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時期的世界氣候是有變遷的。非常豐富的中國歷史文獻為研究我國古代氣候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作者根據(jù)歷史和考古發(fā)掘材料，證明我國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即從仰韶文化時代到河南安陽殷墟時代，年平均溫度比現(xiàn)在高2℃ 左右。在這以后，年平均溫度有2一3℃ 的擺動，寒冷時期出現(xiàn)在公元前一千年（殷末周初）、公元四百年（六朝）、公元一千二百年（南宋）和公元一千七百年（明末清初）時代。漢唐兩代則是比較溫暖的時代。這種氣候變遷是全世界性的。氣侯變冷時先從太平洋西岸開始，由日本、中國東部逐漸向西移到西歐。溫度回升時則自西向東行。充分認識歷史上氣候的變遷情況并掌握其規(guī)律，“古為今用” ，對氣候的長期預報是有所補益的。

中國古代哲學家和文學家如沈括（1030-1094）、劉獻廷（1648-1695）對于中國歷史時期的氣候無常早有懷疑，但他們拿不出很多實質(zhì)性事實以資佐證。直到20世紀二十年代之后, 近代科學受到推動和擴展, 有人推斷在三千年前, 黃河流域同今日長江流域一樣溫暖潮濕。

在中國的歷史文件中, 有豐富的過去的氣象學和物候?qū)W的記載，除歷代官方史書記載外,很多地區(qū)的地理志方志, 以及個人日記和旅行報告都有記載, 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論文,只能就手邊的材料進行初步的分析, 希望能夠把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主要趨勢寫出一個簡單扼要的輪廓。

根據(jù)手邊材料的性質(zhì), 近五千年的時間可分為四個時期：

一、考古時期, 大約公元前3000年至1100年, 當時沒有文字記載（刻在甲骨上的例外）。

二、物候時期, 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 當時有對于物候的文字記載, 但無詳細的區(qū)域報告。

三、方志時期, 從公元1400年到公元1900年，在我國大半地區(qū)有當?shù)貙懙亩鴷r加修改的方志。

四、儀器觀測時期，我國自1900年以來開始有儀器觀測氣象記載, 但局限于東部沿海區(qū)域。

氣候因素的變遷極為復雜, 必須選定一個因素作為指標，如雨量為氣候的重要因素, 但不適合于做度量氣候變遷的指標。原因是在東亞季風區(qū)域內(nèi), 雨量的變動常趨極端, 非旱即澇，再則鄰近兩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 溫度的變遷微小, 雖攝氏一度之差, 亦可精密量出, 在冬春季節(jié)即能影響農(nóng)作物的生長。而且冬季溫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亞高氣壓的控制, 使我國東部沿海地區(qū)溫度升降比較統(tǒng)一, 所以本文以冬季溫度的升降作為我國氣候變動的唯一指標。

▍溫和的仰韶和殷墟時代（公元前3000-前1100年）

考古學家在西安附近的半坡遺址發(fā)現(xiàn)，當時人們種植的作物中有小米, 可能有些蔬菜；雖然也養(yǎng)豬狗，但打獵捕魚仍然是重要的。由動物骨骼遺跡表明，在獵獲的野獸中出現(xiàn)了水麞和竹鼠，因為水麞和竹鼠是亞熱帶動物，而現(xiàn)在西安地區(qū)已經(jīng)不存在這類動物，故有論者推斷當時的氣候必然比現(xiàn)在溫暖潮濕。

在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安陽，另有一個熟知的古代遺址—殷墟。它是殷代（約公元前1400一1100年）故都。那里有豐富的亞化石動物。這里除了如同半坡遺址發(fā)現(xiàn)多量的水麞和竹鼠外，還有獏、水牛和野豬。這就使一些專家不得不承認氣候變化的存在了。因為許多動物現(xiàn)在只見于熱帶和亞熱帶。

然而對于氣侯變化更直接的證據(jù)是來自殷代具有很多求雨刻文的甲骨文上。在二十多年前胡厚宣曾研究過這些甲骨文，發(fā)現(xiàn)了下列事實：在殷代時期，中國人雖然使用陰歷，但已知道加上一個閏月（稱為第十三個月）來保持正確的季節(jié)；因而一年的第一個月是現(xiàn)在的陽歷的一月或二月的上半月。在殷墟發(fā)現(xiàn)十萬多件甲骨，其中有數(shù)千件是與求雨或求雪有關的。在能確定日期的甲骨中，有137件是求雨雪的，有14件是記載降雨的。這些記載分散于全年，但最頻繁的是在一年的非常需要雨雪的前五個月。在這段時間內(nèi)降雪很少見。

