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獻的自鳴鐘。

雍正皇帝洋裝像。

編者按

在《文明的邊疆：從遠古到近世》一書中，張國剛透過絲路2000年的浩蕩歷史，重新解讀文明交流互鑒的意義。晚明盛清，傳教士東來，拉開了中國與歐洲從想象異邦走向東西之辯的文明互鑒的帷幕。至此，絲綢之路終將亞非歐三大洲——即近代以前的文明世界緊密聯(lián)系起來。而當時中國的心臟——紫禁城，也刮起了一場“西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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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利瑪竇入華以來，隨著傳教士絡繹東來與中國商品出口歐洲的規(guī)模日漸擴大，中西文化交流也呈現(xiàn)出交光互影的雙向特征。從物質文化層面論，就是歐洲的中國熱和紫禁城的西洋風。

晚明盛清，紫禁城的西洋風，最引人注目的是自鳴鐘之類的機械工藝品。

1581年，羅明堅為兩廣總督陳瑞獻上一座帶車輪的大自鳴鐘，此舉與陳瑞許其居住廣東不無關系。1601年，利瑪竇進京為萬歷獻上一座有驅動墜、一刻一擊的鐵鐘，萬歷歡喜之余將鐘放置身邊，還讓人前來觀賞。金尼閣在1621年帶來一座堪稱藝術品的多功能鐘表，鐘內刻森林之神射箭報時，還能自動表現(xiàn)天體運行，將其作為禮物獻給崇禎。

洋鐘以其新奇精巧，初入中國就大受歡迎，一時成為皇帝和朝廷中人爭相談論之物。當時傳入的自鳴鐘大致有桌鐘和樂鐘之分，前者自動報時，后者增加了報時之時的音樂伴奏功能。此外還有手表、月影、鵝卵沙漏等各種計時器。金尼閣還帶來一些自行活動的小玩具和自行演奏的小樂器。

入清后，西洋機械制品仍是傳教士們用來討好新主的重要物品，湯若望、利類思皆有巧物饋贈順治，南懷仁以擅長機械制造而負責為順治、康熙管理鐘表和機械制品。他們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機械學方面的工作令人刮目相看。徐日升精通音樂，他設計了很多能夠奏出和諧音樂的鐘鈴，令人嘆為觀止。

康熙將擅長制造的傳教士和中國工匠，納入原只負責繪畫的如意館工作，不斷為其制造新奇物品?？滴鯐r曾有4位耶穌會士機械鐘表師在如意館工作，為皇宮制作了西洋鐘表、“千里眼”（望遠鏡）、顯微鏡、寒暑表、自行船、西洋刀劍、天地球儀、自行人、八音盒、各式測量儀器等，尤以鐘表最博皇帝及后妃歡心。

禁教嚴厲之如雍正，亦不舍得將鐘表機械專家驅至澳門，反倒在康熙朝所設負責貯藏管理鐘表的自鳴鐘處開辦鐘表作坊，專事鐘表修造。雍正十年，鐘表作坊改稱做鐘處。乾隆九年則將自鳴鐘處和做鐘處分設為兩個機構。做鐘處的任務就是按照皇帝的要求制造修理所謂“御用鐘”。

乾隆朝先后在做鐘處工作的傳教士有一名傳信部傳教士，兩名耶穌會士，七名遣使會士與奧古斯丁會士。他們不僅要做鐘、修鐘，還要竭盡全力設計制造奇巧器物討好皇帝，對于他們所背負的神圣傳教使命而言，這種生活實在是卑微而又痛苦。錢德明不無抱怨地說，乾隆皇帝的愛好“像季節(jié)一樣多變”，這更令傳教士們神經緊張，隨時待命，以保證總能滿足皇帝的新口味。當然他們在這方面的確堪稱成果斐然，奇思妙想層出不窮，媲美來自法國和英國的最精美的工藝品。只是可惜了這么精妙的技術和創(chuàng)造只能被封閉在宮中。

