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英宗復辟后明朝高層官員隊伍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動，內閣成員五人（時內閣共有陳循、高谷、王文、蕭磁、商輅五人）全部被清理出去，六部及都察院的九個一號人物（時吏部王直和王翱并任尚書，都察院蕭惟禎和李實分別任左、右都御史，加上其余五部尚書，故為九人）也都得到了不同的處理，其他諸如侍郎、副都御史等被替換的更是不計其數。總之，朝堂之上上至閣老、七卿，下至御史、給事中都“為之一新”。這場因奪門而引起的中央高層官員“大地震”其變動幅度之大、影響范圍之廣，在整個明朝歷史上都極其罕見其變動的原因不外乎都出于當權者的主觀意識，其中有明英宗對個別大臣的反攻倒算或平反，當然更多的是奪門新貴及其攀附之人對景泰舊臣的清洗和對新生權力的瓜分。

      明英宗的反攻倒算和平反，是構成奪門復辟后人事變動的一個方面。明英宗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他反攻倒算的對象主要是景泰年間進讒言迫害他或太子朱見深的那些官員。這類人主要有黃X、盧忠、高平、徐正等。黃X是景泰三年（1452）易儲事件的始作俑者，他本是廣西的一個土司頭目，因私怨殺了自己的弟弟思明土知府黃X，為脫罪遂迎合景帝的心思上書倡議易儲，此舉最終導致太子朱見深被廢為沂王出宮就邸。錦衣衛(wèi)指揮盧忠在景泰三年曾誣告服侍上皇的御用少監(jiān)阮浪及內監(jiān)王瑤，“言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謀復位”（（清）夏燮：《明通鑒》卷26《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三年），此事不僅使王瑤和阮浪丟掉性命，同時也嚇得朱祁鎮(zhèn)魂飛魄散。幸好景帝聽從了內閣商輅和中官王誠的勸告，認為此事不足信“不宜聽妄言而傷大倫”（（清）夏燮：《明通鑒》卷26《恭仁康定景皇帝》，方就此作罷，但隨后更加強了對朱祁鎮(zhèn)的禁錮與防備。此事本屬盧忠誣陷所致，但據《明史·宦官傳》記載，“上皇賜阮浪袋、刀，浪以贈門下王瑤，指揮盧忠醉瑤而竊之，以告尚衣監(jiān)高平，平令校尉李善上變?！保ā睹魇贰肪?04《宦官一》）可見此事主謀乃是尚衣監(jiān)太監(jiān)高平，盧忠只是同謀者。至景泰六年（1455），太監(jiān)高平再次向景帝進讒言，謂“城南樹木多，恐生巨測，請盡伐之”（（清）夏燮：《明通鑒》卷27《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六年）這一次景帝聽從了他的意見，當時正值盛夏，上皇朱祁鎮(zhèn)經常倚樹憩息，及見此情況，竟驚嚇出一身冷汗來。如此等離間之人，最典型的是給事中徐正。據《皇明通紀》載：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钡叟?，默為云南衛(wèi)經歷。復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wèi)。（（明）陳建：《皇明通紀》卷16，甲戍景泰五年，第732頁。此段中有“吳江”一名，為他書所小載，疑為地名或誤書。）

      此事發(fā)生在景泰五年（1454），當時景帝雖然對章綸等人復儲的建議非常惱火，但對徐正之言也甚是不齒。及至景泰六年景帝卻聽從了高平“盡伐南城樹”的建議，可見此等小人的離間言論確實影響到了景帝，同時也給朱祁鎮(zhèn)的人身安全帶來了極大的威脅。所以，英宗復辟后當然忘不了他們了：

      是月（元年五月），碟太監(jiān)高平及千戶盧忠，坐阮浪、王瑤獄也。招捕黃X、徐正。黃聞，自殺，命發(fā)棺戮其尸。黃子震亦為都督韓雍捕誅之。（（清）夏燮：《明通鑒》卷27《英宗?；实酆笥洝?，天順元年）

