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期間，劉南陔先生給我發(fā)來了新作《談方言詞的收集與整理》。宅在家里，我得以靜心拜讀。該文聯(lián)系荊門市龍泉公園方言墻上的一組方言詞，從理論上對方言詞的語音、語義、構成等作了精細嚴密的分析和論述，并且對方言詞的收集、整理和規(guī)范提出了頗有見地的建議，讀后獲益匪淺，很受啟發(fā)。

       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人口眾多，在人類生產(chǎn)生活、人口遷徙流動（北人南遷、客家人的形成，“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等）及社會歷史發(fā)展進程中，不同地域的語言音韻，對事物的認知、理解、稱謂千差萬別，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方言土語。方言的出現(xiàn)，不僅有鮮明獨特的地域特色，還使人們的表達生動形象、含蓄幽默、詼諧風趣，具有極強的表現(xiàn)力，但也給人們的語言交流、思想溝通帶來了不少的麻煩和障礙。因此，對方言詞的收集、整理、規(guī)范就顯得十分迫切和重要。但方言詞的研究涉及到語言學的音韻、文字及歷史、地理、自然、民俗等方面的學術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十分復雜，難度也很大。

       我國有研究方言的悠久歷史。早在西漢時期，我國著名的辭賦家、哲學家、語言學家楊雄就著有《方言》（全稱《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一書。楊雄用二十七年時間，收集了十幾個方言區(qū)的大約九千個詞語，并極有遠見卓識地提出了“通語”（“共同語”）的概念，是一部較為完備的方言詞匯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學著作。成書于漢代的《爾雅》，是我國第一部按義類編排的綜合性漢語詞典，全書收詞語4300多個，分為2091個條目，其中也收錄了當時流傳的一些方言詞語。如卷九“釋蟲第十五”：“次蟗（qiu音秋），蜘蛛。蜘蛛，蛛蝥（mou晉·郭璞注，音謀）。土蜘蛛，草蜘蛛。“宋·郉昺疏：“此辨蜘蛛方言及在土在草之名也。”可證《爾雅》對后世漢語方言詞匯的研究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

       方言的形成與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人口的遷徙流動有很大的關系。恰如唐代詩人賀知章那首膾炙人口為世傳誦的七絕《回鄉(xiāng)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鄉(xiāng)音就是方言。所以早期的“方言”研究多偏重音韻流變方面的研究。一直到清朝末年著名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才把方言的音、義結合起來研究。他著有《新方言》《嶺外三州語》等著作，并且提出了“疑于義者，從聲求之；疑于聲者，以義求之”的收集、整理方言詞的訓釋方法，堪稱方言學研究的歷史性突破。

       解放以來出版的方言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學漢語言專業(yè)編著的《漢語方言詞匯》《漢語方音字匯》、袁家驊等人編著的《漢語方言概要》等等。特別是197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主辦的漢語方言的專業(yè)刊物《方言》（季刊）創(chuàng)刊?！斗窖浴分饕禽d有關方言研究的專題論文、調(diào)查報告、書評書目以及資料介紹等，從此有了方言學研究的一方學術園地。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復旦大學周振鶴、游汝杰二位語言學家撰著的《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這是方言學的一部經(jīng)典著作。他們從歷史人文地理、語言文學的廣闊視野，集中探討了中國境內(nèi)的方言和中國文化的關系，從而拓展了方言學研究的領域，給研究帶來嶄新的前景。2017年《中華遺產(chǎn)》雜志社組織發(fā)行了“方言”專輯（第7期），把“中國方言”提到中華文化遺產(chǎn)的高度來認識。雖然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目前在我國，方言學的研究尚屬冷門學科。

       1992年，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了由我市荊楚理工學院劉海章教授主編的《荊楚方言研究》一書。出版者稱“本書是第一部研究荊楚方言的專著”。該書對荊門、襄陽、隨州、仙桃、長陽等市縣的方言語音、詞匯、語法進行了具體描寫和比較，見解新穎，具有較強的學術性，令人耳目一新。劉海章先生一生致力于荊楚方言研究，對荊門方言的收集整理作出了重大貢獻，是很值得人們紀念的。

