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參加高考的時候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那時候還沒實行教改，高校也沒有擴招，跟現(xiàn)在相比上大學的好處一是便宜——那時候還有"公費"一說，我記得扣除各種補貼后，學雜費、住宿費一年也就要1千塊錢出頭；二是畢業(yè)包分配——這導致很多人上大學就是混日子，結(jié)果我那一屆大學都上完一半了，政策又改成了自主擇業(yè)，搞得大家哀嚎一片。

不過有利就有弊，比如說那時候的高考錄取率也就30%多。我所在的高中在家鄉(xiāng)這個國內(nèi)二線城市能排前三，結(jié)果考上一本的就20個左右，還有不到30個同學還能找到個學校落腳，剩下將近10個倒霉蛋只能淪落為"待業(yè)青年"——要是換成差一點的學校，一個班能有10幾個人撈到個?？颇罹筒诲e了。

我高考那陣子錄取率低是低，但也沒覺得有多苦多難；現(xiàn)在錄取率大幅提高了，但學生們好像更遭罪了……

相比于現(xiàn)在將近八成的錄取率，我們那時候面對的是考不考得上的苦惱，現(xiàn)在更多的則是考個好學校的問題。

后來我又接觸過或是了解過一些錄取率更加"感人"的考試，比如國考、司考、（注）會考等等。不過要是跟古代的科舉考試比起來，這些讓無數(shù)現(xiàn)代人聞風喪膽的考試的，面目肯定會立刻變得和藹可親起來。

科舉考試有多難——全國競爭、不分年齡段層層淘汰不說，最終錄取率還只有個位數(shù)。

科舉制起于隋唐，在兩宋逐漸完善，到了明清達到鼎盛，這是一種在當時條件下最公平也是最好的選拔人才的方法。哪怕到了清末被迫廢除，人們還是找不到比科舉更好的法子，最后折騰了一大頓，如今的高考也好國考也罷，其實還帶有濃重的科舉考試的影子。

甭管科舉有多少毛病，就公平公正一條別的選材法子就不能比

不過相比于現(xiàn)在的考試，古代科舉考試的難度簡直稱得上地獄級，錄取率更是低得可憐。

我在網(wǎng)上查到一組數(shù)字，說是從隋唐到清末科舉的錄取人數(shù)為162450人——這個數(shù)字明顯不靠譜，大概率是把唐宋時期的"明經(jīng)"、"明法"等諸科、"特奏名"等恩科以及武舉都計算在內(nèi)了。如果僅以人們視作科舉正途的進士科來計算的話，唐朝大概錄取了6千人左右，兩宋的數(shù)字在2～3萬之間，遼、金、西夏和元朝加一起不到5千，明清兩朝合計5萬出頭，那么從唐初到清末不到1300年時間里，中國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進士大概有8～10萬人。

按照科舉3年一考的大概頻率，差不多每科錄取180人左右。

那么問題來了，科舉的錄取率到底有多低？我們可以拿明朝做栗子來說明一下。

首先，科舉是一種層層選拔、逐級淘汰的人才選拔方式。比如前文提到的那180個幸運的家伙之所以能夠拿到進士的頭銜，是因為通過了會試和殿試（從宋仁宗開始，殿試不再黜落考生）兩級考試。而在此之前，他們還要通過縣試、府試、院試、鄉(xiāng)試四級考試，分別拿到童生、生員（秀才）、舉人的"文憑"（會試過關(guān)稱貢士，再經(jīng)殿試讓皇帝過目后才可稱進士）

插句閑話——連續(xù)拿到縣試、府試和院試考試頭名的，叫"小三元"；能在鄉(xiāng)試、會試、殿試連續(xù)奪魁的叫"大三元"，"連中三元"這個成語就是這么來的。而能在從縣試到殿試"連中六元"者，中國歷史上只有明朝的黃觀和清朝的錢棨兩人而已。

