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女性束縛于母性，是父權制的圈套丨單讀

呂楊鵬 20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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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母親節(jié)，是我們記起向母親表達感謝的日子。母親偉大，因為她默默忍受生養(yǎng)孩子的苦痛和壓力，因為她悉心照料家庭成員而不求回報，因為她總把丈夫孩子的需求排在前面。我們常這樣歌頌，從小學寫作文起，就習得了這套話術，以至于誤認為母親崇高的犧牲精神是女性生來就具有的品性，而忽視了這其實是以愛為名的對女性的剝削。

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所批判的，就是父權制與資本主義聯(lián)合設下的圈套：女性被束縛在家庭中，無償培養(yǎng)、照顧市場所需的勞動力。因此，她指出，女權主義的斗爭不能局限在精神層面上對觀念的改變，問題的癥結是物質基礎——女性在家務事和養(yǎng)育孩子上的勞動被男性剝削占有了。體諒母親的獻身已經(jīng)不足夠了，重要的是將母親從陷阱中解救出來。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日]上野千鶴子著

鄒韻/薛梅譯

綠林社丨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

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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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女性束縛于母性，是父權制的圈套

（下文摘自《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撰文：上野千鶴子

以愛之名的勞動

“家務勞動”這一概念的發(fā)現(xiàn)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看問題的角度。“家務勞動”這個概念的形成讓人們認識到“家務勞動亦是勞動”。理論層面上對“概念”的新發(fā)現(xiàn)帶來了認識上的變革。隨著人們認知“地圖”的改變，世界也煥然一新。這就是理論的力量。在“家務勞動”這一概念形成并廣泛傳播之前，“家務”并沒有被視為“勞動”。被“家務和育兒”纏身的專職家庭主婦們，盡管“每天都很繁忙辛苦”，但依然被譏諷為“包三餐還可以午睡的人”。若她們爭辯道：“我也是起早貪黑像蜜蜂一樣勤勤懇懇地在工作啊”，對方只一句“你干的活根本不算工作”就輕易將她們駁倒了。倘若被說“家務不是工作”，女人們就只能怯聲說道：“哦，是么……”

但是，“家務勞動”這個概念的出現(xiàn)給予了女性們以理論的武器。不論“家務勞動”能否帶來金錢上的收入，這都是勞動，因為如果家庭主婦不做的話，就必須找誰來代做。從這點上來看，它是“有用且必不可少”的勞動。而對于女性們付出的這種勞動，無論是在法律層面還是經(jīng)濟層面都沒有任何補償，它被置于一種無權利的境地之中。這就相當于不正當?shù)那也恢Ц秳趧訄蟪甑摹盁o償勞動”（unpaidlabor）。

▲電視劇《大小謊言》劇照

“家務勞動”的概念使家庭主婦對自己的勞動價值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并且提高了自身的女性權利意識。換句話說，長久以來那些家庭主婦默默做著的、被視為理所應當?shù)墓ぷ鳎瑢崬榉钦數(shù)貜娂佑谂缘?。有了這樣的認識后，女性才開始有了從未有過的“剝奪”（deprivation）感。在激發(fā)女性的不滿和憤怒這點上，女權理論可以說是麻煩制造者。也難怪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焦躁起來——“以前女人們從沒對自己的身份有過任何不滿?！保跡vans-Pritchard，1965］通過對“剝奪”的認識，女性逐漸形成了“女性－被壓迫階級”的“女性階級”（women class）意識。

家庭主婦所進行的日常工作被稱為“家務勞動”，這意味著人們的視角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一日常工作一旦被稱為“勞動”的話，就僅僅只是“勞動”了。因為“家務勞動”總是伴隨著這樣的討論：“勞動”浸染了汗水和辛酸，還被扣上以“目的－手段”為名的一系列功利主義原則的帽子，而且可以換算為經(jīng)濟價值。但就是這樣的勞動，在無償和獻身的旗號下，還被試圖冠以“神圣”之名以得救贖。特別是在關于“家務勞動”的經(jīng)濟價值的爭論中，女性自己總以“愛”之名提出異議。