     （元年三月）械前給事中、謫戍鐵嶺衛(wèi)徐正至京，碟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也。（（明）陳建：《皇明通紀》卷17，丁丑天順元年，第750頁）

      在懲治這些迫害自己的小人的同時，英宗自然也沒忘記那些和自己共患難的侍衛(wèi)以及維護太子朱見深的官員。此類人主要有袁彬、哈銘、章綸、鐘同、廖荘、阮浪等。土木之變后袁彬和英宗一起被瓦刺俘虜，他歷盡艱辛，一直盡力照顧皇帝的起居飲食，同時和敵人進行巧妙的周旋，從而保障了英宗的人身安全，但是回朝后景帝僅授他錦衣試百戶之職，“至是上復辟，擢指揮全事，尋進同知?！惫懺谕叽桃苍踢^英宗，故“亦以舊恩耀千戶，賜姓楊”。阮浪在南宮服侍英宗時，因盧忠誣陷事丟了性命，所以天順元年（1457）二月英宗“贈少監(jiān)阮浪，命儒臣立碑記其事。”（（清）夏燮：《明通鑒》卷27《英宗?；实酆笥洝?，天順元年）章綸、鐘同、廖荘則因景泰年間先后上書建言復儲而被廷杖、貶謫，其中鐘同被杖死，章綸一直被禁錮在詔獄，廖荘被貶謫為陜西定羌驛丞。及至復辟后，英宗在第一時間內即作出如下安排：

      （天順元年正月）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摧為禮部右侍郎……追贈故御史鐘同大理寺丞，蔭其一子。召前南京大理少卿謫陜西驛丞廖荘還復前職，尋升南京禮部侍郎。（（明）陳建：《皇明通紀》卷17，丁丑天順元年，第745、749頁）

              就這樣，復辟后的明英宗順利地鏟除了曾經迫害過他的小人，同時又對因他而患難的人進行平反和進賞，以告慰舊情。

      奪門復辟后人事變動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奪門新貴及其攀附之人對景泰舊臣的清洗和對新生權力的瓜分。以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為代表的奪門之人，其冒險策劃復辟行動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獲取巨大的政治利益，以滿足他們貪婪的權力欲。所以一旦成功，他們便操縱著明英宗進行黯陟賞罰，打擊報復，為所欲為。內閣和六部是明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所以首先成了奪門之人的清理對象。復辟當日石亨等就以“迎立外藩”之罪將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jiān)王誠、舒良等逮捕下獄，隨后又以“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的罪名逮捕內閣學士陳循、蕭磁、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等。幾天后便做出如下處理：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jiān)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fā)口外鐵嶺衛(wèi)，永遠充軍。蕭磁、商格、王偉等原籍為民。（（明）陳建：《皇明通紀》卷17，丁丑天順元年，第746頁）

      其實如前文所述，迎立襄王世子是大學士王文和太監(jiān)王誠的計劃，于謙根本不知情，他是“復立沂王派”的代表人物，況且“王文之謀，其實未發(fā)，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明）李賢：《天順日錄》，（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55）石亨、徐有貞等人只是想趁機奪權同時以報私仇舊怨而已。其實早在奪門前夕，他們就已商定好了于謙等人的罪名，“（徐有貞）又與亨計，必須捏個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明）楊瑄：《復辟錄》，車心吉主編《中華野史·明朝卷》卷1）所以復辟后第一時間內他們就告訴明英宗“王文、于謙已遣人赍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去也。”（（明）李賢：《天順日錄》，（明）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55）后來法司審判之時，發(fā)現所謂的金牌敕符“俱在禁中，別無蹤跡”，王文據理力爭，石亨等人言道：“雖無蹤跡，其意則有”，于是“乃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徐有貞更是直截了當地對英宗說：“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明）陳建：《皇明通紀》卷17，丁丑天順元年，第747頁）就這樣他們合謀共同釀成了明朝歷史上的一大冤案，至于陳循、蕭磁等人的縱容之罪則更是無稽之談。