下面也談談方言詞收集、整理與規(guī)范的幾個問題。

      一、關于方言詞讀音選字的問題。

       劉南陔先生指出：“讀同樣的音選擇怎樣的字，使之與要表達的意思相匹配，是整理方言詞必須認真考慮、細心選擇的。尋求理解上的最大公約數(shù)，讓讀者憑借上下文揣摩出詞義來，應該作為我們整理方言詞的共識。”這個觀點是十分正確的。方言詞的配音用字，我的觀點是，在“尋求最大公約數(shù)的”基礎上，采用“同音近義”或“近音近義”的原則。因為方言詞是記音詞，書寫形式常會有不同，且多樣不固定。其讀音大多是不能與通用詞的讀音相對應的，所以只能采用“諧音”或“擬聲”的辦法來處理。如，“尬事”，就有“嘎事”“嘎始”“噶事”“噶始”“尬事”“尬始”等多種記法，這就讓人們在理解上莫衷一是。劉海章先生在《方言要略·二詞匯》中記為“尬事（開始做）”。《鐘祥縣志》（1990年8月版）由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著名教授劉興策撰寫的“方言篇”記為“尬事（開始動工或行動），如，你的房子什么時候尬事做。”我市首屆方言大賽上，評委王君認為：“嘎始”，是流行江漢平原一帶的方言。嘎讀ga，四聲，是“開”的變音，“始”在方言中讀四聲，“嘎始”就是“開始”的意思。”龍泉公園方言墻作“嘎事（開始）”。到底選擇哪一個呢？我認為“尬事”比較準確些。因為這個詞在流行區(qū)域中兩個字都讀作第四聲，選這兩個字符合普通話用字的讀音。而“嘎始”的“嘎”讀音是二聲或三聲，“始”的讀音是三聲。“噶事”的“噶”讀二聲，都與流行區(qū)域的讀音不符。我想這大概也是兩位劉教授不謀而合的原因吧。

       再如“單弓（螳螂）”，南陔先生認為應該是“端公”。但“端”與“單”讀音不同“端”讀“duan”，一聲，“單”讀“dan”，一聲，與“端”少一個介母“u”，和方言詞“單弓”讀音不配。劉海章先生在《荊門方言要略》中就記為“單弓（螳螂）”。我也同意記為“單弓”，為什么呢？按詞義的訓釋來說，我們知道從古至今傳統(tǒng)的方法有“聲訓、形訓、義訓”三大訓釋方法。聲訓是取音同或音近的字去解釋字義。如劉熙在《爾雅·釋名》中說：“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有人稱之為“因聲求義”。形訓，用分析漢字的字形去闡明字義的方法。有人稱之為“以形說義”，如“小土為塵”“日月為明”，是用分析文字形體構成的方法解釋詞義的典型例證。義訓指除聲訓、形訓之外，直接訓釋詞語意義的訓釋方式，有人又稱之為“同義相訓”或“以義釋義”，如“休，息也”，“遐，遠也”等。

     “單弓”是取“螳螂”的形，一只螳螂趴在植物的枝葉上，其形不就像一張“弓”嗎？是“以形說義”。“螳螂”亦稱刀螂，古希臘稱其為禱告蟲，世界上有2000多種，中國有147種。螳螂有許多別稱，如刀螂、巨斧、髦、斫螂、天馬、猴兒等等，但沒有“端公”之稱。“端公”在詞典中有三個義項：1.唐侍御使的俗稱。2.宋代官府公人之稱。3.舊時指讬神惑眾，斂聚財物的師巫。沒有“端公”是“道士”的義項。所以，將“螳螂”記為“單弓”較為恰當，這是荊門人對螳螂的一種形象稱呼。正如人們稱“蜻蜓”為“丁丁”。“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遠觀那立在小荷尖尖角上的蜻蜓，不正是一個活靈活現(xiàn)的“丁”字嗎？“螳螂”“蜻蜓”均為疊韻聯(lián)綿詞，且“丁丁”和“蜻蜓”韻母（ing）相同。

二、關于方言詞的結構方式問題。

       分析方言詞的結構方式，首先要從方言詞表達的語義著眼，其次才是語法構成關系。還是以“尬事”為例來說，如果“尬事”是“開始”的意思，它就是聯(lián)合式并列關系的合成詞。如果它的意思是“開始做”或“開始動工或行動”，它的語法結構就不是一個詞，而是一個短語（詞組）了。所以“尬事”絕不是一個單純詞。

