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西來？

dandong819 20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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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900年斯文·赫定的發(fā)現(xiàn)

先講一個探險和發(fā)現(xiàn)的故事。

在現(xiàn)在新疆，有一個叫羅布泊的地方，這是一個神秘的地方，不過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神秘的地方就會有人有興趣，很多探險家就會去探險。從1860年代以來，首先是俄羅斯人普爾熱瓦爾斯基，他到了新疆的中部，發(fā)現(xiàn)了一個湖，他宣布，他找到了古代所說的“蒲昌海”，也就是羅布泊。但是1868年，德國地理學家李?；舴遥≧ichthofen）指出他的說法有問題，因為，羅布泊古稱“鹽澤”，應當是咸水湖，可是他發(fā)現(xiàn)的是淡水湖，說明這只是塔里木河的終端湖，叫“喀拉庫順”。

羅布泊過去傳說是一個流動的湖泊，現(xiàn)在已經干涸了，1960年代時曾經是中國試驗原子彈爆炸的地方，荒涼而且沒有人煙。那么，為什么這些人都對羅布泊有興趣？因為羅布泊是“蒲昌?！?。那么再問，為什么對“蒲昌?！庇信d趣？因為這里就是古代的“樓蘭”。為什么對古代的樓蘭有興趣？是因為這里是古代中外交通的要道，東西的宗教、語言、歷史都會在這里找到痕跡。

這個李?；舴沂呛苡忻牡乩韺W家，他給這條路取了一個名字叫Seidenstrassen，后來英文Silk Roads，日語“の路”，都是從這里來的，也就是現(xiàn)在說的絲綢之路，但是，他自己沒有到過這里。后來，在一百多年前的1900年3月27日，他的學生、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到了這里（后來他又先后五次到中亞、西藏考察），在這里（東經89度55分22秒，北緯40度29分55秒）發(fā)現(xiàn)了三間房和一個古塔，找到一些古錢和一些木板，上面畫著一個男子手持三叉戟，另一男子拿著花環(huán)。第二天，管駱駝的羅布人奧迪克（Ordek）在回去尋找鐵鏟的時候，又在那里找到了一些錢幣和有畫的木板。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的3月，他又來到這里，據說，他和他的隨從們發(fā)現(xiàn)了更多的東西，特別是有寫著中亞文字的木板，以及三十六張寫了漢文的紙、刻了花紋的木棍等。于是，這個一直到3世紀還很繁榮的古代王國的遺址就被發(fā)現(xiàn)了。在日記里斯文·赫定寫道：“這些文獻堆積在這里的沙子下面，沙層厚1.1公尺，在這里幾乎感覺不到風（因為這里有一堵避風墻），文獻所在的格子的沙子下面，埋藏的東西看上去像一堆垃圾”，同時埋在這里的，還有一些破布、一些魚骨、少許糧食碎粒和一支鞭子、陶罐、兩個漢人用的毛筆架、一把木匙。他把文獻交給了德國威斯巴登（Wiesbaden）的學者卡爾·希姆萊（Karl Himly）研究，證明這里有不少是漢文和吐火羅文的文書，于是，這個已經消失了兩千年的古樓蘭終于被發(fā)現(xiàn)了。這一發(fā)現(xiàn)，就像發(fā)現(xiàn)火山下古羅馬的龐貝古城，拿破侖的士兵在撤退時無意中發(fā)現(xiàn)古希臘文碑一樣，一個世界性的大奇跡就這樣出現(xiàn)了。

一、“發(fā)現(xiàn)”，什么是“發(fā)現(xiàn)”？

斯文·赫定發(fā)現(xiàn)了古代樓蘭，不過，仔細想想，用“發(fā)現(xiàn)”這個詞總有些不太合適。

本來，這個地方并不需要等待斯文·赫定來發(fā)現(xiàn)，18世紀中葉也就是清代乾隆年間，中國官方繪制的《嘉峪關到安吉延等處道里圖》就標志了“魯普臘兒”（羅布淖爾），首任新疆巡撫劉錦棠和后任魏光濤在1890年后也曾經讓下屬繪制了《敦煌縣到羅布淖爾南境之圖》，后面這張圖現(xiàn)在還藏在北京故宮檔案館，不僅標明了自玉門關到羅布泊的路途，而且在羅布泊的南面標志了一座古城，只是當時根本沒有注意這一地區(qū)和這一古城在歷史上的意義，也沒有實際去考察一下這里究竟有什么，歷史上是什么，它有什么意義?？墒?，歷史發(fā)現(xiàn)必須是一種“意義的闡述和正式的命名”，只有把它的意義說清楚，它才會被記住，只有給它一個正式的命名，它才會在諸多的現(xiàn)象中凸顯出來。所以，盡管很多中國人知道它，很多當地人生活在那里，可是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因此，現(xiàn)在都把發(fā)現(xiàn)者說成是斯文·赫定。