      隨后，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及大學士高谷都很知趣的先后請求致仕。二月，又改遷戶部尚書張鳳、左都御史蕭惟禎于南京。這樣中央高層官員就被掃蕩一空了。茲將被懲處的主要官員概況表列如下：

表1：復辟后被懲處的官員一覽表

注：上表和下文表2都是據《明史》、《明通鑒》、《皇明通紀》等資料綜合而成。

奪門新貴們對權力的瓜分與對舊臣的清理是同步進行的。

      先是上即位，即日命有貞以原官兼學士，入閣預機務，明日，加兵部尚書，尋論奪門功封石亨忠國公，張朝太平侯，朝兄朝文安伯，楊善興濟伯，曹吉祥嗣子欽都督同知。

      （正月）己丑，復論奪門功，封孫搶懷寧伯，董興海寧伯。摧欽天監(jiān)正湯序禮部右侍郎。（（清）夏燮：《明通鑒》卷27《英宗?；实酆笥洝罚祉樤辏?/p>

      徐有貞自奪門以后寵幸日隆，但已入閣并加兵部尚書的他仍不滿足。三月某日，他對石亨說：“愿得冠側注從兄。”（（清）夏燮：《明通鑒》卷27《英宗?；实酆笥洝罚祉樤辏┯谑峭ㄟ^石亨的奏請，英宗遂封徐有貞為武功伯，由此，奪門之人的貪婪本性可見一斑。石亨、曹吉祥等人恃寵更是瘋狂地為自己的親屬和私黨請功封職。

      （天順元年正月）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wèi)指揮使，二人石亨黨也。一日，亨引二人侍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保颂卮荻藶橹笓]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功升職者至四千余人。（（明）陳建：《皇明通紀》卷17，丁丑天順元年，第748頁）

      十二月，壬辰，復論奪門功，封曹吉祥養(yǎng)子欽為昭武伯。時吉祥以司禮監(jiān)總督三大營，又請官其從子茲、鐸、等，皆為都督，門下廝養(yǎng)冒官者多至千百人。（（清）夏燮：《明通鑒》卷27《英宗?；实酆笥洝?，天順元年）

      此外他們還收受重賄，為干請之人大開方便之門，此類人主要有孫弘、陳汝言、龍文、朱銼等，臭名昭著之極以致當時有“朱三千，龍八百”、“嗜進者競走其門”（《明史》卷173《石亨傳》）的傳聞。

      明英宗對他們這種瘋狂的行為逐漸感到懷疑和厭惡，為了匡扶朝政，他開始提拔一些正直賢能的官員，委以重任。這是有別于迎復和干請之外的另一種升遷方式。這類人主要有薛暄、李賢、岳正、彭時、軒輗、耿九疇等。同樣為了具體說明升遷情況，茲將其按種類列表如下：

表2：復辟后主要官員升遷一覽表

      作為明朝歷史上一次重大的宮廷政變，奪門之變無疑是順利的、成功的，因為在這場極其激烈的權力斗爭中竟然沒有發(fā)生大的流血沖突。仔細看來，奪門的成功其實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從景泰帝的角度看，自身病重，無力掌控朝局的客觀情況無疑為政變提供了重要契機。自從太子朱見濟病逝后，景帝精神倍受打擊，行事也越來越偏激，他極力打壓“復儲派”，同時為使皇位保持在自己一系，又整日忙于房幃以求再添皇嗣，然而這種盲目的行為不僅未能使其如愿，反而迅速擊垮了他的身體。景泰七年（1456）十二月二十八日，“上不豫，詔罷明年元旦朝賀?！保ǎㄇ澹┫嫩疲骸睹魍ㄨb》卷27《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七年）自此以后，景泰八年正月初三明宣宗的忌辰、初六的太廟祭祀大禮，皆因“帝有疾不能行禮”而派遣官員代為祭祀。郊祀祭天無疑是古代最重大的祭祀典禮，人君事天地猶父母，帝王自稱為“昊天之子”非常需要用這場祭祀大典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正基于此，正月十二日“帝力疾出宿于南郊齋宮”（《明英宗實錄》卷273《景泰附錄》卷91，景泰八年正月丁丑），然而最終還是因為病得太厲害而不得不派遣武清侯石亨代為行禮，同時原定于十四日的慶成宴也因景帝不能臨朝而被迫取消。在病入膏育的情況下，景帝其實已經無法掌控朝局，皇儲遲遲未定使得朝中“人心益洶洶不安”（《明英宗實錄》卷273《景泰附錄》卷91，景泰八年正月丁丑），群臣紛紛拉幫結派，以石亨、曹吉祥為代表的“復辟派”正是在這種政治氣氛下冒險一搏、亂中取利的。

