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讀史 | 唐宋的“錢荒論”及其實質

激揚文字 20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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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IMI財經觀察》每周末帶您聆聽名家解讀中外金融的發(fā)展興替和制度演變，在史海鉤沉之中領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何平在本文中介紹了唐宋時代陸贄、韓愈、楊于陵、元稹、李覯、張方平和葉適等人對錢荒的原因分析和治理措施，從需求和供給兩個側面考察錢荒的原因，并探討了唐宋時期處理錢荒問題的三個層面。

以下為文章全文：

經濟活動中貨幣資金的短缺，俗稱“錢荒”。在傳統(tǒng)中國的唐宋時代，由于商品交易模式的根本性變化和財政收入以銅錢實現(xiàn)，出現(xiàn)了具有政策意義的“錢荒”現(xiàn)象。時人從自身的經驗和認識出發(fā)，對荒事實進行了分析，提出了治理措施。他們的“錢荒論”及相關的政策實踐，對于我們認識不同貨幣形態(tài)的性質和功能、特定貨幣條件下的貨幣運行規(guī)律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并為豐富今天的貨幣理論提供了充實的思想資源。

唐代的錢荒論：財政貨幣化與商品交易模式的轉型

唐代兩稅法之后，出現(xiàn)了我國傳統(tǒng)時代首次影響政府政策的“錢荒”現(xiàn)象。這里以陸贄、韓愈、楊于陵和元稹的論述為代表，來看當時人們對錢荒問題的認識和處理。

德宗建中（780年）實施兩稅法時，一年征收銅錢2050余萬緡，米400萬斛，以供外。錢950余萬緡，米1600余萬斛，以供京師。據稱當時“物重錢輕”，府庫充盈。然而，及至穆宗即位時，兩稅法已實施四十年，物輕錢重，民以為患，形成“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的局面，在各種局勢的演進過程中，當時參與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的政治家們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對策，成為我們認識錢荒問題的真相和實質的重要思想資源。

陸贄（754-805）貞元八年（792）拜相，以直言敢諫著稱。從反對兩稅法的立場出發(fā)，在德宗貞元十年（794）所上奏議中，提出“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shù)”的主張，這是唐代最早討論具有政策意義的錢荒問題論述之一。他稱：

“今之兩稅……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征非所業(yè)，所業(yè)非所征，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

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系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em>

陸贄的核心思想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從“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的認識出發(fā)，指出兩稅法以錢納稅，由于物價和貨幣幣值的變動，必然出現(xiàn)“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的局面，同時給“國家”和“民眾”兩方面帶來傷害。因為以“實物”是有固定數(shù)量的，而以“銅錢”繳納因為物價“無恒”、變動不居，物價下跌的趨勢下，必然要以更多的實物去換取貨幣以應稅，民眾產出有限，無力應對。對于國家來說，獲得貨幣形式的財政收入，物價上漲時，必然形成支出缺口。這是貨幣形式的稅收在物價變動的兩個方向上，對“國”與“民”造成的困擾。他主張回到租庸調原有的實物稅收形式。第二，針對軍需缺乏銅錢使用的疑問，他從貨幣數(shù)量論的觀點出發(fā)，“物之貴賤，系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認為物價的貴賤，是由銅錢的多少決定的。而銅錢的多少、鑄幣的供給應當是官方的職責。如果靠以錢征稅，從民眾身上尋求銅錢短缺的出路，屬于“官失其守”，也就是官方失職。這樣，貧民因稅收逼迫納錢，受到損害，富人則可能憑借自己的經濟力量，竊奪本來是國家用來調控經濟的手段“輕重之權”，即對商品和貨幣合理均衡關系的主導權。

著名政治家和文豪韓愈（768-824）在憲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復任國子博士的任上，向皇帝上諫的《錢重物輕狀》中，針對兩稅法引起的錢荒提出了具有政策意義完備的財政和貨幣對策建議。

