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騎士或男爵 , 以及對于王公本身 , 結(jié)婚是一種政治行為 , 是一種借新的聯(lián)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 , 起決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 , 而決不是個人的意愿。 在這種條件下 , 關(guān)于婚姻問題的最后決定權(quán)怎能屬于愛情呢？——恩格斯

恩格斯在他的論述中提出，王公貴族的婚姻，本質(zhì)上是和政治掛鉤的，是為了達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而運用的一種手段，既然是一種手段，必然無關(guān)愛情。

三國魏晉時期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動蕩時期，婚姻更是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成為了統(tǒng)治者的工具，且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形態(tài)，以適應政治形勢的變化。

接下來我們來細談——

從不拘身份到門閥婚姻，三國到兩晉的變化

對于三國時期的婚姻形態(tài)，用四個字概括就是——不拘身份。

我們先來看看三國幾位“大佬”的婚姻：

曹操：皇后為卞夫人，出身低微，“本倡家”，即賣藝為生；另外，曹操曾多次納寡婦為妾，包括張濟之妻鄒氏，秦宜祿之妻杜氏等；

曹丕：甄皇后，是袁紹的次子袁熙的老婆，乃是亡國之后的寡妻，而曹丕納之，并立為皇后；郭皇后，雖然祖氏長吏，但是家道沒落，由婢妾成為皇后；

曹睿：毛皇后，父“本典虞車工”，乃工匠之后；郭皇后，“本郡反叛，乃沒入宮”，是罪犯之后，更無門第可言；

劉備：甘夫人為劉備屯兵小沛時納的妾，應非名門之后；劉備稱帝后的穆皇后，也是寡妻，是為了鞏固政權(quán)而為之；

劉禪：所娶兩皇后皆是張飛之女，張飛一介武夫，無門第可言；

孫權(quán)：潘皇后，“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父親是罪犯，姐妹倆俱沒入織室。

以上是三國時期幾位皇帝的婚姻狀況，諸君主所立皇后，有倡家、婢妾、寡妻、侍女等等，全是寒門之女，毫無門第可言。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遲，一直到兩晉時期，這種婚姻形態(tài)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還是舉例來看。

先來看看西晉的情況：

司馬懿（宣帝）：妻張氏，曹魏粟邑令張汪之女；

司馬師（景帝）：妻夏侯徽，是夏侯尚的女兒，夏侯尚是曹魏貴族，官居征南大將軍；次妻羊氏，母親是東漢大學士蔡邕的女兒，蔡文姬的姐妹；

司馬昭（文帝）：妻是著名的王元姬，魏國重臣王肅之女；

司馬炎（武帝）：妻楊弘農(nóng)楊氏，為著名士族大家，東漢曾四世三公；次妻同樣是弘農(nóng)楊氏；

司馬衷（惠帝）：妻是著名的賈南風，是曹魏重臣賈充的女兒，賈逵的孫女兒；

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西晉的諸位皇帝里面，除了早期的司馬懿之妻張氏出身一般，其他幾位皇后全是出自名門世家，比起先前三國時期的皇后們，出身高出不止一個檔次。可見，門閥婚姻在西晉時期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

我們把時間繼續(xù)往后推，來看東晉的情況，此處我們僅舉孝武帝一例，就足以說明情況。孝武帝準備納皇后的時候，詢問諸位公卿的意見，其中兩位是這么回答的：

謝安：“若帝納后，有父者，唯廕望如王蘊乃可?！?/p>

桓沖：“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臣等參議，可...母儀天下。”

從這兩位當世權(quán)臣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在提到王家女兒的時候，首先提到的是王氏的父親，強調(diào)的是王氏的出身，只要是王氏家族的，似乎就能夠母儀天下。

在東晉時期，門閥婚姻已經(jīng)成熟，并達到了巔峰。尤其是皇室，婚姻對象全是門閥士族。

所以縱觀從三國時期到兩晉時期，王公貴族的婚姻形態(tài)是不斷變化的。從三國時期的不拘身份，到西晉時期門閥婚姻的初具規(guī)模，再到東晉時期門閥婚姻的頂峰，婚姻的形態(tài)逐漸由靈活走向凝固。

為什么三國時期能成為皇室婚姻形態(tài)的轉(zhuǎn)折點

那么問題來了，這種變化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三國時期又因何成為了這種變化的轉(zhuǎn)折點？

首先我們來解釋一下，三國時期的婚姻形態(tài)為什么呈現(xiàn)不拘身份的現(xiàn)象。

一、三國時期，婚姻的不拘身份，其實是兩漢時期婚姻形態(tài)的延續(xù)

僅舉幾例：西漢景帝的王皇后乃是平民之女；而大名鼎鼎的漢武帝的衛(wèi)子夫衛(wèi)皇后則是優(yōu)伶出身，到了東漢，情況也是如此，漢靈帝的何皇后，也就是何進他爹，是屠夫出身；漢獻帝的伏皇后更是“得由卑賤”；

二、兩漢時期外戚亂政嚴重，三國時期各君主避免重蹈覆轍

兩漢期間，即使多數(shù)的皇室婚姻講究不拘身份，但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外戚的勢力依然不可小覷。王莽篡漢就是最好的例子，東漢末年外戚和宦官的爭斗更是直接導致天下大亂；