給“愛”和“母性”賦予象征性的價值并將其推向神壇，實際上是長久以來榨取女性勞動的意識形態(tài)機制。這在女權主義者進行的有關“母性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中逐漸明晰［Badinter，1980；服部，1986］。“愛”和“母性”都是意識形態(tài)機制?！皭邸保鋵嵕褪桥詾榱苏{動自己的能量，將丈夫的目的當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種機制?！澳感浴笔桥詾榱藰O力克制自我需求，通過引發(fā)自我獻身和犧牲精神，將孩子的成長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種機制。女性只要賦予“愛”以無上價值，她們付出的勞動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勞”等說辭所回報。女性是供給“愛”的專家，也是總在“愛”的關系中單方面付出的一方。美國社會學家芬奇與格羅夫斯明確地指出，所謂的女性專有領域的“關懷”、“照料”實際上是“以愛之名的勞動”（a laborof love）［Finch＆Groves，1983］。

▲電影《婚姻故事》劇照

無論用何種意識形態(tài)來粉飾遮掩，女性在家中所進行的工作是的的確確存在的，并且是如果她們不做的話就必須找人來代做的“勞動”。而家庭主婦們只能在“愛”的名義下默默承受。

有關“女性”是否形成“階級”仍有爭議。我認為：第一，她們共有“家務勞動”的物質性疏遠的基礎；第二，即使從意識形態(tài)利害關系上來看，仍然可以說“女性”形成了共同的社會集團。這里的“階級”概念暫且是比喻性的用法。

性（sexuality）的占有

女權主義最初開始關注的焦點就是作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她們所作為再生產(chǎn)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墮胎的權利常常是女權主義關心的核心問題。

性之于女權主義如同勞動之于馬克思主義一樣。［Mackinnon，1982：1］

但這不意味著像費爾斯通這樣的“生物學主義”。這是因為，“正如勞動之于馬克思主義，性之于女權主義就是被社會建構的事物”［同上］。麥金農（Catherine A. Mackinnon）繼續(xù)說道：

正如階級的定義就是某一類特定人群的勞動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組織地剝削榨?。磩趧诱撸裕╯ex）的定義就是某一類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組織地剝削榨取。異性戀制度就是其機制，其凝結的形態(tài)是社會性別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產(chǎn)生的性別分工，其結果是再生產(chǎn)，控制管理就是其課題。［同上：2］

與其將父權制定義為“男性對女性勞動的占有”，倒不如將其定義為“男性對女性的性（sexuality）的占有”，這樣的定義更像是女權主義的論題。但是這樣一來，性的問題就架構在沒有解析性統(tǒng)治物質基礎的情況下便轉向意識形態(tài)、精神分析等“上層建筑”上了。性的占有，不只是社會意識（“心態(tài)”）的問題，也同樣是擁有物質基礎的制度性問題。

正如麥金農所言，將“女性”定義為社會性存在并不意味著生產(chǎn)中的階級關系。異性戀（heterosexuality）制度在兩種性別（gender）的劃分中是基于與“男”性的關系上給予了對于“女”性的定義。其第一要義首先是“生育的性”——再生產(chǎn)者。女性之所以為被壓迫者并不僅僅是因為女性是再生產(chǎn)者，還因為她們與自身所進行的再生產(chǎn)勞動和作為其結果的再生產(chǎn)物（reproducts，此詞語是對應生產(chǎn)物一詞而來的，用再生產(chǎn)物一詞來表示）——孩子所分離而來。女性的再生產(chǎn)勞動和作為其勞動成果的再生產(chǎn)物被男性－父權（patriarch）所占有。而這正是“父權制”的含義。

如果將生產(chǎn)關系中的階級概念引用到再生產(chǎn)中來，我們可以稱男性是再生產(chǎn)統(tǒng)治階級，而女性是再生產(chǎn)被統(tǒng)治階級。女性雖然持有叫作“子宮”的這一再生產(chǎn)手段，但是子宮從肉體上屬于女性身體的一部分完全不意味著女性“所有”子宮。父權制的企圖一直都在試圖支配并控制作為再生產(chǎn)手段的子宮。再生產(chǎn)統(tǒng)治階級試圖讓女性始終對自己的身體保持無知，并將其身體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將避孕和生育的自我決定權從女性手中奪走。

