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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鄺明艷，湖南宜章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任教于西南大學文學院，致力于比較文學研究，兼及翻譯。在《魯迅研究月刊》《勵耘學刊》《現(xiàn)代中文學刊》《社會科學論壇》發(fā)表文章多篇，譯著有《普漢先生》、《學做視覺民族志》（合譯，排名第一），另有譯著《白袍國王》與《法國大革命的宗教起源》兩書待出。 一、 20世紀30年代果戈理譯介熱與魯迅魯迅病逝前最傾注心血的一件事便是翻譯果戈理的《死魂靈》，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仍對之念念不忘。許廣平在事后提及《死魂靈》時常常悲中有怨。魯迅對果戈理的關(guān)注由來已久，到了30年代中期尤為集中。他親自由德文、日文轉(zhuǎn)譯多篇果戈理的作品，此外，他還力邀當時譯筆優(yōu)秀的俄文譯者譯介果戈理的作品及相關(guān)評論，如孟十還、耿濟之。這一階段，魯迅由果戈理而推演出來的論點和論據(jù)散見于各種短文、書信和譯后記中。根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三十年代魯迅親自翻譯以及在他邀約組織下出現(xiàn)的果戈理作品主要有：1934年9月，《鼻子》（小說），許遐（魯迅）譯，載于《譯文》；1934年9月，《果戈理私觀》，立野信之[1]作，鄧當世（魯迅）譯，載于《譯文》；1935年1月，《五月的夜》（小說），孟十還[2]譯，載于《譯文》；1935年5—10月，《死魂靈（第一部）》，魯迅譯，《世界文庫》文學連載；1935年8月，《馬車》（小說），孟十還譯，載于《譯文》；1935年9月，《果戈理和杜斯退益夫斯基》，岡澤季虎作，陳望道譯，載于《譯文》；1935年9月，《果戈理的悲劇》，V·萬雷薩夫[3]，耿濟之[4]譯，載于《譯文》；1936年1月，《死魂靈》（第一部），魯迅譯，增加了序言和附錄，以“譯文叢書”為名出版單行本；1936年3—5、10月，《死魂靈》（第二部），魯迅譯，在《譯文》雜志連載；1936年4—11月，《果戈理怎樣寫作的》，萬壘塞耶夫作，孟十還譯，在《作家》雜志連載；1936年6月，《魔地》（小說），孟十還譯，載于《譯文》；1936年9—10月，《婚事》（劇本），耿濟之譯，連載于《譯文》，等等。除了各種期刊中的果戈理作品，魯迅還倡議和推動了“果戈理選集”的計劃，包括，“1.《Dekanka夜談》；2.《Mirgorod》；3.短篇小說及Arabeske；[5]4.戲曲；5及6，《死靈魂》?！?/span>[1](p273)1936年4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由孟十還翻譯的小說集《密爾格拉德》，可以說，“果戈理選集”形成了一定規(guī)模。在這一次果戈理譯介熱潮中，魯迅翻譯的長篇小說《死魂靈》是峰頂之作。鑒于主要倡導者魯迅巨大的社會影響力，以及在他積極督促推動下形成的密集的翻譯成果，加上刊登這些譯作的《譯文》期刊的不俗發(fā)行量（《譯文》第一期首印2500冊，并再版四次之多，之后的每一期，都能保持5000冊左右的發(fā)行量，以當時的出版行情來看，這已是相當不錯的成績）?？梢哉f，這兩年中國對于果戈理的譯介無論是數(shù)量上還是質(zhì)量上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外國文學譯介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一直承擔著“革故鼎新”的現(xiàn)實責任，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和發(fā)展過程中，外國文學也被各種文藝派別當成言說（或立或駁）時不可或缺的論據(jù)，并用作教導自我和他者的教材。究竟是何種原因促成這次波及甚廣的果戈理譯介現(xiàn)象？這一問題等同于魯迅為何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對于果戈理的譯介投注這般巨大的心血？而這一場繁榮的果戈理譯介對當時的國內(nèi)文學創(chuàng)作究竟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是否與倡議者魯迅的期望相符？
