傾力研究、整理紅學文獻，乃至有意識建立“紅學文獻學”這樣的?？莆墨I學加以持續(xù)整飭。之所以如此強調(diào)紅學文獻，一是如上所言，紅學文獻真?zhèn)位祀s，亟待去偽存真。對基本文獻細致研究，以將其還原至應有地位，此項工作的困難不比胡適那時候面臨的困難少。以《紅樓夢》抄本而言，如毛國瑤輯錄的靖應鹍藏《石頭記》批語及天津王超藏本等均屬蓄意偽造的材料，證據(jù)昭昭，因其（尤其是靖本批語）滲透較廣，影響至大，更應還原其本來面目，及時從紅學文獻中剔除。二是繼續(xù)廣泛搜集、開掘相關文獻。如上文所提及的《惠愛錄》之類文獻，同一書的不同版本，文本之不同，尤應重視，在此基礎上比勘、探研，展開研究，以多角度豐富對小說的理解。三是重視紅樓文獻的整理與數(shù)字化歸檔。按專題大套影印相關文獻，固然應該繼續(xù)，在媒介轉換的當下，更應側重將紅學基礎文獻做數(shù)字化處理、公開（如甲戌本深藏博物館，自胡適影印以來，極少有人有機會再目驗原件），將版本、目錄、?？敝ǔ浞謶糜诩t學文獻的研究、整理，乃至依托《紅樓夢大辭典》等現(xiàn)有工具書對紅學知識做系統(tǒng)梳理，以建立紅學知識庫。 蔡胡之爭凸顯出來的各自側重，實是文學研究的兩個重心，即蔡元培提及的“以意逆志”，胡適標榜的作者研究（“知人論世”），在兩個側重之間，因受不同傳統(tǒng)影響，論爭時有錯位，導致很多問題糾纏不清。對作者及其家世的考證，固然是重要的，這是小說研究的基礎，而對《紅樓夢》成書及文本的研究、闡釋，索隱經(jīng)過的那些道路所留下的思考，對我們今天更為精細地理解這部小說，有些仍具參考的價值。而且，無論是《紅樓夢》小說文本、批語，作者及其家世文獻，還是有助于探尋作者寫作取材的其它相關文獻，更鑒于參與《紅樓夢》研究的特殊群體，其文獻復雜程度、研究者產(chǎn)出知識的速度，都要遠遠超過其它領域。在日益強調(diào)中國古典學的今天，《紅樓夢》研究，作為一個非常獨特的個案，為相關問題的思考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憑借。因近些年紅學文獻真?zhèn)位祀s的泥淖、爭論聲音的嘈雜，風起紅樓時，滿紙喁喁，影響了更高水平研究者的參與，徘徊夢外，更使這部小說的研究陷入困境。下一個百年，如何將蒙塵受屈的紅學擦拭干凈，走出索隱與考證的迷宮，使其重煥光彩，仍是我們當下亟待思考并付之努力的。 最后，我還是要引顧頡剛《〈紅樓夢辨〉序》里幾句精彩的話：“《紅樓夢》是極普及的小說，但大家以為看小說是消閑的，所謂學問，必然另有一種嚴肅的態(tài)度，和小說是無關的。這樣看小說，很容易養(yǎng)成一種玩世的態(tài)度。他們不知道學問原沒有限界，只要會做，無所往而不是學問；況且一個人若是肯定人生的，必然隨處把學問的態(tài)度應用到行事上，所以這一點態(tài)度是不可少的。”以我自己有限的一點體會而言，紅學文獻的研究已是一個非常獨特且重要的實驗場，相關思考不時會逼近以探討文本源流為核心的文史方法的邊界，且早已對文史領域一些同類棘手問題積累了不少深刻的思考。因?qū)t學的偏見或受了什么別的不好的影響，研究者對此視而不見，或不及參考，于文史研究而言，才最是可惜的。 附記：本文討論胡適“自敘傳”說及《紅樓夢》索隱傳統(tǒng)，友人夏寅先生也貢獻了許多意見，謹致謝意。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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