圖4-1　若羌的樓蘭遺跡

這個古城和遺址的發(fā)現(xiàn)，主要的意義在于，從它開始，在實地考察中陸續(xù)證實了文獻中記載的中外交通歷史?，F(xiàn)代中國學術史上一個很重要的變化，就是歷史研究掌握了“兩重證據法”。有了地上文獻與地下文物這兩重證據，歷史上的很多事實都得到了確證，不像過去僅僅靠文獻。我們知道，有意識書寫下來的文獻，常常會遮蔽一些，凸顯一些，改造一些，使后人不易看透歷史，可是，有了這些實物證據和實地勘查，中外交通的很多歷史謎團，就漸漸清楚起來了。

二、進入話題：中外交流的通道

這里要講的，是一個有關中外文化交流的話題，在古代中國，人們是怎么樣和外國交流的呢？說到交流，就要有路，古代的路是什么樣的呢？現(xiàn)代人常常不會想像古代的風景，古代人沒有飛機，沒有火車，只有通過馬匹、馬車、木船，當然再加上人的雙腿。那個時代，人對抗自然的力量還是很弱小的，不像現(xiàn)在，飛機一下子就從美國到了中國，輪船自己可以帶大量淡水甚至可以處理海水淡化，天上有衛(wèi)星導航，地面上有各種快速道路四通八達。那個時候，如果山高路險，就要另找一條路，如果沒有水源，得不到淡水的補給，航線就不能太遠，離開了岸邊的標志，沒有天上的星星，就會在海上迷路。也許各位都聽說過，很多有名的古人，是死在長途跋涉的路上，像杜甫出夔州，死在半路上，蘇軾流放海南，回去的時候也死在路上?！端疂G傳》里說林沖發(fā)配滄州，從開封到滄州，今天看來也就只有幾小時的路程，但是那個時候可要走很久，差人還會有很多機會害他，燙他的腳，讓他走不了路，最后魯智深還得一路護送。所以古人出行是個很重要的事情，在占卜術里面，“出行”就占了一大類，可見出門難，到外面的世界，那就更難。所以，通過什么路徑交流，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里要說的，就是關于古代中國中外交通的路徑。交往需要有路，路是人走出來的。不過，關于中外交通之路的話題，我們要圍繞著佛教傳入中國這件事來說，而且，我們還要借了這個話題說一說，在古代中國研究領域中，是否既需要有嚴格的證據，又需要充分的懷疑和想像力。

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路在何方？

古代中國究竟是什么時候和西面的、南面的異族有交往的？現(xiàn)在還說不清楚。一般來說，通過古代文獻考察的歷史書中，都把張騫通西域算成是中外交通的開端。公元前一百多年（前138年）張騫通西域的故事，被司馬遷記載在《史記·大宛列傳》里。后人讀《史記》、《漢書》，知道了有一個漢朝使節(jié)，奉皇帝之命，曾經九死一生，從長安經陽關、敦煌，到了西漢的西面，他當過俘虜，也當過貴客，到過或經過車師、焉耆、龜茲、疏勒、大月氏、莎車、于闐等地，經過十三年，在公元前126年才回到長安。五年后，他又一次出使西域，與他的助手分別到了烏孫、康居、安息、大月氏、大夏，差不多已經抵達今天伊朗東北部，也就是說到了大半個西亞、中亞。

后人把中國與世界交往的開創(chuàng)者算在他頭上，張騫“鑿空”也就成了中國與外部世界聯(lián)系的象征，而從長安出發(fā)到中亞、西亞的道路即絲綢之路，也就成了人們心目中最重要的交通道路。這條路延綿幾千里，途經現(xiàn)在的新疆、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一直南到印度，西到地中海。后來凡是一提到漢、唐帝國和外部的文化往來，就會想到這條道路。