鄉(xiāng)試第一稱解元，會試第一稱會元，只有殿試第一才稱狀元

在明朝，只有通過了縣試和府試兩級考試的才能成為童生。然而童生其實并沒有什么用處，只是拿到了考取生員的資格而已，并不被以讀書人為主體的士大夫視為同道，社會地位和待遇跟普通百姓區(qū)別不大，大概相當于現(xiàn)在的小學文憑。不過今天的小學生可以跟小朋友劃等號，當年的童生可是沒有年齡限制的，耄耋之年的童生比比皆是，被時人笑稱為"老童"。

童生通過院試之后就成為了生員，俗稱秀才。生員與童生最大的差異在于前者已經(jīng)算作有"功名"在身，被視為士大夫階層的一員，當然也是地位最低的成員。不過生員能得到的好處還是很多的，比如可以免除徭役、見官不跪、不受刑訊、可以不受限制的外出游歷等等。同時生員在地方上很受尊重，是讀書人的代表，因此成為地方士紳階層的主干，經(jīng)常被當成是平民與官府溝通的渠道。

不過生員并沒有俸祿，也沒有做官的資格（可以做吏），如果不能在功名上再進一步的話，往往生活拮據(jù)。因此生員往往受到高等士大夫甚至是平民的嘲笑，比如秀才就經(jīng)常跟"窮酸"二字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武林外傳》中的呂輕侯就生動的詮釋了何為“窮酸秀才”

別以為秀才窮酸就跟路邊攤上的大白菜一樣不值錢——明清時期院試通常三年兩考，每考錄取2萬人左右。以當時的人口計算，大概15000人中能出一個生員，即便排除掉當時規(guī)模龐大的文盲人口，差不多也是每200個以上的讀書人，才能有一個考上生員。

如果把生員比作初中文憑的話，按照這已經(jīng)用上千分比的錄取率，我們今天的大部分人好像都無法完成九年義務(wù)制教育……

生員再通過鄉(xiāng)試的話，就能成為舉人，也叫孝廉。鄉(xiāng)試在明清時期每3年考一次，凡本省的生員與監(jiān)生、蔭生、官生、貢生，經(jīng)科考、歲科、錄遺合格者，均可應(yīng)試。鄉(xiāng)試的第一名稱"解元"，第二名稱"亞元"，第三至五名為"經(jīng)魁"，第六名為"亞魁"，不過凡中試之舉人理論上都可以獲得做官的資格（一般是學官或縣官，相比于進士出身的官員，舉人出身的官員一般很難升到五品以上的官職），還可以參加次年在京師舉行的會試。

現(xiàn)在的高考是分省組織的選拔考試，與鄉(xiāng)試大致相當。那么這種古代的"高考"錄取率有多高呢？經(jīng)過童生、生員這兩等三級考試的嚴格淘汰，應(yīng)試考生素質(zhì)的提高使得鄉(xiāng)試的錄取率較之縣試、府試和院試終于大大提高啦！

讓范進發(fā)瘋的原因就是中了舉人，鄉(xiāng)試考中之難可見一斑

有多高？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前剛恢復高考時，錄取率大概在5%到7%之間，相比于今天已經(jīng)低得嚇人了，可還是比明朝的鄉(xiāng)試錄取率高——據(jù)統(tǒng)計，明朝時期各地鄉(xiāng)試錄取率在2.2%～6%之間浮動，不過可算是無須再用千分比來計算啦。

比如根據(jù)《嘉靖十年山西鄉(xiāng)試錄序》記載，山西省在明仁宗洪熙元年有1425人應(yīng)試、錄取65人，錄取率為4.6%。當然不同地區(qū)的情況是不同的，比如在嘉靖十年，順天府（今北京，作為首都無論古今都會受到照顧）的鄉(xiāng)試錄取率就達到了7.0%；而在萬歷三十一年，應(yīng)天府（今江蘇南京，文教發(fā)達、考生多，競爭更加激烈）的鄉(xiāng)試錄取率只有2.2%。

