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琦、侯旭東】

一、引言：景帝陽嶺外藏坑的老鼠

“當年宮殿阿房盛，此地丘漢室多?！苯裉礻兾魑靼参妓卑叮环Q作五陵原的地方坐落著九座西漢帝陵，最東端的陽陵是西漢第四位皇帝——漢景帝劉啟及其配偶王皇后的合葬陵園。1998年起，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陽陵考古隊鉆探了帝陵陵園封土周圍的86座外藏坑，并對東側(cè)的11—21號坑（K11—21）進行了試掘，出土了大量陶俑、陶塑動物、生活器具、木車馬、糧食遺跡以及動物骨骼等陪葬品。引人注目的是K13、K14和K16所出的動物骨骼，不僅包括一般的家畜和野生動物，還有來自海洋的多種生物，研究者推斷這些或是渭河本地出產(chǎn)，或來自進貢貿(mào)易。加之此處的陪葬坑出土有“大官丞印”“太官令印”“大官之印”等封泥，象征少府下屬掌管膳食的“大官”，進而認定這批動物骨骼是作為皇帝膳食而放置的——專門分析動物骨骼的胡松海、楊武站指出：

結(jié)合這三個坑的其他出土物，我們認為這此動物骨骼（除后期侵入的褐家鼠外）應是放置在外藏坑中的肉食，是皇帝膳食結(jié)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趣的是，出土物中有兩塊骨頭經(jīng)鑒定屬于“褐家鼠”，作者認為這是后期侵入遺址的褐家鼠死后的遺骨，其文云：

外藏坑中動物群的成員和意義：……3.穴居動物：褐家鼠?？赡茉谶z址廢棄后進入原遺址所在地。

看到這樣的分析，即使是專業(yè)研究者，也很難懷疑該文的判斷。今天不登大雅餐桌的老鼠，兩千年前也應該不會擺上漢景帝的食案，更不會有意放入陵園的陪葬坑中?！皝y入”當是在外藏坑封閉后有老鼠打洞侵入造成的，但這真的是板上釘釘?shù)氖聦崋幔?

二、老鼠由何而來？

無獨有偶，1968年在河北滿城分別發(fā)掘了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兩墓耳室出土的陪葬陶器中都發(fā)現(xiàn)了大量鼠骨。經(jīng)研究者鑒定：1號墓（劉勝）出土的陶甕（編號1：3502）中有巖松鼠、社鼠、黃鼬的全身骨骼，其中巖松鼠130多只，黃鼬4只。2號墓（竇綰）出土的陶壺（編號2：2024）中見有社鼠、褐家鼠、大倉鼠等三種鼠類的全身骨骼，估計共有百只左右；陶罐（編號2：2205）中見有社鼠、褐家鼠兩種鼠類的全身骨骼，估計有百只左右。

據(jù)上述鑒定，兩墓均發(fā)現(xiàn)了與景帝陽陵相同的褐家鼠鼠骨。動物學研究指出，褐家鼠（Rattusnorvegicus），別名大家鼠、灰家鼠、溝鼠等，是分布極廣也是最為常見的鼠類之一，無論在城市建筑物中還是其他各種自然環(huán)境中均見棲居，其食性較雜，盜取糧食及各種食物，并毀壞農(nóng)田與家具，洞穴一般掘在易于覓食和飲水的地方。

作為穴居生物，褐家鼠等鼠類有到處打洞的習慣，但滿城漢墓所出土的多種老鼠明顯是作為墓主人的“食材”，被有意集中處理后放置在陶器中的，絕不可能是下葬后進入陶器的。換言之，老鼠亦當是劉勝及其妻子生前經(jīng)常食用之物，所以死后才會用來陪葬。

據(jù)此，景帝陽陵所出土的鼠骨便不能排除是作為景帝生前的食物而有意放入外藏坑這一可能，若假設成立，則未必是后期侵入者的遺骨。

眾多研究表明，秦漢時期的關中地區(qū)多植被池沼，適合多種野生動物棲居，分布廣泛、生存力強的褐家鼠自然列于其中。那么，此地的褐家鼠能否打洞進入到深埋地下且被嚴密保護的帝陵？現(xiàn)有動物學調(diào)查資料指出：

褐家鼠洞穴較為復雜，洞道不但深而且分叉多。我們在樅陽縣長沙鄉(xiāng)挖掘11窩褐家鼠鼠洞，平均洞深1—1.5米，個別洞道深達2米，洞口平均直徑5—6厘米，每一個洞系有3—4個洞口，后洞口極其隱蔽，多數(shù)在草叢中或水平面以下，我們在挖洞時曾見過從水中潛逃的褐家鼠。

