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zhuǎn)載自公眾號半書房（ID：banshufang）

不久前，在溫州半書房的一次座談，北京十一學校副校長秦建云首次分享了學校課程變革中最真實的一面：沒有轟轟烈烈的開啟儀式，變革過程沒有順風順水，越是行至深處，越是如履薄冰。

他說，十一學校的變革是成功的，但十一學校的變革中沒有“成功學”。

聊遍全校老師，才找到變革的眉目

十一學校的課程變革是從聊天開始的。為什么呢？十一學校決定要做課程變革時，我這個課程院院長是個光桿司令。

當時我堅信一條：不管是學校的什么部門，一定要對老師產(chǎn)生幫助，要了解老師痛苦和難受的地方在哪里，要利用資源優(yōu)勢盡量幫助老師去擺脫痛苦。

半年下來，我進行了大約270多人次的聊天，把老師們反映的問題進行記錄、分類和統(tǒng)計。在梳理總結(jié)的過程中我漸漸明白，課程問題和課程分類問題是兩個層面的問題；我也漸漸發(fā)現(xiàn)，那些在嚴肅報告中看不到的、大大小小的事，反而能在輕松的聊天過程中找到。

當我們遇到困惑的時候去聊聊天，可能就輕松很多；當我們不知所措的時候聊聊天，可能就明確了方向；當我們老師和家長之間產(chǎn)生誤會之后，我們?nèi)チ牧奶?，最后會發(fā)現(xiàn)想法是一致的。

無論我去了哪所學校，這所學校一定要有咖啡閱覽室，要有聊天的機會。大家敞開聊，在他人的敘述中找到問題的解決辦法，就會對某個問題產(chǎn)生共識。

追著數(shù)學老師和主任磨課程體系

我在一線任教時就發(fā)現(xiàn)，其中一個最好的孩子，高一結(jié)束已經(jīng)在讀電動力學，上課的時候我特怕他撅屁股，只要他一撅屁股想說話，一定是我講出毛病來。但一些孩子就不是這樣，你講完了問他明白了嗎？明白。回去做題又全都不對。

幾乎每所學校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學生學習層度差異無法解決，統(tǒng)一教學使學生無法主動學習和自己學科水平關聯(lián)度更大的內(nèi)容。

老師們也很糾結(jié)，不可能不照顧后面的孩子，可是一旦把精力都傾注在這些孩子身上，那些更好的孩子就無法得到更好的培養(yǎng)。

這個問題靠課堂解決不了，必須從學校層面解決，走到比課堂更高的一層——課程。

一開始，我找到數(shù)學學科主任幫忙，他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拉完體系。交給我的時候，他是憋著氣晃著腦袋的。

“我不是很滿意。”

“為什么？”

“你這個事吧，按這么來前面的孩子照顧不了，但你要是改到前面的孩子行了，后邊的孩子就廢了。”他覺得他這東西是個半吊活。

后來我又找一個剛畢業(yè)兩年的數(shù)學博士幫忙做一個數(shù)學課程結(jié)構，不設要求，怎么有價值就怎么架構。他兩晚上就把體系做出來了，而且是一個從沒見過的數(shù)學課程結(jié)構。我覺得眼前一亮，拿去找數(shù)學學科主任問他怎么看。他看完就勃然大怒：“這樣的一個課程體系，如果給孩子們，孩子們不就全毀了嗎？除了前面那些好一點的孩子，后邊的孩子都不行。”

我又拿去問學校的數(shù)學老師，他們也都持反對意見，還給了個數(shù)值估算：這樣一個課程體系雖然好，四分之一左右的孩子能適應，四分之三的孩子都不行。

不過對我來說，這些話意味著我的想法實現(xiàn)了一部分——能幫到前面的孩子。

接下來，我又去拜托數(shù)學學科主任把課程體系進行修改：前四分之一你不要管了，針對另外四分之三的學生寫一個體系。

這個體系一個星期就出爐了。拿著兩份體系，我生出了第一個念頭：建立學科分層課程體系。不讓這些孩子在一起學共同的內(nèi)容，讓他們分開，學習和自己關聯(lián)度更高的內(nèi)容。

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

取消行政班、砍課、不許拖堂

一般認為：十一學校的老師素養(yǎng)那么高，當做出一個決定，一定是歡呼叫好。

事實上，從來沒有，不如意更多。阻力是變革最大的困難：那么多的聲音，招呼不過來，怎么辦？只能分解，一點一點來。

當我提出分層的時候，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怎么分？如果是把好孩子弄一個班，普通的孩子弄一個班，那不就是原來的實驗班和普通班嗎？

我們先選取了三個行政班，讓數(shù)學老師從里面推薦能上層次較高數(shù)學課的學生，然后是物理老師，語文老師。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數(shù)學老師、物理老師推薦的孩子們，絕大多數(shù)不在語文老師給出的名單上。

以前，以數(shù)學為基礎來做實驗班和普通班的時候，語文不改；反之，數(shù)學不改。但在新的分層體系中，該怎么辦？

我組織老師們分析行政班的優(yōu)、劣勢，分析新的體系對原來體系的優(yōu)勢是否有嚴重弱化了。在琢磨、研討和頭腦風暴中，達成“現(xiàn)有行政班體系弊大利少”的共識，這才使得變革工作的心理安全得以保障。