當時安陽人種稻，在第二個月或第三個月，即陽歷三月份開始下種；比現(xiàn)在安陽下種要到四月中，大約早一個月。論文又指出, 在武丁時代（公元前1324？一1365年？）的一個甲骨上的刻文說，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在殷墟發(fā)現(xiàn)的亞化石象必定是土產(chǎn)的。河南省原來稱為豫州，“豫”字就是一個人牽了大象的標志。這是有其含義的。

一個地方的氣候變化，一定要影響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只是植物結(jié)構(gòu)比較脆弱，所以較難保存；但另一方面，植物不象動物能移動，因而作氣候變化的標志或比動物化石更為有效。對于半坡地層進行過孢子花粉分析，因花粉和孢子并不很多，故對于當時的溫冷情況，不能有正面的結(jié)果，只能推斷當時同現(xiàn)在無大區(qū)別，氣候是半干燥的。1930一1931年，在山東歷城縣兩城鎮(zhèn)（北緯35°25′、東經(jīng)119°25′ ）發(fā)掘龍山文化遺址。在一個灰坑中找到一塊炭化的竹節(jié)，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節(jié)。這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竹類的分布在黃河流域是直到東部沿海地區(qū)的。

從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假設，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來，竹類分布的北限大約向南后退緯度從1一3°。如果檢查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溫度及年平均溫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溫度減低3一 5 ℃，年平均溫度大約減低2℃。某些歷史學家認為，黃河流域當時近于熱帶氣候，雖未免言之過甚，但在安陽這樣的地方，正月平均溫度減低3一5℃，一定使冬季的冰雪總量有很大的不同，并使人們很容易覺察。

那些相信冰川時期之后氣候不變的人是違反辯證法原則的；實際上，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同地質(zhì)時期的氣候變化是一樣的，只是幅度較小而已。現(xiàn)代的溫度和最近的冰川時期，即大約一二萬年以前時代相比，年平均溫度要溫暖到攝氏七八度之多，而歷史時期年平均溫度的變化至多也不過二三度而已。氣候過去在變，現(xiàn)在也在變，將來也要變。近五千年期間，可以說仰韶和殷墟時代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代。當時西安和安陽地區(qū)有十分豐富的亞熱帶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不過氣候變化的詳細情形，尚待更多的發(fā)現(xiàn)來證實。

▍氣候變遷與周秦漢唐物候時期（公元前1100年-1400年）

觀測儀器以前，人們要知道一年中寒來暑往，就用人目來看降霜下雪，河開河凍，樹木抽芽發(fā)葉、開花結(jié)果，候鳥春來秋往，等等，這就是物候。我國勞動人民，因為農(nóng)業(yè)上的需要，早在周初，即公元前十一世紀時便開創(chuàng)了這種觀測。如《夏小正》、《禮記·月令》均載有從前物候觀察的結(jié)果。積三千年來的經(jīng)驗，材料極為豐富，為世界任何國家所不能企及。

（一）由暖入寒的西周

周朝建立（公元前1066年—249年）國都設在西安附近的鎬京，就來到物候時期。當時官方文件先銘于青銅，后寫于竹簡。中國的許多方塊字，用會意象形來表示，在那時已形成。由這些形成的字，可以想象到當時竹類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了如何的顯著作用。方塊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書籍、家具、運動資料、建筑部分以及樂器等名稱，都以“竹”為頭，表示這些東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在周朝初期氣候溫暖可使竹類在黃河流域廣泛生長，而現(xiàn)在不行了。

氣候溫和由中國最早的物候觀測也可以證實。新石器時期以來，當時住居在黃河流域的各民族都從事農(nóng)業(yè)和畜牧業(yè)。對于他們，季節(jié)的運行是頭等重要的事。當時的勞動人民已經(jīng)認識到一年的兩個“ 分”點（春分和秋分）和兩個“ 至”點（夏至和冬至），但不知道一個太陽年的年里確有多少天。所以，急欲求得辦法，能把春分固定下來，作為農(nóng)業(yè)操作的開始日期。

商周人民觀察春初薄暮出現(xiàn)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即紅色的大火星來固定春分。別的小國也有用別的辦法來定春分的。如在山東省近海地方的郯國人民, 每年觀測家燕的最初來到以測定春分的到來。