       又如，“日白”（說閑話）。《京山縣志》（1990年版）釋為“說白話”。《鐘祥縣志》（1990年版）釋為“扯謊”。《荊門市志》（1994年版）未收錄“日白”，但收錄了“扯白”，釋義“說謊話”。《鐘祥縣志》還收錄了“日哄（欺騙）”，“日決（挖苦；諷刺之意）”。其實“日”在方言中是作動詞用的，有“說”的意義。在民間就有“他們幾個人沒得事了，又在一起瞎日。”還指沒有根據(jù)的話，如“你不要聽他們瞎日。”“白”這里指“白話”，“白話”就是謊話、空話、沒有根據(jù)的話，閑談聊天。從詞素結構來看，“日白”應是動賓式的合成詞。

       再如“嘿寶”，文字墻釋為“不顧后果”。劉海章先生釋為“辦事不顧后果的人”。從詞素上來分析，詞根“嘿”，有粗野蠻橫，不顧后果的意思。詞根“寶””指代人，“嘿”修飾“寶”，應該是偏正式的合成詞。在荊門地區(qū)流傳的還有“騷寶”“齁（hou）寶”“撒尿寶”等。“寶”也有記為“包”的。其結構相當“記者”“作家”等。

       再如“拐噠”，是詞根加后綴的合成詞。詞的中心部分是詞根“拐”，“拐”有不好、壞了、形勢不妙的意思。劉海章先生指出：“荊門話中沒有普通話的狀態(tài)助詞（也稱時態(tài)助詞），凡用'著、了'的地方都用'逗、噠'。”如，“吃了”不說“吃了”，而說“吃噠”。“寫了”不說“寫了”而說“寫噠””。詞根+“噠”的詞有兩種情況：1.形容詞+“噠”，如“拐噠”“大噠”“長(chang)噠”，詞義的主體是“拐、大、長”，“噠”不表示語法意義，可看作某種附加意義的詞綴。2.動詞+“噠”，“噠”是附加在詞根后表示語法意義的詞素，相當于狀態(tài)（或時態(tài)）助詞“了”，表示動作已經(jīng)完成的狀態(tài)，如“吃噠”“到噠”“飛噠”等等。

       我們再來討論單純詞。單純詞是由一個語素構成的詞。單純詞大多數(shù)是單音詞，其次是多音詞中的聯(lián)綿詞（雙聲、疊韻詞），如“秋千”“尷尬”“燦爛”“彷徨”等；音譯詞（又稱外來詞），如“沙發(fā)”“席夢思”等；疊音詞，如“悄悄”“饃饃”等；象聲詞，如“嘩啦”“咕咚”“叮當”等。

      “姆媽”一詞，《現(xiàn)代漢語詞典》讀作“mma”，釋義為1.母親。2.尊稱年長已婚的婦女。這個詞如果按詞的結構來分析就比較復雜。武漢讀音為“muma”，“姆”為三聲，是“媽媽”的意思，為雙聲單純詞。“姆媽”一詞古已有之，江浙滬一帶是吳語流行區(qū)，把受雇為人照料兒童、老人、病人或為人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都稱之為“姆媽”，如“張家姆媽、李家姆媽”。荊門方言讀作“呣媽”，“姆”為二聲，有罵人的語義。荊沙地區(qū)讀作“蒙媽”，取“媽媽”的語義。如下面一段沙市方言話：“賣湯（tan）圓的，挑到巷（hang）子的來，多把點糖（tan）少放點湯，端（dan）到我的姆媽（mengma）吃（qi）的。”

       因此“姆媽”構詞結構要根據(jù)具體的語境來決定?！?/span>姆媽”的語義釋義為“媽媽”，“媽媽”可釋為“母親”，但“母親”不等于“媽媽”，“母親”還有一個引伸義，如“祖國母親”“母親河”。

     “區(qū)區(qū)（微小）”是典型的疊音詞，所以應該是單純詞。

三、關于方言詞的收集整理問題。

       漢語方言（或者說中國方言）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它使得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化豐富多彩，在世界上可以說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與它媲美。

