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景泰八年正月二十日,這是“景泰”作為大明的年號以來,被天下萬民使用的最后一天。 巍峨恢弘的承天門外,三法司、五府九卿衙門、錦衣衛(wèi)各堂上官、以及科道言官齊聚當廷,眾人臉上肅穆蕭殺,各懷心思的注目著廷下所站的十余“人犯”。 這些“人犯”當首的老人寒霜傲骨,氣稟剛明,乃是有保全社稷功勞的少保于謙。其他各人如大學士王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也都是當朝重臣。 正月十七日,徐有貞、石亨等發(fā)動了奪門政變,擁立太上皇朱祁鎮(zhèn)復位。當日在午門外宣諭完上皇登位詔書后,如狼似虎的官校立即就逮捕于謙和王文下錦衣衛(wèi)獄。 徐有貞和石亨給于謙、王文羅織的罪名是,勾結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王誠、舒良等圖謀迎立外藩入繼大統(tǒng)。隨即在十九日,徐有貞、石亨等又唆使言官彈劾陳循、江淵、蕭镃、商輅等黨附于謙,朋比為奸,禍亂朝綱。重新登上帝位的英宗皇帝將幾人如數(shù)下獄,令群臣當廷雜治問罪,這便有了二十日開頭的一幕。 附庸石亨等人的御史言官,急于表現(xiàn),一個個摩拳擦掌,義憤填膺,紛紛抨擊于謙、王文等意欲迎立襄王來京,行大逆不道之舉,按罪應凌遲。 面對無中生有的指控,內閣大學士王文析折條辨,并指出迎復外藩之罪的最大漏洞: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事之有無,稽此可知。 按照明制,藩王無詔不得進京,要想召請藩王,流程上就相當繁瑣,需要尚寶、印綬諸司內官依旨取出秘藏的親王金符,交予宣旨之人赴封地與親王所存另一半金符核驗無誤后。藩王方才能奉詔進京,不然無金符信物擅自離開封地,等同謀反。因此但憑金符取出難度,就不是于謙和王文能輕易辦到的。況且那時金符仍在內府,迎立藩王一說無從談起。更何況遣使還要兵部車駕司發(fā)給馬牌,方才能夠使用驛傳往來,有沒有人去召襄王,一查便知。 此言一出,眾御史登時語結。 于謙俛首不辯,環(huán)顧廷上袞袞諸公不屑道:辨也死,不辨也死,朝廷赦得我,眾人亦不肯。 作為主審的都察院右都御史蕭維禎大為慚愧,尷尬道: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前軍都督府右都督張軏,對蕭維禎的話大為不滿,所謂事出朝廷不就是告訴天下人,是朝中有人要治于謙等人的罪嗎?作為奪門政變的主要策劃者,張軏得為這次廷審定下調子。 張軏瞪著蕭維禎道:此輩自犯,如何謂出朝廷?蕭維禎沉默不答,同審的刑部右侍郎劉清想要分辨,卻被張軏怒斥:看你這等臉嘴,也不是這才料。 如今所謂的奪門功臣們,其勢正張,在場百官無不阿附諂媚,皆不敢拂逆張軏之意,開始大肆詆毀于謙等人,至于冤枉了忠臣?不存在的,君不見南宋岳飛之事乎? 徐有貞最后給出了絕妙的借口:事雖傳聞,情實顯著。前有“莫須有”,今有“事雖傳聞,情實顯著”,罪名承不承認不重要,朝廷認為你有罪那便在所難免。 正月二十二日,天空陰霾,晦暗不明,在英宗正式遣使祭告太廟陵寢,改元天順的第二天,欽命斬于謙、王文于西四牌樓下,一代名臣終將一腔熱血灑向了他保衛(wèi)過、摯愛著的土地上。 歷史留給了后人無限的嘆息,我們在感懷之余,不禁審問,于謙怎么就成了政變的犧牲品,而王文也因何遭此厄難? 千古冤案殺害于謙、王文絕不是政變集團臨時起意,正如徐有貞對英宗皇帝道:若不至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凡事講究個師出有名,這是國人古來已有的傳統(tǒng),奪門政變,從法理上講還是有些瑕疵的。 