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震江

“著得一部新書，便是千秋大業(yè)；注得一部古書，允為萬世宏功。”

——清·張潮《幽夢影》

在古代著書立說被稱為是“千古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寫新書不易，注古書更難。注古書是譯注古人的思想與學(xué)說，使其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流傳。為古書作注，便于今人與后人研讀，自然是一項功德無量的盛事。

注釋古籍，起源于戰(zhàn)國，當(dāng)時學(xué)術(shù)初由官府流入民間，此前為官府專有的《詩》 《書》 《禮》 《易》 《春秋》等成為儒家誦習(xí)的教材，稱之曰“經(jīng)”。這些經(jīng)最初并沒有多少高深的含義，到了儒家手里就給予種種哲理化的講解，用文字寫出來就叫“傳”或“說”，流傳至今的如《春秋左氏傳》 《公羊傳》 《禮記》以及《尚書大傳》 《韓詩外傳》之類。到了漢代，秦以前的許多典籍由于種種原因人們不能完全讀懂，有一些人專門為這些古書做注解，像毛亨、孔安國、馬融、鄭玄等，都是著名的注解家。

受經(jīng)傳注疏之學(xué)的影響，對子部、史部中比較著名的書也先后有人作注釋。作為史學(xué)名著，歷代為《史記》作注的人不少，最早的要算東漢末年桓帝時的延篤，他著有《史記音義》一卷，東漢有無名氏的《史記音隱》五卷。魏晉以后，隨著《史記》傳播范圍的擴大，給《史記》作注釋的人越來越多。如東晉南朝時期的徐廣、裴骃、鄒誕生等。到了唐代，注家蜂起。許子儒、王元感、陳伯宣、徐堅、李鎮(zhèn)、劉伯莊、竇群、裴安時、司馬貞、張守節(jié)等人都曾為《史記》作注。但從漢到唐各家注釋，到后來只有劉宋時期裴骃的《史記集解》、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jié)的《史記正義》這三家得以保存下來，其他各家都先后亡佚了。這三家注釋到了北宋時被合刻在一起，稱為“三家注”?！叭易ⅰ毕群筮f補傳承，相得益彰，從文字校訂、注音釋義、天文地理、名物典章等方面對《史記》作出詮釋，幾乎是無所不包，對后人深入研讀《史記》，了解太史公意旨有很大的作用。即便在《史記》注本已經(jīng)琳瑯滿目的今天，它們?nèi)允情喿x和研究《史記》的重要參考書。

裴骃其父就是鼎鼎大名的《三國志注》作者裴松之，他少秉家傳，酷愛經(jīng)史，官至南中郎將外兵參軍。裴骃在政治上沒有什么成就，一生的學(xué)術(shù)貢獻就是作成《史記集解》八十卷。裴骃十分推崇司馬遷的史德、史才和史識，認為《史記》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著作，但在撰寫過程中，“時有紕謬”，“甚多疏漏，或有抵牾”，甚至“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貶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mào)，真?zhèn)吴峨s”，所以他首創(chuàng)了“集解”這一注史新體例。

取名“集解”，即表明內(nèi)容采自諸家，兼附己見。裴骃以徐廣 《史記音義》作為基礎(chǔ)，然后匯集前人注釋《史記》的成果，再補之以前人注九經(jīng)、諸子及《漢書》等著作中與《史記》有關(guān)的內(nèi)容，如賈逵、服虔、杜預(yù)等為《左傳》作的注，以及如淳、張晏的《漢書》注，韋昭的《國語》注等。裴骃作注，嚴格遵守漢儒“注不破經(jīng)”的傳統(tǒng)原則，隨文作注，不對原文錯謬提出異議。即便原文明顯錯誤，他也只是客觀地引出他說，以注于其后，表現(xiàn)出對原著的尊重。裴骃對不清楚的寧可付諸闕如，也不妄自臆說，但求“不致玷污舊史，愧對積學(xué)多識之士”。對《史記》與他書抵牾之處，他“并收諸說”，讓讀者去判斷。對原文缺略處，則補充史料，或為地理，或為可靠史料，或為典章制度。加之以注音訓(xùn)詁，拓寬了注釋范圍，充實了注解內(nèi)容。這樣，既注明了原文，方便了閱讀，又補充了史料，更全面、詳備地反映歷史原貌，還為后人輯佚、校勘，提供了豐富的佐證。從而使注文具有了與原文不分伯仲的史學(xué)價值，發(fā)揮了“集解”這一史注新體例的優(yōu)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