       有些方言詞匯不僅在文學（戲劇和小說）、影視作品中屢見不鮮，就是在新聞媒體報導中也有鮮活的生命力。比如，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間的2020年2月20日的《光明日報》第一版“武漢闖關”系列報道《這座城市不會失去溫度》一文，開頭就寫道：“武漢人一向親切，不管是初次見面還是相處已久，武漢人都會用這句話表達問候___'您家吃了冇（mao）？'熱情、直爽、潑辣，散發(fā)出'火爐'特有的溫度。”該文第一個小標題是:“武漢的溫度，從不'差火'”。文中寫道:“武漢人差什么，都不能'差火'。做事到位，待人至誠，對武漢人來說，是最不能差的那把火。林軍就是那個'不差火'的武漢人。”（林軍系武漢中心醫(yī)院門口小賣部老板，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一小段文字就連用了“您家吃了冇”、“差火”“不差火”等方言詞語，把武漢人的火熱個性，為人處事的品質(zhì)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在第二版的“新聞隨筆”《面對逝者悲痛過后應“鉚起”》文中寫道:“無論如何，活著的人，用武漢話講，應當'鉚起'……”“鉚起”，就是把力量集中地使出來的意思，相當于四川、重慶流行的方言詞“雄起”（強有力地奮起），生動地表現(xiàn)了武漢人民頑強不屈、奮力拼搏，勇戰(zhàn)疫情的英雄氣概。如換成其它通用詞，就沒有這樣強烈的表現(xiàn)力了。

       著名已故語言學家、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已故的胡裕樹教授在他主編的《現(xiàn)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7月第3版）“緒論”中強調(diào)：“為了加強表現(xiàn)力，為了刻劃人物性格，為了反映地方色彩，作家可以適當?shù)厥褂梅窖酝琳Z。可是方言土語的濫用卻會造成民族共同語的混亂，會妨害民族共同語的發(fā)展。”他還指出:“實現(xiàn)漢語規(guī)范化，并不是禁絕方言。民族共同語推廣以后，方言并不會馬上消失，它們雖在衰亡的過程中，但仍然為一定地區(qū)的人民服務。不過活動的范圍和影響會越來越小。這是漢語發(fā)展的必然趨勢。”

       那么，我們要以什么樣的標準來收集整理，規(guī)范研究地域性很強的方言詞語呢？我的觀點是:

   （一）求大同，存小異。

       所謂“求大同”，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按語言學界一致認同的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化的三個標準來進行。這三個標準就是:1.語音方面以北京語音為標準；2.詞匯方面以北方方言為基礎；3.語法方面以典范的現(xiàn)代白話文著作為規(guī)范。這也就是劉先生所說的“最大公約數(shù)”。對方言詞匯的收集整理要努力做到選字語音要力求精準，語義力求符合地域環(huán)境、民俗民風的傳統(tǒng)習慣。收集、吸收、整理、規(guī)范方言詞匯，這三個標準是決不可動搖、忽視的。

       所謂“存小異”，因為方言詞是記音詞，地域不同發(fā)音不同，所選擇的記音字也不同。如“人”，東北人讀作“銀”；武漢人讀作“能”；上海人讀作“寧（ning）”；天門人讀作“en（奀）”很難選出準確對應的漢字來標音。盡管讀音不同，但并不影響人們的交流，都知道“東北銀”就是“東北人”“武漢能”就是“武漢人”“上海寧”就是“上海人”“天門en（奀）”就是“天門人”。又如“不上弦”，也有記作“不上賢”或“不上涎”的。“以義求之”，我倒認為“不上涎”比較好，因為“不上涎”的詞義是“厚著臉皮跟人糾纏、蠻不講理、涎皮賴臉，惹人嫌的樣子”。“弦或賢”都沒有涎皮賴臉，惹人嫌的含義。再說“穿瞌睡”，“瞌睡”《現(xiàn)代漢語詞典》注釋為：“因困倦而不由自主地進入睡眠或半睡眠狀態(tài)；想睡覺:“打~”。這已經(jīng)把“穿瞌睡”的含義說明白了。考查這一方言詞流行的區(qū)域，大多數(shù)人不是讀作“穿瞌睡”或“竄闊睡”，而是讀作“cankuoshui”，“參”，有“參禪”、“參拜”的意思。“參禪”指佛教徒靜坐冥想悟道，是一種如夢如幻、昏昏欲睡的樣子。根據(jù)章太炎先生“疑于聲者，以義求之”的原則，我認為記作“參瞌睡”比較好。但無論是記作“穿瞌睡”“竄闊睡”，還是“參瞌睡”，都不影響人們對詞義“打瞌睡”的理解，可不必糾纏。這就叫“存小異”。