當初英宗失陷土木,郕王臨危繼位,雖也不符合正常的皇權交接程序,可事急從權,后來也補上了英宗的退位詔書,這讓景泰帝成為了大明朝野認可的合法君主。彼時景泰病重,雖無子嗣為儲君,可按照祖制禮法,下任皇帝無論是誰也應是景泰皇帝欽定才是。可偏偏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貞等趁亂發(fā)動了政變,迎復英宗復辟,讓大明的皇位傳承再起波瀾。 所以徐有貞、石亨等人為了給此次政變披上合法外衣,自然要攛掇英宗皇帝替奪門正名,這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早在奉天殿外登位當天,英宗看著錯愕的群臣就曾宣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仍舊用心辦事,共享太平。群臣是想要確立新君,但不一定都屬意太上皇,這時候人心不定,英宗如此這般說,既是給群臣認可自己找臺階下,也是給自身復位找合理的借口。 群臣在經(jīng)過短時間的不知所措后,都開始接受了太上皇的說辭,皆呼萬歲朝退。景泰不豫,英宗復位其實也是不錯的選擇。至少可以安定社稷,朝中重臣諸如王文、胡濙甚至于謙,都默認了這個事實。所以若以此大勢觀,其實英宗那事的合法性還是毋庸置疑的。 在退朝后,英宗擺駕文華殿,命徐有貞入閣,協(xié)助首輔陳循草擬即位詔書,安定中外人心。中午時便在午門上宣示詔書,稱:當今皇帝不豫,四日不視朝,中外危疑,無以慰服人心,再三固請復即皇帝位,朕辭不獲,請于母后,諭令勉副群情以安宗社,以慰天下之心。 說辭雖然冠冕堂皇,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景泰帝病危,總得有人主持朝政吧。太上皇曾為君十四載,作為先帝宣宗欽命的繼承人,從各方面來說都是合理的皇帝人選,這也是短短半天時間內,大明中央衙署都普遍接受英宗復位事實的主要原因。 但也就在半天時間內,英宗原本共享太平的態(tài)度登時大變,當場就逮捕了于謙、王文。這中間當然不會是英宗眼看人心順服,便立刻翻臉的緣故,筆者認為更多的是石亨、徐有貞勸說造成的。 正如前邊所論述的那樣,英宗繼位雖不合規(guī),但絕對合法,他沒必要殺于謙,只需籠絡好于謙等重臣,天下不是更容易歸心嗎? 可壞就壞在,這樣并不符合政變集團的切身利益,若是于謙為首的老臣在朝,哪有他們這些投機者晉身的余地? 所以徐有貞、石亨等需要清除景泰朝的老臣,為他們掌權鋪平道路。而他們原本在朝堂的話語權并不大,要想快速站穩(wěn)腳跟,殺人立威便成必要的首選方案,這也是在奪門之前便有的打算。 既然確定了要殺人立威,殺誰也是有講究的。首先這次迎立計劃中石亨、張軏等武將是主力軍,當然不能動殺武臣勛貴的心思,那唯一可以任他們宰割的只能是文臣。文臣按照官位排序,六部堂官中以王直、胡濙、于謙為尊,內閣大學士則以陳循、高谷、王文為主,所能起到立威效果的,也只能從這幾人中選。 先說王直和胡濙,都是五朝元老,在朝中左右逢源,才干不一定最高,但人緣絕對第一。兩人為官數(shù)十載,門生故吏遍天下,殺他們效果好是好,卻可能引起文官們的抱團反抗,政治成本太高。而殺陳循也是同樣道理,作為首輔,長袖善舞,調和內外,本身在朝廷上下的影響力就大。政變集團可以后續(xù)彈劾貶謫他,唯獨不能率先殺他,朝中輿論干擾會很大的。 從私人恩怨上講,于謙為人太過正直,一心為社稷,他曾呵斥過徐有貞南遷之言,從而導致徐有貞成為朝內笑柄,數(shù)年不得升遷。