遺憾的是，在現(xiàn)代生殖技術范圍里子宮仍無法從女性的身體剝離，但我們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宮如果能實現(xiàn)的話，那么其管理和運用的權利將會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術的發(fā)展不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權制的烏托邦，也就是說，這下終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這種可憎的動物，就能全權掌控再生產(chǎn)了。

▲電影《隱秘》劇照

如今，在像代孕媽媽（surrogate mother）這類利用子宮而獲取金錢的買賣交易中，買方總為男性，賣方總為女性。“貨幣”這種資源代替了“愛”，決定了子宮和再生產(chǎn)物的所有權會落于誰的手中。“貨幣”這種資源在當下是社會權力資源，所以其分配（規(guī)則）基于性產(chǎn)生的差異。在這種差異下，可以說父權制的痕跡被“愛”美化并抹去，更直截了當?shù)乇憩F(xiàn)為用貨幣語言表示的再生產(chǎn)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關系。正如1987年美國的代孕媽媽拒絕將孩子交給委托人的“Baby-M事件”所揭示的一樣，反而是“愛”的語言掩蓋了再生產(chǎn)關系中階級式的統(tǒng)治關系這一現(xiàn)實。

對子宮的統(tǒng)治本來就是圍繞出生嬰兒的歸屬之爭，這正是父權制的核心問題。

婚姻雖然是兩個親屬集團之間的契約，但其中一直都有圍繞孩子歸屬問題的政治性爭執(zhí)。比如如果聘金未支付完的話，有的女方親屬會在對方付完聘金前拒絕把孩子交付給男方。如此看來，顯而易見的是，婚姻契約不僅僅是丈夫與妻子的性關系的契約，還是由這一性關系衍生出的結果,即圍繞孩子歸屬問題的契約。

在前近代式的婚姻中，妻子被視為創(chuàng)造嫡子的道具（“借胎生子”）。在這樣的制度下，離婚對于女性而言意味著將孩子放在婆家隨即離去。許多女性由于不想與孩子分離而對離婚望而卻步。但即便是那時候，與母親分開的孩子也并不是由父親撫養(yǎng)，而是由男方親屬圈中的祖母從事這一再生產(chǎn)勞動。這里的問題是，無論是由母親撫養(yǎng)還是由祖母撫養(yǎng)，孩子都屬于男方這個事實。在像中國、韓國這樣實施夫妻不同姓制的國家里，孩子屬于男方也更是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著把母親標記為外人。

二戰(zhàn)后這種情況有了極大的轉變?，F(xiàn)在夫妻離婚之際孩子有八成以上被歸為女方。這與伴隨著家庭的核心化，丈夫失去了代替妻子行使女性勞動的人（祖母）的事實有關。離婚不再意味著失去孩子，這使得女性下定決心離婚變得相對容易。而這樣的事實卻很少被提及。但是多數(shù)單親母子家庭處于貧困線之下也是事實。從數(shù)據(jù)得知，離異男方所協(xié)議承擔的撫養(yǎng)費不僅極低，而且很多父親經(jīng)常拖欠撫養(yǎng)費，隨后甚至漸漸停止支付撫養(yǎng)費。并且在這種情況下，很少有女性會將男方告上法庭。

許多女性在惡劣的勞動環(huán)境中一邊負擔全部再生產(chǎn)費用，一邊還得兼顧養(yǎng)育孩子，對她們而言，還能說她們從父權制下“奪回”了孩子嗎？等待她們孩子的不再是個別的壓迫性父權，而是轉化成為制度性的父權。據(jù)哈特曼所言，“性統(tǒng)治（gender hierarchy）的再生產(chǎn)”發(fā)生于“教會、學校、運動俱樂部、工會、軍隊、工廠、事務所、保健中心、媒體等灌輸父權制態(tài)度并且將女性地位壓低的場所，而且這些都是起助推作用的家庭外部場所”。［Hartman，1981：日譯本63頁］如此一來，會有諸如以下讓人啼笑皆非的喜劇出現(xiàn)。在離異后母子相依為命的家庭里，即便母親是女權主義者，她還是會被五歲的兒子反駁道：“你只不過是個女人而已!”只要女性和孩子處于父權制社會之中，即便取消個體婚姻，那些試圖將孩子從性統(tǒng)治的污染中隔離的各種嘗試也會無濟于事。