周朝的氣候，雖然最初溫暖，但不久就惡化了?！吨駮o年》上記載周孝王時，長江一個大支流漢水，有兩次結(jié)冰，發(fā)生于公元前903和897年。《紀年》又提到結(jié)冰之后，緊接著就是大旱。這就表示公元前第十世紀時期的寒冷。《詩經(jīng)》也可證實這點。相傳《詩經(jīng)·豳風》是周初成王時代（公元前1063一1027年）的作品，可能在成王后不久寫成。豳的地點據(jù)說是一個離西安不遠，海拔500米高的地區(qū)。當時一年中的重要物候事件，我們可以從《豳風》中的下列詩句中看出來：

這些詩句，可以作為周朝早期，即公元前十世紀和十一世紀時代邠地的物候日歷。如果我們把《豳風》里的物候和《詩經(jīng)》其他國風的物候如《召南》或《衛(wèi)風》里的物候比較一下，就會覺得邠地的嚴寒。

（二）不斷升溫的時代與春秋、戰(zhàn)國以及秦漢一統(tǒng)

周朝早期的寒冷情況沒有延長多久，大約只一二個世紀，到了春秋時期（公元前770一481年）又和暖了?！蹲髠鳌吠岬?，山東魯國過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8、590和545年時尤其如此。此外，像竹子、梅樹這樣的亞熱帶植物，在《左傳》和《詩經(jīng)》中，常常提到。

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以來，梅樹為全國人民所珍視，稱梅為花中之魁，中國詩人普遍吟詠。事實上，唐朝以后，華北地區(qū)梅就看不見?？墒牵谥艹衅?，黃河流域下游是無處不有的。單在《詩經(jīng)》中就有五次提過梅。到戰(zhàn)國時代（公元前480一222年）溫暖氣候依然繼續(xù)。從《詩經(jīng)》中所提糧食作物的情況，可以斷定西周到春秋時代，黃河流域人民種黍和稷，作為主要食物之用。但在戰(zhàn)國時代，他們代之以小米和豆類為生。

到了秦朝和前漢（公元前221一公元23年）氣候繼續(xù)溫和。相傳秦呂不韋所編的《呂氏春秋》書中的《任地篇》里有不少物候資料。清初（公元1660年）張標所著《農(nóng)丹》書中曾說道《呂氏春秋》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于是始耕。今北方地寒，有冬至后六七旬而蒼蒲未發(fā)者矣”，照張標的說法，秦時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個星期。

漢武帝劉徹時（公元前140一87年），司馬遷作《史記》，其中《貨殖列傳》描寫當時經(jīng)濟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漢江陵千樹橘；……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按橘、漆、竹皆為亞熱帶植物，當時繁殖的地方如橘之在江陵, 桑之在齊魯，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陳夏, 均已在這類植物現(xiàn)時分布限度的北界或超出北界。

（三）氣候趨寒與魏晉南北朝之亂

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于寒冷的趨勢。有幾次冬天嚴寒，晚春國都洛陽還降霜降雪，凍死不少窮苦人民。但東漢冷期時間不長。當時的天文學家、文學家張衡曾著《南都賦》，賦中有“穰橙鄧橘”之句，表明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直到三國時代曹操在銅雀臺種橘，只開花而不結(jié)果，氣候已比前述漢武帝時代寒冷。

南北朝（公元420一589年）期間，中國分為南北，以秦嶺和淮河為界。因南北戰(zhàn)爭和北部各族之間的戰(zhàn)爭不斷發(fā)生，歷史記載比較貧乏。南朝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是一個有氣候意義的有趣之事。冰房是周代以來各王朝備有的建筑，用以保存食物新鮮使其不致腐爛之用的。南朝以前，國都位于華北黃河流域，冬季建立冰房以儲冰是不成問題的，但南朝都城在建業(yè)（今南京），要把南京覆舟山的冰房每年裝起冰來，情形就不同了。問題是冰從何處來？當時黃淮以北是敵人地區(qū)，不可能供給冰塊；人工造冰的方法，當時還不可能；如果南京冬季溫度象今天一樣，南京附近的河湖結(jié)冰時間就不會長，冰塊不夠厚，不能儲藏。因此，如果南朝時代南京的覆舟山冰房是一個現(xiàn)實，那末南京在那時的冬天要比現(xiàn)在大約冷2℃，年平均溫度比現(xiàn)在低1℃。