“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今使出布之鄉(xiāng)，租賦悉以布；出棉絲百貨之鄉(xiāng)，租賦悉以棉絲百貨。……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泄。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禁鑄銅為浮屠、佛像、磐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菘h無見錢而谷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谷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

韓愈提出緩解錢荒的四個辦法，實際上是從銅錢的供給和需求（使用）兩個方面入手。第一（賦稅征收實物）和第四（減少官吏祿俸中實際銅錢的支發(fā)）兩個辦法，是從貨幣的需求和使用上來著手，通過減少銅錢的使用范圍和數(shù)量，壓縮需求端的上漲。而第二和第三兩個辦法，旨在保證銅錢的充足供給。第二個辦法是保證銅錢絕對存量的足額。從銅錢的存量著眼，不允許銅錢作為器皿、佛教用途，蓄積銅料及將銅錢轉化為其他物者，嚴厲處罰。不讓銅錢流入五嶺地區(qū)，而五嶺舊錢運出。而第三個辦法，則完全體現(xiàn)了韓愈的貨幣名目論觀點。他試圖改變銅錢的面額，將一個五銖錢改為5個五銖錢的面額，這樣成本就比原來低4/5，一個錢的成本就可以鑄成相當于原來的5個錢了。這完全違背了貨幣流通的規(guī)律。在他看來，四種方法并用，銅錢就會貶值，谷米布帛價格就會上升，百姓就生活在一個物價平穩(wěn)的環(huán)境里。

戶部尚書楊于陵（753-830）在回應穆宗（821-824年在位）的奏對中，對唐代錢荒的原因進行了最為全面透徹的論述。他稱：

“……古者權之于上，今索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以廢功；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唅，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余爐，歲盈百萬，今才十數(shù)爐，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谷粟，則人寬于所求，然后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shù)，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

楊于陵提出解決通貨緊縮的辦法，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保證稅收征收實物的范圍，減少銅錢的使用，讓人們處于一個銅錢使用的寬松壞境，“悉輸以布帛谷粟，則人寬于所求”。第二，從絕對存量上保證銅錢的供給，“廣山鑄之數(shù)，限邊裔之出”，一方面增加銅錢的鑄造，一方面杜絕銅錢留出國境。第三，改變銅錢沉淀為實物財富，積而不用的情況，增加流通中的銅錢數(shù)量。將政府庫藏的錢幣投入流通，“出內府之積”；盤活市場領域的沉淀貨幣，“收市廛之滯”；禁止民間積累銅錢使其非貨幣化，“禁私家之積”。

在同一時期，唐代著名詩人和政治家元稹（779年—831年），針對穆宗的質詢，在答辯狀《錢貨議狀》中，提出錢荒問題的處理意見。他認為，“黎庶之重困，不在于賦稅之闇加，患在于剝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于議論之不當，患在于法令之不行。”一句話，在元稹看來，唐代的鑄幣緊縮的關鍵，在于“法令之不行”，與相關政策的執(zhí)行效果直接關聯(lián)。

宋代的錢荒論：國際化環(huán)境與紙幣時代的復合貨幣體系

宋代關于錢荒的議論，從性質上較之唐代有許多相似之處。然而，由于宋代處于周邊少數(shù)民族政權壓力的國際形勢和多元復合貨幣使用的國內環(huán)境，體現(xiàn)出鮮明的獨特性。我們僅以李覯、張方平和葉適的論述為代表來看宋代的錢荒問題。

李覯（1009-1059），字泰伯，北宋南城（今江西省南城縣）人，“慶歷新政”的熱情支持者，特別重視經濟問題。他在關于經濟文題的專書《富國策》里，就北宋初年的錢荒成因及其對策進行了北宋最早、最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他稱：

