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文升，字負圖，號約齋，河南禹州人。馬文升是明代中期的名臣，特別是在弘治年間，與當時的王恕，劉大夏被尊稱為“弘治三君子”。我們知道明孝宗朱佑樘的執(zhí)政，被后人稱為“弘治中興”，大明王朝諸多社會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朝堂里也大體上相對保持了一種君臣和睦的景象。所以，對于馬文升，我們一般都跟著他的履歷，肯定他的政績，順便再重新裝點下弘治年的“欣欣向榮”。  故宮一景 但在朝史暮想看來，馬文升其實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員。從他的為官履歷，從他的仕途的起伏，從他個人在明代中期諸多政務上的表現(xiàn)，我們其實可以一窺當時表面平靜下的政治暗流，可以一察一位明代官員，要怎么做，才能最終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亦能朦朧地感知大明王朝今后繁復的發(fā)展。 朝史暮想這次，和大家閑話馬文升。 如何施為，方可一展抱負在朝史暮想眼里，馬文升是一位典型的軍務官員，事實上，馬文升的成名和之后諸多亮眼成績，絕大多數(shù)都在軍事領域上體現(xiàn)出來。但馬文升又是一位典型的科舉官員，從政伊始，他只是作為一名言官，并未接觸過具體的軍務，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現(xiàn)象。
按照這段文字的描述，馬文升應該是長得高大魁梧，甚至有點五大三粗樣。小時候就經常帶著一群孩童玩對抗類的游戲。這意思是說，馬文升這哥們，從小就和普通孩子不一樣，長相，玩的東西，都隱喻了他日后有領軍作戰(zhàn)的天賦。但事實上，馬文升考的是文舉，而非武舉。  科舉榜文（清） 景泰二年（1451），馬文升中了進士，然后做了都察院的御史。中進士后，能做御史，按照朝史暮想的推論，馬文升的考試成績應該一般，因為成績優(yōu)秀的，往往都能夠被選拔進入翰林院。但他還是得到了一個實職，說明成績也不是很差，不需要回鄉(xiāng)等缺。 馬文升在御史任上據(jù)說干的不錯，在山西，湖廣官聲頗佳。天順七年（1463），升到了福建按察使。景泰年間的官員，到了天順年依然能夠按部就班地升職，說明馬文升當時并沒有參與到朝廷高層的內部權力斗爭，或者也可能是跟對了人，有組織罩著。 景泰到天順的轉變，其實因為那場著名的“奪門之變”，明英宗朱祁鎮(zhèn)發(fā)動政變，推翻了弟弟明代宗朱祁鈺，重新復辟登基。朝局高層換了一波人，但是唯有文官集團那群大佬平安無事。馬文升當時和王直走的很近，而王直從正統(tǒng)年間，歷景泰朝，再到天順初期，執(zhí)掌吏部十余年。 所以，這里就告訴我們封建王朝做官，特別是比較基層的官員，少摻和高層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自己跟的隊伍也要能夠屹立不倒。而之所以在這里提王直，是為了讓大家有一個認識，即明代核心的文官集團，在保證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其實是隨波逐流的兩面派。  明代官員 到了成化元年（1465），馬文升已經做到了南京大理寺卿。很多朋友看到南京這個前綴，就會想是不是馬文升開始失勢了，畢竟明代時期，南京的官員，一般都是發(fā)配或者用來養(yǎng)老的。但還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南京的大理寺卿是馬文升的一個跳板，因為直接插到北京太礙眼，而放到南京，一方面級別有了，另一方面也比較低調，不惹人注意。為什么朝史暮想敢如此推論？因為成化四年（1468）的“滿四之亂”，馬文升馬上就被調到邊軍去給項忠做助手。 