而對于于謙親手提拔的石亨,在京師保衛(wèi)戰(zhàn)后,石亨獲封侯爵。為了討好于謙,曾上疏景泰帝,恩蔭于謙之于冕,但被于謙拒絕。還道:“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而獨薦臣子,于公議得乎?臣于軍功,力杜僥幸,決不敢以子濫功。”石亨大恨。 徐有貞和石亨都對于謙有私怨,殺他兩人都是贊同,況且于謙“視諸選耎大臣、勛舊貴戚意頗輕之”。于謙雖然被誣陷,可憑他孤直的性格,也根本不會有大臣開口替他辯解。再者說,當初英宗被也先挾持叩關,于謙嚴令守將禁閉城門拒不迎奉。這套社稷為重,君為輕的做派,難道英宗心里就沒有絲毫芥蒂? 再說說王文,《明史》形容他為“面目嚴冷”,“然中實柔媚”。也就是說王文,為人太過嚴苛,但他不像于謙表里如一,實際心中有機謀算盤。曾在科舉中為子孫謀利,私節(jié)還是有虧的,以至于獲罪被殺后“人皆知其誣,以素刻忮,且迎駕、復儲之議不愜輿論,故冤死而民不思。” 殺王文這樣的重臣當然也不會引起百官反彈,反而起到極好的震懾作用,為政變集團張勢。因此算來算去,只有于謙和王文官職既高又能殺之立威。 更重要的一點,王文和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王誠,關系密切,約為兄弟。構陷王文,不但可以將司禮監(jiān)牽涉進來,一網(wǎng)打盡,還能構成清晰的罪名鏈,于謙和王文勾結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企圖迎立藩王入繼大統(tǒng),雖然是誣告,可至少看起來像那會事。 所以綜上所述,徐有貞、石亨等選中于謙和王文作為這次政變的犧牲品,是最有利他們快速掌握朝中的大權的不二選擇。 最后一點,殺害于謙是政變集團的訴求,但最終拍板的卻是英宗皇帝。史書上說英宗對殺害于謙是有悔意的,這點雖說有替英宗遮掩之嫌,可筆者認為也是符合史實的。 正月二十日,百官會審的結果就已經(jīng)呈遞英宗,直到兩天后,英宗才下定決心將于謙等處死。不能不說,英宗在這兩天內是猶豫不定的。于謙有大功,磨殺不掉的,悍然殺害是否得當,也是英宗考慮的問題。 土木大敗,英宗只身被俘,此等污點讓他在復辟后面對朝臣時,難免不自信。本來可以清晰看透的朝局,也在英宗皇帝眼里變得迷蒙、多疑起來。徐有貞、石亨的游說,偷換了概念,將英宗登位的法理變成,為阻止于謙等謀立外藩亂祖宗法統(tǒng)而不得已發(fā)動的。這樣一來其實是英宗自己在否定原來已有的合法性,反倒讓政變集團有了潑天大功。 沒有認清局勢,陷入徐有貞、石亨等人邏輯陷阱的英宗,在發(fā)現(xiàn)并沒有太多人替于謙爭辯,便同意處死于謙,替“奪門政變”正名。 幾個月后襄王來朝,英宗發(fā)現(xiàn)于謙等迎立襄王乃無稽之談,漸漸回過味來。之后幾年又有李賢等人不斷替他分析當時局勢,才使英宗恍然大悟,在處理完曹石之亂后,英宗也自下罪己詔,徹底否定了當初的奪門政變。 只是英宗一生,先是寵信王振,又有土木之恥,復位之后冤殺忠臣,濫用石亨等禍亂朝政。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顏面盡喪,威嚴掃地。他已經(jīng)沒有勇氣再承認戕害忠貞的事實,所以終天順一朝,未能替于謙翻案,直到其子朱見深繼位,才以“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為于謙平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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