大約在公元533一544年，北朝的賈思勰寫了一本第六世紀時代的農(nóng)業(yè)百科全書《齊民要術》。賈思勰生于山東，他的書是記載華北—黃河以北的農(nóng)業(yè)實踐。根據(jù)這本書，陰歷三月（陽歷四月中旬）杏花盛開；陰歷四月初旬（約陽歷五月初旬）棗樹開始生葉，桑花調(diào)謝。如果我們把這種物候記載同黃河流域近來的觀察作一比較，就可認清第六世紀的杏花盛開和棗樹出葉遲了四周至兩周，與現(xiàn)今北京的物候大致相似。

（四）氣候回暖與隋唐時代

第六世紀末至第十世紀初，是隋唐（公元589一907年）統(tǒng)一時代。中國氣候在第七世紀的中期變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國都長安無雪無冰。第八世紀初期，梅樹生長于皇宮。唐玄宗李隆基時，妃子江采蘋因其所居種滿梅花，所以稱為梅妃。第九世紀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還種有梅花。詩人元稹就談到曲江的梅。與此同時，柑桔也種植于長安。唐大詩人杜甫提到李隆基種桔于蓬萊殿說，天寶十年（公元751年）秋，宮內(nèi)有幾株柑樹結(jié)實一百五十顆，味與江南蜀道進貢柑桔一樣。

唐朝時代，生長季節(jié)也似乎比現(xiàn)在長。大約在公元862年，樊綽寫的《蠻書》中說曲靖以南（北緯24°45′；東經(jīng)103°50′），滇池以西，人民一年收獲兩季作物，九月收稻，四月收小麥或大麥?，F(xiàn)在曲靖一帶的農(nóng)民很難照樣耕種，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生長季節(jié)太短，不得不種豌豆和胡豆來代替小麥和大麥（根據(jù)云南省氣象局1966年資料）。

唐滅亡后，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時代（公元907一960年）。在此動亂時代沒有什么物候材料可以做為依據(jù)。直到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才統(tǒng)一起來，國都建于河南省開封。宋初詩人林逋隱居杭州以詠梅詩而得名。梅花因其一年中開花最早，被推為花中之魁首，但在十一世紀初期，華北已不知有梅樹，其情況與現(xiàn)代相似。梅樹只能在西安和洛陽皇家花園中及富家的私人培養(yǎng)園中生存。著名詩人蘇軾在他的詩中，哀嘆梅在關中消失。蘇軾詠杏花詩有“ 關中幸無梅, 賴汝充鼎和”。同時代的王安石嘲笑北方人常誤認梅為杏，他的詠紅梅詩有“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從這種物候常識，就可見唐宋兩朝溫寒的不同。

（五）寒冷時代與宋元易代

十二世紀初期，中國氣候加劇轉(zhuǎn)寒。這時，金人由東北侵入華北代替了遼人，占據(jù)淮河和秦嶺以北地方，以現(xiàn)在的北京為國都。宋朝（南宋）國都遷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記載江蘇、浙江之間擁有2250平方公里面積的太湖，不但全部結(jié)冰，且冰的堅實足可通車。寒冷的天氣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凍死。在國都杭州降雪不僅比平常頻繁，而且延到暮春。

第十二世紀時，寒冷氣候也流行于華南和中國西南部。荔枝來源于熱帶，比橘柑更易為寒冷氣候所凍死，它只能抵抗-4℃ 左右的最氏溫度。1955年正月上旬華東沿海發(fā)生一次劇烈寒潮，使浙江柑橘和福建荔枝遭受到很大災害。一千多年以來，那里的荔枝曾遭到兩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均在十二世紀。

第十二世紀剛結(jié)束，杭州的冬天氣溫又開始回暖。在公元1200、1213、1216和1220年，杭州無任何的冰和雪。在這時期著名道士邱處機曾住在北京長春宮數(shù)年。于公元1224年寒食節(jié)作《春游》詩云：“清明時節(jié)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可知那時北京物候正與北京今日相同。這種溫暖氣候好象繼續(xù)到十三世紀的后半葉，這點可從華北竹子的分布得到證明。

十三世紀初和中期比較溫暖的期間是短暫的，不久，冬季又嚴寒了。根據(jù)江蘇丹陽人郭天錫日記，公元1309年正月初，他由無錫沿運河乘船回家途中運河結(jié)冰，不得不離船上岸。氣候的寒溫也可以從高山頂上的雪線高低來斷定。氣候冷，雪線就要降低。在十二三世紀時，我國西北天山的雪線似乎比現(xiàn)在低些?！堕L春真人西游記》記述邱處機應成吉思汗邀請，由山東經(jīng)蒙古、新疆到撒馬爾罕，于公元1221年10月8日（陽歷）路過三臺村附近的賽里木湖。邱處機在游記中說，“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huán)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這個湖的海拔高度是2073米，而圍繞湖的最高峰大約再高出1500米。作者于1958年9月14日和16日兩次途經(jīng)賽里木湖時，直至山頂并無積雪。當前，天山這部分雪線位于3700一4200米之間，考慮到邱過這個地方時的季節(jié)，如山頂已被終年雪線所蓋，則當時雪線大約比現(xiàn)在較低200到300米。

