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詩志論與知人論世的詩評傳統(tǒng)

　　一個詩評傳統(tǒng)的批評風格是和它如何感知和認識它的批評對象密切相關的。以西方文論來說，它的批評風格早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就顯露出分析縝密的技術化取向，作品和文本始終是論詩者關注的重心；作者或者不論，或者附帶一過，總之作者問題在詩論中沒有重要性。這種批評風格與古希臘詩論認為詩是一種制作(a poem is something made)的觀念密不可分。(19)詩既然是制作，批評當然可以只關注文本的制作技巧。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復雜的批評概念才能發(fā)展出來。拿這觀點看中國傳統(tǒng)詩評，就會覺得它最像藝術批評的時候，比起西方詩評就不夠?qū)⒃娝嚪旁谛纳?；它的批評重心比起西方詩評來亦不夠?qū)Ｗ?。中國傳統(tǒng)詩評中，純粹詩藝分析并非重心。詩評的倫理關懷始終是潛移默化地貫穿于談詩論藝之中的，詩評的倫理關懷如影隨形，須臾不離。既然是倫理關懷，人的重要性當然隨之突顯：文本從屬于人。也有離經(jīng)叛道者，以為論詩而取倫理關懷不足為法——錢鍾書就舉出王士禎——但他也只敢旁敲側擊，不敢公然作對。(20)也有古板僵化的衛(wèi)道者，將詩評的倫理關懷視為唯一，詩藝只是點綴和幫襯，但這種僵化的偏離也成不了詩評的正流。中國傳統(tǒng)詩評的這種風格同樣與詩志論為代表的對詩的認知密切相關。正是因為詩志論的存在和長久的積淀，才演變出不是以文本為中心而是以文本指涉的人和世界為中心的批評風格。這種風格的批評有一個更貼切的概括，即為人熟知的知人論世式的批評。

　　賦詩言志是春秋的用詩風氣，詩作在禮樂儀式中獲得持續(xù)的運用。將詩句看作能夠透析心志的言辭，意味著詩句的言辭只是透析、觀察心志的出發(fā)點而不是中心點，言辭所要到達的目的地毫無疑問是內(nèi)在于人心的志，而心志在用詩實踐中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會反過來影響甚至決定人們對詩的感知。換言之，賦詩言志，不能僅僅將“詩”看作一個主詞，“志”是一個賓詞，通過動詞“言”去表達、決定、支配賓詞。因為賦詩言志并不是純粹個人的理性認識，而是集體性的禮樂儀式實踐。在這個用詩的儀式實踐的場域中，“志”亦反為主詞，通過“言”滲透著對詩的感知和理解。由于賦詩言志的風氣，詩不可能被感知為純粹的人工制作——盡管它也是人寫出來的。于是，詩只能被感知為顯露出人皆可識的心志。正是由于心志對感知詩的累積作用，詩這個詞顯露在文脈中也有多重含義。

　　錢鍾書在《管錐篇》討論《毛詩正義》時，將這個詩評的事實，梳理得十分清楚：“詩之一名三訓”。錢鍾書引鄭玄《詩譜序》“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故一名而三訓也”，以為鄭玄對“志”和“持”的解釋都“未盡底蘊”。對于“志”，應該補上“任心而行，唯意所適，即‘發(fā)乎情’之‘發(fā)’”的意思；而對于“持”，應該補上“自持情性，使喜怒哀樂，合度中節(jié)，異乎探喉肆口，直吐快心”的意思。(21)先儒這樣解“詩”，并非牽強附會，錢先生這樣補充，亦非多余?！霸姟彼孕纬梢幻柕默F(xiàn)象，就在于詩志互通的文化環(huán)境下志影響了對詩的感知和認識，志向詩滲透、積淀，最終形成了中國詩評對詩的獨特解會。由于這種對詩的理解，古代詩評的方式不向著文本中心的方向演變，而形成以人和世界為中心的知人論世式的批評，也就是順理成章了。