所以當代高中生要是穿越到明朝去，就算不考慮知識體系的差異，想拿一張"大學文憑"也基本上沒啥指望。

至于在科舉制度下的終極考試——會試，錄取率再進一步提高。明初朱元璋為了籠絡(luò)讀書人，會試的錄取率一度高到嚇人的60%，不過這不是常態(tài)。從永樂到正統(tǒng)年間，會試的錄取率還維持在10%左右，此后一路走低，到了明末只能達到6%～7%之間。當然到了清朝錄取率就更低了，從沒超過明末的水平，道光三十年甚至只有3.5%，成為明清兩朝近500年錄取率最低的一科。

我在上高中的時候，老師成天嚇唬我們高考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其實是一種嚴重的夸張。按照現(xiàn)在全國各地"初升高"50%左右的通過率以及高考將近80%的錄取率，大概3個中學生里邊就能出一個大學生。

跟高考比，科舉考試才是真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這還是同齡人間的競爭。而在古代科舉考試中，考生面對的競爭對手下至十幾歲的初生牛犢、上至屢敗屢戰(zhàn)的耄耋老朽，其中可能有他的父兄、叔祖，也可能有他的師父甚至師祖，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不是一個等級上的。

那才是真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甚至還不止。

可就是這樣堪稱地獄級難度的科舉考試，在宋朝的制舉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再說說宋朝的制舉有多難——變態(tài)到了經(jīng)常沒人敢考的地步。

如果科舉只是堪稱地獄級難度的話，宋朝的制舉就直接能把人打進十八層地獄……

那么什么是制舉？

科舉考完后還需要放榜，制舉則完全沒這個必要，因為榜上總共也沒幾個人名

制舉又稱制科、大科或特科，是古代為選拔"非常之才"而舉行的不定期的、非常規(guī)的考試。制舉是仿照上古策舉賢良的傳統(tǒng)，通常需要皇帝詔征，親行策試，所以并非像科舉那樣定期舉辦，尤其是在宋朝以后制科考試難度高到變態(tài)，便是享譽海內(nèi)的文宗、宿儒也不敢輕易嘗試：

"所謂制舉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guān)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shù)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新唐書·卷四十四·志第三十四》）

唐朝的制舉沒有后來那么變態(tài)，還是與"生徙"（中央或地方官立學校的學生到京師應(yīng)試）、"鄉(xiāng)舉"（經(jīng)州縣考試合格后到京師應(yīng)試，即科舉）并列的讀書人的"三途出身"之一，尤其是在初唐。比如唐高宗時的宰相張行成，就是制舉出身：

"隋大業(yè)末，察孝廉，為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diào)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新唐書·卷一百四·列傳第二十九》）

與張行成一樣同是制舉出身的唐朝名臣、文士還有崔仁師、苗神客、王勃、格輔元、蘇瑰等人。不過唐朝的制舉處于初創(chuàng)期，錄取的標準也那么嚴格，有時甚至比科舉還好考。

初唐大詩人王勃16歲時應(yīng)幽素科試及第，授職朝散郎——幽素科就是制舉的一科

至于考試科目也隨著朝廷對于人才的需求或是皇帝的意愿隨時變化。比如國家需要軍事人才了，就設(shè)"足安邊科"；皇帝喜歡音樂了，就設(shè)"才膺管樂科"等等，其他諸如“直言極諫科”、“文辭雅麗科”、“博學宏詞”科等科目的設(shè)置也大體如此。因為是有針對性的選拔"非常之才"，所以不像科舉那樣有固定的考試內(nèi)容和考試時間。制科考什么、什么時候考、能考中多少人沒有一定之規(guī)，通常都在皇帝的一念之間。