清朝社會曾出現(xiàn)過一種追求西洋貨的風氣，有些工匠也仿制歐洲機械鐘表、眼鏡甚至望遠鏡，比如廣州出現(xiàn)了修鐘的造鐘業(yè)，稱為“廣鐘”，隨后蘇州也制造出“蘇鐘”。但是因為無法掌握其中技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模仿起來不僅費時，而且效果不好。不過鐘表技術的處境還算不錯，當時傳入的其他歐洲設計和制造技術離中國人的生活就更遠了。

前文介紹天文儀器時提到傳教士引進與儀器制造相關的二十多項機械技術，包括螺旋、金屬切削加工等應用范圍廣闊的重要技術，但它們都沒能在中國廣泛傳播或變成工匠的技術。首要原因是一般工匠沒有機會與傳教士技術專家交游，對傳教士的工作了解很有限，其次則是因為中國成熟的傳統(tǒng)機械技術基本上滿足了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明清社會的需要，所以會有人率先追逐鐘表眼鏡之類物品而不是其他。

其實從晚明開始，傳入中國的工程機械技術并不少。熊三拔在《泰西水法》中介紹了三種水力機械：螺旋式提水機具龍尾車，利用氣壓原理從井中提水的玉衡車和恒升車。這些水力機械是基于螺旋原理、氣體力學、液壓技術等近代物理學和機械學的最新成果而制作的，體現(xiàn)了17世紀歐洲科學的最新成就?？墒撬鼈冊谥袊鴽]產生什么影響，因為技術過于精深，就算有些士人看到其實用效果與重要性，一般工匠農人不諳算理又無人傳授，根本無法仿制。

龍尾車曾被用于蔣友仁為圓明園噴泉設計的水動力系統(tǒng)，但在蔣友仁去世后便無人會操作。原本是機械提水的噴泉系統(tǒng)，落得只能在必須開放時由人工注水來維持，簡直是對蔣友仁巧思妙技和艱辛勞動的嘲諷。蔣友仁制造的整個噴泉系統(tǒng)本是一項高技術工作，但再高的技術含量也只不過成為皇家園林的裝飾，技術本身并不能令乾隆愉悅，更不會想到派人學習鉆研和繼承、傳播這些技術。

除水利機械以外，方以智曾在《物理小識》中介紹西方的螺旋起重機。王徵和鄧玉函合著的《遠西奇器圖說》是中國第一本力學與機械學專著，也是西方當時集古典物理學、力學和機械學知識的匯總。王徵的原則是擇有裨民生日用的實用機械而錄介。此書曾被多次翻印，但得以仿制應用的技術仍是極少，僅木牛、水銃、風車等切于農耕生活之需的簡單器械。南懷仁提到他曾經研究過用蒸汽驅動的小四輪車，車的中間裝滿煤塊，相當于一個小型蒸汽發(fā)動機。

明清來華傳教士也開啟了中西醫(yī)學交流之門，并且西醫(yī)由于其實際效用而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國社會接受，堪視為漢唐和宋元時期分別吸收印度與伊斯蘭醫(yī)學之舉的延續(xù)。西醫(yī)的力量能和醫(yī)藥配方在一定程度上被宮廷接受和實踐。但是除了在澳門，明清之際的傳教士卻無法在中國民間設立醫(yī)療機構，使得西醫(yī)西藥只能惠及帝王將相。

總體上，西方科技在明清時期未能發(fā)揮重大作用的基本原因在于中國社會的疑忌、排斥以及不能放棄自身文化的優(yōu)越感。明末遺民首倡、清初康熙皇帝與數(shù)學家梅文鼎互相迎合的天文歷法領域的“西學中源”說，集中體現(xiàn)了這種心態(tài)。

梅文鼎提倡“西學中源”表面上平息了中法派與西法派之間的紛紜聚訟。

康熙青睞“西學中源”說則是出于現(xiàn)實政治的考量。清朝統(tǒng)治者一方面需要西學的實際效用，另一方面又需要維護華夏民族文化的自尊與自信，以防止“以夷變夏”可能造成的對統(tǒng)治根基的任何危害。

然而，“西學中源”是一種根本上錯誤的看法，因為這種邏輯導向是不必再鉆研與吸收西學，更談不上深層次考慮中西兩種文化的異同與發(fā)展。這樣一種認識在思想界長期盤踞，而且通過“西學中源”說自我麻痹和封閉，這是很令人惋惜的。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