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冊丹書，總留下許多遺憾。劉備曾說“伏龍、鳳雛，二者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但鳳雛龐統(tǒng)卻僅幫劉備取了益州，就過早逝去，沒有施展出全部抱負。

魯肅曾寫信給劉備推薦龐統(tǒng)：“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后來陳壽也在《三國志》中，將龐統(tǒng)與曹魏荀彧、郭嘉、程昱等相比，”擬之魏臣，統(tǒng)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但同時，也存在著貶低其人的觀點。同隨劉備入益州的荊州從事張存，曾評價龐統(tǒng)：”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罢J為龐統(tǒng)計策有失光明正大。劉備當時正為失去龐統(tǒng)而痛惜流淚，哪會聽進去？他盛怒之下，將其免官。

實話說，龐統(tǒng)的名氣有演義一份功勞?？陀^來看，他的才能，是否真的可與諸葛亮、荀彧相比？筆者認為尚差一籌。本文試分析龐統(tǒng)為劉備謀取益州時的幾條策略，探究其消極影響。其實，龐統(tǒng)的策略不僅損害了劉備集團的政治基礎，使后來的諸葛亮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來修補益州人士的信任，更是讓盟友孫權(quán)對劉備的信任也蕩然無存，其政治代價是高昂的。

密謀三策

龐統(tǒng)獻第一條計策，是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劉備與劉璋涪城之會期間。益州牧劉璋以討張魯為名，邀請劉備入蜀。劉備軍遂沿長江行至江州，最后在涪城與劉璋相會。涪城之會，場面盛大，“乘輿帳幔，精光耀日”，但在這背后，詭詐機變，暗流涌動，不下當年鴻門宴。龐統(tǒng)與蜀中張松等建議趁大宴機會，擒住劉璋，益州可定。劉備以“初入他國，恩信未著“理由拒絕。

劉備在這件事的決策上，比龐統(tǒng)多了一層政治上的顧慮。劉璋與劉備涪城相會，是有防備的，史載“璋率步騎三萬余人”，而在涪城之會后，劉璋將白水關諸軍歸劉備節(jié)制，劉備合軍才三萬人，論軍事力量，并無十足把握，如果未收人心，貿(mào)然翻臉，以幫忙為名卻行鳩占鵲巢之事，真的能使人信服嗎？

劉備在葭萌關逗留了十個月左右，并不見行動，轉(zhuǎn)眼已到了建安十七年，他正面臨兩難，既無意北上，又對和劉璋同室操戈有顧慮，于是龐統(tǒng)獻上他的第二次謀劃。他將三個選擇擺在劉備面前：

• 一是選精兵星夜奇襲成都；
• 二是借口荊州危急，佯裝回程，劉璋部下高沛、楊懷必來送行，到時拿下二將，收其兵馬，進攻成都；
• 三是退回白帝城，聯(lián)絡荊州力量，從長計議。

古時謀士為主公謀劃大事，常會列出多種決策方案。如果只給出一條計策，等于是變相替主公做決策。上策往往預期回報最大，但是風險也很高。中策和下策未必最差，只是趨于保守。上策之險，在于自葭萌關奇襲成都，須經(jīng)過涪城、綿竹、雒城等幾處據(jù)點，很難保證行蹤隱秘，一旦暴露，前有堅城，后有強敵，且沒有正當理由，處境極為危險；中策雖能先解除白水關方向威脅，卻會使成都方面警覺，抵抗頑強。

在這件事上，作為最高決策者劉備，表現(xiàn)出了比龐統(tǒng)更老練的一層謀略：至少尋找了一個出師的借口。而龐統(tǒng)的思路，和當初勸其宴會上擒劉璋如出一轍，更多的是從軍事角度考慮，卻把主公置于無信無義的境地。