褐家鼠洞穴構造比較復雜，凡是可以隱蔽的墻縫、空隙、雜物堆均可筑巢。一般洞有出口2—3個，洞道長50~120cm，深100~150cm。

由上，褐家鼠打洞的平均深度在1—1.5m，調(diào)查所示其最大深度為2m。另外，過去兩千年中，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qū)溫度降水等雖略有起伏，總的狀況卻變化不大，褐家鼠的生活習性應該與兩千年前相同。以此為準，參照K11—21坑深，可以算出外藏坑與漢代地面的垂直距離。據(jù)《簡報》提供的K13的地層圖（K16地層未披露），其陵園內(nèi)墊土層（第四層）的相對厚度也可作為另一比較對象。先看K13的相關情況，《簡報》提供數(shù)據(jù)如下：

K13中與漢代文化層（第三層）相鄰的陵園內(nèi)墊土層（第四層）厚2.88~3.38m，厚度已超過褐家鼠打洞的最大深度。且這一地層由五個小層堆積而成，土質(zhì)較硬，結(jié)構緊密，每一小層上的硬面可能為運土踩踏而成。這樣質(zhì)地緊密的土層無疑為當時的褐家鼠打洞造成困難。K16的情況與之相同。再看垂直距離：

據(jù)圖八，可知K16深2.4—2.6m，坑底距現(xiàn)在地面深為8.4—9.6m，由此計算出坑口距現(xiàn)在地面約6—7m。另，K16墊土層厚度當與K13相差不遠，故地面到坑口的距離減去墊土層（第四層）的2.88—3.38m可得如今地表到漢代地表約為2.62—3.12m或3.62—4.12m，這仍超過褐家鼠最大的打洞深度2m。故就垂直距離比較，如今的褐家鼠更難以打洞到如此深的墓穴中去。

綜合以上數(shù)據(jù)與比較結(jié)果，可知漢陽陵景帝陵園K16內(nèi)發(fā)現(xiàn)的這只褐家鼠無法鉆過如此深且硬的坑土，并穿透外藏坑上面的蓋板（上棚木厚0.14-0.32m）而進入坑內(nèi)，應非“遺址廢棄后進入原遺址所在地”。漢代以后，地面逐步加高，地面與外藏坑之間的距離加大，褐家鼠更無法穿過地層進入外藏坑中。因此，學者提出的褐家鼠后期侵入說難以成立。結(jié)合滿城漢墓陪葬大量老鼠的信息，有理由認為陽陵內(nèi)的褐家鼠同樣是作為漢景帝生前“食材”之一種而被放置在外藏坑中的。

三、食鼠習俗的前世與今生

景帝父子與竇綰均有食鼠癖好，吃老鼠是當時個人習慣還是普遍風氣？抑或傳統(tǒng)習俗？

除了個人口味偏好的因素外，不同自然環(huán)境下的經(jīng)濟形態(tài)與飲食風俗造成了漢代食鼠現(xiàn)象的地域差異?？脊殴ぷ髡甙l(fā)掘了不少西漢時期的諸侯王墓與貴族墓，出土了不少完整的隨葬物品，出土食材也種類繁多，遠超當下。這其中有的包含鼠骨，如廣州南越王墓，大多數(shù)卻沒有，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湖南沅陵的虎溪山漢墓等。

不過，諸多考古資料表明，史前時代的人類便有食用老鼠的習慣。在北京猿人遺址（東段南半部，即猿人洞東坡）里發(fā)現(xiàn)鼠類化石，可鑒別的多達25種。有學者根據(jù)遺址內(nèi)鼠類骨骼被燒過且被拆散的痕跡推斷，鼠類等大多數(shù)可以捕獲到的動物均為北京猿人所食用。除此之外，其他地區(qū)出土的多種鼠類骨骼化石也可說明這一習慣在史前時代的東亞大陸上廣泛存在。例如，廣東陽春獨石仔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出土的鼯鼠、家鼠、板齒鼠等骨骼化石，云南元謀大墩子新石器時代遺址里也發(fā)現(xiàn)有松鼠、竹鼠等化石。河南鄭州西山遺址與山東滕州莊里西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竹鼠骨骼，內(nèi)蒙古東部地區(qū)則有哈民忙哈出土的多件鼠類骨骼。而在東北地區(qū)遼寧省彰武縣平安堡發(fā)掘的三期文化遺址中也出土了完整的東北鼢鼠頭骨一個以及陜西各地出土的大量鼠類骨骼，均顯示出食鼠習俗在史前時代各地區(qū)的廣泛存在。