“大抵錢多則輕，輕則物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物重則用或闕，物輕則貨或滯，一重一輕，利病存乎民矣。至以國計論之，莫若多之為貴，何者？用有常數(shù)，不可裁減故也。……而近歲以來，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余見。……然而安在哉？是有奸人銷之也。奸人所以得銷者，以惡錢容于市，銅像銅器容于寺觀也?！N一法錢，或鑄四五，市人易之，猶以二三，則常倍息矣。民既蓄惡錢，不可使勿用，利之所在，是法令亦無由而勝也。國失法錢，而民得惡錢，惡錢終不可為國用，此錢所以益少也。又緇黃之家，競禮銅像，易模變巧，動必滿堂，鐃鉦鐘磬之器，所在雷震。謂取于官，則有害冶鑄；其私，則以錢為之耳?！裼^盜鑄，莫若去惡錢。……欲辨銅像銅器，莫若一取而銷之，勿得復用也?！劣谛U夷之國，舟車所通，竊我泉貨，不可不察?！?/em>

李覯從“錢多則輕，輕則物重；錢少則重，重則物輕”的貨幣數(shù)量論觀點出發(fā)，基于“治國之實，必本于財用”的“國計”立場，認為錢多為好，因為用度是有常數(shù)的，不可以隨意裁減。

李覯認為“錢荒”產生的原因在于劣幣的泛濫導致人民銷毀完好的銅錢。同時，寺廟道觀鑄造銅像銅器，也是導致銅錢銷毀和銅錢鑄造原料短少的原因。“國失法錢，而民得惡錢，惡錢終不可為國用，此錢所以益少也”，李覯以“劣幣驅逐良幣”的規(guī)律，來解釋惡錢泛濫導致錢荒的原因。由此，他堅決主張以“法錢”排斥惡錢，禁止寺廟道觀鑄造銅像銅器。同時，認真籌劃銅錢流出“蠻夷之國”的對策。

張方平（1007-1091），字安道，號樂全居士。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長期擔任主管財經的三司使等重要職務，從“錢禁”和“銅錢外流”視角提出了自己的錢荒論。他在《論禁銅法事》稱：

“……國朝故事，諸監(jiān)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爐鼓鑄，歲至百萬緡。積百年之所入，宜乎貫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間矣。乃自比年以來，公私上下，并苦乏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谷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谷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府庫例皆空虛，人戶又無居積，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敕，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聞緣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量收稅錢而已?！w自馳禁，數(shù)年之內，中國之錢日以耗散，更積歲月，外則盡入四夷，內則恣為銷毀，壞法亂紀，傷財害民，其極不可勝言矣?！?/em>

他從反對熙寧七年王安石解除銅禁、嚴禁與弛禁不同的鑄幣影響視角，論述了“錢荒”的成因。與王安石變法所引致的貨幣需求加大的格局相呼應，指出了“錢荒”的國內和國際的兩方面影響因素。國內在于銅錢的銷毀，國外在于陸路和海上的流入他國，即“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

沈括的錢荒論，從獨具特色的“貨幣流通速度”的視角，討論了宋代的“錢荒對策”。沈括（約1031—1095），宋仁宗嘉佑進士，著名政治家和科學家，曾任三司使等職。針對宋神宗“公私錢幣皆虛”的詢問，沈括詳論述了“錢荒”問題的成因及對策。文獻記載稱：

“上嘗問：公私錢幣皆虛，錢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括對曰：錢之所以耗者八，而其不可救者兩事而已，其可救者五，無足患者一。

今天下齒歲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費，奉歲蕃之民，錢幣不足，此無足怪；又水火淪敗、刓缺者莫知其幾何，此不可救者二也。

……臣以謂銅不禁，錢且盡，不獨耗而已?！家灾^鈔法不可不堅，使民不疑于鈔，則鈔可以為幣，而錢不待益而自輕矣?！袢羰箲斿X者輸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則為幣之路益廣，而錢之利稍分矣。錢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錢十萬，而聚于一人之家，雖百歲，故十萬也。貿而遷之，使人饗十萬之利，遍于十室，則利百萬矣。遷而不已，錢不可勝計?！囊慕匝鲋袊~幣……泄中國之錢于北者，歲不知其幾何。此皆作法以驅之，私易如此者，首當禁也。此可以救者五也。