中國地貌工作者，近年來在天山東段海拔3650米高處, 發(fā)現(xiàn)完全沒有被侵蝕，看來好象是最近新留下來的終磧石。這可能是第十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寒冷時代所遺留，即西歐人所謂的現(xiàn)代“小冰期”。中國十二三世紀（南宋時代）的這個寒冷期，似乎預見歐洲將要在下一二個世紀出現(xiàn)寒冷。中國的寒冷時期，雖未必與歐洲一致，同始同終，但仍然休戚相關?？赡芎涞某绷鏖_始于東亞，而逐漸向西移往西歐。

▍氣候變遷與明清方志時期（公元1400一1900年）

到了明朝（公元1368一1644年），即十四世紀以后，由于各種詩文、史書、日記、游記的大量出版，物候的材料散見各處，即使搜集很少一部分已非一人精力所能及。幸而此種材料大多收集在各省各縣編修的地方志中。

各種氣候天災中，我們以異常的嚴冬作為判斷一個時期的氣候標準。如平常年里不結(jié)冰的河湖結(jié)了冰，這是異常的事情。全世界在熱帶的平原上是看不到冰和雪的，一旦熱帶平原冬天下雪結(jié)冰，這也是異常的事情。本節(jié)所討論的就是這兩種異常氣候的出現(xiàn)。

在這五百年中我國的寒冷年數(shù)不是均等分布的，而是分組排列。溫暖冬季是在公元1550一1600年和1770一1830年間。寒冷冬季是在公元1470一 1520，1620一1720和1840一1890年間。以世紀分，則以十七世紀為最冷，共十四個嚴寒冬天，十九世紀次之，共有十個嚴寒冬天。

在這個期間，有一件事似乎是很清楚的，即這個五百年（公元1400一1900年）的最溫暖期間內(nèi)，氣候也沒有達到漢唐期間的溫暖。在這五百年間，我國最寒冷期間是在十七世紀，特別以公元1650一1700年為最冷。例如唐朝以來每年向政府進貢的江西省橘園和柑園，在公元1654和1676年的兩次寒潮中，完全毀滅了。在這五十年期間，太湖、漢水和淮河均結(jié)冰四次，洞庭湖也結(jié)冰三次。鄱陽湖面積廣大，位置靠南，也曾經(jīng)結(jié)了冰。我國的熱帶地區(qū)，在這半世紀中，雪冰也極為頻繁。

清杭州人談遷著的《北游錄》，敘述公元1653一1655三年間在北京的所見所聞。公元1653年，談遷從杭州來北京，于陽歷十一月十八日到達天津時，運河已冰凍；到十一月二十日，河冰更堅，只得乘車到北京。公元1655年，陽歷三月五，談遷由京啟程返杭時，北京運河開始解凍。根據(jù)談遷的記述，可知當時運河封凍期一年中共有107天之久。水電部水文研究所整理了1930一1949年，天津附近楊柳青站所做的記錄，這二十年間，運河冰凍平均每年只有56天，即封凍平均日期為12月26日，開河平均日期為2月20日。而據(jù)談遷《北游錄》所說，那時北京運河開河日期是在驚蟄節(jié)，即陽歷3月6日，比現(xiàn)在要遲十二天。從物候的遲早，可以算出兩個時間溫度的差別。據(jù)物候?qū)W上“生物氣候?qū)W定律”：春初，在溫帶大陸東部，緯度差一度或高度差100米則物候差四天。這樣就可從等溫線圖中標出北京在十七世紀中葉冬季要比現(xiàn)在冷2℃ 左右。

▍氣候變動的基本規(guī)律及其世界性

在我國，古代作家如《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農(nóng)丹》的作者張標和《廣陽雜記》的作者劉獻廷，均懷疑歷史時代氣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氣候變異的事例，記載于上述書籍中。對于中國氣候的發(fā)展史，中國的文獻是一個寶庫，我們應當好好地加以研究。