殷商以降，出土的實物材料與文字資料仍然反映了當時部分地區(qū)的居民延續(xù)了古來食鼠的習俗。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動物骨骼中，就有黑鼠、竹鼠、田鼠?！稇?zhàn)國策》卷五“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條說到“周人謂鼠未臘者樸”——與“鄭”一致，這里的“周”當是指成周洛邑一帶，“臘”為風干之意，“未臘”之“樸”即未經(jīng)風干的鼠肉，故知當?shù)厝耸呈?，且對鼠肉的料理方式尚不止一種。但到了西漢，普遍食鼠的風氣當已不存在，除了漢景帝父子、竇綰、南越王趙眜等個別人以外，大部分地區(qū)的居民不再將其當作一種食材，文獻記錄里也多是在極端情況下食鼠的?！稘h書》卷五四《蘇武傳》講到蘇武牧羊北海而缺乏食物，便“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魏晉南北朝的記錄亦類似。這些記載描述的具體場景乃饑饉、糧盡、霜旱等，看來只有別無食物時才會用老鼠果腹——從《詩經(jīng)》里《碩鼠》《相鼠》等篇章對鼠的污名化開始，一直到北魏盧元明《劇鼠賦》中對鼠的貶斥，詩賦的系譜也從側(cè)面反映了“食鼠習俗”的式微。

雖然如此，部分地區(qū)的人們?nèi)员Ｓ惺呈蟮牧晳T，甚至至今不輟。寫過“中國三部曲”的美國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就曾描述過在廣東蘿崗餐廳的“食鼠”見聞：

我瞥了瞥邊上的餐桌。一對父母，一個奶奶和一個小男孩正在吃午飯。男孩正在啃鼠腿。我分不清那條腿是大老鼠還是小老鼠的。男孩的動作很麻利……除了老鼠肉，人們在一品居野味餐館還能點到斑鳩、狐貍、貓肉、蟒蛇以及幾種長相奇特的本地動物拼盤。

而如今兩廣的很多地方也都以鼠肉為甘脂，外人避之不及而食之者卻耽于其味。關于嶺南地區(qū)食鼠的記載，最早見于唐人張鷟的《朝野僉載》，書云：

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筋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

此處提到的“蜜唧”即類于現(xiàn)在粵菜中的“三叫”（三吱兒），顧名思義，就是把剛出生時尚唧唧作聲的活鼠作為食料的一種菜肴。宋人亦有記錄，祝穆便指出惠州人“啗蜜唧”的說法，還引了蘇東坡的詩為例：

蘇子瞻詩云：“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鵂鹠。”蓋土人取鼠未生毛開眼者，飼以蜜，以箸挾而啗之，謂之蜜唧，以其唧唧作聲也。

“舊聞蜜唧常嘔吐”的蘇軾把鼠肉與惡鳥對舉，從東坡頗為戲謔的口吻可以看出時人眼中的老鼠肉確是脫離于日常飲食的一種另類珍味，這種以蜜喂乳鼠的食用方式一直延續(xù)到近代。至于說東坡食鼠的軼事，也被作為飲食文化史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所征引，日本學者篠田統(tǒng)在《中國食物史》一書中就曾多次提及，該書也提到了東坡詩文中另一種類的鼠肉菜肴，名曰“竹”。這道菜的食材似乎就是今天南方如福建等地區(qū)所食之竹鼠，為另一品類。明代李時珍對這些用作食材的鼠類有所區(qū)別：

（鼠）……嶺南人食而諱之，謂之家鹿（集解）……惠州獠民取初生閉目未有毛者，以蜜養(yǎng)之，用獻親貴。挾而食之，聲猶唧唧，謂之蜜唧。

竹，食竹根之鼠也。出南方，居土穴中。大如兔，人多食之，味如鴨肉。

土撥鼠，生西番山澤間，穴土為窠。形如獺。夷人掘取食之。

第一種大概即是普通老鼠，當時的嶺南人因為食用的習慣而不愿直呼其名而謂之“家鹿”，這里所引“蜜唧”的記述自有參考其他文本的成分，不過被記述的食用者卻縮小到“化外之民”的群體上。第二類即竹鼠，“大如兔”的記述與今天竹鼠的肥大外形對應得上，其“出自南方”的事實亦與今天相符，而味道的記載每個文本又有自己的說法。第三種老鼠是后文要提到的“塔剌不花”，有多種音譯名，所謂“夷人”當指北部、西北部的游牧族群。