河、隍之間，孤絕一隅，歲運中都之幣以實塞下者，無慮歲數(shù)十萬緡，而洮、岷間冶鐵為幣者，又四十萬緡，歲積于三州之境?！晕嶂疁e，而得戰(zhàn)馬、餼羊有用之物，歲入之芻粟遂減數(shù)倍之價，一術而數(shù)利。中都歲送之錢，但以券鈔當之，不徒省山運之勞，而外之所泄，無過岷山之鐵耳，此不足為害者一也。”

沈括按照政策是否可控、是否對社會經濟產生危害的標準，將“錢荒”成因區(qū)分為八種情況。第一類屬于不可控的。具體分為兩種情況。一是經濟增長的必然表現(xiàn)人口自然增長和公私開支的增加，二是銅錢的自然磨損和耗減。這兩個方面，都是不依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不是政策所能改變的，恰恰是政策應順勢而為的目標。

第二類是政策能夠有效改進而且應當改進的內容，共5種情況。一是開銅禁而引發(fā)的銷錢為器的行為，它導致了銅錢存量的減少和非貨幣化。二是鹽鈔屢變而引致的信用不佳問題，它影響了鹽鈔補充性貨幣作用的發(fā)揮，增加了銅錢短缺的壓力。三是金銀不為幣的現(xiàn)象，它導致了銅錢單一發(fā)揮貨幣職能的有限性矛盾更為突出。四是像常平倉中蓄積的錢幣而窒礙了貨幣流通，應當設法盤活現(xiàn)存銅錢，提高“貨幣流通速度”，增加貨幣流通總量。五是貿易引起的貨幣外流，流向塞北等地，這是外部銅錢需求造成國內銅鑄幣絕對量減少的因素，應當嚴禁消除。第三類是不足為害的一條，即河湟地區(qū)，銅錢的充裕和鐵錢大量存在，引起物價上漲。他主張任由該地貿易，以實現(xiàn)貨幣的“宣泄”，從而達到“一術而數(shù)利”的目的。

較之以前的錢荒論，沈括的因應對策具有突出的創(chuàng)新特色，第一，主張“鹽鈔”填補銅錢短缺，實現(xiàn)商品交易的思想，是宋代多元貨幣形式特別是信用意識增強后，以紙幣等新的貨幣形式解決實體貨幣有限性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下的產物。宋代是紙幣發(fā)明和使用的時代，貨幣流通體現(xiàn)出多元復合的格局，既有銅錢、鐵錢實體貨幣，又有紙幣交子、錢引、會子，同時有鹽鈔等補充性貨幣的存在。第二，他提出以貴金屬金銀加入貨幣，完成高價值和大宗商品貿易的職能，反映了經濟發(fā)展和商業(yè)貿易規(guī)模的增大對新型高價值基準貨幣的要求。第三，他提出的“貿而遷之，使人饗十萬之利，遍于十室，則利百萬矣”，提高貨幣流通速度以滿足貨幣需要的思想，在中國貨幣思想史上閃爍著理論光輝。

“錢荒論”的是非與貨幣形式的革新

錢荒的表現(xiàn)一如唐代憲宗時李翱所說，四十年之前初定兩稅時，一匹絹為4000錢，米一斗為200錢，而四十年后，則一匹絹不過800錢，一斗米不過50錢。鑄幣緊縮對于生產的直接影響是產出的萎縮和經濟的蕭條。

如上所述，唐宋時期的錢荒在當時政策參與者的觀念里，盡管各自從自身的經驗和觀察提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解決途徑，大體上與今天經濟學從貨幣供求角度來討論資金短缺問題，別無二致。時過境遷，今天我們有較之唐宋人更為豐富多樣的觀察樣本，以及信用貨幣條件下的經濟活動體驗，可以有更多的參考坐標從經濟活動與貨幣形式及本質的視角，來認識唐宋貨幣政策實踐的特質和缺失。