      然而，景帝在對待上皇朱祁鎮(zhèn)及太子朱見深問題上的一系列政策失誤才是導致政變發(fā)生的根源。景帝是一個心胸狹隘卻又城府不深的人，他對其皇兄的猜忌和防備都凸顯在表面，禁錮上皇、執(zhí)意易儲等行為在朝中掀起了軒然大波，使得那些飽受儒家倫理道德熏陶的文臣感到極度不滿，從而使他們對幽禁的英宗懷有同情和憐憫。景帝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人心，客觀上幫助英宗奠定了復辟的政治基礎。另外景帝在位期間雖曾嚴厲懲治太監(jiān)，但并未肅清英宗的舊有勢力，“阮浪、王瑤事件”就是個典型例子。所以明人王世貞在列舉了景泰年間懲治內官的大量史實之后指出：“景帝不假內豎如此，南城之禍所由構也?！保ǎ鳎┩跏镭憽稄m山堂別集》卷91《中官考二》）這些太監(jiān)不滿景帝的嚴厲管制，希望英宗復辟，所以他們伺機而作，往往能起到穿針引線的重要作用。其實景帝對英宗的防范也不是很嚴，尹選波認為太上皇朱祁鎮(zhèn)在南宮的生活以景泰六年七月給事中徐正奏請錮南宮為界線，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時期內，太上皇雖不能公開召見群臣，但其與外界的聯系并未被斬斷。（尹選波：《淺論太上皇的迎還及復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雖然如此，太上皇“居南宮，恒郁郁不自得”（（清）傅維鱗：《明書》卷20《宮閑記一》），這說明朱祁鎮(zhèn)是不甘寂寞的。而且從政變的當晚并沒有流血沖突這個結果來看，景帝對南宮是疏于守衛(wèi)的，這些都是奪門順利成功的原因。

      其次，從發(fā)動政變的一方來看，奪門之人的充分準備無疑是政變成功的主要因素。雖然從記載來看，奪門的具體策劃主要是在正月十二日到十六日晚進行的，但毫無疑問以石亨、張軏及太監(jiān)曹吉祥為代表的主要奪門隊伍卻是早已集結完畢的，他們一直潛伏著等待最佳的時機。同時這群武夫和太監(jiān)又很能清楚的認識到自身隊伍的不足，所以他們拉攏“躁于進取”的徐有貞作為智囊入伙，事實證明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v觀整個政變過程，從策劃到具體行動徐有貞無疑都是絕對的主角，他首先提出要事先和上皇朱祁鎮(zhèn)溝通好，不僅要“南城知之”，而且行動前必須“侯得審報乃可”，這樣看來政變好像是奉太上皇的命令發(fā)動的，從而將朱祁鎮(zhèn)和奪門隊伍的命運拴在了一起。隨后，他又審時度勢地提出可利用邊吏報警的消息以警備之名向宮中調兵，這就巧妙地解決了調兵的“合法性”問題待隊伍入城后，為防止內外夾攻他又鎖上城門并把鑰匙投入水竇中，當時“亨、軏亦惟有貞處分，莫知所為?！保ǎㄇ澹┕葢骸睹魇芳o事本末》卷35《南宮復辟》）最后到了南宮，在“門錮不可啟，扣之不應”的情況下，又是徐有貞果斷地命軍士懸木撞門，同時內外合力毀墻以盡量節(jié)省時間。并且在整個政變過程中，他曾數次運用自己的天文學知識鼓舞石亨等人的斗志。由此可見，徐有貞就像是整個政變的總策劃師，他的謀劃及策略，加上太監(jiān)曹吉祥內部接應及石亨、張軏等人武力執(zhí)行，三者相輔相成，我們姑且拋開奪門的正義性不論，但就這樣一支有文有武并策劃的萬無一失的隊伍，他們的成功似乎是可以預期的。