本文的研究，僅僅是一個小學生的試探，試圖窺探中國的悠久氣候史。在中國這樣遼闊的面積上和五千年這樣悠久的歲月里，人們易于在浩如煙海的二十四史和五千多部方志中找不出頭緒而有所迷失。因此, 誤解和矛盾是難免的，特別在考古時期和物候時期所提的事實，尤其如此。

本文對我國近五千年來的氣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導致下列初步結(jié)論：

考古時期氣候溫暖。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于現(xiàn)在2℃左右。一月溫度大約比現(xiàn)在高3一5℃。其間上下波動，目前限于材料，無法探討。

物候時期氣候變動。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擺動，其最低溫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擺動范圍為1一2℃。

氣候的循環(huán)變動。在每一個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間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為周期的小循環(huán)，溫度范圍是0.5一1℃。

寒冷時期自東亞開始。上述循環(huán)中，任何最冷的時期，似乎都是從東亞太平洋海岸開始，寒冷波動向西傳布到歐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時也有從北向南趨勢。

我國氣候在歷史時代的波動與世界其他區(qū)域比較，可以明顯看出，氣候的波動是全世界性的，雖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應的。關于歐洲歷史上的氣候變遷，英國C·P·E·Brooks是二十世紀前半期最有成績的作者。我們把他所制的公元三世紀以來歐洲溫度升降圖與中國同期溫度變遷圖作一對照就可以看出，兩地溫度波瀾起伏是有聯(lián)系的。在同一波瀾起伏中，歐洲的波動往往落在中國之后。如十二世紀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寒冷的一個時期，但是在歐洲，十二世紀卻是一個溫暖時期；到十三世紀才寒冷下來。如十七世紀的寒冷，中國也比歐洲早了五十年。歐洲和中國氣候息息相關是有理由的。因為這兩個區(qū)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亞高氣壓的控制。如西伯利亞的高氣壓向東擴展，中國北部西北風強，則中國嚴寒而歐洲溫暖。相反，如西伯利亞高氣壓傾向歐洲，歐洲東北風強，則北歐受災而中國溫和。只有當西伯利亞高壓足以控制全部歐亞時，兩方就要同時出現(xiàn)嚴寒。

挪威的冰川學家曾根據(jù)地面升降的結(jié)果，做出近一萬年來挪威的雪線升降圖。雪線的升降與一地的溫度有密切關系。一時代氣候溫暖則雪線上升，時代轉(zhuǎn)寒，雪線下降。以我國五千年來氣溫升降與挪威的雪線高低相比，大體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參差之別。溫度0線是現(xiàn)今的溫度水平，在殷、周、漢、唐時代，溫度高于現(xiàn)代；唐代以后，溫度低于現(xiàn)代。挪威雪線也有這種趨勢。但在戰(zhàn)國時期，公元前400年，出現(xiàn)一個寒期為中國所無。尚有一點須指出，即雪線高低雖與溫度有密切關系，但還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節(jié)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線上下的曲線完全來代表溫度的升降。

最近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大學物理研究所W·Dansgaard教授，在格陵蘭島上Camp Century地方的冰川塊中，以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結(jié)冰時的氣溫，距今三千年前格陵蘭曾經(jīng)一次兩三百年的寒冷時期，與《竹書紀年》的記錄相呼應。到距今二千五百年到二千年間、即在我國戰(zhàn)國秦漢間，格陵蘭卻與中國一樣有溫和的氣候。凡此均說明格陵蘭古代氣候變遷與中國是一致的，而與西歐則不相同。格陵蘭與中國相距二萬余公里，而古代氣候變動如出一轍，足以說明這種變動是全球性的。

作者認為這是由于格陵蘭和我國緯度高氏不同，但都處在大陸的東緣，雖面臨海洋，仍然是大陸性氣候，與西歐的海洋性氣候所受大氣環(huán)流影響不相同。加拿大地質(zhì)調(diào)查所在東部安大略省（北緯50°，西經(jīng)90°）地方用古代土壤中所遺留的孢子花粉研究，得出的結(jié)果，也是距今三千年至二千五百年前有一次寒冷時期；但嗣后又轉(zhuǎn)暖的情況，與中國和格陵蘭相似。

我們?nèi)裟苷莆者^去氣候變動的規(guī)律，則對于將來氣候的長期預報必能有所補益。本文只是初步探討，對于古氣候說明的問題無幾，而所引起的問題卻不少。貫徹“古為今用”的方針，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資料，從古代氣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長期預報，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得出結(jié)果的。

轉(zhuǎn)自：文化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