     （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胡裕樹先生指出：“普通話詞匯以北方話的方言詞匯為基礎，又以其他方言詞匯作為它的滋養(yǎng)源泉，在它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中，吸收了許多方言詞，這不僅豐富了普通話的詞匯，而且更增強了漢語言的表現(xiàn)力。”《現(xiàn)代漢語詞典》以確定詞匯規(guī)范為目的，以推廣普通話、促進漢語規(guī)范化為宗旨，是我國久享盛譽的一部權威性詞典。自1978年正式出版以來，進行了多次修訂。2016年6月第7版出版發(fā)行。該詞典現(xiàn)共收錄條目69400余條。疫情期間，我把詞典從頭到尾一字不拉翻查了三遍，統(tǒng)計出該詞典收錄的方言詞條目有1860余條，口語詞（談話時使用的語言詞匯）約640條。如“巴不得”“出份子”“打呼嚕”“地窨子”“麻利”“邋遢”“直腸子”“黑燈瞎火”等等。這些詞在地方志書中大多也作方言詞來收錄。兩項相加有2500余條，幾乎涵蓋了我國七大方言區(qū)的常用方言詞匯。這還不包括哪些已吸收為普通話詞匯的方言詞。如，“把戲”“搭檔”“名堂”“門道”“尷尬”“串門”“靚”“囧”“炒魷魚”等。比如“炒魷魚”，魷魚一炒就卷起來像卷鋪蓋，借指解雇、失業(yè)。卷鋪蓋走人，多么形象生動，因此它有生命力。這些都說明方言詞匯在中華民族的語言發(fā)展過程中，還會有一個相當長的“共存期”，有些還會轉變身分，成為普通話詞匯隊伍中的一員，繼續(xù)“為人民服務”。方言，也是一個民族應該永遠珍惜的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

        流行區(qū)域小的方言詞匯要不要收錄整理?！斗窖耘c中國文化》一書中說：“移民到達新地，聚居在較小的地域內(nèi)，自成社區(qū)，跟外界接觸交流不太多，這些移民的方言就可能長期保留原有的基本面貌或某些特征。”。顧小綠撰寫的《方言島___向祖先致敬》一文指出：“方言也會行走。有時它形單影只，離鄉(xiāng)背井，走到千里之外，扎下根來。水土改不了它，夷蠻撼不動它，就這樣守成了方言大海里的孤地，它的名字叫'方言島'。有人問，為什么方言大海無法淹沒它？固守鄉(xiāng)音只為向祖先致敬。”歷數(shù)中國大地，東西南北中，“方言島”無處不在，無奇不有。有些方言詞只在某一區(qū)域內(nèi)流行，不是它該不該存在的理由，我倒覺得流行的區(qū)域越有限，越是應該整理研究。我們規(guī)范的是要排除哪些特殊的土音成分。如“七夜換（吃夜飯）”“起洪（起風）”等。

        至于對哪些低俗、不文明、帶有對人污化貶損的方言詞匯要不要收集整理的問題，個人認為，從語言學研究的角度，應該收集整理，但不宜在公共場所和文學、藝術品等媒體中展示渲染，傳播擴散，讓其在漢語普通話深入推廣及社會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中自行衰亡消失。其實在現(xiàn)實中，好多低俗、不文明、污名化的方言詞匯，在民間，特別是青少年中，早已失去了市場退出了歷史舞臺。如，“河南呔（tai三聲）子”“湖北蠻子”“江北侉（kua三聲）子”“熱包（指頭上長黃癬的人；瘌?。?/span>”等。從中可見漢語詞匯正朝著文明、凈化、健康、豐富的方向發(fā)展，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