可是，千年以后，這條路漸漸荒蕪了，到處是沙漠、戈壁、雪山，綠洲少了，水源就缺乏，人也漸漸少了。在9—10世紀，經過唐代后期崛起的吐蕃、宋代強大起來的西夏的阻隔，東西交流的這條道路常常斷絕，于是漢族中國與西部大多數異族的通道逐漸轉移，海上交通越來越發(fā)達，漸漸占了主要位置，盡管蒙古大軍西征還是走這條路，但是它敵不過越來越暢通的海路，宋元明的貿易主要就是通過海上通道進行。所以宋元以后的“市舶司”之類海外貿易機構都設在沿海的廣州、寧波、泉州等地。特別是近代，有了汽車、飛機、輪船以后，人們不再需要艱難地走這條路了，于是近幾個世紀，這條路漸漸不為人所知了?，F(xiàn)在，人們很難想像，在漢唐的千余年中，大約是公元前2世紀到10世紀這么長的時間里，其實這是一條人來人往的、很熱鬧的重要通道。當然，那里也是古代中國人認為是非中國的地方，王維有一首詩叫《渭城曲》，又叫《陽關三疊》，里面有四句說：“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本褪钦f，出了陽關，就是中國之外的地方了?！段饔斡洝防锩鑼懱拼饰魈烊〗?，第一個要倒換關文就是辦簽證的，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四、樓蘭：古道西風

羅布泊、古樓蘭以及后來很多考古發(fā)現(xiàn)，證實了古代文獻的記載，也探明了這一道路上各個古代王國的具體位置，比如樓蘭遺址，就是公元前176年才見于歷史記載，前77年就改名為鄯善的一個小國，并不好找呀。于是，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里，確實近年這條道路上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也最多，考古學家，甚至是普通旅游者都有發(fā)現(xiàn)，像沙堆里埋的佛像、手寫古卷、西域人的木乃伊，還有古代城市的墻垣、陶罐和陶瓶等。直到現(xiàn)在，有的旅游者還能在那里找到古物，如1980年代日本NHK和中央電視臺的一個攝制組，就曾經在那里找到了佛像。

那是一片相當神秘的地方，也是藏著無數秘密的地方，有蔚藍的天空，到處是閃亮的沙礫，使大地在陽光下閃閃發(fā)亮，風起的時候飛沙走石，風平的時候又一片寧靜，讓人根本不知道那里充滿了殺機。但是，過去的歷史就埋藏在沙礫下面。我的一個朋友即北京大學教授林梅村就研究過這個地方埋藏的歷史，據他說，那里過去是很熱鬧的，像現(xiàn)在很有名的塔什拉瑪干沙漠發(fā)現(xiàn)的尼雅遺址，就包括了寺院、官署、住宅、種植園，證明它就是漢魏時代的“精絕國”，當時是一個很興盛、熱鬧的城市。在古樓蘭和這條路的其他地方，都發(fā)現(xiàn)過很多古代遺物，有具有古希臘羅馬風格的，也有具有古印度風格的。其中最著名的是被考古學家戲稱“樓蘭美女”的木乃伊，據說身高一百五十公分，黃頭發(fā)，還有人說她是雅利安人種，穿著羊皮衣，毛帽兩羽。據推斷，她的死亡年代約在秦漢以前。這些都證明這里在漢魏甚至更早以前，就是非常重要的中西通道。

圖4-2　新疆庫車出土的8—9世紀摩尼教經卷殘片正反面

根據歷史記載和學者研究，我們知道這條古代的通道分南北兩路。首先看北路，北路就是沿著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天山山脈南側，從羅布泊（樓蘭）→吐魯番（車師，交河城）→焉耆（尉犁）→輪臺→龜茲（西域都護府）→疏勒（今喀什，這是現(xiàn)在中國的最西部城市）→大宛→康居→大夏（阿富汗）。然后是南路，南路就是沿著塔里木南部的昆侖山脈北側，就是從鄯善（若羌）→且末→精絕（塔什拉瑪干）→于闐（和田）→莎車→蒲犁（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大月氏→或經過今阿富汗北部向伊朗德黑蘭方向或經過現(xiàn)在的巴基斯坦向南→身毒（印度）。這兩條經歷了千年的路，依靠著綠洲中的水源的支持，成了商旅的通道，但是，最后究竟它是怎么消失的？