什么概念？ 第一，馬文升當時還在家丁憂，朝廷直接“奪情”起復，派往邊境；第二，項忠是當初“土木之變”存活下來為數(shù)不多的官員，到了成化年間資歷非常老，且常年處置兵事。第三，朝廷派項忠去平定“滿四之亂”，說明已經足夠重視，大批資源開始為此次平叛傾斜，明軍勝算極大。 這種看似辛苦冒風險的調動，其實是一次不用擔責的鍍金，而且這種機會一出現(xiàn)就砸給了在家的馬文升，而馬文升在此之前又無處理類似事件的工作經驗，那么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在王直致仕以后，馬文升依舊得到了朝廷大佬的特殊照顧。  戰(zhàn)爭場景 只是我們不知道，這次馬文升被調去平叛，他自己是否有主動爭取過？一個從小對軍事就有濃厚興趣愛好的人，這次參與平叛，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誘惑。所幸，馬文升沒有辜負自己的天賦，也沒有給提拔他的朝中大佬丟臉。 馬文升到任后，整頓糧草，集結兵馬，訓練兵卒，并且在明軍屢次進攻失敗之后，提出圍困之計，同時誘敵，離間，發(fā)動心理攻勢，最終擒獲了滿四。也就是在這次平叛中，馬文升的軍事才能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可。 之后馬文升做了陜西巡撫，在邊關一待就是七年。這七年是非常關鍵的七年。
 明軍 軍陣 七年里，馬文升練兵，修筑防御工事，賑災，固流民，平民亂，抵御蒙古和吐魯番的侵略，整頓邊貿。這七年，使得馬文升成為了一名結結實實的邊事專家，軍事專家，為他后來三次赴遼東整頓軍務，做三邊總制，到兵部主持全面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但朝史暮想聊到這里，要停一下，我們重新回到文章開頭。還是那個問題，明代時期，一個官員，怎么樣才能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我們以馬文升為例。 首先，要有才。馬文升有才，即使做風憲官（御史），也能獲得不俗的政績，更何況后來著手軍務，這本來就是他自小的向往和意愿，更是如魚得水。 其次，朝中要有人。封建王朝的官員，只有跟對人，才能獲得別人不可得之機遇，并且能在宦海里，保持自己的一片清凈之地，得以安心做事。馬文升很明顯就有人罩，從做御史，到南京大理寺卿，到緊急派去平亂，再到后來三邊總制，其實都是馬文升站隊站穩(wěn)站正確的結果。  明代官員 最后，要有敲門磚。志在軍務的馬文升，并沒有去參加武舉，而是走了文舉的道路。因為明代一直都是以文治武，文官集團在經歷開國的勛貴集團掌權的尷尬之后，開始穩(wěn)固地接手大明的兵權。而馬文升想要在軍事領域有所建樹，則必須融入到文官集團中，走文舉之路。只有這樣，以后治軍治邊，才能走的穩(wěn)，走的遠。而同時代的武舉，無論在級別，人心，受重視程度上，都遠不如文舉。 馬文升這么做，是非常有眼光的，但同樣也是一種無奈。試想，如果他一直混在言官這個群體里，如果沒有滿四之亂的非常規(guī)調動，他的軍事天賦是不是就會被埋沒了？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值得發(fā)人深思的。 仕途背后，全是矛盾利益馬文升的身上，還有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點，就是能夠隱約看到朝堂之下的涌動的暗流，各種矛盾沖突始終貫穿著他的仕途。 其一，文官集團與近侍集團的矛盾。 這個是最明顯的，馬文升很明顯，代表著文官集團，而所謂的近侍，就是皇帝身邊那些隨侍，比如太監(jiān)，比如方士，比如近身侍衛(wèi)，玩伴，總之所有一切通過皇帝私人關系上位，非科舉出身的群體。