再生產(chǎn)不僅意味著從受孕到生育為止的生物學過程，還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撫養(yǎng)成人的全過程，并且這種再生產(chǎn)勞動由女性承擔。通過這一過程，為了培養(yǎng)適合父權制的下一代而動員女性自發(fā)的獻身，這與父權制的成功息息相關。家庭就是這種父權制再生產(chǎn)關系。通過家庭，父權制再生產(chǎn)關系本身也毫無疑問地由女性再生產(chǎn)了出來［Chodorow，1978］。

女人，她只是生養(yǎng)了一個貶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再論父權制

在家庭之中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呢？讓我們重新回到父權制的定義。

“父權制”從詞源上來看是“父親的統(tǒng)治”（rule of fathers）。家庭是（親屬集團也同樣）“依照性與年齡的不同而使權威和資源分配不均的決策因素”，而不是與神話相悖的、以較為寬容的“普遍互助性”為方針的“愛的共同體”。這種“父親的統(tǒng)治”中包括“由性進行的統(tǒng)治”和“由世代進行的統(tǒng)治”這兩個方面。家長（丈夫）同時占有“妻子的勞動”和“母親的勞動”。

如果依照麥金農將“勞動”的概念替換為“性”（sexuality）的做法的話，這里就出現(xiàn)了兩種異化，即“（丈夫）對妻子的性的占有”和“對母親的性的占有”。由于性的概念不僅僅是婚姻中的床笫之事，所以盡管南?！せ舳嗔_夫依據(jù)弗洛伊德的圖示精彩地論述了在俄狄浦斯家庭中是如何再生產(chǎn)這種再生產(chǎn)機制的。

婚姻中丈夫實施性行為的權利以及夫妻間發(fā)生的強奸是一大問題，但同時把女性的性僅僅封閉在其“身為母親”的身份中，這也是一種巨大的壓迫。一直以來，女性正是因為“身為母親”，她們的性（sexuality）才被剝奪了。

特別是這二十年來，在家庭與資本主義之間出現(xiàn)了巨大的變化。帶來這種變化的，不是源于女性“作為妻子的角色”的轉變，而是由于其“作為母親的角色”的轉變。不僅如此，“妻子的角色”在工業(yè)化初期基本上已經(jīng)不再重要。而相對地，正如安娜·戴文在《帝國主義與母性》［Davin，1978］一書中指出的，無論是在意識形態(tài)上還是實踐上，“作為母親”所背負的責任已變得無可替代了。這也就是說，男性不再承擔作為再生產(chǎn)者的責任，而女性作為再生產(chǎn)者的責任變得越發(fā)重要了。“孩子的生死大權都完全取決于母親（的責任）”，這種意識形態(tài)甚至包括孩子的死亡率、營養(yǎng)狀況和衛(wèi)生條件。不久，弗洛伊德主義又將孩子的精神衛(wèi)生這一重擔加給了母親，母親的責任變得更加全面且無法推卸了。

但是近來，一直以來將女性束縛于母性之中的意識形態(tài)完全失去了其力量，而且另一方面，女性在向勞動市場迅速涌入，這源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孩子的數(shù)量明顯減少；第二，孩子的（特別是第二次）社會化時期延長了，并且這一過程所需要的成本顯著增加。

“再生產(chǎn)的政治”（reproductive politics），即在什么時候生，生下怎樣的、多少數(shù)量的孩子，以及這一切由誰來決定、怎樣決定，這些始終都是女權主義的核心問題?！吧c不生是女性的自由”（reproductive freedom），這雖然是女性在奪回自身的性之時所使用的重要標語，但即便女性獲得了自由意志下的生殖決定權，這真的能說就是獲得了“生殖自由”嗎？“自由意志的決定”背后有怎樣直接、間接的因素在發(fā)揮作用呢？孩子的數(shù)量由什么決定呢（fertility decisions）？這是接下來出現(xiàn)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