誰也說不清，也許是人類自己過度開采水源、砍伐林木，遭致老天報復的結果吧，現(xiàn)在那里已經是千里荒漠。

五、佛教自西來：普遍的看法

從漢代到唐代，有很多西域人經過這條道路到過中國，特別在唐代，歷史記載中，唐代長安人很喜歡胡風，就像現(xiàn)在城市里流行西方人的黃頭發(fā)和日本人的壽司一樣。那個時候在長安、洛陽可以看到很多胡人，他們有的是高鼻深目卷發(fā)，也有的膚色很黑，在長安城西市有很多波斯人，其中很多是做珠寶生意的商人、耍雜技的藝人，他們是各種宗教的信仰者，如景教徒、祅教徒、摩尼教徒，所以帶來了西方的各種文化，包括唐代流行的胡旋舞、《菩薩蠻曲》以及胡人相貌的鎮(zhèn)墓天王，在這里面，最多的當然是佛教徒。由于在西晉以前，漢人基本上是不能出家的，所以早期佛教主要是這些外來和尚，在考察早期中國佛教最重要的資料《高僧傳》里，記載最早來華的一些僧人，以及早期佛教譯經的譯者，確實多半是來自康居、安息、天竺、大月氏的異國人。大家知道，古代佛教徒里面，凡是姓康、安、竺、支等的，大體上就是那邊的人。其中，姓支的來自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處，姓安的來自安息，在今伊朗，姓竺的是天竺人，即今印度，姓康的是康居人，在今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阿塞拜疆一帶，都是“中亞、西亞或南亞的胡人”。所以，古往今來大多數人都相信，佛教傳入，也主要是經由從西邊這條路徑來的，這些人一定曾經經過這些地方到達敦煌，然后再進入中原。

從1930年代后期出版的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到1957年出版的荷蘭人許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國》，再到1980年代任繼愈的《中國佛教史》，連同日本人寫的很多中國佛教史，都接受了這種說法。而大家都熟悉的，像南北朝的法顯、唐代的玄奘到印度取經的歷史更從一個側面證實了“佛教從西方來”這一說法。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關于“浮屠”和“佛”的語言學研究，也證明早期中國關于“浮屠”的稱呼和中亞古代語言有關，那么，佛教肯定是經過中亞一帶傳來的。

看來，這個佛教西來說沒有什么疑問了。歷史常常就是這樣的，人們一次次地敘述，事情一次次地被強調，后來的人一次次地聽到，于是，這種事情就成了確鑿不疑的“定論”。就像現(xiàn)在電影、電視劇里的角色一次次出鏡，仿佛就成了“歷史人物”一樣，包公黑臉、關公紅臉，忠奸分明的臉譜成了想像與回憶中的歷史，提起諸葛亮，就是小說《三國演義》，“借東風”、“空城計”等三國戲和現(xiàn)在電視劇中那種“羽扇綸巾”加上三縷長須的樣子。

其實，有時候仿佛是“定論”的“歷史”卻是有疑問的，歷史常常變成故事，故事常常變成歷史。在佛教傳來的問題上，就有人提出了這樣一些疑問：

第一，西漢、東漢之間天下大亂，中國與西域的交通在王莽時代前后曾經斷絕，直到東漢永平十六年（73年）才恢復，傳說中的漢明帝求法，佛教傳來，大約在公元第一個世紀的50—60年代，恰好就正是隔絕的這一時期，佛教真的可以順利地在道路斷絕的時代進入中國嗎？佛教為什么不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傳來呢？

第二，《史記》、《漢書》、《后漢書》里都講到西域，這些根據從張騫到班勇多人出使記錄寫成的史書中，都缺乏西域佛教的記載，而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出，西域人好像并不相信佛教，倒是相信其他宗教的可能性大。當然，20世紀初，在和田也就是于闐故國一帶發(fā)現(xiàn)過怯盧文佛經，在和田的買力克阿瓦提佛寺遺址還發(fā)現(xiàn)過泥塑的小佛像，民豐的尼雅遺址中也發(fā)現(xiàn)過棉布上的小菩薩像，大谷探險隊也曾經在吐魯番的吐峪溝發(fā)現(xiàn)過292年譯的佛經《諸佛要集經》漢文寫本。不過，這些東西的年代都很晚，大約已經是在2—3世紀了。

那么，為什么在1世紀的時候，佛教不會從海上傳來，從南方傳來，而一定要從西面過來呢？一個說法如果沒有反駁的意見，就說明它已經成了人們的共識，或者換個說法叫“定論”，一件歷史事件成了“定論”，就說明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山窮水盡，有個詞叫“蓋棺論定”，就是說死了進了棺材了，才可以有定論，其實，可能有時候死了也不一定可以論定。相反，如果還有言之成理甚至是持之有故的質疑，那么說明這個問題還有繼續(xù)討論的余地，這個領域還有研究的必要。學術上的問題成了“執(zhí)”，就有些不好辦了，佛教有個詞叫“我執(zhí)”，就是固執(zhí)己見的意思，所以佛教認為要想進入超越境界，就要“破我執(zhí)”。古代中國人常常講的成語里，有畫地為牢，有刻舟求劍，有鄭人買履，都是諷刺固執(zhí)和愚昧的意思?？墒牵M管佛教從西域傳入的路線得到相當多的文獻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歷史存在，但是這個問題遠沒有到畫句號的地步。