勸誘主公轉(zhuǎn)變思想

劉備的理由是：錯在劉璋，他請友軍幫忙，卻不保障后勤供應，吝嗇之極。當時曹操正準備征討孫權(quán)，孫權(quán)呼劉備自救。劉備借口荊州關羽危急，向劉璋請求增補一萬人兵力以及許多糧草軍械。劉璋方面的答復是，只給兵四千，物資方面都打五折處理。劉備遂大怒，激勵士卒說：“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于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zhàn)，其可得乎！“

可是細細想來，劉備借兵是解救自家的危難，為什么要劉璋來充這個冤大頭？劉璋請劉備是為了幫助他討伐張魯，但是劉備在葭萌關十個月，未有寸進，而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開始為自己造勢了。何況據(jù)《蜀書·劉二牧轉(zhuǎn)》記載，劉璋先前對他待遇優(yōu)厚，“車甲器械，物資甚盛”“前后贈遺以巨億計”，哪里有招待不周之處？劉備如此說辭，當真是欺劉璋老實憨厚了。

在后來攻打雒城期間，劉備又鼓動法正等人對劉璋發(fā)動政治攻勢，勸其投降。法正在信中這樣勸他昔日的主公：“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背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毖韵轮?，倒是劉璋身邊諸將不識明主，違背信義，意氣用事，實在缺乏遠見，沒有為國家大計考慮。對于當下為什么為發(fā)生宗室相殘的局面，法正含糊其辭，給不出一個像樣的解釋。

法正、龐統(tǒng)在取川戰(zhàn)役中功勞巨大，所以劉備不容他人詆毀。同時，他的思想也因龐統(tǒng)的話而慢慢發(fā)生轉(zhuǎn)變，從逃亡江夏時攜十幾萬老幼同行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一個更務實的政治老手，就像影視劇中諸葛亮說的：“我們的主公，已經(jīng)成為真正的君王了?！?/p>

入川前劉備，本來還有猶豫，他對龐統(tǒng)表達了自己以信義立世的態(tài)度，問他：“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龐統(tǒng)則開導他：“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p>

在《資治通鑒》記載中，司馬光把原裴注引《九州春秋》的“吾所不取”改成了“奈何”，表示劉備猶豫了，更符合此時心境。龐統(tǒng)說的“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觸碰了他心中的痛。荊州劉表的舊事使他開始懷疑，以前所恪守的仁義能為他換來什么。他終于說服了自己，找到了入侵者的邏輯：天下歸有能者居之。守不住，不如把你的資源土地交給我，我還能完成更偉大的事業(yè)。

政治成本高昂

劉備圍攻雒城，時間長達一年。到建安十九年夏才攻破（214年），而后進圍成都。由于對劉備的不義舉動不認同，成都軍民竟爆發(fā)出強烈的抵抗意志。劉璋迫于壓力，不忍百姓再遭涂炭，決定投降。期間劉備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

首先是軍事方面的損失。孫權(quán)曾派呂岱領兩千軍幫劉備討張魯，暗中探看虛實。呂岱在情報中這樣描述劉備攻雒城的情形：“備部眾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辈軤I方面甚至傳言劉備已死。期間，龐統(tǒng)也在率眾攻城時中流矢而卒。

其次是政治基礎的損失。劉備集團的高層在向民眾宣傳過程中，反復散播的是一種天命的思想，漢室雖為曹氏所竊，但天命并未轉(zhuǎn)移，還有我劉皇叔來延續(xù)，占據(jù)益州只是一種臨時狀態(tài)，全州百姓都要和他一起綁在北伐的戰(zhàn)車上，時刻要打出復興漢室的旗幟。

但他的實際作為卻讓巴蜀本土士民并不認同。《華陽國志》曾記載，劉備領益州牧時，蜀中人李邈任從事。曾當面對劉備說：“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無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崩铄愕脑挷铧c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后來是諸葛亮苦苦求情，他才幸免。

還有一批人，他們精于易經(jīng)圖讖之學，把自己的不認同通過預測讖語表達出來，在不經(jīng)意間改變著人心向背，嚴重損害了蜀漢政權(quán)合法性的基礎，出名的有譙周、張裕、杜瓊等人。