下面，我們結合歷史事實來看唐宋錢荒論對錢荒原因和對策論述的社會經濟條件及前景。從他們就錢荒的討論來看，考慮問題的視角可以簡單劃分為需求和供給兩個側面。

在需求方面，主要體現(xiàn)為兩個原因。第一，財政貨幣化，也就是稅收以銅錢來征收，無論唐代或是宋代，都是錢荒的第一位原因，問題意識的契機主要體現(xiàn)在唐代780年的兩稅法和北宋1069年的王安石變法，前述錢荒論的經典文獻大多是反對變法的奏議，便佐證了這一點。我們不妨來看看當時財政收入結構的變化。

可見，稅收貨幣使用的大幅度增加。實際上，元豐年間的最高歲入錢數(shù)在6000萬貫以上。這些錢貫，一旦進入官方府庫，未支出以前，實際上等于流通中銅鑄幣的相應減少。所以，唐宋時期的官員都將稅收征收銅錢視為錢荒的首要原因。

需求側的第二個原因，是經濟發(fā)展和商品交易模式的變化。經濟的發(fā)展，體現(xiàn)在人口的增加上。前述沈括所說的“不可救者兩事”之一，就是“今天下齒歲蕃，公私之用日蔓，以日蔓之費，奉歲蕃之民，錢幣不足”。經濟的發(fā)展，人口增長，官方和民間貨幣使用量必然增加，這是不可阻擋的自然趨勢。同時，自唐代中期開始，中國進入第二個商品經濟發(fā)展的高峰時代，經濟交易的模式從秦漢官方壟斷模式的大商人鹽鐵交易，轉化為以茶米為主的平民化交易，銅錢的使用主體大幅擴大，市場形態(tài)從城鎮(zhèn)坊市向草市鎮(zhèn)轉型，普通小民都與市場聯(lián)系在一起。這種前所未有的情況，使唐宋面臨一個銅錢緊缺的經濟環(huán)境。

在銅錢的供給側方面，體現(xiàn)在絕對供給量（銅錢鑄造的減少）和相對供給量（銅錢的退出流通和流出國外）兩個方面。鑄錢的減少，在唐代開元中，國內鑄錢70幾爐，每年滿100萬，天寶11年（752）時，每年鑄錢總數(shù)為32萬7千緡，人均6文。憲宗時（806-820），全國僅鑄造13萬5千緡，太和8年（834）不到10萬緡。北宋銅錢鑄造自咸平3年125萬貫，上升到熙寧末年（1077）的373萬貫，元豐年間（1080）的最高點506萬貫。但是這些官方統(tǒng)計數(shù)字，因“省陌”需要打折計算，而考察錢荒時要看實際流通領域的相對存量。無論如何，作為實體貨幣的銅錢形態(tài)，供給的有限性是它明顯的缺陷。

從官鑄銅錢實際流通的相對供給量的減少來看，以下幾個方面是推升錢荒的主要原因。

（1）蓄積銅錢，大量銅錢作為財富形態(tài)退出流通。唐宋經濟繁榮的時期，特別是宋代銅錢鑄造數(shù)量最大的元豐年間，錢荒反而更加嚴重。前述張方平談及“公私上下，并苦乏錢”的情況，正是出現(xiàn)在王安石變法大量鑄造銅錢的時期。在當時，人們越是富庶，越是將銅錢作為財富甚至一種實物資產來窖藏。同時，在當時的傳統(tǒng)工商業(yè)組織中，其生產備用資金也是以自身蓄積銅錢存在，銅錢的周轉受到阻礙。銅錢的私人窖藏就等于相應銅錢的非貨幣化。前述錢荒論的作者大多指斥富豪“積錢”。唐宋政府均采取多項措施限制蓄積銅錢的數(shù)量，超額者限期購買實物花費。學者已就這種“貨幣的沉淀”現(xiàn)象進行了透徹的分析。在沒有近代銀行體系的唐宋時代，呈現(xiàn)出社會越繁榮，銅鑄幣供給越多，而同時富豪越多，銅錢的私自蓄積越多，錢荒越嚴重的奇特現(xiàn)象。其要因在于近代金融體系的缺乏，社會的剩余貨幣不能轉化為資本，進入生產和流通，從而使得貨幣的貯藏職能異化為流通貨幣的消失。