近來一些學者的研究使我們注意到，早期中國與印度之間還可能存在著另外的通道，那么，隨著商人貿易，佛教這種信仰可能會從各種途徑，而不是一個途徑向中國滲透。

六、真的是這樣嗎？伯希和、梁啟超與胡適的疑問

大家都知道敦煌的故事。在一百年前，敦煌的一位姓王的道士，無意中敲了敲背后的墻，發(fā)現(xiàn)聲音異常，于是打開這面墻，一個寶庫被發(fā)現(xiàn)了。敦煌藏經洞的文書是中國最值得驕傲的文物，幾萬卷千年以前的各種文書被發(fā)現(xiàn)，和1950年代中東的庫蘭發(fā)現(xiàn)死海文書的意義是一樣的?？上У氖?，差不多是兩萬卷最好的東西都被英國的斯坦因和法國的伯希和拿走了，分別藏在大英博物館和巴黎圖書館。伯希和是敦煌文書劫奪者，不過，我們不要對他太過于有仇視之心，因為公正地說，他又確是20世紀初最有水準的西方漢學家，他在1920年發(fā)表在河內出版的《通報》（T'oung Pao）上的《牟子考》中提出，在公元初，恐怕不只有一個西域的通道，云南與緬甸之通道、2世紀時交州南海的通道，大概也應當是佛教傳來的途徑，他懷疑地說，如果佛教都是從西面來，為什么最早一部中國人關于佛教的書，卻產生于交州呢？

還有一個人是梁啟超，他是清華大學1920年代研究院的教授，是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了不起的改革派思想家與學問家，對中國影響極大，在現(xiàn)代學術研究方面也是開創(chuàng)者。雖然他對每個問題的研究都欠深入，但幾乎在每個領域都有天才的想法，他很會吸收各種信息，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成果，他在《佛教之初輸入》附錄二里便說道，“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之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這可能是從日本學者那里學來的，也可能只是一種想像和猜測，不過他很聰明，也很敏銳。

第三個人是胡適。胡適大家都熟悉，他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創(chuàng)者，也是中國最能夠開拓思路與研究領域的學者，他思維極敏銳，但在正式提出證據時又比較慎重。雖然在正式發(fā)表的文章里他沒有談到，但是早在1937年1月，他看湯用彤的《魏晉兩漢南北朝佛教史》稿本時，就寫了一封信給湯用彤，說佛教從海上來的說法，不可以完全否定。他舉了幾個例子，比如《太平經》一系的道教，多起自齊地，就是山東半島，最早作《包元太平經》的甘忠是齊人，其信徒賀良、李尋是齊人，作《太平清領書》的于吉和他的信徒襄楷也是齊人，如果承認《太平經》和佛教有關，那么這些和《太平經》相關的都來自齊地，是否就有海路傳來的可能呢？他又說，到了2世紀，笮融在江南的佛教傳播，多達“五千余人戶”，牟子在靠近南海的交州見過很多沙門，不也證明這一海路的可能嗎？他還進一步提出了尚有蜀印一路，就是說佛教有從印度經過云南到四川的可能性。1952年2月7日，他還在寫給后來當了哈佛大學教授的楊聯(lián)陞的信里說：“我深信佛教入中國遠在漢明帝之前，我也深信佛教之來，不止陸路一條路，更重要的是海道，交州在后漢晚年已是佛教區(qū)域，所以佛教大概先由海道來，由交廣到長江流域及東海濱，先流行于南方?！?/span>

圖4-3　胡適像

其實，就連湯用彤也沒有完全否定佛教自其他通道傳入中國的可能，在他的名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里，他只是說，北方佛教多來自中亞，而且他又說，從中亞傳來的印度北方的佛教，可能和海路傳來的印度南方的佛教不同，印度西北方向的佛教，多大乘佛教，所以般若、方等經典從這邊傳來；而從海路傳來、在南方先登岸的佛教就不一樣，他說，南朝時，佛教多由海路而來，但多來自印度南部，那里卻是以小乘佛教為主的區(qū)域，所以像錫蘭、緬甸、暹羅、馬來半島、南洋群島等，都受這種佛教的影響，而中國接受的也應當是巴利文經典系統(tǒng)。

那么，這些天才學者的懷疑是否有道理呢？應該是有的，雖然證據還不多，但也引起了近來的再一次討論，近年有人再次提出了佛教傳來的路線問題，這當然是要打破傳統(tǒng)的一條道路的說法。

