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中原文明第一個使用文字的朝代。商人可能是來自黃河下游沿海的東方部族。《詩經》中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鳥圖騰正是東方部族共同的圖騰;商人使用龜甲獸骨占ト的文化特征。在甲骨文發(fā)現(xiàn)以前，主張實證的史學家認為商代只是一個存在于文獻中的傳說中的王國。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任國子監(jiān)祭酒的王懿榮最先發(fā)現(xiàn)了刻在獸骨和龜甲上的甲骨文，也就是我們今天還在使用的漢字的前身。但是真正對河南安陽商代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據(jù)卻是1928年的事。這次發(fā)掘揭示了一個偉大的青銅文明。來自東方的商人代表了當時中原最高的文明程度，他們擁有文字。我們知道中原文明的祭祀對象是自己的祖先而不是那些飄忽的神靈，這一點完全不同于西方。中國人的祖先亡靈是直接“參與”現(xiàn)實生活的，他們對現(xiàn)世家族的命運有巨大的影響力，因而商王每有事必占ト，還將占ト內容讓他的巫師記錄下來，這就是今天出土總數(shù)達15萬片的有字甲骨。甲骨文成了我們研究商代歷史風俗的第一手資料。

       河南安陽是商代最后一個都城，在之前的300多年里商人5次遷移，平均不到60年就遷都一次。公元前14世紀上葉，商王盤庚遷都到現(xiàn)今的河南安陽后再也沒有遷徙，直至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商。這將近300年的歷史使股墟堆積了豐富的遺存，其中1928年到1937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的15次對殷墟的考古發(fā)掘、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婦好基的發(fā)掘，除了著名的商王室占ト甲骨，還出土了大量令人嘆為觀止的青銅器和玉器等豐富的藝術品。同時出土的還有很多小裝飾品，比如鑲嵌件、發(fā)飾和珠子，材質有玉、瑪瑙、綠松石、孔雀石、骨質、貝殼和黃金等。

      殷墟發(fā)掘揭示的是一個成熟的都市城址。除了具有規(guī)模的宮殿、祭廟和家族基地，還發(fā)現(xiàn)了青銅和玉器的作坊遺址，這些作坊遺留廢料保留了當時的工藝痕跡。特別是青銅鑄造，我們知道這種工藝制造需分工協(xié)作才可能完成，也就意味著技術和部門的組織管理。與不太經常發(fā)生的技術發(fā)明相比較，勞動力的組織方式才是真正的技術革命，它使得在工具和工藝進步沒有多少變化的情況下仍然產生驚人的效率。甲骨文中有“工”和“多工”等官職名稱，可能是分管手工業(yè)的職務。但這時的工匠、技術以及原料都屬于王室和貴族專有，還不具備后世的行業(yè)性質，作為都市必不可少的工藝產品在殷商時代還不可能商品化，無論是青銅鑄造還是玉器都是王室和貴族壟斷。

       商朝當年究竟制作了多少玉器，實在難以估算?！兑葜軙?世俘解》:“商王紂取天智玉琰五，環(huán)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親愛之四千庶玉，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凡武王俘商舊玉有百萬。”文獻中所述“天智玉”究竟指什么不得而知，只知道商紂王把它佩戴在身上自焚，自己燒為灰燼，“天智玉”卻金身不壞?！兑葜軙穼ι坛衿鲾?shù)量的記載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至少可以想象商人愛玉制玉的情形。考古資料中，西周墓葬中有不少前朝遺物，《逸周書》說周武王得商王舊玉百萬并非空穴來風。

       綠松石也是商人喜歡的材料，除了用綠松石來制作泡形的鑲嵌件(圖071)，還有大量的綠松石珠子和管子(圖072、圖073)。這種珠子管子在長江流域的商代遺址比如江西新干大洋洲遺址和武漢盤龍城都有出土，在黃河下游的山東前掌大商代遺址也有出土記錄。殷墟的綠松石原料很可能來自陜西白河附近的綠松石礦帶，這一礦帶集中在陜西與湖北交界的武當山隆起西南緣。