　　孟子在回答咸丘蒙說詩時提出“以意逆志”的解詩原則。咸丘蒙用《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來證明舜其實是將他的父親瞽瞍當成臣來對待的。因為當時傳說詩的作者是舜，而舜又是大孝子。孝子而臣父，又將如何解釋？所以咸丘蒙問孟子：“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非常機智，他在不否認詩作者是舜的前提下，將詩句解作孝子不得養(yǎng)父母的感嘆。孟子解詩有一個前提，就是一個人可以既是天子，又是孝子。這雙重角色只是重合，并非混同于一。咸丘蒙解詩的時候，并沒有領悟到人之角色的多重性，于是產(chǎn)生了懷疑。孟子否定了咸丘蒙的解釋，他認為舜作此詩時，不是以天子身份而是以孝子的角色，抒發(fā)心中的情志。所以詩句的文意，就當解作“勞于王事，而不得養(yǎng)父母也。日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孝子雖為天子，治理天下，但在孝子眼里，治理天下之事，當然視為“王事”，甚至自己亦都是“王臣”，而何況父母；而“王事”與自己盡孝之志有沖突，是很自然的。有了這點對人的了解，詩句所表達出來的，就不是非孝，而是嘆息辛勞。以今人的眼光，《北山》為舜所作是存疑的，甚至連《小序》都已拋棄這看法了，但《小序》解《北山》卻與孟子基本一致。(22)批駁過咸丘蒙之后，孟子說：“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23)孟子的話有兩方面的意指：第一，文辭是通達心志的，解詩不能望文生義，以文辭表面所說為達詁。咸丘蒙的解詩，可謂望文生義，他將孝子的心聲讀成了非孝的表達。解詩既要遵從文辭，但也要有不死在文辭之下的通達。第二，解詩者之“意”也是解詩的重要因素，解詩者以其洞明世事的眼光去“逆”作詩者的“志”，這樣才能求得確解。孟子“以意逆志”的原則，筆者以為并非指“文意”，而是解詩者的涵養(yǎng)、識見等非文本要素。(24)在孟子看來，解詩的目的是通過文辭來洞見心志，而有助于通解文辭的非文本因素，亦十分重要。

　　賦詩言志的風氣式微之后，文本的要素就突顯出來。因為除了文本，后人也無由通達古人，無由通達已經(jīng)消逝的古代，但是解詩活動依然沒有走上以文本為重心的道路，而是發(fā)展出知人論世的批評方式。其中的緣故如上文所說，是由于用詩的起始時期，它的文化氛圍就將詩與志渾然成一體。這個感知詩的傳統(tǒng)，或許無助于推動對文本的精細分析，但它卻是把文本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考察，有助于推動批評走出文本，進入人心、社會文化。文本其實存在兩種性質(zhì)不同的上下文或者說文脈：一種是文本內(nèi)部的文脈，這就是孟子說的不以文辭害志的文脈；還有就是文辭指涉的外部更廣大世界的文脈，包括孟子說“知人”和“論世”。如此看來，西方的批評傳統(tǒng)更關注文本內(nèi)部的文脈，而中國的批評傳統(tǒng)更關注文本指涉的外部文脈。在對文本復雜性的認識和發(fā)展出精密的文本分析技巧方面，西方的批評傳統(tǒng)要遠遠走在中國的批評傳統(tǒng)的前面；反過來，通過文本透析人心、洞察社會方面，中國的批評傳統(tǒng)要走在西方的前面。《文心雕龍·時序》：“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25)劉勰由建安時期文的“慷慨”而識“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由詩人的“志深”而識其“多氣”。與劉勰幾乎同時代的鐘嶸《詩品序》：“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蚬菣M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蚴坑薪馀宄龀?，一去忘返。女有楊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26)鐘嶸此處所論，又比劉勰之論建安風骨要宏大，但思路卻相同：把詩和詩人放在更廣大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去認識，去說明，這種蔚為廣大的批評傳統(tǒng)，卻是發(fā)源于詩志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