那么，有什么新的根據呢？以下就是一些蛛絲馬跡。

七、另辟蹊徑：有關的猜測

在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的“中國”，它的疆域變化雖然很大，但是大體上是以“九州”為中心的。東部面臨大海，有想像中的蓬萊、方壺、瀛洲，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里說，“?？驼勫?，煙濤微茫信難求”，那邊是浩渺的大海，只有古代人想像中的“日出扶?！薄Ｎ鞑繛楦咴?，有帕米爾高原，有雪山戈壁，唐代詩人岑參的《走馬川行》里說，“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白雪歌》里又說，“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昆侖、天山都是相當高的雪山，可是又有奇特的熱泉、火焰山，岑參在《熱海行》里說的“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遙旋滅”，就是寫這種漢族人少見的奇特景象。北部是冰天雪地，加上有匈奴、突厥、契丹、女真以及后來的滿族，古來常常有和親的故事，像昭君出塞之類，但漢族人從來沒有試圖越過北部的大草原去更北的地方。而南部，有的地方是茫茫叢林，古代人想像那里有瘴氣與疾病，不僅在漢代張騫通云南時就曾經失敗過，小說中諸葛亮七擒孟獲而縱之，其實也是因為漢族人無法把自己的勢力伸展到那個地方，到了唐代末年征云南失敗，就曾經引起了唐王朝的衰落，后來的云南有南詔大理國，金庸的《天龍八部》寫段家，實際上是在宋代，云南這些地方真正被中央政府控制是在蒙元時代，那個地方也是交通不便的，大家讀艾蕪《南行記》就可以明白。這樣，中國的四方都有一些自然邊界，不像非洲和美洲的國界是人為劃定的直線，而是自然形成的邊界，這種邊界本身就是阻隔，看起來，中國很容易形成封閉的“天下”。

不過，我們還是相信，很早就有人開始想方設法地外出與其他異文明溝通了，包括古代傳說中的周穆王到西邊昆侖山見西王母、鄒衍想像大九州、《山海經》想像更遠的四方，都表達了一種要超越邊界和自然障礙的精神，因此，在西域的通道之外，就還有其他的一些通道，把古代中國和四方聯(lián)系起來。溝通海外可能會另有蹊徑，研究海外交通的思路同樣也需要另辟蹊徑。

八、西南通道：想起了馬幫和史迪威公路

首先是胡適說的“蜀印”，即從四川經云南到緬甸、印度的通道。

先說一段過去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日本占領了大半個中國，當時的國民政府退到西南地區(qū)，而西南向外的陸路通道，就是通過云南到緬甸，當時國民政府就全力以赴，和英美聯(lián)合修滇緬公路，這段公路也叫史迪威公路。我看了一些當時人的回憶，那時修路真是經歷了千辛萬苦，因為太難了，深山峽谷、高低不平、洞窟不斷，而且經過的民族地區(qū)，按照古代傳說，那里是瘴癘之地，盡管現(xiàn)在那里已經是旅游的好地方，可是在這以前，交通主要是通過馬幫。云南馬幫有悠久歷史，他們走的路亦是現(xiàn)在毒品傳入的途徑，沿著山谷江河，崎嶇難走，而當年的史迪威公路也是順著這些路來修的。

大家都知道，中國幾乎所有的江河都是東西向的，像長江、黃河、珠江、淮河等，只有這里的江河不同，瀾滄江、怒江、金沙江被橫斷山脈的走向改變了東西向而為南北向。大家都知道，古代人行走常常要沿著江河，不會硬去翻山越嶺，因為沿著河走總會有水源、有人居住。鑒于這一地區(qū)特別的地理環(huán)境，使經過云南南下緬甸的通道成為可能。

這條路什么時候開始通的呢？目前不是很清楚，但一定很早。在《史記·大宛列傳》中有一段記載說，當時發(fā)現(xiàn)在身毒國，就是現(xiàn)在的印度，有筇竹杖、蜀布，人們就想，這些東西是怎么到那里的？所以想到，可能在西域的通道之外，還有一條從四川到印度的道路，那么，最近的當然就是往西南走，漢武帝想到這一點，就派張騫等四路人去探路，很遺憾的是這四路人馬都受阻，有的被土匪殺了，有的找不到路。但是，實際上路還是有的，商人可能是最能探險的人，為了生意，他們始終要冒險。而從現(xiàn)在留存的各種資料也可以知道，西南通道有兩條路：

一條是從成都經臨邛道、始陽道、犛牛道，到邛都、越嶲（在今西昌，川滇藏交界處），到今云南省的會理，經過博南道到云南（今祥云）、大理一帶，再到永昌郡（保山），然后分成兩路，一路經過哀牢（今騰沖一帶），再經過永昌道到八莫（Bhamo）進入撣國（緬甸），一路經過密支那（Myitkina）直接進入印度的東北部。