      骨珠和用骨頭制作小飾品一直是黃河流域的傳統(tǒng)，從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5000年前的大汶口、高度文明的商代，直至戰(zhàn)國時期，中原一直有骨珠骨管以及各種骨制的小裝飾件出土。殷墟的骨制品很豐富(圖074、圖075)，特別是用于束發(fā)的發(fā)笄，不僅數(shù)量可觀，而且笄首的陰刻圖案非常漂亮;同時還出土有大量橄欖形骨珠，由于墓葬環(huán)境的影響，這些骨珠大多呈現(xiàn)美麗的銅綠色沁。其中一枚骨質的獸面笄首，除了表面陰刻獸面圖案，還在陰線內鑲嵌有綠松石小顆粒。我們說過綠松石鑲嵌是源自黃河流域史前的淵源，到殷商時代，工藝更加精致，這粒笄首的整體高度只有2.95厘米，而嵌在骨珠表面凹槽內的綠松石顆粒直徑不超過1毫米。除了各種半寶石材料，殷墟還出土透閃石類的玉珠和玉管，一般是地方玉料制作，質地細膩，表面油潤光澤(圖076)。玉珠和玉管的形制都比較多樣，管子有直管、中間略鼓的果核形管、束腰形管，還有一些管子表面有做工，一般是弦紋。這些管子除了作為個人裝飾品，有些也用于馬羈飾(圖077)，它們與其他裝飾件搭配，釘縫在皮帶上，這些皮帶構成馬羈套在馬頭上，裝飾效果非常奢侈。

      可能是由于青銅合金的使用代替了玉禮器在史前的祭祀功能，商代的玉器和珠子在造型和功能上有了一些變化，珠玉多少有了單純?yōu)橹b飾的目的，它們的組合形式沒有之前的良渚和之后的西周項飾那種強烈的形式感和設計意識。商人喜歡制作各種小動物裝飾件，有些只有珠子大小，有些則可當作墜飾佩帶或者把玩。這些動物形象一般都比較生活化(圖078)，與商人在青銅禮器上那些獰歷森嚴的抽象圖案形成鮮明的對比。從工藝的角度講，這些小動物有圓雕和浮雕兩種;表現(xiàn)手段則有抽象和具象的。這是商人很獨特的思維，仿佛那些工匠是運用不同的形象思維來觀察生命，他們既能夠用裝飾化的圖案來構成一個抽象的動物，也可以用寫實的辦法寥寥幾刀陰刻線就將小動物表現(xiàn)得生氣十足，精巧可人。最典型的形象有小鳥、小魚、小兔、小蠶，個體稍微大一點的有象、熊、虎、馬、龍和一些想象中的動物。

     《股墟發(fā)掘報告》還著錄了幾件祭祀坑中人牲佩戴的項飾，涉及的形制和材質有:玉珠、玉魚、玉鳥、玉璜，玉鳥背部有牛鼻穿孔一對;蚌泡、文蛤、瑪瑙珠、蚌片、骨飾、貝，安陽后網圓形祭祀坑中出土一串珠飾，由2顆綠色扁圓珠、7顆紅瑪瑙珠、2顆藍色管形珠、1顆藍色不規(guī)則形珠及48片圓形穿孔薄片所組成，出土時已散落。這些串飾大多放置在基主頸部，有些可能是戴在手臂上，材質豐富，造型多樣，但組合上顯得比較隨意。推測這些人牲佩戴的珠玉可能是來自主人的賞賜，最后跟隨人牲一同為主人殉葬。

       殷墟沒有發(fā)現(xiàn)青銅珠，這一點讓國外研究珠子的專家比較疑惑，因為在其他青銅手工業(yè)發(fā)達的地區(qū)，通常都有青銅珠子伴隨出土。我們在第一章最后一節(jié)解釋過，裝飾品在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直是美石珠玉高于貴重金屬，中原文明的黃金等貴重金屬工藝一直不及制玉精細和發(fā)達。從新石器時代起，玉器一直是古代中國的首選，無論商人還是西周貴族的組佩都是如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受游牧文化和西方美術的沖擊，貴重金屬飾品一度繁榮，黃金珠子和小裝飾件豐富多樣，但漢代的輿服制度仍明確說明黃金制品是玉的替代品，至少在隋唐前的皇家輿服，用貴重金屬制作的個人裝飾品都不是中原主流。與商代同期的北方夏家店下層和其他緊鄰中原的邊地文化有過青銅珠子的出土記錄，特別是夏家店下層，曾受到北方歐亞大草原上安德羅諾沃文化( Andronovo Culture)的影響，后者出土的青銅珠和黃金飾品與夏家店在形制和制作工藝上都很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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