二、 魯迅的譯本選擇早在1934年12月，魯迅就已經(jīng)擁有了日譯的《果戈理全集》。[6]并依據(jù)這一全集的第四本譯出了《鼻子》，日譯者是八位利雄?！端阑觎`》的譯者是上田進，為日本俄蘇文學翻譯家。真正開始著手翻譯《死魂靈》卻是在黃源1934年11月27日送了他一套德國譯者奧托·布克（Otto Buek）翻譯的果戈理全集之后。對德、日兩個譯本，魯迅的褒貶分明：“德譯本很清楚，有趣，但變成中文，而且還省去一點形容詞，卻仍舊累贅，無聊”而“上田進的譯本，現(xiàn)在才知道錯誤不少，而且往往將一句譯成幾句，近于解釋，這辦法，不錯尚可，一錯，可令人看生氣了”。[2](p490)也因此，在實際的翻譯中，他主要根據(jù)德譯本，以日譯本為輔助。對上田進譯本的批評中，除了基于語言可信度上的懷疑，還由于翻譯理念上的分歧。上田進的翻譯主張是盡力的歸化，盡量附和日語的語法習慣，而魯迅則堅持保持外語的“異國情調(diào)”的直譯甚至是硬譯的方法，寧可忍受“不順”。他認為這些不順的語言正是新鮮的養(yǎng)料，經(jīng)過時間的淘汰和選擇，留下來的便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豐富的字匯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確的表現(xiàn)”。[3](p380)我們認為德譯本除了在語言上有較日譯本更多的保障外，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德譯版本的內(nèi)容組成。1936年3月《譯文》復(fù)刊特大號上登出譯文叢書之《死魂靈》的廣告：本書是苦心經(jīng)營六年才成的巨著，不但是俄國寫實主義戰(zhàn)勝浪漫主義的紀念碑，也是在世界文學史上占了不朽的光榮地位的，中國向來只聞其名，今始由魯迅先生據(jù)德文本譯出，文筆鋒利生動，曲盡其妙。在世界文庫陸續(xù)發(fā)表時，已得到讀書界熱烈贊美；現(xiàn)復(fù)由譯者大加整理，并增譯近二萬言長序一篇，貴重附錄四種。飾以作者畫像一幅。雖未夸為定本，但和英、日文直接譯本比較是決無遜色的。出版未及三月，業(yè)已重版三次之多，造成譯書界之新紀錄。[4]據(jù)黃源回憶，《譯文》雜志中的廣告一般都由魯迅親自擬寫或?qū)彾?，這一篇關(guān)于《死魂靈》的廣告應(yīng)該是出自魯迅之手，至少是得到了他的認可。由此可見，在《世界文庫》上登載《死魂靈》時，魯迅并沒有翻譯“序言”和“附錄”部分，發(fā)行單行本時，特意根據(jù)德譯本譯出并鄭重推薦給讀者。為什么他會對德譯本的這兩部分內(nèi)容如此重視，不惜花大力氣譯出？魯迅曾經(jīng)自述，自己對果戈理的認識怕不見得比別人深，又因為此一階段處于內(nèi)外交困之中，沒有時間和精力寫作一篇成系統(tǒng)的果戈理論，因而我們可以將這篇長序看成是他做的一種補償，代替自己應(yīng)做的或想做而沒做成的序言，用以輔助讀者更好解讀作品，他在同期的雜文和信件中曾多次直接援引其中的觀點和原文。那么，“附錄”部分又作何解釋？我們先看看附錄的內(nèi)容，包括：實際上，魯迅對于這部分附錄的重視與蘇聯(lián)文學批評家魏列薩耶夫的《果戈理研究》一文有關(guān)。魯迅翻譯《死魂靈》時參閱了大量的輔助材料，讀到這篇論文的時候，他已譯完了《死魂靈》的第一、二章，正在譯第三、四章，而這篇論文堅定了他完全按照德譯本的體例翻譯這部《死魂靈》的決心，自然也大大加劇了工作量和困難程度。魏列薩耶夫的這篇研究文章在俄蘇果戈理研究中具有代表性，也譯作《果戈理怎樣寫作》，這一篇作品是出版商日本納烏卡社作為禮物附贈給日譯《果戈理全集》的購買者，魯迅原打算把這篇論文編入《果戈理選集》中。最后，在魯迅的推薦下由孟十還譯出，1936年4月至8月在《作家》雜志中連載。[5](p47-49)《果戈理研究》中是什么觸動了魯迅？看完論文后，魯迅做了《不應(yīng)該這樣寫》這篇文章，文中譯引了其中一段： 應(yīng)該這么寫，必須從大作家們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領(lǐng)會。那么，不應(yīng)該那么寫這一面，恐怕最好是從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學習了。在這里，簡直好像藝術(shù)家在對我們用實物教授。恰如他指著每一行，直接對我們這樣說——‘你看——哪，這是應(yīng)該刪去的。這要縮短，這要改作，因為不自然了。在這里，還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顯豁些。’魯迅認為“這是極有益處的學習法，而我們中國卻偏偏缺少這樣的教材”。[6](p321-322)顯然，論者關(guān)于怎樣學習寫作的觀點是深得魯迅贊同的，因而將德國譯者所編的附錄，即偉大作品的“未定稿”翻譯出來，以之作為有助于中國作家創(chuàng)作的教輔材料，魯迅此舉可謂用心良苦。值得指出的是，附錄的第五部分“四之B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被審查官所抹掉的原稿）”，內(nèi)容是關(guān)于一位殘廢的軍官反抗沙皇腐敗統(tǒng)治的經(jīng)過，魯迅將之譯出來是作為對國民政府的書報審查制的一次揭露和抨擊。魯迅對果戈理作品的翻譯和倡議，寄托了他的翻譯和創(chuàng)作的理想，正是他的這兩種理想推動他在翻譯實踐中的具體選擇和操作。什么是他理想中的翻譯和創(chuàng)作？換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意味著當下的翻譯和創(chuàng)作，尤其是他所關(guān)心的左翼現(xiàn)實主義文學陣營，存有種種不足，需要努力加以改進。力圖改進中國文學翻譯和創(chuàng)作現(xiàn)狀中的缺陷，是他在三十年代投入極大心力進行翻譯的原因。那么，魯迅希望通過翻譯果戈理選集以指引文學翻譯和新作家創(chuàng)作向那些方面改進？在魯迅看來，左翼文藝有哪些不足需要借助外國文學的養(yǎng)分加以修正，恰恰是果戈理的著作中，尤其是《死魂靈》所具備的？