另一條道路是從僰道（今宜賓）經過朱提（今昭通）到谷昌（今昆明），經過博南道到云南（今祥云）、大理，再到永昌郡。之后和上一條路匯合，經過現(xiàn)在的緬甸到印度，甚至可以到大夏（今阿富汗喀布爾北），再到大秦，這條道路一定會經過印度。

那么，有什么證據說明這兩條路很早就有呢？有人列舉了一些可以參考的證據：第一，據說公元前4世紀印度《治國安邦術》、《往世書》中記載了中國絲綢，比佛教傳入中國早四世紀，而且在公元前3世紀的時候，印度幾部圣書像《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都提到了中國人（China），有人研究說，這大概主要指的就是西南、西北中國的人。但不管是什么地方的人，這證明早在佛教傳來的東漢明帝時期（58—75年）前，就已經有中國與印度的交通了。第二，他們是通過什么道路交往的呢？是否就是這兩條路呢？在《三國志》卷三十注引魚豢《魏略》，以及《魏書》卷一〇二中，都在介紹大秦國（一名黎軒）時說，它“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交趾就是現(xiàn)在的兩廣越南，而永昌就是現(xiàn)在的云南保山一帶?！度A陽國志·南中志》里說，東漢永平年間，永昌就有“僄越（緬甸）、身毒（印度）之民”。《后漢書·郡國志》里說，永昌有“琉璃”、“光珠”、“犀象”、“猩猩”，這就是前面說的“異物”，而這些異物大概都是從更遠的西邊貿易來的。正是在傳說佛教傳入中原的東漢永平年間，由于哀牢王率眾內附，漢朝設了永昌郡，那么，是否有可能這時西南方向的這兩條通道已經開通了呢？

圖4-4　三星堆出土銅人面具

此外，最近還有一些新的線索，似乎可以作為一些間接的旁證。首先，據說商代中原煉銅的銅礦石，來源地是在云南，包括一些從事科技史和考古學研究的學者像金正耀、李曉岑、李學勤都指出這一點。過去一般都以為，要到戰(zhàn)國楚國時候，中原和云南才有正式的交通，而且人們不相信這種交通能力有多大，其實，內陸和西南的交通可能更早，規(guī)模也更大。現(xiàn)在我們越來越覺得，我們可能低估了古人，古代有很多“奇跡”，為什么叫做“奇跡”？就是我們現(xiàn)代人按照現(xiàn)代的技術水平，倒推過去，以為過去不會有這么高的技術和知識，所以把它叫做“奇跡”，其實，這是按照進化論來看問題的，也許古人并不像我們想像得那么無能。其次是四川廣漢三星堆的啟示，三星堆是1990年代了不起的考古大發(fā)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的古物中，如權杖、面具、立身像均似埃及法老墓，卻與中原的殷商有些不同，這讓我們無法解釋。

圖4-5　彭山崖墓佛像

大家都知道，在四川和中原之間，由于四川北部、陜西西部之秦嶺的阻隔，并不比從云南通往緬甸簡單，李白的《蜀道難》說“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傳說西南蜀國、巴國，是神靈開道才修出來的，主要靠棧道和小路，連諸葛亮都要發(fā)明木牛流馬才能轉運糧草。可是這一地區(qū)在殷商時代就有這樣高度發(fā)達的煉銅術，又有這么奇異的形象和風格，這意味著什么？再次，從發(fā)現(xiàn)的佛教文物來看，四川樂山麻壕和柿子灣崖墓的漢代佛像、彭山崖墓之一東漢的菩薩像，是在中國境內發(fā)現(xiàn)的最早的佛教圖像之一，是否可以證明，西南并不一定需要從中原，而可以從緬甸、云南傳入佛教？最后，我們要注意，至今大理、西雙版納一帶的佛教還是與內陸不同的小乘佛教，屬于南傳佛教系統(tǒng)，和緬甸、老撾、泰國的相近，那么，是否可以說明云南和緬甸之間，通過緬甸到印度東部，一直有佛教的傳播途徑？