比如，張裕就曾在214年劉備取川時預測“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間當失之。”張裕最終由于散播不當言論被殺。而譙周的消極言論，就比較隱晦，他在劉備稱帝時是勸進的，但私下卻議論，說劉備名字中的備，等于“具、完”，兒子叫劉禪，連起來可以解釋為劉氏歷數(shù)已盡，該禪讓給他姓了。在客籍集團掌握主流輿論的時期，這些看似荒誕的只能是一股暗流，代表著本土人士他們消極的抵制，但是在蜀漢后期，這些言論散播到了朝堂，左右了公卿們的觀念。

對盟友信用喪失

劉備強奪益州的消極影響還遠不止此，他的政治信用也受到影響。劉備進城后，完全把勸劉璋投降時許諾的“禮其君而安其人”全忘了，而是將劉璋安置在荊州公安，形同軟禁。

同時，劉備對盟友孫權(quán)的政治交代也前后不一。先前，孫權(quán)方面希望和劉備共同出兵取蜀，劉備采取了主簿殷觀的意見，同意他們來分這杯羹，“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lián)T郡，未可興動”，孫吳礙于長途遠征，單獨伐蜀力量也不足。

劉備入蜀后，對孫權(quán)的說法是“備與璋托為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所以不忍奪同宗基業(yè)。孫權(quán)信以為然，曾派呂岱等佐劉備誘擊張魯，誰知他卻突然變卦，獨享了益州，孫權(quán)感到自己被耍了，大罵“猾虜乃敢挾詐也！”

惹惱了孫權(quán)的后果是，孫權(quán)派呂蒙進占長沙、桂陽、零陵三郡，迫使劉備延緩了攻漢中的腳步，被曹操搶先，而后劉備花了兩年多時間重奪漢中，此時已是219年5月，關羽失荊州前夕。孫權(quán)襲占荊州后，將劉璋父子重新掌握手里，封為益州牧，安置在荊、益交界處，劉禪即位后，孫權(quán)利用劉璋的兒子劉闡，不斷地煽動益州內(nèi)部反對勢力，使蜀漢在南中地區(qū)的統(tǒng)治不穩(wěn)。

我們現(xiàn)在回過頭看龐統(tǒng)，似乎這一系列決策失誤沒有最終造成政權(quán)傾覆，實是因為有諸葛亮在一直做著修補關系、重樹信任的工作。當時雍闿等人在建寧，不承認蜀漢，而歸附孫吳，是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平定南中；此時曹魏公卿華歆、王朗等人又對蜀漢展開和平統(tǒng)一攻勢，建議其取消帝號，舉國稱藩。是諸葛亮作《正議》予以回應，努力重建益州士人對復興漢室的信念。所以那段時期，真如諸葛亮所說，是“危急存亡之秋也”。

與諸葛亮相比，我們會看到龐統(tǒng)其人的局限，他并不曾以一種寬廣的政治視野來考慮全局。秦末時三老董公曾建議劉邦以為義帝發(fā)喪的名義號召天下諸侯，堪稱政治大手筆；三國時郭嘉為曹操獻十勝十敗論，荀彧也曾認為到袁紹在用人、決斷、賞罰、聲望幾個方面不如曹操，都是預見到了人心的力量。

而龐統(tǒng)，則更符合青年時“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最要，吾似有一日之長”對自己的定位。百里耒陽小縣不屑于治理，攻打雒城又不識地理，以一軍軍師親犯險境，最終隕落，行事作風略顯急功近利。他和曹魏的程昱、賈詡有些相像，偏向于籌畫奇策，但是在統(tǒng)籌全局，負責具體的事務上，達不到有“王佐之風”的諸葛亮和荀彧的高度。拋開演義中鳳雛先生巨大的光環(huán)，我們才能看到背后的一些真相。

參考資料：1、《三國志·劉二牧傳第一》

2、《三國志·先主傳第二》

3、《資治通鑒》卷六十六，漢紀五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