三、 翻譯和創(chuàng)作的雙重理想魯迅的論敵們對30年代左翼文學陣營的譯介活動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語言“不順”，二是，頻繁更換譯介對象，缺乏代表作家的全集和選集；三是，偏重理論，沒有有力的文學作品譯作。雖然這些批評中不乏因為政治立場和文學觀念不同而產(chǎn)生的爭議，但是，上述三個問題在現(xiàn)實中不可否認地存在著。正是意識到這些缺陷，魯迅下定決心進行“果戈理選集”的組織和實際參與，并且力邀有能力的譯者從俄語直譯，以保證譯語的質(zhì)量。魯迅自己在翻譯《死魂靈》的過程中，更是殫精竭慮，參考多種譯本，查閱大量資料，頻繁向精通俄語者請教，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端阑觎`》在準確度和可讀性上較之他此前的許多譯作有了巨大的飛躍，尤其是在保持原作的精深和鋒芒上，因為與自身的相契而形成了獨特的深度和力度。我們有理由相信，德譯本本身的高質(zhì)量是促成魯迅翻譯提高的重要原因。批評者指出第三個問題既是翻譯界的缺陷，也是左翼文學創(chuàng)作的軟肋。果戈理的譯介正是做為創(chuàng)作界一份實用的、可操作性的榜樣教材。眾所周知，魯迅這一時期關(guān)于文學現(xiàn)狀的批評和理想文學的希望，是與“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爭緊密聯(lián)系的，這場爭論中錯綜復(fù)雜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糾葛，國際國內(nèi)人事形勢的微妙變化已有論者做過深入地研析[7]。本文所關(guān)注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魯迅對于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的理想，以及何以借由翻譯果戈理為這一理想的實現(xiàn)提供實際的助力。首先，在選材和寫作情感上，作者的眼光和訴求應(yīng)該擴大。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主流趨向是無產(chǎn)階級化，革命的浪漫主義，新寫實主義及愛國主義，其情感基調(diào)是鼓動性的，逐漸陷入口號式和模式化。作為對這一趨向的反撥，魯迅認為：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nóng)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闊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因為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zhàn)斗，跳動著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7](p613-614)現(xiàn)實是這些日常的、瑣碎的、猥瑣的、卑微的題材，由于民主革命和民族戰(zhàn)爭的宏大訴求而被有意或無意地回避了，作品中滿目“義勇軍打仗，學生請愿”。在語言風格上都是慷慨激昂的“熱血+熱淚”，披肝瀝膽，缺乏一種冷靜的反思，理性的距離感。果戈理的獨特之處在于，將眼光投向廣闊的祖國大地，投向平常的被忽視的人和事，用平常的語言無情地剝開現(xiàn)實的外衣，浮雕般地刻畫出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庸、卑劣、空虛、愚昧，而作者貫穿其中“帶血絲的，神經(jīng)質(zhì)的”[8](p534)愛使作品呈現(xiàn)出深沉莊嚴的史詩風格。其次，是諷刺的運用。魯迅在1934年—1936年的多篇文章中都對“諷刺”這一手法進行了論述，且?guī)缀趺恳惶岬健爸S刺”必定與果戈理有關(guān)。集中在《論“諷刺”》（1935年3月6日）和《什么是“諷刺”》（1935年5月3日）[9](p340-342)中。對于“諷刺” 魯迅強調(diào)兩點：一是，要真實；二是，要善意。如果不真實就是誹謗，不善意就是冷嘲。