三國時期的各位君主當然深知外戚亂政的危害，因此在婚姻的選擇方面就會盡量避免外戚的勢力過大，強大的士族門閥當然不會是首選；

三、東漢末年戰(zhàn)亂的影響和主流思想的改變

其實在東漢末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士族門閥的萌芽，奈何經(jīng)過黃巾起義和董卓亂政，新興的士族勢力在萌芽階段就遭到了巨大的沖擊。許多世代當官的人成為了農(nóng)民起義攻伐的首選，他們的子女也都在戰(zhàn)亂中逐漸凋零。

從思想上來看，隨著戰(zhàn)亂，大漢的統(tǒng)治分崩離析，主導漢朝兩百多年的儒家文化逐漸退居幕后，隨之而來的是玄學的興起，這些玄學名士素來放蕩不羈，當然也就不注重門第了；

這里順便就要提一下荊州和東吳的婚姻形態(tài)，相對于中原，荊州和江東在前期并沒有受到戰(zhàn)亂的太大影響，所以這兩個地方要比中原地區(qū)更地早出現(xiàn)門閥婚姻的萌芽。比如，劉表入主荊州時迎娶了蔡氏——荊州最大的士族；孫策入主江東時，則娶了江東喬氏，也是名門望族。

四、曹操對士族的打壓以及對不拘門第的推廣

曹操是宦官之后，士族門閥肯定算不上了，所以曹操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唯才是舉、不拘門第的社會。所以作為曹操對立面的士族群體，曹操當然不會給他們政治聯(lián)姻的機會了。

所以，綜上，三國時期婚姻不拘身份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必然性在于統(tǒng)治者的有意為之，偶然性在于戰(zhàn)爭對于門閥士族的影響。

了解了三國時期婚姻不拘身份的原因，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探討兩晉時期為什么會出現(xiàn)門閥婚姻了。

一、士族力量的崛起。

上文提到，士族群體在漢末萌芽之初就被農(nóng)民起義和董卓亂政打擊了一番，接著又被曹操沖擊了一次，奈何，三國時期的士族勢力強大異常，強大到當權(quán)者都被他們所左右。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這位被士族扶上臺的皇帝一登基就給士族們帶來了春天，那就是“九品中正制”，在這個制度下，士族完全把控了官員的選拔。

到了西晉，司馬家族為了得到士族的支持，對他們實行放縱和籠絡，于是“九品中正制”徹底成為西晉統(tǒng)治者的工具，門閥士族也徹底掌握了中國的政權(quán)，甚至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婚姻作為政治的工具，當然隨著門閥士族的崛起一起改變了，統(tǒng)治者為了獲得士族更多的支持，同時士族為了得到更大的權(quán)力，于是聯(lián)姻出現(xiàn)了，門閥婚姻就形成了；

二、社會主要矛盾的改變

從三國轉(zhuǎn)到晉朝，社會矛盾最大的改變在于從軍事斗爭轉(zhuǎn)為政權(quán)鞏固，鞏固政權(quán)是兩晉當權(quán)者的首要目標。

三國時期，殺伐不斷，朝不保夕，最重要的是資源的爭取，身份地位反而顯得不重要了。今天可能是士族，明天也許就是階下囚。所以三國時期婚姻的主題只能是資源，包括軍事資源、外交資源等。劉備和孫夫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因為外交走到一起，又因為孫劉決裂分道揚鑣。

到了西晉，鞏固政權(quán)變成了首要任務，由于西晉的政權(quán)本身就是在士族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所以當權(quán)者不得不向士族群體妥協(xié)，通過聯(lián)姻的方式去維護這種支持。

久而久之，士族勢力越來越龐大，到了東晉，門閥士族的勢力甚至凌駕于皇權(quán)之上，開啟了皇族與高門士族“共天下”的模式，而政治聯(lián)姻，就是這種模式的最佳紐帶。

所以，綜上，隨著門閥士族的崛起，以及軍事斗爭向政權(quán)鞏固的改變，門閥婚姻逐漸出現(xiàn)并迅速成熟，并達到巔峰。

三國兩晉時期，婚姻形態(tài)的改變，根源在于社會形態(tài)的改變，這個改變包含軍事斗爭到政權(quán)鞏固的轉(zhuǎn)變、門閥士族的崛起、以及社會主流思想的改變等等，這些改變逐漸地讓皇室的婚姻形態(tài)由不拘門第慢慢凝固成門閥婚姻。

總結(jié)

回歸到開頭，王公貴族的婚姻歷來都只是政治手段，不管是在三國亂世的資源爭奪時期，還是在兩晉的鞏固政權(quán)時期。

三國時期的婚姻形態(tài)看上去不拘身份，但是女性依然得不到自由，成為資源置換的“工具”。而到了兩晉，隨著門閥士族的發(fā)展，皇室的婚姻形態(tài)更是逐漸凝固成門閥婚姻，婚姻徹底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實乃時代之悲哀。

參考文獻：

《三國志》；

沈宏格《三國兩晉皇室婚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