這種情況到宋朝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宋朝制舉的特點之一就是考試時興時罷，科目也變化無窮——宋太祖乾德二年，詔設(sh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jīng)學優(yōu)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于教化"這三科作為制舉的考試科目；宋真宗景德二年將科目增至"賢良能直言極諫"、"博達墳典明于"、"才識兼茂明于體用"、"詳明政理可使從政"、"識洞運籌決勝"、"軍謀材任邊寄"共六科；宋神宗時王安石推行變法，罷制科就是新政之一；宋哲宗繼位后先是恢復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沒過幾天就改主意再度廢除；南宋以后復置制舉，但僅設(shè)一科，而且還是"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比如宋真宗趙恒和宋仁宗趙禎就對制舉非常感興趣。這爺倆在位一共66年，舉行了14次制舉考試，兩宋319年總共才考了21次（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可能不全）；而南宋149年我就查到了一次制舉的記錄，大概是被女真人和蒙古人欺負得太狠，沒這個心思了。

趙恒和趙禎爺倆非常喜歡開制科，而且根據(jù)他們所開的科目，我們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很多歷史的細節(jié)

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哪怕有人學究天人、能耐大到考過制舉跟玩兒似的，可偏偏趕上了一個不喜歡開制舉的皇帝，那也只能自認倒霉，最終求考無門了。

制舉的另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對應(yīng)試者的資格要求很高。在唐初的時候，對應(yīng)試者的身份限制很少，現(xiàn)任官員和一般士人均可應(yīng)考，并準自薦。后來的限制就越來越多，到了宋朝的時候制舉的門檻就更高了——現(xiàn)任官員應(yīng)試至少要得到參政知事（相當于副相）以上的高官親自推薦才行；若無官身的話只有高官的推薦還不行，地方官還要把應(yīng)試者的祖宗十八代查個底兒掉。不僅如此，應(yīng)試者在參加御試前還要通過"摸底考試"，也稱"閣試"——這個閣試才是最變態(tài)的，就是一幫老學究們在浩如煙海的典籍經(jīng)義中窮搜博采各種生僻少見而且艱澀難懂、弄不好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的題目，然后讓一幫全天下最有才華的讀書人對著試卷干瞪眼，哭都沒處哭去。

這是導致宋朝的制舉難度達到十八層地獄級的根本原因——兩宋能考中進士的有2～3萬人，加上亂七八糟的諸科、恩科、武舉等等弄不好近10萬人，可是能考中制舉的有幾個？

制舉在兩宋考了21次，一共才錄取了49人……

雖然錄取率低得嚇人，但通過制科的幸運兒大都名不見經(jīng)傳，這事也挺怪的

話說新中國成立以來，兩院院士共增選了將近2000人，社科院學部委員（含榮譽委員）也有近200人，遠沒有兩宋的制舉門檻高。

那么這49個超級無敵的"學霸"是不是都可以傲視天下同仁、自以為很牛叉？

還真不是。

因為宋朝制舉考試的成績又分為五等，其中第一等和第二等為虛設(shè)，從不授人。所以成績最好的是第三等，同時第三等和第四等里又細分出兩個"次等"的級別。而這49名"學霸"中的大多數(shù)只能拿到代表中等成績的第四等和第四次等，只拿到最低成績第五等的也不少，拿到第三等和第三次等的分別只有2人和1人。

在宋神宗一朝干過參政知事的名臣張方平，天生就是個天才級的人物：

"方平穎悟于書，一覽不忘，善為文，數(shù)千言立就。才氣本什伯于人，而其識又能灼見事理，劓斷明決，故集中論事諸文，無不豪爽暢達。洞如龜鑒。"（《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三·集部第六》）

就這樣一個天才，還受到了宋綬、蔡齊等高官的賞識，在27歲時信心十足的報考了茂才異等科（也可能是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結(jié)果考是考上了，卻只拿了個最低的第五等。不服氣的小張同學頭懸梁錐刺股的苦學4年后又卷土重來，報考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以為必高中無疑，結(jié)果這回拿的是第四次等……