諷刺的對象因為真實而成為超越時空的典型，魯迅多次驚嘆果戈理百年前諷刺的人物在當時的中國仍隨處可見，他反對為諷刺而諷刺，他所看重的是果戈理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來的人物在中國現(xiàn)實社會中的映射。善意的諷刺，要求作者和讀者將自己置于其中，深切體會被諷刺的“痛苦”，引起醒悟而促成改良，論及與《死魂靈》在總體傾向性有著直接而密切聯(lián)系的《欽差大臣》時，魯迅說到“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對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國的譯本，卻將這極要緊的一句刪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span>[10](p149-150)魯迅大力推崇果戈理式的諷刺有兩個具體的“箭靶”，除了上述左翼現(xiàn)實文學中盲目的激情泛濫現(xiàn)象之外，另一種則是林語堂為代表的輕靡的幽默諷刺“小品文”。后者雖然在中國傳統(tǒng)“性靈”文學上做出了新的發(fā)展，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在“載道”文學籠罩下的三十年代中國文學面貌，但是由于缺乏嚴肅的文學觀念和價值理想取向，沉淪于無關(guān)宏旨的個人趣味之中。魯迅所重視的“無事的”日常真實題材和諷刺手法在小品文中都有某種程度的體現(xiàn)，但是與他心儀的果戈理式現(xiàn)實關(guān)懷、悲憫情感和客觀的針砭效果卻是大相徑庭。由此，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魯迅何以嚴厲地評判“小品文”。
四、 不合時宜的“死魂靈”三十年代，魯迅投入各種論戰(zhàn)，大量地寫作論爭雜文，敘事性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已經(jīng)被迫停止，這在他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他距離靈感之源——浙江故土越來越遠，卻始終無法割舍對故鄉(xiāng)人、物、事的牽掛，這與他改良“國民性”，喚醒國民，療救精神的現(xiàn)實責任感相依相存。果戈理筆下的農(nóng)奴及農(nóng)奴主身上所集中的人性弱點在當下中國仍處處可見，一如十幾年前他筆下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中的人物，“國民性”的頑疾如故，而中國文藝創(chuàng)作卻回避這些痼疾，回避對現(xiàn)實做出理性而殘忍地描寫和諷刺，轉(zhuǎn)向構(gòu)建浪漫虛無的烏托邦。這，不是魯迅理想中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魯迅在不同場合都曾指出，相對于當時的中國，果戈理過于老舊了。“老舊”是由于果戈理的時代久遠，在寫作筆法上顯得過時，比如大段大段的獨白和議論，魯迅在翻譯過程中為此苦不堪言。此外，果戈理思想上的守舊，如“G有一種偏見，以為位置高的，道德也高，所以對于大官攻擊特少?！?/span>[11](p570)，也與不見容于“左翼”文藝觀念中革命的，界限分明的階級人性區(qū)別，在當時便受到質(zhì)疑[8]。過時的筆法和局限的思想只是 “微瑕”，果戈理作品中的批判精神，真實的社會景象，尖銳的諷刺手法，是魯迅珍視的核心價值。果戈理在《死魂靈》的第七章開篇的自白中將作家分為兩種，其一為：避開那無聊的惹厭的，以可怕的弱點驚人的實在的人物，卻去創(chuàng)造出具有高潔之德的性格來，從變化無窮的情狀的大旋風中，只選取一點例外，他的七弦琴的神妙的聲調(diào)，也絕不變更一回，也不從自己的高處下降，到他那不幸的、無力的弟兄這里來，也不觸及塵世，卻只鉆在高超的形象的出世的合唱里……他是一個神明！敢將隨時可見，卻被漠視的一切，絡(luò)住人生的無謂的可怕的污泥，以及布滿在艱難的，而且常是荒涼的世路上的嚴冷滅裂的平凡性格的深處，全都顯現(xiàn)出來，用了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的刻劃，使它分明地，凸出地放在人們的眼前的作者，那運道可是完全兩樣了……他還逃不脫當時的審判，那偽善的麻木的判決是將涵養(yǎng)在他自己溫暖的胸中創(chuàng)作：稱為猥瑣、庸俗、和空虛置之于侮辱人性的作者們的劣等之列。[12](p135)筆者之所以大段地引用原文，意在將魯迅的精彩譯筆呈現(xiàn)人前，更重要的是這段獨白令我們無比自然地將果戈理與魯迅這兩位偉大現(xiàn)實主義作家的文學理想和人生境遇聯(lián)系起來。1935年7月4日起魯迅開始翻譯這一章（第七章），7月16日完成，7月14日魯迅做了《幾乎無事的悲劇》，文末寫到：聽說果戈理的那些’含淚的微笑’在本土，現(xiàn)在是已經(jīng)無用了，來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別的地方，也依然有用，因為其中還藏著許多活人的影子。