和老師們討論的過程中，我們還發(fā)現(xiàn)，班主任體系出現(xiàn)一個重大的問題：壟斷。班主任把德育工作壟斷了，其他老師遇到問題只作通報，最后還是要班主任出面解決。

班主任以這種形式陪伴學生，更多是基于權力的管理，這種局面背離了全員德育，也一定會背離真正的教育。教育是人和人的影響，影響孩子的人越多，他所受影響的客觀性和全面性就越能得到保障，孩子就不容易偏激。反之，就會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這時，我有了一個想法：徹底取消行政班，只剩教學班。一旦走起來，數(shù)學就按數(shù)學的名單去分，語文就按語文的名單去分，各按各的。

我把那些在聊天的過程中感覺有想法的人聚集起來，成立一個組，一起來探討分層分類的資源體系，然后就這么干起來了，沒有轟轟烈烈的開啟儀式。

而當我把年級重新配備的老師拉到賓館去閉關做資源時，各個學科老師都還在問，我們干什么？怎么干？我只做了方向性引導，不對內(nèi)容做評判。艱苦了20天，才終于完成第一個資源。

資源是完成了，但挑戰(zhàn)才剛剛開始。矛盾和難處都現(xiàn)實地擺在那兒。

雖然老師們總說“我們不能占孩子那么多的時間，應該把時間還給孩子”，實際上幾乎沒幾個學校的主科老師的課時在國家標準內(nèi)，體育藝術的課時都給數(shù)理化了，而一旦開始砍老師的“課時”，老師們就不樂意了。因為那是資源，人對資源的占有欲是天生的。

但這樣的現(xiàn)狀注定了我們的教育一定是低效的。在相同的時間里完成更多工作，這叫效率。時間壓不下來，永遠不叫高效率。所以，要高效，就得把老師的課時給砍了。

為了把課時談下來，我是擺出“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面對僵局不退，行動策略上甚至連“挖墻腳”的本事都用上。

我找每個學科跟我關系不錯的“大佬”們，沒得商量地告訴他們：下次再去你們學科組談砍課時，你必須站起來幫我說這幾句話：

一、別嚷嚷，他是鐵了心，跟他嚷嚷沒用；

二、砍就砍吧，反正他砍了我們也沒給別人，因為都砍了；

三、我們試試，不行了，再要回來。否則我們就不是朋友。

等我再去談課時，大家還嚷嚷，幾位大佬就咳嗽一聲，然后都是這三句話。其他人也說不出話來，事情就這么通過了。

唯獨我任教的學科物理沒通過，有意見的人直接找到了校長。校長就找到了我。但我要是給了校長面子，所有學科全部退回去。我只能放出“絕情話”，不給自己任何退路：我40節(jié)，他48節(jié)，我要教的比他差，聽他的；我要沒比他差了，他聽我的。校長一聽，還是通過了。

課時砍完了，老師們極其珍惜上課的每一分鐘，但也生出了新問題：出現(xiàn)了大量拖堂現(xiàn)象，下死命令也無效，怎么辦？這需要新的解決思路。

我們賦予學生權力，打下課鈴立刻離開教室不違規(guī)。拖堂問題就這么解決了。

2011年，我們著手變革時，還有很多老師擔心家長不會同意。

當初我有一個判斷，對中國教育認識最落后的恰恰是搞教育的。在中國，對教育理解最好的是學生，然后是企業(yè)，其次是社會，最后是教育自身，做這樣的事情，家長不會有多大的阻力。果不其然，家長其實很支持。

變革要有搭上自己一輩子的覺悟

真實的北京十一學校的變革不是“把準備工作弄好，然后一二三開戰(zhàn)”，沒有大家想象中的“動員工作”，也沒有成功案例中提到的“教育理論”。一切有價值的變革都伴隨著讓你難以承受的風險，甚至于是把自己的一輩子毀掉的風險。

當時我和李希貴校長緊張到有個約定：不能同時離開學校。我倆還喜歡溜達，就是為了消除自己的恐懼心理。這就是十一當時的變革的真實情景。

中國做教育的人，有不懂分層、分類、個性化的嗎？沒有。但為什么干不起來？很多人只想過平平靜靜的日子。教育的變革從來就不簡單，但教育的變革從來都不能停，怎么才能做好這件事情？我覺得就是對教育的擔當。

當看到孩子們得到了高分數(shù)，卻造成了諸多終身遺憾的時候，我們必須去想一個辦法，既不讓他丟掉高考，還盡最大限度緩解負面影響。

我崇拜希貴校長的唯一理由，也是他的“擔當”。萬一捅了婁子，大不了我卷鋪蓋走人，但他跑不了，校長是第一責任人。他下決心去做，放開手腳讓我去做，就是他的擔當。也因為這種擔當，十一學校的變革在客觀上為中國的基礎教育轉(zhuǎn)型提供了大量實踐樣本。

把最重要的事捋捋

一個一個從系統(tǒng)的角度來解決

—— 十一學校變革的精神源頭在哪里？是什么讓你們有了選擇和行動的勇氣，為什么會是這樣一種行動路徑？

—— 關于擔當和情懷。農(nóng)村、山區(qū)的校長也很想為當?shù)睾⒆拥某砷L貢獻自己的才華。我們也希望回去有所行動，但是面對現(xiàn)實卻感覺無從下手。農(nóng)村的學校要師資沒師資，要條件沒條件，要資源沒資源，要生源沒生源，我們?nèi)绻兏?，如果也要借鑒十一學校的思想、思路，切入點或突破口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