找不到張方平的畫像，就拿他的字湊數(shù)……瞧瞧人家這字寫的，怪不得制舉都不在話下

徹底被制舉的變態(tài)難度打敗了的小張這回死心了，終于老老實實的回去當官。不過張方平也成為兩宋唯一一個兩次挑戰(zhàn)制舉的家伙，堪稱勇氣可嘉。

然而張方平跟制舉的緣分還沒完——與他關(guān)系莫逆的蘇軾和蘇轍都參加過制舉，其中蘇軾更是成為兩宋拿到第三等這個最優(yōu)成績的二人之一。

宋仁宗嘉佑六年，蘇軾、蘇轍兄弟受歐陽修等人舉薦參加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考試。當時閣試的六論題目分別是"王者不治夷狄論"（出自何休注《春秋公羊傳·隱公二年》）、"劉愷丁鴻孰賢論"（出自《后漢書·卷三十七·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出自包咸注《論語·卷七·子路第十三》）、"形勢不如德論"（出自《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禮以養(yǎng)人之本論"（出自《漢書·卷二十二·禮樂志第二》）、"既醉備五福論"（出自鄭玄箋注《詩經(jīng)·大雅·生民之什》）。這6道題要求一天內(nèi)完成，不少于3000字；答題時必須明確指出題目的出處以及相關(guān)的上下句原文，才被視為"通"，然后在此基礎(chǔ)上擺事實講道理，作文以論述；考生須達到四"通"以上方為合格，才能參加御試。

據(jù)司馬光后來在《司馬溫公集》中記載，在這次考試中蘇軾不知道"形勢不如德論"的出處，而蘇轍則對"禮義信足以成德"是從哪兒冒出來的一無所知——飽學如蘇氏兄弟尚且如此，他人可想而知。

“三蘇”之中，論學問只能說當?shù)奶K洵最不給力，但人家也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制科考試有多變態(tài)，蘇氏兄弟就有多牛，以至于把別人嚇得都不敢考了：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琦）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于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師友談記》北宋·李廌）

另一個堪比蘇軾的人物叫范百祿（《宋會要輯稿》中將范百祿記為第四等，但根據(jù)《宋史》、《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等史料記載，他似乎也考了個第三等），考中第三次等的還有一個吳育。不過北宋制舉固然選拔出了如蘇氏兄弟、富弼、張方平這樣文豪、名臣，但大多數(shù)都像范百祿和吳育一樣淹沒在漫漫歷史長河中而籍籍無名，這說明光是學問好其實并不能說明太多問題。

兩宋之后，元朝連科舉都辦得三心二意，更別提制舉。明朝的朱家皇帝更是喜歡自己立規(guī)矩，所以視制舉如敝履，于是直到清朝康熙年間，中斷了500多年的制舉才獲新生。

不過康熙皇帝搞的博學鴻詞科跟唐宋時的制舉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滴跏吣?，因為三藩之亂將平、清政府的統(tǒng)治也進入了較為平穩(wěn)的狀態(tài)，所以康熙皇帝為了招攬漢族讀書人、尤其是那些心心念念不忘"反清復明"的前朝遺老的人心，所以下詔舉行了這次考試：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fā)經(jīng)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凡有學行兼優(yōu)、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聯(lián)將親試錄用。其馀內(nèi)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nèi)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為題薦。務(wù)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清圣祖實錄·卷七十一》）

于是全國大小官員齊努力，不管是強迫的還是自愿的一共劃拉來143人應(yīng)試（還有好多大儒名士或逃跑、或硬頂，死活不來），最終錄取了50人，錄取率超過了三分之一——這完全沒有了制舉的變態(tài)味道，也讓人提不起興趣。

康熙皇帝搞的博學鴻詞科徒有制舉之名而無其實

乾隆元年，處處相仿其祖的乾隆皇帝又開了一次博學鴻詞科。這次全國上下共舉薦了276人，最終錄取了19人，錄取率與當時的科舉差不多。

此外，清朝還開過孝廉方正科以及光緒年間的經(jīng)濟特科，也能算作制科之列。不過前者舉薦頗多冒濫之輩，名聲很差；后者就在光緒二十九年考過一次，選拔出了梁士詒、楊度等近代名人（不過后來這兩人都被慈禧太后取消了錄取資格），也算沒白考一回。

不過跟宋朝的制舉比起來，這些玩意就更像是在扯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