九、南海通道：《理惑論》的啟迪

再來看有關南海中外航道交通的說法。

中國南方一直有著與外界交流的傳統(tǒng)，但是到底有多早，我們不好說。有人說，商代用來占卜的大寶龜并不是中國土產，而是來自馬來西亞、越南，還引用了動物分類學家的說法，這究竟是否可靠，要由動物學家和考古學家來證明。不過，我們相信，到了漢代，海上交通能力應當是很發(fā)達了，沿著海岸線航行應當沒有問題，大家都聽說過秦始皇時代徐福渡海的故事，這是否是真的，我們不知道，日本人很相信，而且中國徐州的某地也搞了徐福村，當然主要意義在旅游。不過，日本九州出土的倭奴國王印，可以證明至少在漢代中國人航海到日本，是不成問題的。當時，南方如廣州、交州的商業(yè)已經開始發(fā)達，商業(yè)是最具活力與冒險的動力源?！稘h書·地理志》記載南海和東南各國有商業(yè)通航，《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粵地條，更是明明白白記載西漢黃門譯使船到過黃支，又說黃支國自從漢武帝（公元前2世紀）以來曾覲見獻禮，而黃支國就是印度南部，“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那個地方的人，現(xiàn)在在馬來西亞也很多，皮膚很黑。可見印度和中國大概很早就有來往了，那么，為什么不能從這條海路傳來佛教信仰呢？

從伯希和以來，很多學者都舉了一些文獻與考古的證據。其中最重要的有幾點：首先，第一部中國人關于佛教的論著，叫做《理惑論》，又叫做《牟子》，是東漢人牟融所寫，據說牟子生活在交州，交州就是現(xiàn)在的兩廣越南一帶，南臨南海。那么，就讓人聯(lián)想，為什么最早的佛教著作產生在那里，而不是在內陸或者靠西邊的地方？其次，中國最早的大規(guī)模佛教石刻在連云港的孔望山，是東漢佛教摩崖石刻，連云港臨東海。而山東臨沂、沂南、滕縣的有關佛教考古發(fā)現(xiàn)，也說明沿海地區(qū)佛教流傳很早。沂南八角柱“童子項光像”，頭背后有光圈，是佛教的特色；滕縣的“六牙白象”，更是佛教傳說中的吉祥物形象。再次，雖然有白馬馱經到洛陽的傳說，但是文獻中記載佛教比較多的還是南方的資料，比如《高僧傳》里面的《笮融傳》、《康會傳》，都證明三國吳地佛教最盛；而且長江下游之佛教文物頗多，一個有明確記載的就是建初寺，這也旁證了佛教從海路傳來之可能性。大家都知道，后來傳說達摩來中國，也是先從廣州上岸，然后北上到南京的。

十、結語：條條大路通世界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在文化傳播和交流上有很多不同的渠道。這些不同的渠道有時就帶來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古代中國和東面的日本，有著非常多的來往，像漢代歸化人的傳說、倭國金印的發(fā)現(xiàn)，說明在季風條件下，中國和日本的往來從很早就很暢通。到了隋唐以后，聯(lián)系就更多了，飛鳥時代的美人、奈良キ卜テ古墳都證明了古代中國對日本文明的影響，而倭刀在宋代的傳入，則說明日本對中國的反影響。至于韓國，那更是陸地連在一起的國家，朝鮮民族出自箕子的傳說，以及好太王碑，都說明這種文化的“連帶”關系，到現(xiàn)在，遼東與渤海灣的文化關系也是很緊密的。而南面的東南亞諸國和印尼等，西南面的印度以及西面的中亞各國，也在很早以前就已經與中國有了來往。連更遙遠的歐洲，也有證據顯示在六朝時代已經和中國有貿易往來，現(xiàn)在出土了很多古羅馬的東西，像金幣、玻璃器皿等，就連天主教，也早在唐代已經傳入中國?？梢?，中國不是一個自古就封閉的“天下”。最近有人從基因分析說，中國人來自非洲，也有人從考古發(fā)現(xiàn)認為早在先秦就有中外交通，這當然都是需要證實的，但是，至少我們相信，古代中國并不是封閉的，而且古代中國文化，也需要外來的因素推動它的變化。

地理地質學界有所謂的“板塊漂移說”，一片大陸，由于某種力量分成幾塊，或幾片大陸由于互相碰撞擠壓成為一塊，據說喜馬拉雅山脈就是這種碰撞擠壓形成“造山運動”的結果。文明史上的交流也是如此，世界視野的拓寬必然引來文化交融與沖突，文化交融與沖突則必然導致思想世界的變化。一般來說，在意識形態(tài)逐漸定型與固定的時代，思想世界內部就已經不再具有自我更新的資源。而這時的世界拓展與思想碰撞，就給一個相對封閉的思想世界帶來了一些外在的，但又是新鮮的變革動力。在中國的中古時代，最重要的外來資源就是原產于印度的佛教，佛教傳來，成了中國自我調整的契機。漢代以后的中國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傳入與中國化、道教的崛起及其對佛教的回應，中國傳統(tǒng)思想與佛教不斷的融合，以及在這種對固有資源的不斷再發(fā)現(xiàn)過程中，持續(xù)發(fā)生新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