竹鼠

綜上，這些鼠種的確在一些地區(qū)被持續(xù)食用，而亦為明清時期的文獻中所常見——前引《中國食物史》中便提到了萬歷中葉之后所出的一本《益部談資》里記有四川出產(chǎn)“竹”之說，這也為康熙年間屈大均所作《廣東新語》中的記載所證實。其他材料也表明這一時期云南、四川所產(chǎn)的“竹”被看作珍物為部分人所喜食。這一特產(chǎn)分布于西南地區(qū)應是古已有之，如明人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就提到過“云南蜜唧”這一特產(chǎn)，而稍早于張岱的王臨亨在《粵劍編》中亦有粵人食鼠的記敘（《粵劍編》卷二《志土風》謂“舊傳粵人喜食蜜唧”，當然這也可能是作者自書中所得的傳聞）。及至清代，關于這種輾轉(zhuǎn)流傳的言說出現(xiàn)了更為具體詳細的文獻記錄，如方濬師在《蕉軒隨錄》卷五“食鼠”條中就條舉文獻并與其親身經(jīng)歷對照：“嶺南好為蜜唧，取鼠胎未瞬者飼之，以蜜饤之。筵上以筯挾取啖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見《朝野僉載》。嶺南人食鼠，號為家鹿。見《倦游錄》。予官嶺西，同年李恢垣吏部以番禺鄉(xiāng)中所腌田鼠見餉，長者可尺許，云味極肥美，不亞金華火肉。予究有所嫌，未敢入口也。”粵人對鼠肉的肥美極盡夸張，但吃不慣的人還是對此嫌惡，可見鼠肉已然成為一味極具地方特色的食材，亦成為外地人眼中不敢輕易嘗試之奇物。

清代人的記載中還出現(xiàn)囊括各地食鼠風俗的記錄，《清稗類鈔》中不僅有粵人食鼠的記載，另外還有北方以及西北方地區(qū)不同鼠類作為食材的相關描述：

粵肴有所謂蜜唧燒烤者，鼠也?；渴笊?，自毛長分許，浸蜜中。食時，主人斟酒，侍者分送，入口之際，尚唧唧作聲。然非上賓，無此盛設也，其大者如貓，則十之以為脯。

青海有鼩鼠，窟處土中，黃灰色，較家鼠身肥短，尾不及寸。上人有捕而炰啖者，加辣椒，味甚美。有游青海者嘗食之，謂實勝于粵人所食之鼠也。

黃鼠，產(chǎn)云中，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見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牡牝所居之處也。至秋，則蓄黍、菽、草木之實以御冬。天氣晴和，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惟畏地猴，縱地猴入其穴，則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時曾為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滴鯐r，山右人甚珍之。

這里記錄的“蜜唧”有了更多豐富的內(nèi)涵，除了唐代傳下來的飼蜜食法外，燒烤與風干也列入其中，不過就“大者如貓”的描述來看，所指很可能為竹鼠，故此條應是對鼠類食材的泛指。與之相關，清初人谷應泰記載了五嶺地區(qū)僚人食蜜唧的風俗，而這些僚人的生活狀態(tài)則是“好依深山積木居，射生為活，雜食蟲豸”。

概言之，當時類似狩獵采集經(jīng)濟狀態(tài)的部分人群保有食鼠的習慣，文獻中他們往往被當作“四夷”而與“華夏”相隔離，而“食鼠”便成了“夷夏大防”觀念下顯示非農(nóng)耕生計的特殊符號之一。再聯(lián)系前文史前時代捕鼠而食的例子，似乎可以推知在以農(nóng)耕為業(yè)前，東亞大陸居民的食譜范圍要比今人想象的廣泛很多。反過來，隨著農(nóng)耕的擴張，食鼠作為普遍的習俗已然消失，但仍然保留在部分地區(qū)，尤其是游牧區(qū)與山區(qū)的原住民生活中。而上所提到的北方和西北游牧地帶人們所食用的（宣化）黃鼠，其實是當?shù)厝藗円环N由來已久的飲食風俗——據(jù)元天歷三年（1330年）成書的《飲膳正要》所示，元代有兩種老鼠用作食材，一為黃鼠，一為土撥鼠：