      再次，奪門的成功和英宗本人的作用也是分不開的。如前所述，正值英年的明英宗絕不甘心做一個囚徒般的太上皇，他心底時刻存在著沖出南宮、重上金鑾的欲念，“阮浪、王瑤事件”或許就是一次失敗的嘗試。同樣，種種材料顯示，不甘寂寞的他在奪門之變的過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動的，從“一日前已密達之”和“侯得審報乃可”（（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5《南宮復辟》）來看，英宗在奪門前和石亨等人至少有過兩次聯系，并且奪門之人的具體計劃很有可能就是和英宗共同敲定的。另外，在當晚政變遇到阻力時，英宗往往是奮不顧身、一馬當先地化除危機。如“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T者不敢御。眾掖升奉天殿，武士以瓜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5《南宮復辟》）可見此時英宗表現的極為鎮(zhèn)定，儼然是一個開路的急先鋒。

              最后，孫太后的支持也是奪門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這場兄弟之爭中，身為英宗嫡母的孫太后自然站在自己親子的一邊。據記載，當朱祁鎮(zhèn)被幽禁在南宮后，“太后數入省視。石亨等人謀奪門，先密白太后，許之?！保ā睹魇贰肪?13《后妃·孝恭孫皇后》）說明石亨等人發(fā)動奪門之變事先得到了她的允準和支持。當時李賢更進一步記載道：“掌兵者某，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敕旨與亨輩成此事?！保ǎ鳎├钯t：《古攘雜錄摘抄》，（明）沈節(jié)甫纂輯《紀錄匯編》卷23）這說明孫太后不僅堅決支持奪門，而且還頒布了懿旨。懿旨中以景帝病重而太上皇“圣德無虧，天意久在”為由，命石亨等“率兵以迎”上皇復位，以粉碎“奸臣”欲立藩王的圖謀。這就為石亨等人出于個人私利而發(fā)動的武裝政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他們有恃無恐，同時也使英宗復辟有了正當理由。正如事后尚寶卿錢溥、兵部尚書陳汝言在奏文中提到的那樣：“復辟時非太后有詔，誰敢提兵入禁門者！”（（明）焦竑：《玉堂叢語》卷五《識鑒》，第151頁）此足以說明孫太后在英宗復辟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后天順元年二月初一，孫太后又出面頒布了“廢景帝仍為鄴王”的制諭。此外在政變過程中，孫太后還指使她的兩個弟弟帶領家人和兵丁數十人，直接參加了奪門行動。其大弟，后封為會昌候的孫繼宗在奏文中曾言道：“臣同總兵官忠國公石亨、太平侯張朝、文安伯張朝及臣弟顯宗率領子侄甥婿、義男、家人、軍伴四十三人，各藏兵器，奪取東上門，直抵宮門，恭請皇上登大寶?！保ā睹饔⒆趯嶄洝肪?75，天順元年二月乙未）可見孫太后的家人也為奪門政變出了不少力氣。正是基于此，天順二年正月，明英宗突破了祖制的限制，為孫太后上徽號“圣烈慈壽皇太后”，明朝宮鬧有徽號就是從孫太后開始的。