況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淚的微笑”，倘傳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讀者的臉上，也就成為健康：這是《死魂靈》的偉大處，也是作者的悲哀處。[13](p384)正如學者汪暉指出的，“魯迅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對陰暗的獨特的、異常的敏感，導致他不像同時代人那樣深、那樣無保留地沉浸于某一價值理想之中，而總是以自己獨立的思考不無憂郁、不無懷疑地獻身于時代的運動。”[14](p193)魯迅與時代的運動保持著距離，因而常常被來自不同陣營的論敵貼上“不合時宜”的標簽。無論是前期的小說還是后期的雜文，魯迅憑借超人的洞察力，精微老辣的筆力，凝聚成充滿智慧的諷刺之劍刺向“陰暗中心”，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被“陰暗”的反力所傷。正是對“陰暗”的敏感和鐘情，對于污泥中一切的卑賤、猥瑣、空虛的人、事的關(guān)注，促使他將果戈理的創(chuàng)作奉為理想，不惜在現(xiàn)實生命陷入危機的最后時刻仍嘔心瀝血地譯介《死魂靈》。魯迅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理想是傳統(tǒng)的，而當時主流的“左翼”文學的訴求是“務(wù)實”的，于是，此時進入中國的“果戈理”成為了不合時宜的“死魂靈”。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盡管魯迅的大力倡議以及身體力行地譯介果戈理，并且譯作在出版界也形成一定氣候，但產(chǎn)生的實際影響是有限的，我們只能在張?zhí)煲砗蜕惩〉哪承┳髌分姓业叫┰S隱秘而難能可貴的閃現(xiàn)。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宏大話語裹挾下，果戈理那對日常的，“幾乎無事”的真實生活陰暗的、悲愴的深刻諷刺很快就被激昂的、壯烈的戰(zhàn)斗呼號所淹沒。然而，魯迅所堅守的果戈理“不合時宜”的價值卻是真正超越時空，歷久彌堅的，雖然為時代局限所遮蔽，但正如，果戈理的堅持“憑著神秘的運命之力，我還要和我的主角攜著手，長久的向前走，在全世界，由分明的笑，和誰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淚，來歷覽一切壯大活動的人生?！辈⒏呙鞯仡A(yù)見：“崇高靈感的別一噴泉，恰如暴風雨一般，從閃爍的，神圣的恐怖中抬起奮迅的頭來，使大家失色的傾聽著別的敘述的莊嚴的雷聲，卻還在較遠的時候……”[15](p136)在“較遠的時候”，我們終于“抬起頭，聽到莊嚴的雷聲”，理解了果戈理，也理解了魯迅病重時寫下“戰(zhàn)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guān)聯(lián)，這才是實際上的戰(zhàn)士”[16](p626)的真意。我們應(yīng)能從這部偉大的譯作中，聽到魯迅在生命最后的階段為當時的也是后世的文人殷殷彈奏的振聾發(fā)聵的弦外之音：“不合時宜”，這一“做文”和“做人”的內(nèi)在理想。
[1] 魯迅.魯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 魯迅.魯迅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 魯迅.魯迅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 黃源編輯.譯文(J)，上海：上海雜志公司，1936年新一卷第一期，封底廣告.[5] 黃源.魯迅書簡追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6 魯迅.魯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7] 魯迅.魯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8] 別林斯基語，轉(zhuǎn)引自米·赫拉普欽科.尼古拉·果戈理，劉逢祺、張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9] 魯迅.魯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0] 魯迅.魯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1] 魯迅.魯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實際上，這是援引《果戈理研究》作者魏列薩耶夫的觀點。