 明代太監(jiān)形象 這里的直，指的是成化年間的宦官汪直。而這個陳鉞是汪直的人。陳鉞和馬文升因為邊務屢次發(fā)生矛盾，官司一度打到了皇帝那。所以，馬文升與汪直其實是有直接矛盾的。包括汪直想要插手的邊務，包括馬文升通過一系列方法敷衍汪直，甚至主動讓出功勞。但最后，還是因為汪直的操作，馬文升下過牢，被貶過官，甚至差點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我們前面說了，馬文升應該在朝中也是有人的，并且自己的政治眼光也不俗。從汪直為了積累軍功到邊境，然后馬文升送功勞給汪直，可以看出馬文升并非是那種莽撞求名，不知進退的官員。但最后依然被汪直整的很慘。其實，馬文升是知道，這些近侍集團的后臺老板是皇帝，只要皇帝不打算動這些人，馬文升就沒法通過正常渠道打壓近侍集團。而劍走偏鋒，又往往為傳統(tǒng)儒家文人所不齒。 類似的情況還出現(xiàn)在馬文升與李孜省之間。李孜省是明憲宗身邊的方士，憑借皇帝的寵幸，氣焰非常囂張，甚至能夠影響官吏的升遷。馬文升在成化二十一年做了兵部尚書，而在成化二十二年就因為李孜省的從中作梗，被發(fā)到南京養(yǎng)老。這樣情況，直到明孝宗登基之后才改變。  明憲宗朱見深 像 其二，六部執(zhí)行系統(tǒng)與內閣閣臣之間的矛盾。 明代大致的行政運轉體系，我們已經聊過很多次了。內閣票擬（建議權）——皇帝批紅（決策權）——六部執(zhí)行——言官御史監(jiān)督。從明代中期，我們可以看出，內閣官員的選拔和六部長官的任命，選擇途徑已涇渭分明。 內閣閣臣的選擇，往往都是走上層路線，很多是翰林院走出來的庶吉士，常年浸泡在中央文件堆里，或者常年陪侍東宮，在詹事府任事，然后往往以禮部，國子監(jiān)等為跳板，進入內閣輔政。而類似兵部，戶部，工部這樣瑣碎需要專業(yè)型人才的領域，往往都是從一些有豐富一線工作經驗，積功而上的人。 馬文升很顯然是后者，他之后做到兵部尚書，是他常年從事軍務的結果。而馬文升和閣臣李東陽關系不合，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表面上看，二人的不合似乎涉及到一些人事安排，政務意見分歧這樣的瑣事，但實質上，是六部對于內閣權力日益增長的不滿。到明代中后期，六部開始逐漸淪為純粹的執(zhí)行機構，即便如廷議等大型的討論會，皇帝也往往更加重視內閣的意見。到了后來嘉靖，萬歷兩朝，皇帝長時間不上朝，所有的建議權幾乎都在內閣手里被壟斷。這勢必會引起那些同樣位高職重，且工作經驗豐富的六部官員不滿。這種情況，在弘治朝開始明顯顯露出來。  明代官員 其三，官僚集團與皇權的矛盾。 這個已經幾乎快被說爛了。官僚集團和皇帝，都是要爭取最高話語權的，雙方的角逐是一種此消彼長的狀態(tài)。甚至可以說，官僚集團與近侍集團的矛盾，在某種意義上是與皇權對抗的一眾延伸。 馬文升如同救火隊員，哪里著火，就被皇帝扔哪去滅火。這個本無可厚非，有道是能者多勞。但是明代皇帝，明顯是那種前面用人，后面翻臉的主。在成化年間，馬文升平滿四之亂，做延綏，甘肅，寧夏的三邊總制，去遼東整備軍務，其實都是在救火。而在馬文升的級別上，卻一直沒有很大的實質提升，總是離最后進入中央高層，差那么幾步，中間還幾次出現(xiàn)下調貶官的情況。 皇帝為了平衡官場生態(tài)，幾次舍棄了馬文升。馬文升在成化二十一年時，已經拜為兵部尚書。之后被貶。到了弘治初期，新帝上位，成化年間一幫老皇帝的近侍相繼被打壓，馬文升得以復起，但只是做了言官。之后馬文升掌管了京城兵權，提督十二團營。弘治二年，廷議新的兵部尚書，明孝宗才選擇了馬文升替代余子俊。后來馬文升年紀大了，按理說可以再升一級別，然后等待退休。吏部尚書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掌管天下官吏，被稱為“天官”。但第一次，仍舊因為皇帝的原因，馬文升沒有成為吏部尚書，依舊待在兵部，直到后來吏部尚書王恕致仕，馬文升才補上，而當時馬文升的年紀已經八十歲了。  