（2）銷毀銅錢作為器皿、佛像以及其他用度，直接導致銅錢的非貨幣化。由于作為貨幣材料的銅，歷來價值穩(wěn)定并為人們喜好，大多數(shù)時候銅錢的名義價值低于幣材價值，“銷錢為器”的現(xiàn)象屢禁不止。如文宗開成3年（838）李玨指出，“近江淮以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為數(shù)器，讎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為常?！倍彼纬跄昀钣M提出的堅決排除佛教勢力對銅錢的侵蝕，則反映了佛教寺廟與官方鑄錢上的一貫博弈。唐末武宗和后周世宗滅佛鑄錢，表明兩者矛盾沖突的極端化。

（3）銅錢的外流。實際上，傳統(tǒng)中國的銅錢為周邊國家使用是一種貫常的現(xiàn)象。但是，宋代面臨的國際化環(huán)境卻相當特殊。北部的少數(shù)民族的銅錢流通，基本依賴宋朝的舊錢。而由于北部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壓制，宋代是中國傳統(tǒng)時代主動進行海外拓展的關鍵轉換期。銅錢的外流表現(xiàn)為張方平所描述的“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蘇轍描述他元祐四年（1089）出使遼國的見聞稱，“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則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尤止。本朝每雖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煎X少，蓋散入四夷勢爾?！敝劣诹鞒龊Ｍ?，淳祐8年（1248），監(jiān)察御史陳求魯稱，“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于中國者皆浮糜無用之異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section>
這三個方面，都使得唐宋政府既有的銅錢鑄造和發(fā)行總量，不能全數(shù)投入流通服務于經濟活動。因此，唐宋的錢荒是指完好銅錢在流通中的相對不足。
除了以上因素之外，唐宋錢荒還來自小面額貨幣銅錢自身特性的影響。小面額貨幣只能服務于下層的零星交易市場，不適于大額交易和上交賦稅，具有不易回籠的特點。散發(fā)開去的銅錢，通常分散在民間。正是這一點，所謂的賦稅的貨幣化，在唐代一旦實施，就不是銅錢能夠實現(xiàn)的，不僅在于其面值小，供給不足，而且在于難以搬運，成本高。這樣，兩稅法就只能倒退，以錢計價而折物繳納。在經濟生活中，貨幣化的趨勢不可阻擋，白銀的中轉作用便抬頭。只是到了白銀貴金融真正為了貨幣主體的明代，賦稅貨幣化才有了貨幣形態(tài)上的基礎條件。
面對錢荒，唐宋時代的處理辦法，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民間創(chuàng)造出“選錢”和“短陌”的自律機制，在銅錢范疇內來尋求彌補短缺的辦法。也就是說，各個地域以私鑄劣幣和不足百錢而當百錢的用錢官吏進行自助調整。
第二個層面，是政府從供求兩方面保證流通中足額官鑄銅錢的措施。唐代，采取了組合的政策：（一）獎勵采銅，增加鑄錢；（二）嚴禁銷錢，禁銅為器；（三）禁止蓄錢，禁錢出境；（四）政府出錢收買布帛，投放錢幣，同時鼓勵人們使用絹帛作為交易媒介。然而，這些辦法均收效甚微。
最后，解決問題的出路只能在銅錢之外去尋找，這就是第三個層面，飛錢等信用證券和紙幣的誕生。唐代憲宗年間，為解決南方購茶不得帶出京師銅錢，創(chuàng)造出匯票“飛錢”。宋代，創(chuàng)造出鹽鈔制、現(xiàn)錢鈔、現(xiàn)錢公據和入便制，以及度牒之類有價證券，還有“輕赍”的變通辦法，以彌補銅錢的不足及不宜搬運的缺陷。最后，終于發(fā)明地區(qū)使用的紙幣“交子”和國家主導的紙幣“會子”。唐宋表現(xiàn)為官鑄銅錢短缺的“錢荒”，終于催生出貨幣形式的革新。人類歷史上的紙幣時代終于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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