[12]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譯文全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3] 魯迅.魯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4] 汪暉.汪暉自選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93頁.[15]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譯文全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6] 魯迅.魯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7] [美]夏志清.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M），劉紹銘等譯，香港中文學出版社，2001年.[18] 王富仁.王富仁自選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19] 查明建、謝天振.20世紀中國翻譯史（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20] 陳建華.二十世紀中俄文學關(guān)系（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21] 智量等.《俄國文學與中國》（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本文發(fā)表于2009年《勵耘學刊》[9]）
[1]立野信之（1903—1971），日本作家。曾加入“日本無產(chǎn)階級作家同盟”，后脫離。著有短篇小說集《軍隊篇》等。在后記中，魯迅對他的介紹是：原是日本的左翼作家，后來脫離了，對于別人的說他轉(zhuǎn)入了相反的營盤，他卻不服氣，只承認了政治上的“敗北”，目下只還在彷徨。認為他的這篇評論“并非怎么精深之作，但說的淺近，所以清楚?！薄嚠斒溃斞福汉笥洠蹲g文》第一卷第一期，第112頁。[2]孟十還（1908-1981），留學蘇聯(lián)十年，故名十還，又叫孟斯根，俄蘇文學翻譯家，主要翻譯果戈理作品及相關(guān)研究，1936年曾主編《作家》月刊。后移居臺灣。[3] V·萬雷薩夫（V·Veresaev1867～1945），也即下文的萬壘塞耶夫，通譯魏列薩耶夫，俄羅斯著名作家，除了創(chuàng)作，同時潛心文學研究，著有《普希金資料匯編》和《果戈里資料匯編》兩部傳記資料，《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是在編纂后者的過程中，應(yīng)邀寫成，為果戈理研究的重要論著。[4]耿濟之 (1898—1947) 翻譯家。原名匡，字孟鯊。上海人。代表譯作《復(fù)活》、《卡拉瑪佐夫兄弟》等二十余部俄蘇文學作品，并發(fā)表多篇論文，對譯介俄蘇文學有很大貢獻。[5]《Dekanka夜談》即短篇小說集《狄康卡近鄉(xiāng)夜話》；《Mirgorod》即中篇小說集《密爾格拉得》；Arabeske，德語：小品集。[6]注：1934年，魯迅購買果戈理全集的過程——日譯本：1. 果戈理全集（一）一本，六月六日；2. 果戈理全集（三）一本，七月八日；3. 果戈理全集（二）一本，八月十三日；4. 果戈理全集（四）一本，九月二十四日；5. 果戈理全集（五）一本，月二十九日6.果戈理全集（六）一本，十二月十二日。1934年科學出版發(fā)行。德譯本：Gogol:Briefwechsel（書信集） 二本，八月十三日；N.Gogol’s S?mt Werk（全集） 五本，十一月二十七日。譯編者Otto Buek。參見：《魯迅全集》第16卷·日記·1934年·書帳，以及黃源：《魯迅書簡追憶》，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8頁。[7]可參看王宏志.魯迅與“左聯(lián)”(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8] 1935年9月《譯文》登載耿濟之譯的《果戈理的悲劇》，V·萬雷薩夫著。在這篇譯作后附有譯者2000字左右的后記，指出果戈理對宗教的虔信和思想的守舊，在讀者中引起爭議，魯迅曾就此與蕭軍進行討論“耿濟之的那篇后記寫的很糟，您被他所誤了，G絕非革命家，那是的確的，不過一想到那時代就并不足奇，而且那時的檢查制度有多么的嚴厲，不能說什么(他略涉及君權(quán)，便被禁止，這一篇我附譯在《死魂靈》后面，現(xiàn)在看起來是毫沒有什么的)。”見351029《致簫軍》，《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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