明孝宗朱佑樘 像 于是，除了有人罩，有能力，有機會外，在明代做官，你還需要時運，正所謂天時地利人和，一樣都不可缺。 提出主張，源于親身酸楚最后我們有選擇性地說說馬文升的一些關于用人的政治主張。之所以要提及這些相對枯燥的內容，是因為從這些政見里，我們可以看出馬文升從政的一些經歷。 比如，馬文升提出，要知人善用，用專業(yè)人才。 這個很好理解，馬文升自己志在軍務，卻在御史的職位上待了好幾年，要不是“滿四之亂”他被適時啟用，估計這輩子很難接觸到軍務，頂多在奏疏里談談自己的一些政見看法，而無法付諸于實務。馬文升后來在處理吐魯番問題，幾次詢問身處一線的專業(yè)官員，并合理采納他們的建議。  明代官員 比如，馬文升希望官員在特定職位能盡可能長地任職。 這個要求，馬文升是結合自身經歷的。在“滿四之亂”之后，馬文升做陜西巡撫做了七年，一直都在處置邊關軍務。這七年的時間，對于馬文升的業(yè)務能力提升，有著巨大的裨益，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于是，馬文升在后來曾反復提出，要盡可能地避免官員頻繁的調動和跨領域調動，盡可能地讓官員在某一領域積累足夠的經驗，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 又比如，馬文升主張要提升武舉的地位。 這又是馬文升的心酸，明明從小長得孔武有力，喜好軍事，卻要走文舉才能一展抱負。如果朝廷對武舉同樣重視，馬文升接觸軍務的時間，可能大大提前。 還有，馬文升要求用人避免論資排輩。 這又是馬文升的一處心結。當初做兵部尚書被人擺過一道，后來做吏部尚書，又棋差一著，不說了，都是眼淚。 馬文升以上這些用人的主張，既是對于當時朝廷用人弊端的改良，又是結合自身仕途的親身經歷，是頗有積極意義的，雖然在朝史暮想看來，很多是老調重彈的問題，但是一想到馬文升提出這些主張時腦子里回憶著自己過往的不公，那恨得牙癢癢的樣子，就覺得頗為有趣了，好吧，原諒朝史暮想的惡趣味。 馬文升 像 朝史暮想，以馬文升的個人仕途為視角，和大家聊了聊明代中期官場的一些閑話。其實類似馬文升這樣經歷的官員很多，但都不如馬文升有代表性，因為馬文升看似瑣碎的仕途經歷，實則全程貫穿著明代選拔官員的弊端和用人的隱晦，始終處于各種勢力紛雜盤繁共同作用影響之下。畢竟，在明代這個皇權高度集中，士大夫又保留著起碼自我意識的朝代，任何細微的矛盾都可能被放大，任何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jié)，也許后面都是一場大的博弈。 馬文升，字負圖，號約齋，河南禹州人。歷仕代宗，英宗，憲宗，孝宗，武宗五朝，于正德元年，致仕，正德五年逝世，享年八十五。而對于馬文升，朝史暮想要說，這是一位實干型，專業(yè)型的官員，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間，于邊務，軍務，外交上，發(fā)揮了積極影響，不負名臣之譽。而他是幸運的，因為不管如何，他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成績斐然，并且得以善終，青史留名。《明史》有云： 文升有文武才，長于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zhèn)，外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jié)，厲廉隅，直道而行。......練達政體......綢繆庶務，數(shù)進讜言，跡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jié)概。歷事累朝，享有眉壽，朝野屬望，名重遠方。 朝史暮想，總有些干貨可以在歷史中挖掘。 參考資料：《明史》，《太師馬端肅公傳》。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