塔剌不花，一名土撥鼠。味甘，無毒。主野雞痿瘡。煮食之宜人。生山后草澤中。北人掘取以食，雖肥，煮則無油，湯無味。多食難克化，微動氣。

黃鼠，味甘，平，無毒。多食發(fā)瘡。

此類老鼠為中國北部與西北部游牧人群的食材，塔剌不花（土撥鼠）生存的“山澤”環(huán)境與藥用法與《本草綱目》記載吻合，此處還詳細記錄了其味旨與副作用，故推測其為元明時期西北地區(qū)，尤其是草原上的人們捕獲而食。黃鼠，據(jù)《清稗類鈔》是今山西河北一帶的土產(chǎn)，《飲膳正要》的譯注者在注釋中也指出在金、元時期，黃鼠被用羊奶飼養(yǎng)而專供皇帝食用。

不僅在北方與西北，南方海島上一些采集兼農(nóng)耕的民族也有捕捉老鼠的習慣，如海南島的本地黎幾乎家家都捕鼠，種類達數(shù)種。如今在西藏林芝的察隅地區(qū)，當?shù)厝诉€有著烤食鼠類（似為竹鼠）的飲食習慣。

放眼世界，太平洋上新幾內(nèi)亞地區(qū)的僧巴珈人以當?shù)夭东@的多種鼠類為食。這些民族志材料似乎都可以間接說明上古時期人們食鼠的風俗，只不過由于后來農(nóng)耕經(jīng)濟的發(fā)展，食鼠的習慣只殘存在個別地區(qū)和群體上，隨之因為老鼠偷食糧食的習性，其本身也被逐漸污名化。到了當代，現(xiàn)代飲食文化與生物學知識的普及，老鼠作為傳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熱等傳染病的宿主，更為人所厭惡，在中國則成為“四害”之一。食鼠這一行為，絕大多數(shù)人本能地會加以排斥，更不會想到它曾是先人的食材之一。

四、余論：我們該如何看待過去？

食鼠的習俗已遠離絕大多數(shù)國人，學者亦然。當遇到考古發(fā)現(xiàn)的褐家鼠遺骨時，便不假思索地提出“后期侵入說”作解，而沒有停下來稍加思考。“以今度古”是大家習以為常的思考方式。

不過，對于以研究“過去”為對象的史學與考古學而言，則必須要將這些慣常的思維方式“懸置”起來，才能進入過去。否則，會犯下無數(shù)與此相類的錯誤——如在另一篇陜西地區(qū)動物遺存的研究中，作者就又得出相近的結(jié)論：“鼠類是穴居動物，有可能是遺址廢棄后后期侵入的，即便是當時的，也不大可能用來作為肉食，因此不予考慮?！笨此浦皇钦麄€研究中的細枝末節(jié)，但背后的思維方式卻不能不警惕。

八十多年前，英國史學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將這種“以‘當下’作為準繩和參照來研究過去”的思維方式概括為“輝格式史學”，這種史學的特點之一就是“站在20世紀的頂峰，并且從他所處時代的觀點來組織歷史圖式”，這樣以“當下”作為參照系便使研究者“必然會認為他的工作要求他關注過去與現(xiàn)在的相似之處，而不是關注相異之處”。結(jié)果是產(chǎn)生認識上的謬誤，其“來源于歷史學家將史實從歷史情境中抽離出來而做判斷的實踐，亦即，來源于歷史學家以今為鑒來衡量和編纂歷史故事的實踐”，其背后的思維方式“不僅僅是輝格派的專利”，而是“所有歷史學家都有可能陷于其中的未經(jīng)反省的思維習慣”。更早以前，恩格斯便討論過在“按歷史順序和現(xiàn)今結(jié)果”來研究歷史問題時，要認識到相似的情況也因社會歷史等條件不同而有差異，“情況的重復是例外而不是通例”，“由于歷史材料不足，甚至永遠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誰要以真正的、不變的、最后的終極的真理的標準來衡量認識，那么，他只是證明他自己的無知和荒謬”。同樣，“輝格式史學”的特點也被當代學者形象地概括為“倒放電影”“結(jié)果驅(qū)動（result-driven）”的視角等，所有類似的理論反思，皆強調(diào)了站在今天或結(jié)果的立場上回望過去所存在的陷阱與局限。

反思“漢景帝不吃老鼠”這一后見之明，不僅僅是去糾正對考古發(fā)現(xiàn)的誤解，更是提醒學者“以今度古”的慣性思維可能導致的認識偏差。這既是對今天行為與思考邏輯的相對化，也是對古人行為與思考方式的尊重，亦是對當今不同群體行為、生活乃至思想的一種尊重。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9年第10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